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上就是小农经济,为什么,说他先进适应了生产的发展?

回答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举足轻重的制度,确实常常被一些人贴上“小农经济”的标签。但如果我们就此认为它仅仅是“小农经济”的复辟,那恐怕就失之偏颇,未能触及其更深层次的意义,以及它为何能在特定历史时期,被视为一种进步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模式。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掰开了揉碎了看看它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出现前后的时代背景。

先看看“小农经济”是个什么概念

小农经济,顾名思义,就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个体劳动为主要形式,土地归农户所有或经营,农户自己耕种、自己收成、自己支配劳动产品的一种经济模式。它的特点是:

分散性: 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在千家万户手中。
个体性: 劳动主体是农户内部的成员,劳动强度和方式由自己决定。
自给自足为主: 生产目标主要是满足家庭自身的需求,商品化程度不高。
受自然条件影响大: 产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土壤等自然因素,抗风险能力弱。
劳动效率相对低下: 农户个体力量有限,难以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技术推广也受阻。

在我国古代,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主要农业生产模式就是小农经济。它虽然能养活庞大人口,但生产力提升缓慢,抵御灾害能力差,也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

再看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什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而言之,就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把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农户按照合同规定完成国家和集体的任务后,剩余的劳动产品归自己所有。它是一种将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发包给农户,农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责任制。其核心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主要特点有:

土地归集体所有,承包给农户经营: 这是和传统小农经济最根本的区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农户拥有生产自主权: 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种什么、怎么种、何时种。
按劳分配为主: 农户的劳动所得直接与其劳动产出挂钩,多劳多得。
建立了与市场挂钩的机制: 允许农户将超额部分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引入了市场竞争的因素。
对国家和集体负有责任: 需要完成上缴的粮食、承担的税费(早期是义务工、提留等)。

为什么说它“本质上就是小农经济”?

从经营单位和劳动方式上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有着和小农经济高度相似的地方:

1. 生产单位是家庭: 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农户家庭成员,这和传统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是一致的。
2. 劳动方式个体化: 农户内部成员的分工和劳动强度由家庭内部自行安排,体现了分散的个体劳动特征。
3. 生产目标趋向自家收益: 承包到户后,农户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这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为主,追求自身利益”的倾向一致。
4. 经济核算以户为单位: 家庭是盈亏核算的基本单位,所有的收益和损失都直接落在农户身上。

从这些表面特征来看,认为它“本质上就是小农经济”并非没有道理。它确实重新唤醒了农户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回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

但为什么又说它“先进适应了生产的发展”?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理解它历史地位的核心所在。说它先进,并非是说它回到了古代,而是因为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下,是一种突破和创新,是对此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集体化模式的纠偏和优化。

具体来看,它先进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打破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人民公社时期实行的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劳动按工分分配,常常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种平均主义极大压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导致生产力低下,粮食产量徘徊不前,甚至出现饥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将劳动所得与农户的产出直接挂钩,彻底打破了“大锅饭”,实现了按劳分配,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和创造力。 这就像给一潭死水注入了活力,是当时生产力发展最迫切的需求。

2.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在公社时期,农民的劳动被高度集中和统一调配,个人和家庭的生产意愿受到很大限制。承包到户后,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他们可以根据土地的肥瘦、自家劳动力的情况,自主选择种植的作物、耕作的方式、投入的肥料等。这种自主性使得农民能够更精细化地管理土地,更有效地组织劳动,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劳动效率和农业产出。这就像允许渔民自己划船去捕鱼,而不是统一组织大家到同一个地方打鱼,效果显然会更好。

3. 提高了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 由于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经营自主权的赋予,农民的收入普遍得到了显著增长。多余的粮食和农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销售,农民获得了直接的市场激励。这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方式,不仅让农民尝到了辛勤劳动的甜头,也刺激了他们进一步提高生产水平的动力。这直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 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机械化程度不高,农村的集体经济基础也比较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高投入的集体化机械化生产模式难以普及,也难以有效管理。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以家庭为单位、以个体劳动为主的模式,与当时农村的劳动力、技术水平、管理能力以及生产资料状况是相匹配的。 它是一种低成本、见效快、易于操作的模式,能够迅速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农业生产的飞跃。这是一种“量体裁衣”式的适应。

5. 为市场经济的引入奠定了基础: 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仍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如国家计划收购等),但它赋予了农民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和产品支配权,并鼓励其进入市场流通。这实际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引入了市场机制的萌芽,为后来农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打下了基础。农民通过自己的经营和市场交易,逐渐熟悉了市场规则,也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它与传统小农经济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尽管在形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传统小农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

所有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的是土地公有制,而传统小农经济是土地私有制(或在某些时期存在地主所有但农民个体经营的情况)。这一点决定了它不可能走向传统小农经济那种个体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分化。
市场化程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初始阶段可能以满足国家和集体任务为主,但其剩余产品的商品化销售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引入了市场的主导作用,而传统小农经济则以自给自足为主,商品化程度非常低。
国家干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生产责任制,国家可以通过合同、税收等方式影响和引导农村生产,而传统小农经济则相对独立于国家经济体系。
现代化目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是以家庭为单位,但它并非目标是巩固小农经济,而是作为一种过渡和发展阶段,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解放生产力,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打下基础。

总结一下:

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上就是小农经济”,是一种侧重于经营形式和劳动单位的描述,确实抓住了它在表面上和传统小农经济的相似之处。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它仅仅是历史的倒退,就忽视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对被压抑的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作用,对农民积极性的空前激发,以及它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它之所以“先进并适应了生产的发展”,是因为它深刻地抓住了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瓶颈——过度集权和平均主义带来的劳动积极性低下,并用一种既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又引入市场激励和自主经营原则的模式,打破了僵局。 它不是小农经济的简单复辟,而是基于对生产力规律的尊重和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对集体化模式进行的一次具有巨大创新意义的改革。它的先进性体现在它打破了落后,激活了生产,增加了效益,并为未来的发展打开了空间。

因此,在评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必须将其置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来审视。它是一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现实问题、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良方”,而不是一个在任何时代都推崇的经济模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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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劳动,其实是一种奴隶制,而联产劳动,是封建制,在生产关系上就是一种进步。

美国南北战争前,北方反对奴隶制,并不是同情黑人,而是北方人认为奴隶制落后,导致黑人们好吃懒做,败坏了社会风气,不如北方工厂里的白人雇工们勤劳,所以北方才要反对奴隶制。南北战争后,南方的黑人虽然表面上拥有了自由,但生活却更艰辛了,但他们即使遭到白人极端势主义者的报复,也很少会跑到北方去,因为北方的待遇更差。

当然,黑人适应不了的生产方式,勤劳的中国人能胜任,联产承包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还解放了劳力,还为接下来的打工潮提供了大批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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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城镇化和工业化完成一部分基础构建,有了自我造血能力,可以适当的减少剪刀差了。

说残酷一点,就是市民和工人终于不需要农民全身心的奉献供养,可以给他们留一点生产资料了。“农奴”这个说法虽然我不想承认,但在生产关系上描述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就是纯粹的历史的进程。所以可以说适应了生产的发展。

不要扯什么“自由”,如果1953年搞这个,那早就凉透了。也不轮到诸君在知乎上悲天悯人。

没有先发贸易优势,没有可以剥削的土著和黑人奴隶,没有可以贡献资源和贸易链的殖民地,工业循环能力一日没有构建,新中国的农民就要一日充当燃料,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会因为我们信什么而改变。

只不过相较于英国日本德意志苏维埃完成初步工业化时候的农民作为燃料残渣会毫不留情的扔掉并啐一口,新兴的社会主义政府会在完成工业化后即时回馈更多利益给农民,既是于心有愧,亦为不忘初心,念头通达,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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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概念混乱。

小农经济狭义上指的是非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广义上——就其规模而言,小农也可以是小农商品/市场经济。

显然前者是落后的,后者是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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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联产承包真正的积极作用不在农业,而在工业,在国家总体发展;在于放开了农村自主经营,活跃了市场,放开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保障了企业工厂对“自由、廉价、巨量、具一定文化水平”劳动力的需求。此外,如四川深山区耕地散布于山林沟崖之间,根本无法集约化规模化管理的情况;确实只能先包产到户再在适当的时候退耕还林,可以认为在这些局部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

但是——

就农业农村的全国总体情况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先进,也不适应生产力发展。

即使不考虑以下因素:

1975年,杂交水稻制种方法研究成功,以汕优2号、南优2号为代表的具有突破性的新品种迅速推广;1979年,以小偃6号(远缘杂交技术育成小麦新品种、李振声)、掖单2号(杂交玉米、李登海)为代表的多个具有突破性的新品种培育成功并迅速推广。在之前的增长基础上,“四三方案”全部投产后,1980年每亩(播种面积)化肥折纯施用量突破10斤并继续快速增长,化肥增产规模效应显现……等等。

即使把“大增产”的功绩全记在包产到户头上。但是——

“大增产”也就那3年时间,1985年粮食总产增长率即降至“-6.92%”。并且在1984年总产首次突破4亿吨后,要到1989年总产才稳定在4亿吨以上。现在的研究普遍认为80、90年代粮食总产徘徊不前的主因之一是“增产不增收”,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大增产”即使有点“积极性”的因素;但农民生活水平跃升式的改善,甚至“积极性”的关键是:国家战略政策重大调整,大幅减少积累比重,增加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消费比重;“以农补工”政策在被逐步放弃

1981年开始放弃“以农补工”,2003年确立“以工补农”,其间是“工农业基本平等发展”阶段。当然,因为农业的天然低效,这种“平等”实质是不平等的;并且因当时国家财力极为有限,无力持续地补助扶持农村农业,所以因政策调整而带来的耀眼的“包产到户光环”也就成了昙花一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很快就成了主流。和很多人的直观相反,留乡农民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害远大于受其恵,详见:

所以

即使硬着头皮要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的先进,真的适应农业农村的生产力发展;它也只有那几年“先进”。

记住!

某种制度是否真的先进,真的适应农业农村的生产力发展,唯一标准是:在新的制度下,农业新科技和农业设施的学习、提升积极性是否更高,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是否更快。

然而,从我几十年农技推广工作经历来说,从新闻、网络反映出的农业农村现状来说,现实是这样的:因小农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不兼容,土地的分割细碎、小农的保守、生产单位的小、散、多;对技术创新、更新失败的承受能力极弱,通常对新技术、新品种、新事物表现得极为保守,“一望二等三看看”是常态;只要今年产品还能卖就不愿为产品质量和长远利益增加投入加强管理,不愿承担一丝一毫风险;缺乏主动走向市场和积极接受新技术的意愿。后果就是:生产效率低下且农技推广极为困难。所有对规模、标准、规格和技术有较高要求的高效农业模式都难以推进,一颗耗子屎打烂一锅汤成为常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变得极为困难……

这就是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困境和“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所以

就农业农村的全国总体情况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先进,也不适应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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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对于真正来讨论问题的人,建议思考下这个问题:你所讲述的,和你反驳者所讲述的,会不会都是“真实”的其中一面,而并非“真实”的全部?

对于真正来讨论问题的人,建议去研读两个背景资料:

《1982年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确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纲领性文件)

《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的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我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整观点:

……联产承包真正的积极作用不在农业,而在工业,在国家总体发展;在于放开了农村自主经营,活跃了市场,放开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保障了企业工厂对“自由、廉价、巨量、具一定文化水平”劳动力的需求……

……所以,我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对“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行改革,并不绝对否定“包产到户”,承认它丰富农副产品、活跃市场的功绩……

……如果仅有“积极性提升”一个变量时,积极性确实能增产。……但就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而言,其路径只能是:因生产积极性而提高农业新科技和农业设施的学习、提升积极性,再以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实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如果促使积极性提升的因素,是无助于甚至有碍于农业科技水平提升,那么就长远发展而言,这个“积极性提升”毫无意义。……

……如果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包产到户”明显是失败的……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相关科技的研发、推广,及其工业化成果的应用是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唯一源泉……

……所以,也许……也许现实中的做法才是最好的。“包产到户”的功绩要承认,但“包产到户”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有清醒的认识,不容掩过饰非,讳败为胜,否则将遗患无穷……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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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我就说过:某些人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以现在的情况去揣测当年,以事后孔明的心态去指点江山……

在有人以“这个公社制是一种劳动者必须在指定地点劳动,不得随意迁徙,由另一个非劳动角色通过某种手段管理,所有产品由管理者统一分配,劳动者能得到的是与劳动成果没有关系的,勉强温饱的产品。”来指责“公社制是奴隶制”之后。

我回复:

说实话,你这个定义中,除了“不得随意迁徙”外和工厂中的工人有什么区别?你仅仅因“不得随意迁徙”就在指责公社制度下“农民是任人捏扁搓圆的机器”?再结合你关于劳动成果的说法,所以,你的观点和某些公社无限美好的看法一样,都是偏见。

他又辩解:“不得随意迁徙是关键,能迁徙,就能把劳动力投到先进的地方,不能迁徙,就只能忍着或者原地反抗。企业的产品不是由某个人任意分配,而是必须按照市场价分配,工人的迁徙保证了这个市场价,企业管理者能力差的就会倒闭,最后留下能干的。美国南北战争打的就是这个不能迁徙,事实上有些文献提到南方奴隶甚至还比北方工人生活的更好。我说公是奴隶制,不是简单的在说人民生活待遇差,而是说公社这种生产关系,在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后,阻碍了人的高效劳动,阻碍了先进科技的应用。”

且不说以臆想代替现实,完全无视现在农技推广远难于公社时期的事实,完全无视“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事实。

单单这个如此注重“不得随意迁徙”就很让人无语。

看了下,其它回答中还有在说“农民从古到今只有一个需求,就是不当农民的需求。”!

这就是标准的以现代、工业时代的情况去揣测当年,以事后孔明的心态去指点江山……

数千年以来,在工业化以前,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其最大的诉求不是所谓的“不当农民的需求”,而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要知道,在农业社会若非征发、战乱、饥荒等迫不得已的情况,是极为重土畏迁的。记得曾有研究表明:在和平时期的农业社会,90%以上的农民从未离开出生处“一宿之地”,99%以上的农民从未到过出生处100公里以外。

正如从不曾踏出沙漠的撒哈拉人不可能梦想征服大海,“老农想象中的皇帝用的是金粪叉”也不仅是个笑话;局限于习惯、传统、视野、见闻,同时也局限于当时农村落后的基础教育普及水平,自幼就在“以土为根,以地为本”氛围中耳濡目染的人,其梦想只会是成为自耕农或地主;而不是离开土地进城,如非逼不得已断不会背井离乡。即使到了90年代,还有老农从没到过县城,数年才上街赶次场。当然,原因不是小文青们想象的“逃脱工业噪杂,远离城市喧嚣”,而是没有这个习惯也就没有这个需求。

更何况,在工业化未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农民进城能干什么?事实上90年代打工热潮兴起的前提是沿海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的大发展导致对“自由、廉价、巨量、具一定文化水平”劳动力的需求喷涌而出。在此之前,农民大量、无序、无目的地进城只能制造贫民窟。


春过雪消: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春过雪消: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过雪消:农村的乡村振兴的根本怎么建设,农村的根本出路到底是什么?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

春过雪消:为何印度耕地面积世界第一而粮食年产不足中国一半?

春过雪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日本?单纯因为历史?

春过雪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春过雪消:中国整体的潜力有多大,尽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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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让文盲开阿帕奇去打仗就是闹笑话,战斗力反而会下滑


但是你把阿帕奇上边机枪拆下来,把护甲拆下来给他们当盾牌,战斗力反而会上升了


等到随着文盲文化水平逐渐提高


就能重新开飞机了



沈浩说过,就是小岗村以前也集资搞过工厂,但是没几天工厂就倒闭了,然后工厂里的东西就到了“按手印”的那几家人家里去了,后来小岗村就搞不动集体企业了。

后来还是采取的最笨的方法,就是找大企业把地都承租了,然后挨家分钱这种。



大家别笑,我家里老人回忆说我们公社以前发展的比较好,原因是因为当时我们地理位置好,水平也高,因为解放前我们县就十几个小学两个中学,有一个中学在我们旁边,建国后以这个中学为基础在旁边修建了一批学校,也就是说,我们公社先天条件就好一些

当时公社的领导就能抓起来建设,有农业机械种地,根本就不需要几个人,剩下的人在社办工厂

就连一个磨面的粮油厂,可以给周围几个公社磨面,发电机还能顺带着给周围几百户居民供电那种

还有啤酒厂养鸡鸭的厂子那些


但是现在反而发展不起来了

因为上级强压着要改革,最后工厂原来的厂长就把厂子买下来,后来“扭亏为盈”,然后有的是把地卖了盖房地产,有的是很有钱但是厂子一直“亏损”,必须要银行贷款,不贷款工人就得失业,算起来,这个厂长以前国企的时候,把企业弄的快倒闭,政府养着也没花这么多钱。当然那时候大家都骂国企不行,现在骂银行不给贷款活不下去。

共同之处就是都移民海外了


这就造成了,现在我们想开飞机,都没飞机开了

只能去大城市打工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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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联产承包制赋予了农民自由选择其劳动方式与支配劳动所得的权力。

相比较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实行的分配制度名为按劳分配,实为按口分配。中国的农民们胼手胝足、辛苦终岁,最后获得的只是能勉强维持生命所需的一点粮食而已。

在那个时期,完成国家的统购义务是生产队的头等大事:

在人民公社制度运行的25年内,国家征购量达到了粮食产量的23.37%,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均消费粮食只有160-170公斤,这个负担已经极为沉重。

但与粮食征购相比,政府对棉花、植物油等经济作物的强制性征购比例更是高的不可思议:

历年平均下来政府对棉花的征购率超过了90%,油料也高达74.08%,其他各类经济作物情况也近似。

农民们不仅要保证完成征购的数量,还要保证农副产品的质量,必须将最好的农副产品上缴给国家,据一位生产队长回忆:

“全队一年能产出主粮7-8万斤,杂粮千多斤,主粮里稻谷每斤算7两,玉米1斤算1斤,洋芋每斤算2两。每年要向国家交1万多斤主粮,其中公粮占30%,必须交稻谷,余粮占70%,按七分稻谷、三分玉米上交。每年庄稼收完,队长首先要派人将晒好的上好粮食挑到粮管所,当时粮管所收粮很挑剔,稍微不干或质量不好就不收,为了顺利入库队里必须交上好的粮,社员自己留次等的”。(中国农村研究.2002)

政府的征购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当时市场价往往是征购价的2-3倍,这样形成的“隐形税收”能高达12-24%。

以河北玉田县为例,当时农民私下交易的麦子和玉米价格为0.3元/斤,而麦子征购价只有0.13元/斤,玉米为0.09元/斤。

在贵州湄潭县,大米私下交易价为0.3-0.4元/斤,而国家征购价只有0.13元/斤,其他如小麦等杂粮征购价也普遍只有市场价的一半。

在农业税、农产品征购与征购价差的三重剥削下,农民近30%的产量都被摄取,这样的结果就是农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人均年消费粮食在200公斤的低位徘徊,在1957-1977年间,中国农民每年平均收入只增加1.2元,人均占有粮食只增加一市斤,农业生产一片死寂。

对于这种情况,黄宗智有一个经典评价:“绝对产量上升了,政府的税收与征购也上升了,而农业劳动率和农民收入是停滞的”。他将这种现象定义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也即是现在被热议的所谓“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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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本质是释放生产力,解散人民公社。

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
1980年9月,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
1983年10月,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1984年底完成建立乡政府工作。

上述三条引用要连起来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单独列出来,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是有前因后果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工作。

第一条引用中,我们知道了中美正式建交。

中美正式建交有什么意义?

意味着长达30几年的经济封锁结束了,美国承认了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可以加入由欧美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此之前,中国被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和苏联主导的经互会没有关联,所谓的独立自主就是独立建设完善一个低水平的全工业体系,能够维持低水平国内经济循环,国内就业和工业技术处于一个勉强维持的状态。

美国为了拉拢中国对付苏联,决定允许中国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展贸易,外资和技术可以进入中国,将中低端产业逐步转移到中国。

为什么和美国建交就可以进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圈?

因为美元是主导货币,相关金融流动必须要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美国不点头,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和中国发生直接经贸往来,依靠香港进行货物和金融往来,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同时,中国长时间闭门造车的结果,就是中国工业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产品差距巨大。

外资、设备、技术、原材料等等随着中美建交,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要适应新的发展,中国也必须转变思想,逐步废除计划经济,实现市场经济。

此前的人民公社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消化中国的工业品,容纳富余的劳动力,是中国因社会发展产生的矛盾的缓冲层。

公社社员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用人民公社这样的组织形式来进行管理,以避免矛盾激化,冲击中国薄弱的工业生产力。

人民公社就是中国被外部封锁后,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而随着中国生产力发展方向上的改变,中国要走向世界,人民公社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要将农民和知识青年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到市场经济中,成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

但是当时的人民公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组织,涉及的人口,意识形态、地理面积涵盖面十分巨大,处理不好是要出乱子的。

如何解散人民公社,而不会造成社会动乱,这就是个智慧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成了撬动人民公社的杠杆。

集体土地使用权分配到以家庭为单位,人民公社的经济基础就被破坏了,行政权和财政权相互剥离,逐步将人民公社的职能进行转换,为后面建立乡政府做好准备。

农民失去了公社的束缚,就有了人员流动的想法。因为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单纯依靠土地也就是仅仅可以吃饱饭而已。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但是附加值极低。农民要过上好生活,就要让多余的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

而中国为了迎接这一天,几乎从人民公社成立的同时,就开始了对农民的工业化教育。

比如普及小学文化教育,各公社建立中学,中学生要学习物理、化学、几何、代数等基本知识,这些知识积累,可以知道基本的机械原理,化学变化,看得懂简单的设计图纸。这些工作都是为了将来的工业化做好人才准备工作。

当时非常著名的场景就是在点着煤油灯的教室里给学生们讲解电力知识,电风扇的工作原理,如何组装一台干电池收音机。

人民公社是一个注定会载入史册的组织,为了让中国度过被世界经济孤立的艰难阶段,容纳中国的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完成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提供优质农产品做出了巨大贡献。

人民公社是社会矛盾非常集中的地方,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厌恶,就是矛盾突出的表现。中国城市和工厂的平静是因为大量矛盾被人民公社吸收了。

当人民公社最终完成了使命,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又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从根本上实现解散人民公社的工作。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进性就是它打垮了人民公社;适应生产力发展,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对原有生产关系的破坏,从而可以将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将来的产业工人。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把四个现代化量化为:到二十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 邓小平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之家”。

从这里可以看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可能实现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这一目标的。

现代化在经济学意义上,基本等同于工业化和资本化,强调时间与空间的分离、货币的形成和专家系统的建立,以及这些机制背后的信任机制的建立。

农业现代化只是其中的一项,四个现代化: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这当中的一个进程。最近又总结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若干缺点,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高度肯定,其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人民公社。要解散人民公社,不进行一些负面的宣传,不好交代。人民公社会好,为什么要解散呢?只能是不好,对生产力发展形成阻碍,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些知识青年被不公平对待,一些干部存在着腐败和滥用职权等问题,有些地方和某些人几乎是污名化人民公社,这也被80年代开放的空气所容纳了。

总之要记住,当时中国的任务是: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是历史的进程。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的。没有必要神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个现代化才是宏观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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