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作用和影响有哪些？

先来看一张统计图表，应该不难看懂。

从这个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粮食产量建国后处在缓慢上升状态，到1958年之后，有一个明显的低谷，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从1962年之后开始，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期，这个快速增长期一直持续到1972年左右，到1978年都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升降。

而且，这个图表反映得非常直观，从1962年到1972年的这十年中，粮食产量的增速明显要比1978年到1984年这个时期快，因为图标上前一个时期的坡度要比后一个时期更陡一些。但众所周知，1962年到972年这个时期，是大集体时期，而1978年之后开始出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红利，普遍认为在1984年结束。

数据也许会遮蔽很多问题，但不会说谎。至少从这个统计数据来看，看不出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率比大集体时期能高多少，又在什么意义上推动力中国的粮食产量增加。更能说明问题、暴露真相的反倒是中国的化肥使用量，从1962年之后一直在稳步增加，而且，化肥使用量在1978年之后的增速明显加快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1978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的粮食产量增加，主要并不是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化肥使用量的增加带来的效应。往前看，中国的化肥使用量在1970年之后到1978年这个时期，基本上处于平稳时期，没有明显升降，也和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速基本上同步。

而且，到1985年之后，虽然化肥使用量的增速明显加快，但粮食产量的增速仍然没有太大的明显增加，甚至在1990年代还出现了两次明显的粮食产量下降，这又是为什么呢？总不能说这之后农村不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又退回到大集体时代去了吧？这还要考虑到，在1980年之后，从国外引进产量更高的种子带来的效应。

那么，为什么大集体时期的十年为什么会比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粮食产量的增速明显要快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搞了集体化改造，农村有了大集体，能够进行一些大型基础水利设施建设，改善种植条件，同时还可以利用农闲时间进行土地平整，以及开垦荒地等，增加可耕种土地面积，这都是有利于粮食产量增加的事情。

一般都认为，1878年开始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粮食产量增加是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也就是说，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的劳动更多了，所以粮食增产了。为了让这个解释成立，于是出现了许多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的农民在为集体劳动的时候，出工不出力、磨洋工之类的说法。但如果去问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在大集体时期的劳动积极性有问题，出工不出力。

这同样可以反过来解释1990年代粮食产量为何一度止步不前，乃至出现了两次明显的下降。

正是因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大集体开始逐步瓦解。1980年代村集体还能够动员村民参加植树造林等集体劳动，但到1990年代之后，随着外出打工者越来越多，农村越来越难进行必须的集体建设，比如修路、植树、水利设施维护等，都无能为力了。因此，从1980年代开始，农村的基础水利设施就开始衰败，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的劳动也减少了，只能依赖化肥使用量增加和种子改良来提高粮食产量。

而在2000年到2003年这个时期，粮食产量和化肥使用量甚至在数据上已经重合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每产一斤粮食，就要投入一斤化肥。需要注意的是，对农民来说，化肥是要用钱买的，等于是投入，粮食是农民的产出。化肥使用量不断增加，而粮食增产有限，这就意味着农民种粮的利润空间在不断减少，这也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后期会出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的原因。

从实际效果来看，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和分田单干的村也是天壤之别。华西村、南街村等名扬全世界的村子，基本上都是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如今早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而最早提出分田单干的安徽小岗村，虽然这些年来各级政府一直在不断补贴，但至今仍然算不上富裕，只能说穷。而且，在1978年之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许多地方仍然是受到抵制的，最后是以强力方式推动才执行下去。比如《平凡的世界》里的田富军，后来就因为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力，被调到另一个抵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去了。

大包干把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推迟了若干年

本文转载自潇洒如风

【小岗村严宏昌微博】

现在从农村出来的两亿农民不是解放出来的,是逼出来的！！！！！

闲来无事，翻看旧书，是197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内容，其中有力争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话，一下子让我记起了我所经历的80年代初时的一些往事。

我们县是81年开始的大包干。大包干以前，记得我们村有两个生产队，每个队里都有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打麦机、脱麦机等农业机械，农业机械化初具规模。大包干开始后，集体的东西一分而光，象机械这样的大物件没法分割，所以就堆放在场里，任凭风吹雨淋，最后变成一堆烂铁，不知所终。尽管没有了农业机械，但应该说那时村民的积极性还是蛮高的，被扔进垃圾堆的“抗犁”等老祖宗留下的农具又被翻了出来，重新派上了用场。我那时刚刚上初中，农忙时就干农活，全靠手工劳动。在田里有时听村民们自嘲说：又回到原始社会了。

农业没有机械化，就只能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层面上，农村劳动力就难以解放出来，发展的潜力就会受到扼制，农业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1959年，毛泽东提出了“农业的根本的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国家农业机械部也应运而生。从此，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得到了长足发展，至80年代，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已基本实现。然而，由于大包干政策的实施，农业机械化的进一步发展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小农经济替代了大生产，靠私利的热情维持的农业增长注定不会长久，中国农业因为背弃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三农问题也就自然成了历史的必然。

谁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谁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大包干这一名为改革实则倒退的举措，扼杀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命运，把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业已逐步实现的农业机械化推迟了若干年，这不能不令人心痛。

严俊昌：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与困惑

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录，真实的记录。只要真实就有认识价值。

严俊昌：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与困惑

作者：郑雄

困惑

时光已经过去了30多年。回忆起当年大包干的曰子，严俊昌总是充满了激情。那是个苦难和光荣的岁月。他和村民们一起扛过了艰难，硬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路，创造了小岗村的历史，也创造了中国农民的奇迹。他坚定地认为，当年，饿着肚子的他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问题。

然而，与当年的清醒相比，小岗村解决了生存和温饱问题之后，严俊昌更多地感到了困惑。

土地承包几年后，村民手里渐渐有了点钱。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五花八门的摊派收费就开始了：种烟叶种棉花要交钱，种果树要交钱，养头猪要交钱。哪个村民交不上钱，就到他家扒粮食。

作为村干部，严俊昌那几年一年的津贴有1000多块，也是从农民的各种税费中得来的。

他觉得太对不起大家。

严俊昌找来一位教师，给万里写了一封信，把小岗村的情况、他的烦恼和困惑一一写清楚，托人带到了北京。

不知道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过了一段时间，当时的吻来到了小岗村。

县里事先告诫严俊昌，要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严俊昌不同意，县里就不安排他发表意见了。

但是，快散会时，稳点名让严俊昌说话，严俊昌就说了当时乱罚款乱摊派的事。

当时就表态，农民这么朴实，怎么种地种得这么辛苦呢？严俊昌说的如果是事实，就一定要改正。

结果，那一年，小岗村的各种摊派就取消了。第二年，其他的乱收费也都不收了。

上级还出钱，帮小岗村修了围墙，拓宽了道路，给村委会盖了20间办公用房，l998年来视察前，县里还给他们18个带头人每家装上了电话。

面对新的形势，严俊昌认为，小岗村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能搞形象工程。不能光指望着地里那点谷子、小麦，那是发不了财的。应该考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工业、副业。他们成立了小岗村农工商总公司，准备把力量往农业之外再使一使。

这时候，县委下了文件，突然要调严俊昌去镇里当农委副主任。

这是l995年。从此之后，严俊昌再也没有在小岗村担任职务。农委副主任是个闲差，他也就是到其他的村蹲蹲点，收点税费。，当年的淮西好汉，渐渐地迎来了自己的迟暮之年。

暮年的严俊昌依然关注着小岗村的一切。抚今忆昔，严俊昌更多的是困惑。他认为，大包干只是当年迫不得已的做法，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但想要大发展，还是应该走集体化之路。用他的话说就是：“原来分那一亩三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残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腿脚，迈不开步子啊！”，他还向媒体表示过，现在的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67岁的严俊昌目前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每个月有七八百块钱的退休金。如果他到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当讲解员，一天还能有20块钱的收入。

除了他安详的家庭生活之外。严俊昌时不时地要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也在继续关注着小岗村的事。2006年，他还鼓励儿子严德友带头参与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用租来的地种葡萄。

（摘自中共河南省委主管 《党的生活》 2009年第6期）

严俊昌说：“这就是县上给我们建的展览馆。”

27年前，18户农民冒着被杀头的风险按下了18个红手印，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从此，安徽凤阳小岗村这个并不起眼的小村庄成了一个备受世人瞩目的典型，它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岗村了，它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种精神。但在“敢为天下先”之后，小岗村长期以来发展步伐并不大。

19日，一座投资300多万元兴建的“大包干”纪念馆在小岗村开馆，目的是为了纪念小岗村村民在历史上的壮举，更为重要的是，小岗村期望以此推广“小岗”这个品牌发展旅游业，并进而改变小岗村“一步跨越温饱线，二十几年未进富裕门”的尴尬境地。而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剖析小岗现状时透露，有的干部只把小岗村当作自己的政绩工程来“关心”。如曾经花200多万元修建的一条8公里柏油路，是为了便于领导前来视察；在小岗村村头修建巨大的牌楼，是为了显气派。

外村人认为小岗快掏空家底

听说记者要前往小岗村采访，出租车司机刘师傅马上说：“那个地方有什么好采访的，穷得不能再穷。”刘师傅介绍，在他们这些外村人眼里，小岗村的村民已经习惯躺在原来大包干的功劳簿上，而且慢慢地越来越懒，所以以前的那一点家底都快被掏空了。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东北。盛夏午后，在经过从合肥到凤阳、再从凤阳到小岗5个多小时的长途行车之后，记者终于在“大包干”纪念馆开馆前一天站在了这个号称中国农民“二次革命”的圣地——小岗村的土地上。

太阳照在这片平静而又略显神秘的大地上，没有一丝风。村头，矗立着1998年视察小岗时的巨幅画像。在迈进小岗村著名的“友谊大道”之前，一座高大的牌楼迎面而立，上面有费孝通老先生题写的“凤阳县小岗村”几个大字。

前天上午，酷热难耐。然而，在小岗村“友谊大道”的尽头，一座白色的雄伟建筑周围还是聚满了人群。人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见证一个新的不寻常时刻——“大包干”纪念馆开馆典礼仪式。

18位按手印者已有6位辞世

安徽省前省长王郁昭，这位当年任滁州市委书记、支持小岗村实行“大包干”的老领导来了；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的领导也来了。当然，1978年12月那个夜晚按手印决定包产到户的带头人也来了。只是当年的18人已有6人不在人世，剩下的12位带头人也都年岁已高。为了出席庆典仪式，这12位敢为天下先的农民都穿上了自己最整洁的衣服出现在纪念馆前。

王郁昭在讲话中说，希望小岗村“大包干”的精神永远激励群众向前。小岗村现任村长严德友表示，小岗村期望推广和利用“小岗”这个品牌发展旅游业，带动小岗村生态观光农业的发展，为小岗村找到更多经济增长点。

“大包干”纪念馆于去年10月动工，总投资300万元。主展厅由《抉择》、《追梦》、《关爱》三个展区和大型群雕《十八颗红手印》以及实物展台、展柜组成，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大包干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的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修建纪念馆的资金农业部解决了200万元，安徽省财政厅解决了100万元。

“面子问题害死人啊”

“看着小岗村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作为第二代‘大包干’人，我们实在不想把小岗村这个牌子给砸了。”现任小岗村村长的严德友对记者说。

严德友是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的四儿子，他30多岁，是个敢作敢为的农村基层干部。2003年，他毅然辞去了镇党委副书记一职，回到小岗村参加村长竞选：“看到小岗村现在还处于解决温饱后的阶段而不能尽快走上富裕之路，作为小岗村人、作为‘大包干’精神的传人，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为自己的家乡出力。”

严德友称，小岗村在“大包干”后经济形势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党的包产到户政策的全面推广，小岗村的先发优势越来越小，就连小岗村周围的一些村庄的经济形势都远远超越了小岗村。而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上上下下对小岗村的期望在无形中被大大抬高了，这也给小岗村的领导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来自群众的压力，也有来自周围村镇的压力，当然也有来自上面领导的压力。有些领导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所以就开始弄虚作假、瞒上欺下。

严德友说：“面子问题害死人啊！我们必须面对小岗村的现实情况，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要敢于自己揭开自己的伤疤，然后找到解决小岗村存在问题的新办法。”

严德友称，尽管基层工作不好做，但是他仍然对前景满怀信心。包产到户之后的农村已经处于“一盘散沙”的地步。严德友已开始带领村民一步步摸索走向小康的发展之路。现在小岗村108户村民几乎家家都开始种植葡萄，而且他们开始学会了如何打“小岗”这张名片，把他们生产的葡萄命名为“小岗葡萄”，去年25万公斤葡萄成熟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仅此一项，村民人均就可增加收入1000多元。广州日报记者苗晨波文／图

读《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与困惑》有感

曹全生

适逢党的88周年华诞，机关支部组织的看红书活动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2009年第6期《党的生活》刊登的《严俊昌：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与困惑》深深地吸引了我，这确是一篇佳作。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老人的胆略、睿智、坦诚让人敬佩，老人暮年的清醒与困惑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带来了一系列的启发和深思！

这篇文章共分四部分，前三部分以小岗村人不同时期的生产生活状况为背景，引发出严俊昌老人最终的困惑。当初以严俊昌为首的小岗村人，在一张小学生作文本纸上立下的土地与生命的“生死契约”，初衷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让村民吃饱饭，能够过上好日子，就是这样一个举动，严俊昌和他的乡亲们不经意间创造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在神州大地上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光环也自然而然地戴在小岗村人的头上。小岗村土地承包后的第一年，作者写道：“人勤地不懒，老天给面子，这一年风调雨顺，小岗村收获的粮食比上年多了4倍”。这个数字的确让人欣慰。解决了温饱，也许这就是小岗村人创造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功勋所在吧！

30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农村也呈现出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三农”问题已被党中央摆到重要议事日程，如何破解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摆在我国当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土地承包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土地承包之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确实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当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又必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我国已加入WTO，我们面对的是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靠单一的个体经济，我们的农业产品怎能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一家一户的单个经济怎能与国际上现代化的大型农场去抗衡？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如何来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来建设？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土地流转问题，不就是指明了我们今后农业发展方向要走集体化、规模化的道路吗？

纵观小岗村的发展现状，听听严俊昌老人的困惑，作为一名南街村的建设者，我们应感到幸运与自豪，更应感到村党委提出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培养人、教育人、武装人，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正确性、科学性、可行性，也证明了以班长为核心的南街村党委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集体，是一个具有坚强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的领导集体，是一个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领导集体。没有村党委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我们南街村的今天，村民的日常生活也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幸福指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每一个人应倍加珍惜，切忌身在福中不知福，更不能在舒适安逸的生活中迷失方向、忘了根本。忘记根本就等于背叛。只要我们困难面前不低头，矛盾面前不回避，挫折面前不气馁，怀着感恩的心、带着感情去工作，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没有渡不过去的坎坷。南街村所选道路的正确性毋庸置疑，它是一条光明的大道，是一条幸福的大道。南街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南街村的明天也一定是光辉、灿烂、和谐、幸福的天堂。

精资连“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没有好处”都出口了，真是壮哉。

精资，给你把锄头，或者给你个镰刀，你去水田挥舞一天试试？

搞鸡毛啊。

你专门选了个八十年代最低的1988年的数据来黑分田到户，然后还列的平均数？首先，分田到户虽然是1979年就有的想法，但是那是人家小岗村群众和干部冒着反革命蹲大牢的危险这么干的，等真正实行起来是多年以后了，一个村能拉动多少平均数？

这种事，就单拿小岗村说。分田到户头一年，粮食总产量就达到66吨，等于全大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积极性和产量，都是爆发式增长。我大爷，反面典型，当过红卫兵，分田到户前吃大锅饭，偷懒耍滑的技术最在行。分田到户后，村民的日子均迅速变好，简直肉眼可见。只有他依然懒，接着没粮食吃。

其次是你这个人均粮食产量，是按全国人口算的。那个数据表我看了，数据没错，但你这么分析，纯属浆糊。城镇人口增长曲线坡度那么大，你把不种地的人拉过来和种地的粮食产量进行平均，觉得这么个平均数一摆，显得很数据控是不？

什么单干什么化肥都不重要，左右扯淡误我青春，八十年代粮食产量提高的真正原因是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种粮积极性高了，瞒产私分也少了，代价是军工项目砍了一大堆。确实是立竿见影，但好景不长，到1985年以后就难以为继了。据传（韩丁《大逆转》转述了这个传言）官方公布的1984年粮食产量数据是不真实的，实际上当年是靠增加进口来解决粮食需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具有毁灭性的破坏作用，2018年还看不清这玩意的弱智可以考虑吃些猪脑。

虽然准确的数据算不出来，但是现在的对比数据是有的。

　据有关部门数据，我国目前共有种粮大户68.2万户，经营1.34亿亩，粮食平均亩产量486公斤，比全国粮食平均亩产353公斤高出38%；全国共有粮食生产合作社5.59万个，经营0.72亿亩，粮食平均亩产量545公斤，比全国粮食平均亩产量高出54%；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经营的粮食面积共计2亿多亩，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大约1/8，但平均亩产量高38%~54%，

从现在的情况看，包产到户对农业增长的副作用是百分之三十八到百分之五十四。

包产到户真正的作用是这个

全家人从自己的菜园或小块土地上辛苦得来的东西，被资本家用竞争从劳动力价格中扣除了；工人不得不同意接受任何一种计件工资，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而单靠自己的农产品又不能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农业和土地所有制把他们束缚于一个地点，阻碍他们另找职业。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具有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一系列小商品的竞争能力。资本的全部利润都用扣除正常工资的方法榨取出来，而全部剩余价值则可以白送给买主。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

1978~2013年粮食产量年均增长只有0.9%，对比1949~1978年粮食产量年均增长达到了3.48%，基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时代带来的科技进步，只靠包产到户政策，粮食产量年均增长是下降的
大寨那个破地方，狗屎般的自然环境， 自己过得都比小岗村吃了无数量国家补助的好，你说什么作用？

至于小岗村，简直是笑话了。小岗村一定会流传在中国政治笑话评选的名单上的。
包产到户就是tm的小农经济。

这是个好问题。得从头说起。

包产到户如果真能解放生产力，那么49之前中国农村就是包产到户啊。地主把土地租给佃农，按比例收租，粮食打的越多佃农得到的就越多 自耕农也就是中农那就更别说了。所谓生产积极性绝对是有的，没积极性就得饿死 。那么为什么49之前中国大部分农民依旧吃不饱饭，依旧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

根本原因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小农经济这样的生存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而且因为中国地少人多，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之下 小农经济模式根本无法再养活这么多的人口。49之前中国人均耕地只有不到4亩，而平均亩产不到150斤。 这些耕地也不可能都种粮食总要种些蔬菜 棉花 经济作物等等。所以当时的中国在不闹大灾 且粮食按人头平均分配的前提下，勉强可以糊口。但我们都知道49之前既不可能平均分配（地主的地租就占49之前粮食产量的25%）也不可能不闹灾。所以，虽然49之前中国的农民用拼命的积极性去种地，中国仍然是饥荒常态化 年年饿死几百万人口。 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已经达到极限 根本无法再提高 。

49土改之后，虽然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也只是解决了粮食分配不均的问题。但农业生产方式 生产水平 抗灾害等问题，并没解决。而且随着战乱时期的结束中国人口在和平时期会快速增长。如果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生产力那么不要说通过农业来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和原材料 就是起码的粮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 中国的饥荒常态化问题很快就会卷土重来。

所以，农业集体化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力的唯一可行政策。通过集中农村的物力人力，兴修水利 改造耕作环境，推广现代农业生产技术 和农业机械化，这才是真正的解放生产力。其中几个比较著名的典型比如：厉家寨 大寨 沙石峪 都是很好的例子。这几个地方都是依靠集体化，改造了耕作环境 极大的提高了粮食产量解决了吃饭问题。

而从整体上看49年中国农田灌溉面积只有2亿亩 而到了78年是7亿亩以上（包产到户后到了99年也没突破8亿亩）。粮食产量从1.12亿吨提高了到了3亿吨（而文革时期68年到78年中国粮食产量从2亿吨提高到了3亿吨）。这才算是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如果只靠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依靠小农个人主义思想的那点生产积极性。既无法对抗自然气候 也更没法改造自然耕作环境。根本是无法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的。

78年之后逐步进行的包产到户实际上是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倒退，虽然在个人生产积极性上包产到户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这样的激励是没有可持续性的。而且也是以损害农业长期发展为代价的。农田基础水利无人维护修缮，农用机械普及缓慢， 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也无法实行。

而且包产到户损害的并不单纯是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现代化发展。其最大的损害是让农村集体经济彻底瓦解。

中国49之前是落后的农业国，绝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农村。想要发展必然是要工业化，而工业化过程里如何让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欧美工业化的路线是，对外扩张掠夺足够的土地资源进行本国的工业化，这样工业化过程中可以使大量农业人口转移为工业人口，同事把多余的农村人口转移到海外殖民地或者扩张的新领土上去进行农业生产和掠夺， 为本国的工业化提供原材料和资本积累。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本国工业化进程以及城市化进程。

而中国很明显49年的时候是无法学习这个模式的。那么只能是通过农业集体化提高本国农业生产力，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和原材料。并且依靠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逐步成规模的发展副业以及初级工业，进而使农村乡镇化，乡镇城市化。用这样的发展来完成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转型 并且实现共同富裕。从65年到78年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企业的产值从20多亿增长到了500多亿。 农村近十分之一的劳动力在集体经济企业里工作。

但随着包产到户和人民公社的解散，这些农村集体经济制下的企业 不是瓦解 消亡 就是在90年代改制后被私有化了。还能坚持集体所有制活下来的是极少数。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开始想向着西方模式进行。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农民以个体形式开始进城打工成为廉价劳动力。客观的说这样的发展确实也取得很了大进步（这个发展还是建立在前30年打下的基础上的 如果50年代就开始这么搞 下场不会比印度菲律宾好多少），但他只是让部分人先富裕了起来，而设计师说的带动其他人一起富裕，则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现在中国还在坚持农村集体经济制的地区，发展的都要比周边地区更好 。也许是个例但很能明说问题。就拿前30年的典型大寨来说，80年代集体化被强制解散，90年代后因为看着发展不好，郭凤莲又带头从新搞起了集体经济。现在 大寨的经济总收入中，农业收入仅占0.3%，工业收入占56%，流通业占10%，服务业、旅游业占30%。 人均收入18000 是中国现在农村人均收入的一倍还多。

至于后30年的典型小岗村 就不用说，基本上大家也都清楚。用沈浩生前对郭凤莲说的一句话 ：“你们大寨是干出来的,而我们小岗村却是‘按’出来的”。

这也许就是对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如何解放生产力最好的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