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圣女贞德（Jeanne d'Arc）被烧死后过了很长时间，人们又将她奉为圣女？
以下是详细的阐述：
一、 贞德的悲剧性结局与当时的政治背景
百年战争的绝境： 贞德活跃的时代正值英法百年战争的白热化阶段。英格兰已经占据了法国的大部分领土，包括首都巴黎，法兰西王室在外国侵略和内部勃艮第家族的支持下岌岌可危。查理七世（Charles VII）当时还未正式加冕，被认为是“布尔日国王”（Roi de Bourges），威望低下。
贞德的崛起与神迹： 贞德声称听到上帝的旨意，要她将英格兰人驱逐出法国，并帮助查理七世加冕。她凭借非凡的勇气和领导力，在奥尔良战役中取得关键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法军士气，扭转了战局。随后，她护送查理七世前往兰斯加冕，完成了法国王室的重要仪式，巩固了查理七世的统治合法性。
被俘与审判的政治阴谋： 然而，在一次攻城战中，贞德不幸被勃艮第人俘虏，随后被卖给了英格兰人。英格兰人希望通过审判她，来证明查理七世的王位是依靠“魔鬼”而非上帝得来的，从而削弱查理七世的合法性，并打击法国的民族士气。
不公正的审判与火刑： 在教会法庭上，贞德面临着由亲英格兰的法国神职人员组成的审判团。审判过程充满了陷阱和压力，她的宗教信仰、衣着（穿男装）、以及是否听从上帝的旨意都被质疑。最终，在威逼利诱下，她被迫承认了“异端”和“巫术”的罪名，但很快又收回了供词。1431年5月30日，年仅19岁的贞德在鲁昂被公开烧死。
二、 贞德死后，法国的逐步复苏与对她的重新认识
法国的反攻与胜利： 尽管贞德被处死，但她点燃的民族主义火炬并未熄灭。查理七世在她的精神鼓舞下，继续领导法国反攻，最终在1453年赢得了百年战争的胜利，收复了除加莱外的法国领土。法国经历了漫长的复苏过程。
政治层面的需要： 随着法国的统一和民族意识的增强，一个能够代表国家精神的英雄形象变得愈发重要。贞德正是这样一个完美的人选。她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更是国家统一和独立精神的象征。
查理七世的“洗白”： 贞德的死对查理七世的统治是一个政治上的污点。为了洗清自己当初被“妖女”帮助的嫌疑，并确立自己王位的神圣性，查理七世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便着手为贞德平反。
三、 贞德的平反审判：为封圣铺平道路
1456年的再审判（Rehabilitation Trial）： 在查理七世的指示下，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Calixtus III）于1450年下令对贞德的案件进行复查。经过一系列调查和证人访谈，特别是对当年参与审判的神职人员进行质询，最终在1456年宣布了贞德的“再审判”结果。
判决的推翻： 再审判推翻了1431年对贞德的判决，宣布她无罪，并撤销了对她的定罪。这份平反判决书不仅是对贞德个人的正义恢复，更是对那些参与了政治审判的神职人员的谴责。
宗教层面的动机： 虽然政治因素是重要的推动力，但宗教的考量也发挥了作用。贞德的虔诚和对上帝的忠诚是她被许多人铭记的特点。在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下，教会也希望通过为一位被认为是受上帝启示的女性平反，来巩固自身的权威和净化形象。
四、 漫长的圣人封圣过程
从平反到正式封圣，贞德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期。
地方性的崇拜与民间传说： 在法国各地，特别是在她曾经战斗过或出生的地方，人们对贞德的崇拜一直存在。她的故事通过民间传说、歌曲和诗歌流传下来，塑造了她英勇无畏、神圣纯洁的形象。
民族主义的复兴与贞德的象征意义：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贞德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其象征意义被进一步放大。她成为抵抗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图腾。拿破仑时代，她也被视为法国的民族象征。
天主教会对圣人的重新评估： 19世纪，天主教会开始更加系统地推动圣人封圣运动，将历史上那些在特定时期被社会认可并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物纳入圣人体系。贞德作为一位充满神秘色彩和民族象征意义的人物，自然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正式封圣： 在公众舆论和教会内部的推动下，贞德的封圣过程加速。
1909年： 教皇庇护十世（Pius X）正式宣布贞德为“宣福品”（Beatification），即被教会尊为“可敬者”（Venerable）并被允许在特定地区进行有限的崇拜。
1920年： 教皇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正式宣布圣女贞德为“圣人”（Canonization），并在全球范围内被教会尊崇。
总结来说，圣女贞德被烧死后又被奉为圣人，是一个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1. 政治的需要： 法国在百年战争胜利后需要一位民族英雄来巩固国家统一和王权的合法性，贞德是理想人选。查理七世为她平反，也是为自己的统治洗脱污名。
2. 宗教的复兴与平反： 贞德的虔诚以及她所代表的“神圣使命”符合宗教的价值。1456年的平反审判为她成为圣人奠定了基础。
3. 民族情感的凝聚： 贞德的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激发了法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尤其是在19世纪民族主义兴盛时期，她成为反抗外来侵略和国家统一的象征。
4. 教会的评估与肯定： 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和教会的系统评估，贞德的信仰坚定、勇气非凡以及她被视为“上帝的工具”等特质，最终赢得了教会的认可，被正式封为圣人。
贞德的故事因此超越了她个人的生命，成为法国历史和文化中一个永恒的象征，她的形象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被重新诠释和颂扬。
网友意见
前面 @lbq @高林 分别从贞德当时的时代和19世纪的欧洲解释了这一问题，我在这里想从19世纪法国国内的背景进行一下补充，并梳理一下贞德历史形象的变化，先说结论的话，贞德形象在19世纪的上升实际展现了法国迈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
贞德并不是一直拥有今日的声名，在她去世后的16-17世纪中，这位洛林少女的传说虽然未曾中断过，但彼时的贞德只是法兰西历史中众多英雄故事中的一名，并未达到今日我们所见民族象征的地位，而在那时关于贞德的争论就已经出现，有人认为真伪淳朴的牧羊女“比古罗马的任何男子都勇敢”，也有人认为她只是“法国宫廷创造出来的工具”，然而不管怎样，此时与贞德有关的不同看法均未带有政治上的意味。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进入18世纪的启蒙与时代后，贞德的历史形象大为降低了，伏尔泰甚至在著名的《哲学辞典》中认为贞德只是“一个不幸的女白痴”，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启蒙时代，人们对中世纪的认识充满了不屑与鄙夷，将其视之为“黑暗的中世纪”（事实上今日国人对中世纪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这种启蒙叙事），另一方面贞德的个人形象不仅带有鲜明的超自然色彩，并且忠诚于教廷、保卫了君主制度，对启蒙哲人而言，批判贞德也就成为批判天主教教会甚至批判旧制度的重要方式。而这一点也被之后的革命者继承，5月8日是奥尔良解围纪念日，300年来奥尔良每年都会在这个日子纪念贞德，而在革命最激烈的1793年，革命者终止了这一纪念日，直到1802年拿破仑才恢复了它，也正是从拿破仑时代开始，贞德的地位开始迅速上升。
在整个19世纪，贞德拥有四种不同的形象：天主教的圣徒、人民的女儿、抗击侵略的英雄、法兰西民族的象征，而这些对贞德的不同记忆背后，是19世纪那个撕裂的法兰西。有趣的是，或许是因为启蒙哲人对贞德的敌意，烧死贞德的天主教会反而更为积极的利用贞德形象，他们将所有的罪责都推给投靠英国人的主教科雄，并意味深长的指出“科雄是伏尔泰的先驱，是我们民族荣誉最昭彰最彻底的亵渎者。”在1878年伏尔泰去世一百周年纪念中，这种冲突被进一步放大，天主教徒组织了大量抗议活动，伏尔泰的支持者也同样组织了反抗议的游行，但是同时他们也为贞德献上花冠：“献给洛林姑娘贞德，献给法兰西的女英雄，献给教权主义的受害者。”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伏尔泰讽刺贞德《奥尔良姑娘》在1755年至1835年之间反复出版了125次，而1835到1881年之间只出版了13次，这一切都说明，属于伏尔泰的贞德解释已经被淘汰了。
当然对于共和主义者而言，他们也不会将贞德拱手交给教会，他们重新解释了贞德的神迹，当然这一次不会像伏尔泰那样粗鲁，他们将贞德的呼召视为医学中的一种幻视幻听，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米什莱的《法国史》，共和主义者赋予贞德一种新的历史形象。在米什莱笔下，法国人民才是祖国的奠基者、民族共同体的创造者，而贞德则是人民的崇高化身，他是人民的女儿，因此虽然贞德仍然吟唱着旧的故事，但是她已然拥有了共和主义的品质，她属于未来。而进入19世纪后半段之后，社会主义从自由派中分离为独立势力，他们更为激进的解释贞德，认为贞德的品质来自底层，他对农民兄弟满怀同情，并宣称“贞德是我们的，我们不希望任何人碰她。”
与激进的左翼不同，彼时已经被划归为中间派的共和主义者们希望对贞德采取更为温和的解释，将其塑造成超越党派之争的民族和解的象征，而他最重要的推动者就是第三共和国的奠基者甘必大，而这一运动最重要的两个方式，就是设立全国性的贞德节、将贞德封圣，而对于天主教会而言，他们也乐于接受这种和解，教宗早已劝导天主教徒归附共和国，在共和国内部传播上帝之音，而将贞德封圣一事，正好为罗马提供了契机修复其与“教会的长女”之间的关系。最终在1920年这两个目标才终于实现，“这一天，所有法国人都将团结在热情而有益的共同体之中，贞德不属于某个党派，他属于法国。”
共和主义者们想让贞德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但是他们忘了，19世纪的共和国与民族已经分道扬镳，在大革命时代，民族就代表着革命、共和，代表着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在19世纪，法兰西民族代表着民族主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19世纪的前半期，贞德故乡的“贞德屋”的旅客人数往往反映了国际形势，每当法兰西民族遇到危机时，前来纪念贞德的游客就会大幅增多，他们的留言中不乏“在法国绝不能让英国人逞强！”这样的话语，而在1870-1871年的失利后，这种民族主义急剧增长，而德雷福斯案则成为民族主义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贞德甚至被塑造为反犹主义的工具。在民族主义者的叙事中，贞德来自乡土，犹太人四处漂泊；贞德是纯洁的象征，而犹太人“为卖淫提供了强大动力”；贞德是祖国的象征，而犹太人则试图分裂法国；贞德是高等种族之花，而犹太人则是劣等民族。
在进入20世纪之后，关于贞德的争论仍未停止，贝当和戴高乐都曾以贞德比附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贞德仍然是民族主义的论据，只是此时也有人开始主张：“如果她回来，显然她会站在反抗者一边”；甚至在促进欧洲一体化的过程，法国人也积极推动贞德形象，“贞德曾帮助我们统一法国，现在她也会帮助我们建设欧洲的未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从最初革命者与天主教的冲突，到左翼与右翼的撕裂，在不同党派的争抢与解释中，对于贞德的敬爱已经深深融入了这个民族的记忆之中，贞德开始成为这个撕裂的法国，为数不多的共识，贞德，变成了法兰西民族的象征。而贞德形象不断上升的过程，正与法兰西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同步。
所以，为什么是贞德呢？或许是因为她身上包含的美好品格能够满足每一个法国人的想象，就像1920年设立贞德节的提案中说的一样：“每一个法国人，无论其宗教、政治和哲学见解如何，内心之中没有不对贞德心怀敬意的。你们是天主教徒，那他就是一位殉道者；你们是君主派，那他就是为圣路易子孙加冕的女英雄；对于共和主义者，他是人民的孩子；对于社会主义者，她受遣来慰藉穷困者。所有的党派都能援引贞德，但他又超越所有党派，没有哪一方能将她据为己有。”
贞德在漫长的时间中被遗忘和淡化，又骤然转变为民族的象征，实际上体现了法国迈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在旧制度时期，法国不需要象征，他唯一的象征就是国王与王室，所以贞德就和法国历史中其他的英雄人物一起，在吟游诗人的口中传颂，而在革命发生以后，新的法国决意与旧制度彻底决裂，在这个过程中，新法国的象征物被急速创造出来，他们有的是革命时代的创造，比如7月14日，比如马赛曲，比如“自由、平等、博爱”，有的是革命者对古典时代的改造，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比如古罗马的元老院，但同时也有一些是旧制度时代被每个法国人熟知的传说，比如贞德。
因此贞德在一开始之所以被遗忘，是因为王朝体制中的法国不需要象征；革命时代的贞德被敌视，是因为他是旧制度的产物；而19世纪的贞德被上升为民族的象征，是因为她的形象与传说，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法国人的民族想象。在一开始，对于贞德的不同记忆蕴含的是共和主义者与天主教徒的冲突，而在天主教与共和国和解之后，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又在左右两个方向上撕裂了法国，但是无论怎样，每一个人都承认，那个来自洛林的善良女孩，已经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的象征，在民族主义的喧嚣过去以后，贞德，以及所有与贞德有关的记忆，都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
贞德这件事还真赖不到教廷身上，贞德是勃艮第人抓住然后卖给英国人，英国人想要拿她打击查理七世，然后是一位主教为了自己积极进步所以配合国王控告贞德，异端裁判所法官是不愿意配合的，而且明确宣布自己是被迫出席的，这从根本上就违背了异端审判应该以裁判所法官为主，会同本地主教的程序。而且后期裁判所好像干脆拒绝出席了。所以对贞德的审判程序上就有问题，然后又强行判决。完全是英国国王的政治行为，跟教廷没什么关系。查理七世一进入巴黎马上命令复核贞德审判案，自然就很容易的把对贞德的定罪推翻了。但是推翻定罪是一回事，封圣是另一回事，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两者之间距离了好几百年。
贞德是不是法国的英雄或者解放者肯定是。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否认，但是英雄不等于圣人，而法国国王其实在几个世纪里也没有积极的推动过贞德的封圣，她怎么会在死后四百多年被封圣呢？其实还是因为政治原因，贞德这个人成名是因为政治，牺牲还是因为政治，最后封圣还是因为政治。
贞德封圣实际上是十九世纪末欧洲信仰斗争的一部分。1866年奥地利帝国在柯尼希格雷兹会战中战败，教皇的国务卿接到报告的时候评论说“这是世界末日”。这句话实际上是非常准确的，在欧洲普遍的反教会热潮中召开的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因为普法战争、以及意大利趁法国战败从教皇手中夺走了罗马城而被迫中断，但是公会议重申的教皇永无谬误理论还是激起了普遍的仇恨。此时的欧洲因为民主制的推进和新教教会的涣散，普遍感受到了天主教会和天主教群众运动的影响，但是因为各自的传统和立场又对这种影响深为不安。
比如英国一方面取消了对天主教的迫害制度，除了国王和首相天主教徒可以担任任何官职，但是天主教的复兴运动比如牛津复兴运动又让这些基于价值观而取消天主教迫害法的英国贵族深感恐慌。德意志帝国承认了帝国议会普选，但本质上还是把持在新教贵族手里，他们对天主教贵族和天主教党都是不信任的，俾斯麦人为天主教中央党是一个外国党。所以这个时期的欧洲到处都发生政府和教会的敌对和对抗事件。
而作为天主教长女的法国此时发生了革命建立了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稳固的妥协的产物，保王党只是勉强承认了1875年宪法，和共和派的多数，但是保王党人为因为失去多数票所以失去的王位依靠舆论和多数票还可以夺回。所以整个第三共和国时期实际上分裂为泛左翼和泛右翼两派激烈斗争。也就是所谓“不流血的内战”。
其中右翼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拥护军队、对德国复仇作为自己团结人民争取支持的旗帜，而民族、爱国、军队的潜台词就是复辟，因为军队是掌握在保王派手里的。这在德雷福斯案里表现的最明显，当军队爆出丑闻的时候，原本左翼是不以为然的，但是高度敏感的右翼歇斯底里的投入反德雷福斯运动，就激起了左翼的惊觉，认为这是颠覆共和国的阴谋，于是德雷福斯案迅速政治化。而贞德获得真福品也正是左右斗争最疯狂的1900年代。
贞德的形象无疑是最符合保王党的趣味的，贞德爱国，但贞德爱国的方式是忠于查理七世，也就是说贞德是忠君和爱国二合一的典范，而且贞德是领导法国人战胜侵略者的英雄，则军队和对德国的复仇主义也可以蕴含其中，简直就是保王党人所有口号的大集合。而对农民来说把这样一个英雄封为圣人简直是最好的保王党宣传。我们来看张图。
这是贞德纪念活动的照片，右边这哥们就是法国著名保王党人法兰西学院院士，莫里斯-巴雷斯，以爱国、保王、排犹著称。
但是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法国保王党要推动贞德封圣，但封圣这件事终究是教廷拥有决定权的，为什么教廷要配合保王党呢？
首先当然是信仰斗争，欧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现在居然也参与到迫害天主教的运动里来，教廷怎么办？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到另一个天主教国家意大利王国现在跟教廷是敌对状态，教皇自从失去罗马就自称梵蒂冈囚徒，教皇和意大利国王之间的关系这时候还远没有实现妥协。而对教廷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那就是支持亨利五世的运动，让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法国正统派一直都是教皇国的坚定保护者，在第二帝国时期，虽然拿破仑三世推动意大利统一，但是法国正统派的影响力让他无法坐视这个新的意大利王国夺取罗马城，所以意大利曾经定都佛罗伦萨，一直到法国1870年战败，驻罗马的法军撤走，才武力夺取罗马城，即便如此在罗马依然发生了短促的交火，有少数为了教皇浴血奋战的人牺牲，意大利才夺取了罗马城，而这不到十个的牺牲者中就有两个还是三个是法国的正统派贵族。
一旦亨利五世在巴黎登位，教皇国就得到了最大最可靠的保卫，亨利五世跨过阿尔卑斯山肢解意大利王国在1870、1880年代在意大利王国眼中已经是箭在弦上的事了，所以意大利才会为了争取德国的武力保护，不惜和一贯的仇敌奥匈帝国和解组织三国同盟。
而且法国的信仰斗争因为法国是一个共和国所以不是用新教来反对天主教，相反法国是用唯心主义哲学来战胜天主教，第三共和国试图缔造一个基于新康德主义哲学的新国教，以此彻底根除天主教会的影响，这对教廷来说比新教的压迫要凶残多了。
我们今天经常震惊于法国中学会考里的哲学思辨色彩，实际上只有联系到法国的这种哲学国教政策才能真正理解。第三共和国的义务教育实际上就是强制的哲学教育，试图从儿童教育里推进哲学反对天主教，而保王党则誓死捍卫天主教，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参加弥撒、圣体游行都有政治色彩，何况是封一个圣人。而天主教会要保住西欧最大的天主教国家，指望通过与左派和解和妥协是不现实的，也只能跟右翼合作，何况法国右翼的胜利还意味着光复教皇国呢？
贞德在1909年宣真福品，是对法国右翼运动的巨大推动
再来一个巴雷斯先生和贞德女士的合影
可惜封圣拖到了1920年，那时候整整一代法国人已经死在战场上了，不然贞德可能让波旁王朝在法国迈出一大步。
教廷：我不是，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烧！
补充一下，英国人要烧死贞德，因为把贞德判定为女巫可以起到反查七宣传的作用（由女巫主导加冕的国王，正统性何在呢？），而平反的原因也很简单，布尔日国是诏书后教廷对法王做了不少的让步，在这个问题上教廷没有理由也没有动机反对，那就做个顺水人情嘛
封圣的话更多的是顺应民意吧，具体过程我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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