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分子为什么要袭击圣城麦地那呢？跟儒士袭击孔庙、和尚袭击大雄宝殿一样吗？
极端分子袭击圣城麦地那，这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其背后往往交织着复杂的动机和历史渊源，与儒士袭击孔庙、和尚袭击大雄宝殿这类事件，从本质上看，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层层剥开，深入探究。
极端分子袭击麦地那的动因，绝非简单地出于对宗教或文化象征的“反感”或“破坏欲”，其根源更深，往往与以下几个方面紧密相关：
1. 意识形态的绝对化与排他性： 极端分子通常信奉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并且视自身为唯一真理的宗教或政治理念。他们认为，与自己不同的任何宗教信仰、教派，甚至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解读，都是“异端”、“邪说”，必须予以清除。麦地那作为伊斯兰教的第二圣城，是穆斯林精神的寄托之地，聚集了大量虔诚的信徒，也象征着伊斯兰教的权威和历史传承。因此，对于极端分子来说，袭击麦地那是对其所不认同的伊斯兰教主流、历史传统乃至世界格局的一种直接挑战和攻击，是宣示其“纯洁”、“正统”地位的极端手段。他们视这种行为为“圣战”，认为是在“净化”伊斯兰世界。
2. 政治目的与权力争夺： 极端主义往往与政治野心紧密相连。他们可能试图通过制造混乱、恐慌，来打击现有政权，或者在动荡中渔利，夺取政治权力。袭击麦地那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能够引发极大的社会震动，吸引国际媒体的关注，从而为他们争取宣传效应，扩大影响力。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当局的统治合法性，为他们招募追随者提供“素材”。
3. 制造分裂与制造对立： 极端分子乐于挑起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仇恨。通过袭击伊斯兰教的圣地，他们既可以攻击被其视为“腐败”、“不虔诚”的当权者和主流派别，也可以煽动对其他宗教或信仰的敌视。这种行为的目的是制造社会分裂，削弱社会凝聚力，为他们的进一步扩张制造空间。
4. 历史恩怨与象征意义的解读： 某些极端组织可能会基于其对伊斯兰历史的特定解读，对某些历史事件或人物产生仇恨。麦地那作为伊斯兰教早期历史的重要见证地，可能在极端分子的意识形态中承载着某种他们认为“不纯洁”的历史印记，因此选择攻击以表达其“纠正”或“复仇”的意图。
那么，这与儒士袭击孔庙、和尚袭击大雄宝殿能一样吗？答案是：根本不一样。
首先，动机上的根本区别：
儒士袭击孔庙（历史上的罕见情况）： 历史上，儒士对孔庙的“袭击”即便有，也极少是基于“消灭儒教”的意识形态。更多的情况可能是：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儒士可能因政治派系斗争，被牵连或被利用，其行为并非是对儒家思想本身的否定，而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对礼制或仪式的不满： 偶尔可能出现因对祭祀规格、管理方式等产生分歧，通过某种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但这与全盘否定和消灭截然不同。
极其孤立的个案，非主流： 即使有，也都是一些非常边缘化、甚至可能带有个人恩怨或精神失常的极端个体行为，无法代表儒士群体。
儒家思想的内在包容性： 儒家思想本身具有高度的包容性，更强调“和而不同”，其核心在于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构建，而非排他性的宗教教义。
和尚袭击大雄宝殿（同样罕见且性质不同）：
内部教派纷争： 如果出现类似情况，通常是佛教内部不同宗派、寺庙之间因教义、地盘、香火等原因产生的冲突，这是一种“内部矛盾”，并非是要消灭佛教本身。
与政治的结合： 历史上，寺庙也可能卷入政治斗争，僧侣可能成为某些政治势力的棋子。
与麦地那袭击的本质区别： 即使是佛教内部的冲突，其目标也是在佛教框架内解决问题，而不是像极端分子那样，试图用暴力摧毁宗教本身及其象征。
其次，目标上的区别：
极端分子袭击麦地那： 其目标是摧毁、玷污，乃至彻底否定伊斯兰教的核心象征和精神寄托。他们试图通过此举来打击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精神信仰，在他们看来，麦地那是“偶像崇拜”的中心，是需要被“净化”的对象。
儒士/和尚的“袭击”： 如果发生，其目标更可能是对特定事件、特定人物、特定规则表达不满，或者是在权力、资源分配上产生冲突。他们并非否定整个儒家思想或佛教本身。
最后，规模与影响上的区别：
极端分子袭击圣城： 往往涉及有组织的、有预谋的暴力行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目标是制造恐慌，造成广泛的社会动荡和国际影响。
儒士/和尚的“袭击”： 无论多么激烈，其规模和影响范围通常远不及极端分子对圣城的袭击。
总结来说，极端分子袭击麦地那是基于一种极端的、排他性的意识形态，旨在颠覆、破坏伊斯兰教及其核心象征，并往往服务于其政治目的。而历史上发生的与宗教场所相关的冲突，无论多么激烈，其性质、动机和目标都与此有着天壤之别，更像是内部矛盾、政治博弈的体现，而非对整个宗教信仰的否定。
理解这一点，关键在于区分“反对”与“消灭”，“内部矛盾”与“外部颠覆”。极端分子，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纯洁”和“唯一正确”，他们视麦地那为不共戴天之敌，而历史上所谓的“袭击”，更多的是人类社会内部在信仰、文化、政治等层面复杂博弈下的表现。
极端分子袭击麦地那的动因，绝非简单地出于对宗教或文化象征的“反感”或“破坏欲”，其根源更深，往往与以下几个方面紧密相关：
1. 意识形态的绝对化与排他性： 极端分子通常信奉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并且视自身为唯一真理的宗教或政治理念。他们认为，与自己不同的任何宗教信仰、教派，甚至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解读，都是“异端”、“邪说”，必须予以清除。麦地那作为伊斯兰教的第二圣城，是穆斯林精神的寄托之地，聚集了大量虔诚的信徒，也象征着伊斯兰教的权威和历史传承。因此，对于极端分子来说，袭击麦地那是对其所不认同的伊斯兰教主流、历史传统乃至世界格局的一种直接挑战和攻击，是宣示其“纯洁”、“正统”地位的极端手段。他们视这种行为为“圣战”，认为是在“净化”伊斯兰世界。
2. 政治目的与权力争夺： 极端主义往往与政治野心紧密相连。他们可能试图通过制造混乱、恐慌，来打击现有政权，或者在动荡中渔利，夺取政治权力。袭击麦地那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能够引发极大的社会震动，吸引国际媒体的关注，从而为他们争取宣传效应，扩大影响力。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当局的统治合法性，为他们招募追随者提供“素材”。
3. 制造分裂与制造对立： 极端分子乐于挑起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仇恨。通过袭击伊斯兰教的圣地，他们既可以攻击被其视为“腐败”、“不虔诚”的当权者和主流派别，也可以煽动对其他宗教或信仰的敌视。这种行为的目的是制造社会分裂，削弱社会凝聚力，为他们的进一步扩张制造空间。
4. 历史恩怨与象征意义的解读： 某些极端组织可能会基于其对伊斯兰历史的特定解读，对某些历史事件或人物产生仇恨。麦地那作为伊斯兰教早期历史的重要见证地，可能在极端分子的意识形态中承载着某种他们认为“不纯洁”的历史印记，因此选择攻击以表达其“纠正”或“复仇”的意图。
那么，这与儒士袭击孔庙、和尚袭击大雄宝殿能一样吗？答案是：根本不一样。
首先，动机上的根本区别：
儒士袭击孔庙（历史上的罕见情况）： 历史上，儒士对孔庙的“袭击”即便有，也极少是基于“消灭儒教”的意识形态。更多的情况可能是：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儒士可能因政治派系斗争，被牵连或被利用，其行为并非是对儒家思想本身的否定，而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对礼制或仪式的不满： 偶尔可能出现因对祭祀规格、管理方式等产生分歧，通过某种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但这与全盘否定和消灭截然不同。
极其孤立的个案，非主流： 即使有，也都是一些非常边缘化、甚至可能带有个人恩怨或精神失常的极端个体行为，无法代表儒士群体。
儒家思想的内在包容性： 儒家思想本身具有高度的包容性，更强调“和而不同”，其核心在于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构建，而非排他性的宗教教义。
和尚袭击大雄宝殿（同样罕见且性质不同）：
内部教派纷争： 如果出现类似情况，通常是佛教内部不同宗派、寺庙之间因教义、地盘、香火等原因产生的冲突，这是一种“内部矛盾”，并非是要消灭佛教本身。
与政治的结合： 历史上，寺庙也可能卷入政治斗争，僧侣可能成为某些政治势力的棋子。
与麦地那袭击的本质区别： 即使是佛教内部的冲突，其目标也是在佛教框架内解决问题，而不是像极端分子那样，试图用暴力摧毁宗教本身及其象征。
其次，目标上的区别：
极端分子袭击麦地那： 其目标是摧毁、玷污，乃至彻底否定伊斯兰教的核心象征和精神寄托。他们试图通过此举来打击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精神信仰，在他们看来，麦地那是“偶像崇拜”的中心，是需要被“净化”的对象。
儒士/和尚的“袭击”： 如果发生，其目标更可能是对特定事件、特定人物、特定规则表达不满，或者是在权力、资源分配上产生冲突。他们并非否定整个儒家思想或佛教本身。
最后，规模与影响上的区别：
极端分子袭击圣城： 往往涉及有组织的、有预谋的暴力行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目标是制造恐慌，造成广泛的社会动荡和国际影响。
儒士/和尚的“袭击”： 无论多么激烈，其规模和影响范围通常远不及极端分子对圣城的袭击。
总结来说，极端分子袭击麦地那是基于一种极端的、排他性的意识形态，旨在颠覆、破坏伊斯兰教及其核心象征，并往往服务于其政治目的。而历史上发生的与宗教场所相关的冲突，无论多么激烈，其性质、动机和目标都与此有着天壤之别，更像是内部矛盾、政治博弈的体现，而非对整个宗教信仰的否定。
理解这一点，关键在于区分“反对”与“消灭”，“内部矛盾”与“外部颠覆”。极端分子，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纯洁”和“唯一正确”，他们视麦地那为不共戴天之敌，而历史上所谓的“袭击”，更多的是人类社会内部在信仰、文化、政治等层面复杂博弈下的表现。
网友意见
其实对于改革后的瓦哈比主义等原教旨穆斯林来说，巨大的禁寺也好，圣墓也好，先知寺也好，都是“以物配主“的表现，尝试用人类卑微的创造力，审美和生产力来彰显神的光荣，往日瓦哈比派的沙特军攻入汉志的麦加时就捣毁过许多前人修建的圣墓。其实第一个这样做的就是穆罕穆德本人，当年穆斯林攻下麦加后，穆罕穆德就下令捣毁中所有的异教建筑，只留下黑石这样一个抽象的存在，这也是伊斯兰宗教美学中极为重要的一份。
但是非常悲哀的是，就算原教旨主义捣毁了前代以物配主的建筑，在坐稳圣城几年后还是会继续修建圣寺，原因在下在类似的一个问题
既然旧约不允许造像，为何会存在救世基督像？ - 圣经中做过类似的解释。
天主教东正教在传统上被压倒性的植入了希腊-罗马的视觉艺术传统和艺术风格。沙漠游牧民注重的听觉艺术和装饰艺术是满足不了罗马人的。自此欧洲教会就狂奔在西亚-希腊-罗马城市文明的拜偶像文化之路上不能自拔，之后还引申出了更多诸如圣徒和圣骸的扭曲产物。新教改革的一大论点就是砸毁偶像，但于事无补。
因为最重要的一点：
城市文明的视觉艺术体系对于宗教传播影响太大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圣像／圣堂放在人流稠密处顶得上一个连的传教士。相比而言，穆斯林和犹太人那种游牧民复杂至极但体量欠缺的装饰艺术实在是感染力有限。
虽然穆罕穆德同样极力强调了反对偶像崇拜和以物配主，但是穆斯林基本盘的前代新月沃地文明对于宏大建筑物的崇拜是不可磨灭的，看惯了巴比伦人/波斯人/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修筑的宏伟公共建筑的中东各民族不太可能单单被一块石头说服。更何况原教旨的麦加征服者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算他们以捣毁圣墓圣寺赢得了少部分战斗力强悍的原教旨者支持，但如果他们没法在下一年的朝圣日前给全世界大多数蜂拥到麦加的会被世俗建筑物所感动的大多数普通穆斯林一个交代的话，自己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合法性就会成问题。而麦加朝觐可以说是千年来穆斯林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和合法性来源之一。
所以到最后瓦哈比派的沙特部落还是变成了自己厌恶的样子，为了“团结全球穆斯林”用现代技术重修了各个宏伟的圣寺。这在原教旨派看来这简直是一种背叛，因为在他们眼中，就算禁寺的宣礼塔修成八百米高也不过是被当下人类技术和重力束缚的事物，是一种自不量力的以物配主而已。所以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有过极端份子对麦加袭击宣称要使伊斯兰回归本原。对这样的思潮沙特政府一般都是祸水外引，塞钱让他们去外面闹去，但一旦钱滚钱滚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这颗沙特王座下的定时炸弹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了。单单“以物配主背叛瓦哈比“和”与十字军结盟成为美帝走狗”两大罪名就完全可以使沙特在金钱失控擦枪走火后成为全世界极端穆斯林的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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