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变态杀人犯或者连环杀手比西方少得多?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去探讨这个话题，尝试理解为何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感觉，或者说，在公开信息和报道中，这类案件似乎不像西方某些国家那样频繁出现。
1. 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
紧密的社区与监视网络：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强调集体主义和邻里关系。在许多城市和农村地区，人们对于彼此的生活往往有较高的知晓度。这种紧密的社区网络，虽然有时被视为缺乏隐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社会监视机制。一个人的异常行为，例如长时间的“失踪”或反常的举动，更容易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和警觉，这可能在早期就阻碍了某些潜在杀手的行动。
家庭观念与社会支持（广义）： 虽然家庭内部可能存在矛盾，但整体上，“家”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联系相对更紧密一些。即便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提供积极的支持，但一个人的“消失”或异常，通常会引起家庭成员的担忧和寻找，这与西方社会一些个人主义色彩更浓、家庭联系可能相对疏远的模式相比，可能在早期发现异常方面有所不同。
社会流动性与匿名性（相对而言）： 尽管中国社会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加快，但相较于一些西方国家，其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在过去）可能相对受限。人们的身份和背景信息在很多情况下比西方社会更容易被追溯。一个长期在外活动、有犯罪意图的人，可能更容易在某些系统性的信息记录中留下痕迹，或者在特定区域内引起注意。
2. 法律、执法与刑事司法体系：
严厉的刑罚与高效率的侦破（普遍认知）： 中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以其严厉的刑罚和相对较高的破案率而闻名。对于严重的暴力犯罪，特别是故意杀人，一旦被侦破，往往会面临极重的处罚，包括死刑（尽管死刑的适用范围和执行方式一直在调整）。这种严厉的威慑力，理论上会抑制一部分潜在的犯罪行为。同时，公众对于警方“快速破案”的期望值也较高。
侦查手段与信息技术应用： 近年来，中国在监控技术、数据分析和信息整合方面投入巨大。遍布城乡的摄像头网络、身份识别系统、通信记录追踪等技术手段，为警方侦破案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对于连环杀手这类需要一定时间和空间的犯罪，这些技术手段的运用，可能显著增加了其被发现和抓捕的概率，从而缩短了其作案周期，或者在早期就扼杀了其发展为“连环杀手”的可能性。
信息公开与媒体报道的差异：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犯罪事件的报道非常开放，媒体的调查性报道和公众对犯罪细节的关注度普遍较高。这使得一些案件的细节更容易被公众知晓，也更容易形成“连环杀手”的公众认知。而中国在信息公开和媒体报道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限制或侧重点不同。一些极其血腥或变态的案件，可能不会被完全公开或以详细的方式报道，这也会影响公众对这类犯罪普遍性的感知。
3. 文化与心理因素（推测性）：
“面子”文化与社会形象： 中国文化中，“面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个人或家庭的声誉和形象受到高度重视。极端变态的行为，尤其是涉及杀戮，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极大的耻辱。这可能使得一些有潜在倾向的人，在行动前会更加顾忌，或者在心理上进行更深的压抑。
心理健康服务与污名化： 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在心理健康领域的普及度和接受度可能相对较低。寻求心理帮助的社会污名化现象仍然存在。这导致一些有严重心理问题或精神障碍的人，可能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干预和治疗。然而，有趣的是，一些观点认为，如果这些有潜在倾向的人确实得不到帮助，那么他们更容易被社会发现并被压制（例如，通过家庭或社区的监视），或者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其他社会允许的方式（如自伤、抑郁发泄）来表达痛苦，而不是走向极端暴力。这一点存在争议，也难以证实。
4. 定义与统计的挑战：
“变态杀人犯”与“连环杀手”的定义： 如前所述，这两个术语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解释空间。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精确定义并归类这类罪犯，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标准。
数据的可获得性： 正如最开始提到的，关于此类犯罪的官方、公开、详细且可比较的数据在中国非常稀少。很多时候，公众对这类犯罪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媒体零星的报道，这可能无法反映全貌。
总结来说，认为中国变态杀人犯或连环杀手“少得多”的看法，可能是一种综合了社会结构特点、执法效率、信息技术应用以及文化与媒体报道差异的观感。 并非一定意味着这类犯罪的潜在根源在中国社会就普遍不存在，而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这类犯罪的发生、发展和被公众认知的方式，与西方某些国家有所不同。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分析是基于现有公开信息和普遍认知进行的探讨， 并不能构成确凿的统计结论。 任何关于犯罪率的讨论都应基于严谨的数据和研究。我们不能因为信息不透明就断言某种犯罪在中国不存在或数量很少，而应该认识到影响犯罪发生和被认知的复杂因素。
网友意见
当然不少，但是中国连环杀手不咋为人所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各种流行文化媒介，诸如电影、电视剧通常不让以真实连环杀人案为主题。
比如白银案前几年破了，一堆导演都想拍这个主题——天然的中国版《杀人回忆》，然后这都几年过去了，还没有一个审核过了。
而西方，有海量的以真实案例为背景的电影作品，这是让这些案件广为人知的主要原因，而类似的案例其实在中国比比皆是，但是……
比如众所周知的「开膛手杰克」，在19世纪末的伦敦杀害了至少5名女性，案件长期悬而未决。刚好中国白银案也很像，从1988年起，白银的高承勇强奸杀害了至少11名女性，案件长期悬而未决，2016年通过DNA比对才落网。
比如美国《德州电锯杀人狂》的原型是一个农村里、杀乡里乡亲的变态，最终确认了的受害人3人，中国陕西的龙治民，同样也是一个农民，性格变态阴暗，在短短两年里，以找人盖猪圈等理由邀请人去他家帮工，然后晚上直接杀掉，确认了的受害人就高达48人。
而48人都不是中国杀人最多的连环杀手，中国杀人最多的连环杀手杨新海，在河南河北安徽山东四处流窜作案三年，最终确认了的受害者高达67名，2003年落网。
要猎奇元素更是数不胜数、吃人肉的——1991年11月，黑龙江省讷河案以贾文革、徐丽霞等五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强奸、凶杀、抢劫，在1990年7月至1991年8月间疯狂作案，先后杀害42人、期间还吃了不少人肉；专门性侵杀害智力残障人士11名的的男同性恋李占国；用绑木马方式虐杀17名男童的黄勇……
即便是近几年，依然时不时有连环杀人案，16年，河南311国道上，一个男子用螺丝刀前后杀了四人。但是这些基本都很少进入大众视野。所以也难免题主会觉得变态杀人狂都在国外了。
变态杀人狂还是有的，但连环杀人犯就少的可怜了，因为很难连环。
首先，杀人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智力活。非常困难。如果你真有一击毙命的实力，你可以参加奥运会了。你如果真有可以缜密计划的能力，你多半也算的到自己跑不了。
所以想做的连环杀人，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和相当程度的训练都是要有的。
在我国，城里就别想了，分分钟调出监控，在监控没普及前，你以为天天抓暂住证，关押三无人员是为了啥。而农村，教育不足导致很难有缜密的计划，同村乡里乡亲基本会被火速确认。
而在外国，尤其是离城市百里外住着大house，去最近的超市都要开车20分钟的群体，那简直是连环杀人魔眼中案板上的肉啊。
居住条件分别满足了，四邻不熟，可潜入门窗多，政府机关远离，撤退交通便利，监控死角多等等优势。
中国人相对性情稳定，不稳定的人，历史上也很多，但基本上被三千年的饥荒战乱，以及脚踏实地的农耕生活方式残酷地淘汰掉了。
因了上面的道理，中国人把家庭和家族当做了天然的保险组合，经营各种不同类型的风险资产。于是，家庭观念重的中国人，感情细腻丰富，负担不了连环杀手长期心狠麻木的心理状态。
因为家庭生活，中国人口多，爱聚集，一会儿少一个人，一会儿少一个人，很快会被发现，杀手想连环都难呐。
还是中国人好，累是累点，但有点和美。
一点不少，只是没啥流量而已。
比如前几年告破的白银案，搁到美国那不得100篇各种回忆录安排上，再拍他几部电影探讨探讨“人性”“救赎”，最后在豆瓣平均9.5分。
实际上不报道这种案件的详情是对的，韩国就出现过效仿连环杀人犯的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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