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的起因、过程、影响是什么？

2010年在突尼斯，一个年轻人因为家庭经济的压力，无奈上街做起来小贩，期间遭受到了警察和官员的粗暴对待，抗议自焚了，后来不治身亡。这个事情被反复炒作，成为了突尼斯大规模游行的导火索，民众大规模的上街游行示威争取民主活动。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骚乱，造成了数十人的伤亡。

总统迫于局势压力跑路了，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组成了一个新的联盟，原来那些旧联盟部长就纷纷辞职了。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西方媒体开始吹捧了，说阿拉伯之春要到来了，因为阿拉伯人迎来了民主，自由。在游行示威过程中，西方媒体也不断的添油加醋，激化矛盾，从来没有让民众冷静下来思考，一味的鼓吹民主的美好，追求虚无缥缈的东西。具体做法你们也相信在新闻上看过，各种煽情鼓吹，宁可相信母猪会上树也不要相信西方媒体的民主。

之后的事情就如同张维为预测的那样，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埃及爆发革命，各种冲突，各种流血，各种宗教恐怖袭击。

也门内战，经济停滞倒退通货膨胀。

利比亚战争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崛起

叙利亚内战，至今还在打

阿拉伯之春造成了阿拉伯一百多万人的死亡，一万多亿的经济损失，超过一千五百万人的难民。

难民很多都是通过地中海跑到了欧洲，后来的也成了欧洲的难民问题。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事给我启发就是谁在和我说要去游行，追求西方民主，我心里一定会认为他脑子进水了。

我之前和朋友一起写了一个《阿拉伯之春十周年祭》的系列文章，正在陆续整理发布。这篇文章是通过埃及的发展来梳理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内在矛盾的，供你参考。如果朋友们对阿拉伯之春或中东局势感兴趣，请关注我，我们可以一起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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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的根源

2011年，阿拉伯国家不断发生动荡。先是突尼斯，后是埃及，接着蔓延至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群众运动横跨整个西亚北非。

阿拉伯国家的动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大都经历过类似伊拉克的矛盾发展过程，即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国家资本主义破产后的私有化阶段、私有化引发腐败和阶级矛盾扩大的阶段。而且这些国家的矛盾，大部分都比伊拉克更剧烈。因为他们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改革往往不如伊拉克彻底，遗留的问题比伊拉克多且更严重。

我们以埃及为例，简要讲述一下这些国家矛盾演化的过程。

根据评论区的建议，在此处加一个目录

第一部分 埃及的经济情况

一、纳赛尔时期埃及的国家资本主义

二、国家资本主义危机和私有化开启

三、私有化的进一步深化

第二部分 埃及阶级结构

一、阶级概览

二、城市无产阶级

三、农村农民

四、中产阶级

第三部分 埃及的群众运动

一、中产阶级的运动

二、无产阶级的运动

三、宗教势力

四、埃及的暴力机构

第四部分 埃及革命前的反政府群体

第五部分 结语

第一部分：埃及的经济概况

一、纳赛尔时期埃及的国家资本主义

纳赛尔上台后，对埃及进行了全面的社会改革，具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战略促成了社会全面就业，阶级矛盾极大缓和。

（一）工业方面

纳赛尔上台后，埃及进行了广泛的国有化运动。1956年，纳赛尔全面掌握了埃及的军政大权。次年，埃及制定了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主要内容是新建502个工业项目，投资总额3.3亿埃镑，其中61%由国家拨款，39%由私人承担。这是埃及国家资本主义的起点。

60年代开始，国有化运动进一步发展。1961年7月到1964年底，国有化涉及85%的工业机构，完全国有化的公司共有80个，包括所有的银行、重要的工业企业、运输公司、饭店、外贸。通过国有化，政府把私人资本限制在了1万英镑以内，一万英镑以上的资本全部收归国有，取消了大资本家，保留中小资本家。

在此期间，政府就业快速扩大，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公有部门享受工资的工作人员占全部享受工资工作人员的一半。通过劳工立法，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人也得到了很多好处，包括提高每日最低工资标准、降低每周工作时间、享受带薪假日、义务社会保险和免于非法解雇，等等。

（二）农业方面

土地改革前，埃及的土地非常集中，两极分化极为严重。

纳赛尔上台后，共进行了三次土地改革。埃及政府通过三次土地改革，共没收地主土地990153费丹，极大削弱了地主的实力。除此之外，农业合作社也是纳赛尔农业改革的重要方面。1952年，纳赛尔建立了合作社组织，要求农业改革中分到耕地的农民必须加入合作社。

纳赛尔的农业改革打击和削弱了农村中地主阶级的力量，小农和贫农的地位和收入大大上升。但是纳赛尔的土地改革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土改仅剥夺了数千名大地主的超额土地，一、二十万中、小地主和部分大地主的土地完整无缺地被保留下来。而且，纳赛尔是将地主的土地折价销售给小农，而不是直接分配给小农，这就造成处于社会最底层的200万赤贫者并没有分到耕地，而富农成为土地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二、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私有化开启

然而，这仍然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人和农民仍然不享有政治地位，不能管理工厂和国家。社会中的贫富分化虽然得到遏制，但仍然具有较大的鸿沟。而这一切，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迅速扩大。

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惨败，失去了西奈石油收入以及运河管理费，经济雪上加霜。面对国内的经济困难和资产阶级的压力，纳赛尔被迫发表“三·三O”声明，宣布保护私人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合法地位，悄悄地中止了他理解的“社会主义革命”（1962年7月纳赛尔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埃及政府颁布了新宪法，承诺要走向“阿拉伯社会主义”）。

萨达特继任后，进一步深化了私有化改革。萨达特放弃了纳赛尔的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政策，取消了对资本的限制和监管，大量引进西方资本与阿拉伯资本，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退还纳赛尔时期没收的地主与资本家的耕地与资产；削减公共医疗、教育、养老金、失业保险和基础设施开支；削弱工会，削减国有部门工人的工资，力图创造一个“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这一时期的开放政策被称为“消费型开放”，消费品的进口从1960~1970年间年均增长率不到1%上升到1970~1975年的15%，而进口汽车在同期则增长了30倍。与此同时，服务业与贸易业开始发展起来，四大外汇产业（石油、石油侨汇、苏伊士运河过境税与旅游）成为埃及新的经济支柱，石油出口几乎是1966年的10倍，侨汇收入是1961~1970年平均水平的近8倍。

萨达特的改革也给埃及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国际援助和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超出了埃及经济的吸纳能力，造成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进口消费品的大量涌入冲击了埃及本国的民族工业，本国产品大量积压，许多工厂倒闭，国有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埃及经济陷入了高通货膨胀、高贸易赤字、高负债、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

三、私有化的进一步深化

为了缓解危机，1984年，穆巴拉克宣布埃及由“消费型开放”阶段转入“生产型开放”阶段，主要政策有：鼓励并引导外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向生产项目投资，以加速埃及工农业的发展。同时改进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继续放宽对私营部门的限制；调整外贸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紧缩开支，抑制消费；加强外汇管理，增加外汇收入，改变过分依靠美国提供援助的做法。穆巴拉克的这些改革措施，在吸引外资用于生产性投资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好景不长，80年代末期，随着国际油价的下跌以及海湾战争期间84万劳工的回国，埃及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外债攀升、产业机构紊乱。穆巴拉克政府被迫向“巴黎多国俱乐部”寻求债务重组。西方贷款国同意减免其一半债务，条件是埃及必须深化经济改革。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穆巴拉克开始了持续20年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从1993年开始，埃及政府开始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改革。埃及政府于1991年通过了203号法案，列出了314个要进行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并规定每年至少实现25家国企的私有化。到2003年6月底，共有194家公司被私有化，占314家公司的48%。私人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1981/82年的53%增加到2001/2002年的70%。

2004年七月，以纳齐夫为首的新内阁上台，这个内阁由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在背后操纵，被称为“贾迈勒内阁”。贾迈勒曾在西方学习和生活多年，并在国外金融机构工作过，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埃及激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导人物。

埃及在2000年后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贾迈勒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组织，该组织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经济改革培育出的腐败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鼓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知识分子。

2004年，纳齐布上台标志着该组织掌握了埃及政权，其核心人物都在内阁中担任了重要职位，该内阁也被成为“资本家内阁”。

该内阁上台后，迅速加快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步伐，仅在纳齐布上台的第一年里就私有化了170家国有企业。2005年，埃及政府宣布将企业所缴纳的税率减少为原先的一半，同时埃及普通民众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大大增加。

在此过程中，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阶级矛盾不断深化。而腐败加速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埃及腐败现象最早出现产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也就是埃及由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转轨，“中间人”这一职业也逐渐产生，这一特殊阶层的出现为腐败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与此同时，公务员群体也日益腐败，这些日常发生的腐败行为给埃及社会极大的消极影响。在1991年全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启动之后，腐败现象继续恶化，裙带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许多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靠着侵吞国有资产一夜暴富，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穆巴拉克家族为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及其家人的资产净值可能400亿到700亿美元之间，他的两个儿子在美国和英国的黄金地段都购有豪华房产。埃及前民族民主党的秘书长的总资产则高达埃兹(Ahmed Ezz)300亿美元。埃及首富也是靠着和穆巴拉克儿子的关系，依靠政治权力积累了大量财富，导致民怨沸腾。1991年全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启动之后，腐败现象继续恶化，裙带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许多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靠着侵吞国有资产一夜暴富，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穆巴拉克家族为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及其家人的资产净值可能400亿到700亿美元之间，他的两个儿子在美国和英国的黄金地段都购有豪华房产。埃及前民族民主党的秘书长的总资产则高达埃兹(Ahmed Ezz)300亿美元。埃及首富也是靠着和穆巴拉克儿子的关系，依靠政治权力积累了大量财富，导致民怨沸腾。

国企工人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迅速沦落到社会底层；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失业，对社会严重不满；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中产阶级也对穆巴拉克的专制统治不满，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实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在此情况下，埃及相继爆发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如2004-2006年的“受够了”运动，2008年兴起的“四月六日运动”等。2006年之后，工人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罢工和工人集体行动的数量迅速增多。工人运动的高涨也促进了独立工会的产生，2008年埃及房地产税吏组建了五十年来第一个独立工会，到2011年埃及革命之前，埃及总共有三个独立工会，独立工会的发展为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和载体。

为了更好的理解埃及的矛盾，我们接下来初略地介绍一下埃及的阶级机构和内部矛盾。

第二部分：埃及的阶级结构

在萨达特—穆巴拉克时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施，埃及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产阶级迅速分化重组，极少数上上升为官僚资本家，大多数滑落到社会底层；国企被改制后，国企工人成为或者失业或者沦为私企工人，工资福利及社会地位迅速下降；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失地农民数量增多；大量石油劳工生活状况得到了迅速改善，社会地位实现了跳跃式上升；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少数人依靠侵吞国有资产等手段迅速暴富，成为新生的官僚买办资本阶层。

一、阶级概览

自萨达特开启、经穆巴拉克深化的私有化改革，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

在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工人的工资降低，失业率上升，而且也不能享有以前的各种福利保障。政府的各种补贴、福利也逐渐被削减，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恶化，贫困率上升。1991年，埃及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24.3%，2000年下降到16.7%，2008年又回升到20%。

而与此同时，许多与穆巴拉克政权有密切联系的资本家通过侵吞国有资产而迅速暴富。比如钢铁大王伊兹在1999年在私有化中获得了亚历山大国家钢铁公司，2007年他属下的钢铁产量已占全国产量的70%。沙维瑞斯家族的几个成员，分别在电信、建筑、酒店等行业中拥有超大公司，其中三人同时登上福布斯2007年“中东最富20人榜”。穆巴拉克的两个儿子贾迈勒和阿莱也是这些寡头中的成员。

商业经营与政治权力的结合给埃及民众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财富可以巩固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可以带来财富”，只有那些与执政党存在关系的人，才能从埃及的经济发展中获益。国企工人丧失劳动保障，或提前退休或下岗进入低保行列（人数约50万，占国企工人总数的1/3）。上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在经济繁荣期，基础建设项目提供了劳动力需求，但随着经济转入不景气，大批基建项目下马，进城务工的农民失去了工作机会，滞留于城市边缘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埃及人口从20%跃升至44%，在21世纪以来的十年，尽管GDP高速增长，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仍从16%上升到20%。青年人失业率非常高，2006年，失业人群中90%是年轻人30岁以下。没有工作或不找工作的年轻人，大致在50%以上。而这些人相当部分居住在贫民窟，集中度很高。

二、城市无产阶级

国企工人。在纳赛尔时代，国企工人是产业工人的主体，政府出台政策大力改善工人的生活，工人享有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等多方面的保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之中。萨达特上台后，伴随着埃及对外开放的浪潮，大量国外援助和资本涌入埃及，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使领取固定工资的国企工人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对本国民族工业造成严重的冲击，一些国有企业的破产也严重恶化了工人的生活，国企工人逐渐从社会中层滑落到底层。1991年之后，埃及开始全面推行私有化改革，大量国有企业工人遭受了下岗或改制的命运。从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国有企业下岗工人达到了50万人。而未下岗的工人则被改制为私企工人，私营企业的工资、待遇、福利、劳动条件都远不如国有企业，工人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国有企业工人的斗争是一种“波兰尼”式的斗争，主要要求将已经私有化的企业重新国有化，恢复国有企业工人的相关待遇。

非正式部门工人。非正式部门是未经工商部门批准的企业或公司。从萨达特时期开始，该行业的劳动者数量不断增多，1990年初多达300万人。2001年虽然下降到了188万，但仍占劳动力市场的9.7%。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的工人社会地位最低，工资低廉，劳动条件恶劣，而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从1998年到2006年，非正式部门工人的工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22埃及磅。

失业情况。穆巴拉克第二阶段的私有化政策直接导致了许多国有企业工人失业，穆巴拉克政府本来打算通过私营经济和外资的迅速增长来缓解失业问题，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直到1999年，埃及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未超过6%。进入21世纪之后，埃及失业状况更加严峻，2005-2010年间，埃及政府公布的官方失业人口一直在10%上下（实际失业率应在20%左右）。而且埃及的失业人口中，90%是29岁以下的年轻人，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2010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18%，2 0 1 0 年 ， 埃及 1 0 0 0 万失业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失业率是受过小学教育者 的 l 0 倍 ，一些法律和医院专业的年轻人只能沦为出租车司机（我们现在700万外卖骑手中，有7万硕士毕业生，21万本科毕业生）。年轻人是人口中最充满活力的部分，因此大量的青年尤其是高学历的青年失业人口对于社会安定无疑形成巨大的挑战。

民生情况。纳赛尔时代，埃及有较好的福利体系，但这种私有化改革后被大量摧毁。以医疗制度为例，纳赛尔时期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城市和农村的医疗卫生体系，为人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服务，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1960年-1995年间，埃及的人均预期寿命从46岁提高到65岁，提高了41%。免费医疗体系是社会财富转移支付的一种形式，国家通过巨额的公共医疗开支，间接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后，埃及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逐渐遭到冲击。医疗卫生开支的主体逐渐由政府向家庭转移，向多渠道、多元化的成本医疗过渡。财政紧缩、保持预算平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贷款的基本要求，进行经济改革之后埃及的医疗开支占总政府开支的比重开始下降。1995/1996年，埃及医疗卫生开支的54.2%来自家庭，而政府拨款仅占28.%，免费医疗制度名存实亡。新自由主义改革还造成医疗服务的成本上升这些都是造成埃及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重要因素。

三、农村农民

纳赛尔死后，土地集中的现象又开始卷土重来。穆巴拉克在农村推行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政策，废除了政府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如化肥、农药、种子等），取消对农作物种植的限制，放开农副产品价格，废除政府对农产品贸易的垄断，用市场经济手段调控和发展农业。这些措施加剧了农村的社会分化，恶化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

1992年6月，埃及人民议会批准了1992年96号法（地主与佃农关系法），于1997年开始执行。该法案允许地主提高租金，驱逐交不起租金的农民。结果造成许多农民被迫离开土地，一些农村爆发了骚乱，数千农民拒绝被驱逐，他们焚烧农作物，袭击镇压者。中央安全部队被派去镇压，大约有7000名农民被逮捕，约100人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丧生。

农民与资本的斗争，构成了整个群众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中产阶级

埃及的中产阶级主要由中小企业主、进出口商人、工程师、律师、医生等构成。中产阶级建立了许多自己的行业工会，比如工程师工会、医生工会、律师工会。不管是老中产阶级，还是新中产阶级，在政治观点上他们有共同的特点。自由主义是他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他们在政治上反对穆巴拉拉克的独裁统治，要求一定的民主权利，但是在经济上，并不反对新自由主义，同时容忍以色列的存在。在萨米尔·阿明看来“不少中产阶级，包括小商人。不断被欺凌。他们不属于左派，他们接受资本主义、市场与商业，甚至并不完全反美；他们不拥护以色列，但是接受以色列的存在。然而，他们是民主派，反对军队、警察和黑社会的权力集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阶级都行动起来，展开了埃及丰富多彩的群众运动，而这一系列的群众运动，构成了埃及革命的前奏。

第三部分：埃及的群众运动

一、中产阶级的运动

“受够了”运动是一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兴起于2004年春季。2005年9月埃及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当时埃及传言穆巴拉克有意将总统之位传给其次子贾姆勒·穆巴拉克(Gamal Mubarak)。穆巴拉克的这些举动，让饱受失业、物价飞涨、警察与安全机构人员飞扬跋扈之苦的年轻人和某些政治力量极为不满。

2004年，数百名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在收集了三百多份签名后，于2004年9月22日召开了一次会议，成立了“埃及变革运动”(Egypt Campaign for Change)组织作为发起抗议活动的协调机构。该机构在反对穆巴拉克政府的过程中喊出了“受够了”的口号，该运动因此被称为受够了运动。

“受够了”运动是埃及自1977年发生“面包骚乱”以来的第一次民主运动，它通过静坐、示威游行等方式传达政治信息。“受够了”运动明确喊出了“受够了”的政治口号，并传达出“不要第五个总统任期、不要家族继承”的信息。终结穆巴拉克的统治和进行自由、民主的总统选举，构成了“受够了”运动的首要政治诉求。该运动吸引了埃及不同政党和各种专业组织参加，还动员了农民、法官、工人、妇女等群体举行抗议活动。在其顶峰时期，“埃及变革运动”组织在埃及26个省的24个中有自己的代表机构。

“受够了”运动希望迫使穆巴拉克下台和推进民主的目标未能实现，但它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够了’运动领导人自认为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克服了直接对抗政府政策存在的诸多障碍。在‘受够了’运动兴起之前，活动分子因为害怕遭到镇压，从不敢向权力象征、穆巴拉克总统、穆氏之子说‘不’”，而在“受够了”运动兴起之后，“我们能够对穆巴拉克说‘不，我们已经永远不再需要你了，我们不再需要你的儿子;我们不需要一个继承性的王朝’”。“受够了”运动标志着在埃及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可以说，“受够了”运动在埃及开创了一个先例，当人们对国家政策和现实问题有所不满时，倾向于通过抗议活动来表达不满，而且这种行为具有明确的政治取向。而当民众的要求以静坐、游行示威、群众集会等方式得以表达时，各种抗议活动就具备了影响国家政策和政治发展方向的潜力;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型潜力囊括了广泛的政治力量，对于埃及来说恰逢其时。“受够了”运动构成了2005年及以后各种政治抗议活动出现的催化剂。在2005年至2011年间，埃及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如2006年反对黎巴嫩战争的抗议、2006年抗议安全机构对妇女的性侵犯、2007年反对封锁加沙地带的抗议、2008年4月与2009年4月掀起的“4·6大罢工”，等等。

二、工人运动

在1984年到1989年期间，埃及通货膨胀加剧，实际工资不断下降，工人生活条件逐步恶化，引发了工人集体行动的浪潮。这一时期，埃及平均每年有25-80场集体行动。

1991年，埃及政府通过了203号法案，列出了314个要进行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到2002年中期，共有190个公司实现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让原国有企业工人面临下岗或福利削减的困境，引发了他们的不满和斗争。1998-2003年间，埃及平均每年有118场集体行动，这些斗争以国有企业的工人为主，主要目标是反对私有化政策。

2004年纳齐布的改革推动了埃及经济的迅速增长，埃及一度被世界银行列为经济改革的样板国家。但新自由主义改革加剧了埃及的贫富分化，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2005到2008年，埃及的食品价格上涨了至少33%（肉类）到146%（禽类），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到2008年3月已经上涨至15.8%。失业率长期在10%上下徘徊，高学历人群的失业率高达30%。而且全球粮食危机造成埃及的主食严重短缺，加重了穷人的负担。

在此背景下，工人的集体行动数量迅速增加。2004年中期以来，低工资和拖欠工资已经成为加速工人集体行动的最重要起因。仅在2004年就发生了265场集体行动，是1998-2003年平均数的两倍，而这一年70%的集体行动发生在纳齐布七月份上台之后。而到2007年和2008年，工人集体行动的数量分别达到了614场和609场。

2004-2008年参与集体行动的工人总数

（资料来源：Joel Beinin，Justice for All: The Struggle for Worker Rights）

三、宗教势力

当人们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时候，宗教就诞生。现实不公，贫富分化，道德沦丧，出路在何方？不知道。埃及人民，在世俗社会中找不到出路，只能转向宗教去寻求解决的答案。穆斯林兄弟会趁机兴起。穆兄会通过一些慈善活动在下层贫民和中产阶级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1986年，大致6000个埃及人才有一个清真寺，而2005年平均每750个人就有了一个清真寺。新进人员，大多是年轻人。

然而，穆兄会本质上是一个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政党，其领导层以一些大商人、大资本家为主。海拉特 - 沙特尔和哈桑·马利克等穆斯林兄弟会的最高领导，都是亿万富翁。在其他领导人中，Juhayna经营着埃及最大的乳品和果汁公司，萨夫万萨比特·穆罕默德的Mo'men公司是埃及最大的快餐连锁集团，阿卜杜勒·拉赫曼控制着一家连锁超市和农产品进出口公司Seoudi。

早在竞选总统时，穆尔西就主张实行“有力的自由市场经济计划”， 并承诺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 。兄弟会最初的总统候选人Khairat al-Shater是“自由市场计划的幕后驱动力”，他为穆斯林兄弟会拟定的经济计划是：“埃及经济必须依赖大规模的私营成分。优先顺序为埃及投资人、阿拉伯投资人、国外投资人。”

穆斯林兄弟会虽然表面上经常会遭到穆巴拉克的限制和镇压，但是双方之间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是一种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穆巴拉克默许其存在和发展，并允许其掌握了三个重要的国家机构：教育、司法、国家电视广播。他们通过这些机构，推动社会的伊斯兰化，影响、控制社会舆论。

四、埃及的暴力机构

面对尖锐的阶级矛盾，穆巴拉克政府以恐怖主义威胁为理由，长期实行紧急状态法。该法扩大了警察的权力，警察的审查被合法化，政府可以无理由对个人实施无限期监禁。该法严格限定了非政府组织和未经批准的政治组织的活动（包括街头示威等活动），并且对未准注册的组织实行禁止财产捐献的政策。同时，该法导致对某些政治人物和激进青年分子不需要审判就可以随意关押，非法秘密的关押设施也相当存在，政府可以根据人们的政治倾向而拒绝一些人进入大学、清真寺和报社。据人权组织估计，在2010年有5,000到10,000人被长期拘留但没有受到起诉或审判。

在五六十年代，国家的镇压职能主要由军队承担，尽管残暴但非常有目标性，只有一个人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时候才会遭到逮捕。而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镇压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国内的镇压职能开始由警察承担，但是它仍然有确定的职能和界限。这个时候即使没有形成组织，只要触犯官方红线的言论，就会遭到逮捕或镇压，但是这一时期一般有权力下令开枪的是上校或上尉，都是一些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他们会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和代价，所以在处理的时候会比较谨慎。

到了90年代，随着穆巴拉克政权日益自信，警察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对异见者的镇压日复频繁，而且执行者都是一些非正式的警察。因为从九十年代开始，政府开始大规模招募流氓无产者充实警察队伍，给这些人发放工资但不算入警察编制。这些人经常会毫无理由的骚扰或者粗暴的对待普通公民，或者敲诈钱财，引起了埃及民众的广泛不满。诚如萨米尔·阿明所言：“民众对现制度、对警察都极为厌倦了。如果你只因很小的问题（例如闯红灯）被逮捕，你会被毒打，被折磨。警察施加日常的镇压欺凌，完全无法无天，丑恶无比。民众也厌倦了黑社会制度。世界银行所说的代表未来的银行家，是强盗流氓。他们是怎么累积财富的？是通过国家无偿给他们土地，他们转卖给地产商。这是巧取豪夺来累积的财富。他们把真正的企业家挤压走了。”在2010年夏天，一名叫做赛义夫的青年被警察毒打致死，成为埃及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第四部分：埃及革命前的反政府群体

穆巴拉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引起了埃及广大工人、农民、失业青年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的严重不满。埃及革命的动员者主要包括五个群体。

一、“我们都是赛义德”网页

2010年6月，卡莱德•赛义德在将一段曝光警察收缴毒品后私下分赃的视频传送上网之后，被亚历山大员警殴打致死。卡莱德•赛义德成为三十年紧急状态法下国家暴力的象征，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地连续爆发民众反酷刑抗议示威活动。谷歌高官在Facebook上创办了“我们都是卡莱德•赛义德”的网页，成为反抗警察暴力、继而反抗穆巴拉克政权活动的虚拟平台，到6月下旬已经有了50万的点击量。页面有阿拉伯语和英语两个版本，分别由不同的管理员管理。他们提出的要求包括：审判谋杀赛义夫的凶手，号召结束紧急状态法，削减警察的补贴，结束镇压和腐败。

二、以四月六日运动为代表的青年人

四月六日运动是在2008年工人运动期间成立的一个青年人团体。2008年4月6日的罢工失败后，第二年，组织者建立了四月六日运动的网页，到2010年，这个组织发展到了七万名成员。相对于高姆尼创立的网页来说，这个网页历史更久，政治性更强，和劳工和自由派都有联系，有更强的组织动员能力。

三、穆斯林兄弟会青年运动

2005年的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共赢得了88个席位，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在2010年，穆斯林兄弟会的保守派领袖被选为总训导师，他完全无视世俗反对派关于抵制选举的号召，而坚持参加2010年的议会选举。结果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政权的妥协并没有获得回报，它没有获得一个议会席位。穆斯林兄弟会中的一些年轻人开始公开挑战它的训导委员会，号召改革者从其中脱离出来，并且组建一个新的政治党派。当1月25日的革命爆发时，虽然穆斯林兄弟会的主体拒绝参与革命，但是这些青年人决定参与进来。

四、新左派

这些新左派大部分是年轻的和中年左派。老一代的共产主义者活跃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把伊斯兰主义看做是最大的威胁和最反动的敌人。穆巴拉克政府允许这些人写作和演讲，但不允许他们在工人阶级中间组建独立的组织。但是对新一代的左派来说，他们认为，与伊斯兰主义相比，最大的威胁是萨达特以来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因此，共产主义者的首先要任务是在工厂中组织工人的反抗。在最近五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试图在工人和学生中间发展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发行了一个叫做 Al-Bousla——阿拉伯指南的期刊，来整合埃及左派的活动家。这些新左派主要是由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许多是大学教授，比如年轻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

五、巴拉迪周围的一些自由派

巴拉迪曾经是穆巴拉克政权的高官，他曾经被埃及官方提名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席，但是在最后时刻却被穆巴拉克撤换。尽管在美国的支持下它仍然当选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席，但从此之后他开始和穆巴拉克政权保持距离。2004年，巴拉迪创立了埃及变革阵线，该阵线是一个混合了多种政治观点的组织，从自由派到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再到左派，该组织领导了2005年前后的受够了运动。但是巴拉迪的大部分时间仍然在欧洲呆着，他更象是一个精神领袖而不是直接的领导者。

第五部分：结语

从2003年开始，埃及的工人、农民、中产阶级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相继开展了一系列政治、社会运动，表达自己的被剥夺感和压迫感。这些运动包括：2003年埃及民众发起的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的示威游行、2004年兴起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受够了”运动、2006年以来工人运动的高涨。

与此同时，在政治上，穆巴拉克在埃及实行威权统治，操纵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压制国内的民主空间，并长期实行紧急状态法；在外交上，穆巴拉克长期接受美国的援助，与以色列媾和，这严重侵犯了埃及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是推动埃及革命爆发的结构性诱因。

埃及工人阶级既反对穆巴拉克的专制统治，也反对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外交上反对充当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的桥头堡；而中产阶级民主派则只反对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而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则持包容态度；农民阶级主要反对农村的富农、资本家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和租金的上涨。

而所有阶级，共同反对穆巴拉克的政府。

在2007年粮食增长的大背景下，由于高油价、生物燃油用量增加、恶劣天气、谷物期货市场价格飞涨和粮食出口禁令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全球粮价飞涨，酿成了近三十年来全球第一个粮食危机。粮食危机对埃及埃及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严重的影响，2008-2010年间，埃及粮食价格上涨了37%。

2010年12月，突尼斯一名研究生学历的街头小贩遭到城市警察的粗暴对待后自焚抗议，最终因伤势太重，不治身亡。这名青年的过世在激起突尼斯人同情心的同时，也激起了突尼斯人长期以来潜藏的对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以及政府腐败的怒火。之后，当地居民与突尼斯国民卫队发生了冲突，并进而蔓延到全国多处，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最终在小贩自焚后的第29天，在2011年1月14日，总统本·阿里逃亡沙特，突尼斯革命取得了胜利。突尼斯革命的胜利掀起了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成为埃及革命的导火索。

环顾四周，突尼斯也是类似情况，叙利亚也是类似情况，利比亚比这个还糟糕，毕竟国内还有那么多的地方部落势力。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粮价大涨，导致这些国家国内物价暴涨。本来就没有工作，私有化改革还把福利革掉了，物价又这么高，政府贪污腐败早就使得国家民众不满，干柴烈火，一点就着。然而，中东的地位太特殊了，太多的势力盯着了，国内群众的革命，就在各种外部力量干涉下，走向了无休止的内战。

不论是报刊还是网站，经常看到这样一种观点，仿佛这个横跨整个西亚北非的群众运动，是由美国等国家煽动而成的。这种观点是荒谬而肤浅的。

凡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源于社会内部本身的矛盾，是这些矛盾的必然产物。统治阶级不敢承认这一点，因为一旦承认这一点，就否认了政权的合法性。统治阶级只能把一切群众运动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某种外部或偶然的因素，靠欺骗和谎言来维系他们的统治。

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流行观点认为，阿拉伯人民不应该搞群众运动，不应该推翻自己的政府。因为阿拉伯之春后，多数国家陷入战乱和动荡，人民生活并未得到改善，甚至还有下降。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阿拉伯之春后，人民生活反倒下降，只说明了一点：在革命形势来临，而革命政党却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革命的人民会因为迷失方向而陷入泥潭。

除此之外，再也说明不了更多的东西。

人民应该起来推翻清政府，虽然之后陷入北洋军阀统治的泥潭；人民应该起来推翻北洋政府，虽然412政变后再次陷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锻炼的人民，必然会走出泥潭，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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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这个问题建议可以去看看英文版的维基百科，那里讲的非常详细，知乎的手动篇幅实在有限。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正式的发端是突尼斯国内暴乱，顶点之一是利比亚卡扎菲被掀翻，阿拉伯之春可以和时间相当的各种x花革命联系起来看。可以认为这是美欧对一些死对头的定点清除，这个不值得大书特书，但非常值得关注的是美欧变热战为冷战的方式，通过资金资助、民间发动、以变革和民主为口号的新式颠覆。但阿拉伯之春的结果是比如利比亚这些曾经地区性富裕地区战火淋漓，各路军阀被背后势力怂恿，互相杀伐，而曾经一时被发动的底层民众非但未能使生活更好，反而连基本的人身安全也丧失了保障。美欧这一套打法非常值得研究。而他们所谓的变革和民主的实质也非常值得琢磨。太阳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庆幸我们生在中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