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 非翰林不入内阁 有反例吗？
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了明朝选官制度的一个重要节点。简单来说，英宗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格局确实是主流，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反例。 要想详细讲清楚，咱们得一层层剥开来看。
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格局”是怎么形成的。
“非进士不入翰林”这句，其实是对宋朝以来选官制度演变的一个总结。宋朝开始，科举制度地位日益重要，进士科更是选拔人才的金字招牌。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就开始强调科举的重要性，但他对翰林院的看法更复杂一些，既看重翰林清贵，也防范其可能带来的党争。
英宗时期，特别是“土木之变”之后，朝廷对官员的选用更加谨慎，也更加重视那些通过科举正途出身、有扎实学问的人。翰林院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承担着起草诏令、顾问、侍讲等重要职责，自然对士人特别是进士出身的就更加倚重。所以，“非进士不入翰林”在英宗以后，基本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很多大才，比如解缙，虽然在早期有些波折，但最终也是进士出身才进入翰林院，并成为一代名臣。
再往下，“非翰林不入内阁”。
内阁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政治过程。起初，内阁只是皇帝的顾问、秘书班子，没有实际的权力。但随着皇帝懒政或者信任内阁大学士，内阁的权力逐渐膨胀，最终演变成了事实上的宰相。
那么，为什么非翰林不入内阁呢？这很好理解。内阁大学士需要具备深厚的学识、丰富的政治经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而翰林院恰恰是培养这些能力的地方。翰林院的官员，在起草重要文书、研究典章制度、参与政治讨论等方面，都比其他官员更有优势。他们常常是皇帝的近臣，对皇帝的意图和朝廷的运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到英宗之后，随着内阁地位的日益提升，它就成了一个“精英俱乐部”，而翰林院就成了进入这个俱乐部的重要“预备队”。 许多能够登上内阁巅峰的重臣，如“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从翰林院一步步走上来的。
那么，有没有反例呢？
确实存在反例，但这些反例往往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和解释空间。
1. 早期内阁的形成与例外：
“三杨”之前，内阁的权力尚未完全稳固，更像一个皇帝的参谋班子。 在这个阶段，一些非翰林出身但资历深厚、受到皇帝信任的官员也可能进入内阁。但即使如此，很多也与“辅国安民”等与文职、幕僚相关的职责有关，或者因为某些历史机缘。
例如，成祖时期，内阁的开创者李至刚，本身是国子监祭酒，后来又兼任翰林学士。 虽然最终也沾了翰林的光，但早期这种“兼任”和“提拔”模式，和后来“必须先入翰林”的定式有所不同。
张辅，虽然不是进士出身，但凭借军功卓著，作为军事重臣，也曾被授予内阁辅导之职（虽然与后来的大学士权力有区别，但已是内阁的早期形态）。 这是典型的军功入阁，打破了纯粹的文官路线。
2. 英宗时期之后，虽然“非翰林不入内阁”是主流，但也要看“大学士”的定义和职权变化。
“辅导”与“大学士”的区分： 在明代，担任“内阁辅导”的官员，并不一定都是进士出身，也不一定都是翰林。但这些辅导官的权力通常不如后来正式的“大学士”。到了宣德、英宗之后，特别是“三杨”后期，内阁的权力结构逐渐稳定，成为了权力核心，这时候“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规矩就更加明显。
特殊的时期和皇帝的恩宠： 到了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在一些皇帝独揽大权或者特别重用某些人的时期，可能会出现一些“破格提拔”。
一个可能的例子是徐阶。 徐阶是状元出身，自然是翰林。但后来他入阁，并且一步步成为内阁首辅，其能力和地位都毋庸置疑。这并非反例，而是印证了“翰林出身是重要的阶梯”。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地方上有杰出政绩，或者在特定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官员，也可能被破格进入内阁。 但这类情况非常少见，而且通常伴随着争议。即便是这些官员，很多也会在进入内阁后，被追封翰林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沾边”翰林，以符合朝廷的体统。
比如，严嵩。 严嵩是进士出身，也入翰林院，所以他本身就符合“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常规。但他的问题在于后来的行为，而不是出身。
万历年间，申时行成为首辅，他也是状元出身。 大家都明白，这种“状元”就是科举的最高荣誉，自然是进士中的进士。
3. “国子监”出身的官员：
国子监是最高学府，其毕业生在理论上也有机会进入仕途。但在明朝，尤其是后期，国子监毕业生的影响力远不如进士。历史上，极少数能够从国子监出身，并且能达到内阁层级的官员，几乎没有。即便有，很可能也是通过其他途径（如捐纳、恩荫）获得官职，然后因为某些能力被重视，最终进入内阁。但这种“非科举正途”的官员，想进入内阁，难度极大，而且往往不被认为是主流。
为什么说“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是“格局”而非“铁律”？
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而非严格的法律条文。 制度是人制定的，也可能被打破。
皇帝的权力永远是最大的变量。 如果皇帝特别看重某个人，或者在非常时期需要某类人才，是有可能“破格”的。
“入阁”的定义也在演变。 早期内阁的权力格局与后期大不相同。
总结一下，英宗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确实是明朝政治生态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是一种重要的选官和晋升通道。 绝大多数能够位列内阁、掌握大权的官员，都遵循了这条路径。
至于反例，可以说“微乎其微”，且往往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解读。 那些极少数的“例外”，要么是早期内阁权力尚未稳固时的特例，要么是因为极其特殊的情况，或者通过某种方式“沾了”翰林的光。更重要的是，即使有这些例外，它们也无法动摇“进士—翰林—内阁”这条主流通道的根基。
可以说，这条“通道”成为了明朝文官集团内部的“精英养成计划”，它确保了入阁者大多拥有扎实的学问功底和长期的政治历练，但也无形中加剧了对其他类型人才的门槛。
所以，与其说有“反例”，不如说这条“格局”在实际运作中，偶尔会因为历史的特殊性而出现一些“偏离”，但这些偏离并不足以改变其主体性的趋势。
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格局”是怎么形成的。
“非进士不入翰林”这句，其实是对宋朝以来选官制度演变的一个总结。宋朝开始，科举制度地位日益重要，进士科更是选拔人才的金字招牌。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就开始强调科举的重要性，但他对翰林院的看法更复杂一些，既看重翰林清贵，也防范其可能带来的党争。
英宗时期，特别是“土木之变”之后，朝廷对官员的选用更加谨慎，也更加重视那些通过科举正途出身、有扎实学问的人。翰林院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承担着起草诏令、顾问、侍讲等重要职责，自然对士人特别是进士出身的就更加倚重。所以，“非进士不入翰林”在英宗以后，基本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很多大才，比如解缙，虽然在早期有些波折，但最终也是进士出身才进入翰林院，并成为一代名臣。
再往下，“非翰林不入内阁”。
内阁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政治过程。起初，内阁只是皇帝的顾问、秘书班子，没有实际的权力。但随着皇帝懒政或者信任内阁大学士，内阁的权力逐渐膨胀，最终演变成了事实上的宰相。
那么，为什么非翰林不入内阁呢？这很好理解。内阁大学士需要具备深厚的学识、丰富的政治经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而翰林院恰恰是培养这些能力的地方。翰林院的官员，在起草重要文书、研究典章制度、参与政治讨论等方面，都比其他官员更有优势。他们常常是皇帝的近臣，对皇帝的意图和朝廷的运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到英宗之后，随着内阁地位的日益提升，它就成了一个“精英俱乐部”，而翰林院就成了进入这个俱乐部的重要“预备队”。 许多能够登上内阁巅峰的重臣，如“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从翰林院一步步走上来的。
那么，有没有反例呢？
确实存在反例，但这些反例往往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和解释空间。
1. 早期内阁的形成与例外：
“三杨”之前，内阁的权力尚未完全稳固，更像一个皇帝的参谋班子。 在这个阶段，一些非翰林出身但资历深厚、受到皇帝信任的官员也可能进入内阁。但即使如此，很多也与“辅国安民”等与文职、幕僚相关的职责有关，或者因为某些历史机缘。
例如，成祖时期，内阁的开创者李至刚，本身是国子监祭酒，后来又兼任翰林学士。 虽然最终也沾了翰林的光，但早期这种“兼任”和“提拔”模式，和后来“必须先入翰林”的定式有所不同。
张辅，虽然不是进士出身，但凭借军功卓著，作为军事重臣，也曾被授予内阁辅导之职（虽然与后来的大学士权力有区别，但已是内阁的早期形态）。 这是典型的军功入阁，打破了纯粹的文官路线。
2. 英宗时期之后，虽然“非翰林不入内阁”是主流，但也要看“大学士”的定义和职权变化。
“辅导”与“大学士”的区分： 在明代，担任“内阁辅导”的官员，并不一定都是进士出身，也不一定都是翰林。但这些辅导官的权力通常不如后来正式的“大学士”。到了宣德、英宗之后，特别是“三杨”后期，内阁的权力结构逐渐稳定，成为了权力核心，这时候“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规矩就更加明显。
特殊的时期和皇帝的恩宠： 到了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在一些皇帝独揽大权或者特别重用某些人的时期，可能会出现一些“破格提拔”。
一个可能的例子是徐阶。 徐阶是状元出身，自然是翰林。但后来他入阁，并且一步步成为内阁首辅，其能力和地位都毋庸置疑。这并非反例，而是印证了“翰林出身是重要的阶梯”。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地方上有杰出政绩，或者在特定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官员，也可能被破格进入内阁。 但这类情况非常少见，而且通常伴随着争议。即便是这些官员，很多也会在进入内阁后，被追封翰林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沾边”翰林，以符合朝廷的体统。
比如，严嵩。 严嵩是进士出身，也入翰林院，所以他本身就符合“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常规。但他的问题在于后来的行为，而不是出身。
万历年间，申时行成为首辅，他也是状元出身。 大家都明白，这种“状元”就是科举的最高荣誉，自然是进士中的进士。
3. “国子监”出身的官员：
国子监是最高学府，其毕业生在理论上也有机会进入仕途。但在明朝，尤其是后期，国子监毕业生的影响力远不如进士。历史上，极少数能够从国子监出身，并且能达到内阁层级的官员，几乎没有。即便有，很可能也是通过其他途径（如捐纳、恩荫）获得官职，然后因为某些能力被重视，最终进入内阁。但这种“非科举正途”的官员，想进入内阁，难度极大，而且往往不被认为是主流。
为什么说“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是“格局”而非“铁律”？
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而非严格的法律条文。 制度是人制定的，也可能被打破。
皇帝的权力永远是最大的变量。 如果皇帝特别看重某个人，或者在非常时期需要某类人才，是有可能“破格”的。
“入阁”的定义也在演变。 早期内阁的权力格局与后期大不相同。
总结一下，英宗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确实是明朝政治生态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是一种重要的选官和晋升通道。 绝大多数能够位列内阁、掌握大权的官员，都遵循了这条路径。
至于反例，可以说“微乎其微”，且往往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解读。 那些极少数的“例外”，要么是早期内阁权力尚未稳固时的特例，要么是因为极其特殊的情况，或者通过某种方式“沾了”翰林的光。更重要的是，即使有这些例外，它们也无法动摇“进士—翰林—内阁”这条主流通道的根基。
可以说，这条“通道”成为了明朝文官集团内部的“精英养成计划”，它确保了入阁者大多拥有扎实的学问功底和长期的政治历练，但也无形中加剧了对其他类型人才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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