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有大名打过虾夷地的主意吗？
那么，在那个时期，是否有大名“打过虾夷地的主意”呢？
答案是：不完全是，但存在间接的关注和有限的尝试。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先了解当时的“虾夷地”和各方势力的情况。
当时的“虾夷地”
“虾夷地”在战国时期，大致指的是今天日本北海道地区，以及本州岛北部的一些区域。这里的原住民主要是爱努族人。与当时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封建制度和农业社会的日本本土相比，虾夷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上都相对落后。那里气候严寒，地形复杂，自然资源丰富（例如海产、毛皮等），但开发程度极低。
战国大名与虾夷地的关系
在战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虾夷地对绝大多数日本大名来说，并不是一个迫切需要占领或开发的地区。原因有几个：
1. 内部的优先事项更重： 大名们的主要战场在本州岛。他们需要巩固自己的领地，压制对手，统一日本。与邻近的强敌作战，比去开发一个遥远且不确定的北方地区，更符合他们的短期和中期利益。
2. 开发成本高昂且回报不明： 远征虾夷地需要巨大的军事和后勤投入。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极其有限，大规模的军队要穿越复杂的地形抵达并维持在虾夷地的存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即使占领了，如何有效统治、如何从那里获取足够的经济利益，都是未知数。爱努族人的社会结构和抵抗能力也需要考虑在内。
3. 缺乏对该地区的直接管辖权： 在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尚未真正实现。许多名义上的统治者（如室町幕府）对遥远的边疆地区缺乏实际的控制力。即使理论上虾夷地属于日本的一部分，但其管理更多是通过交易、有限的朝贡关系，或者由在当地活动的少量日本商人（比如松前氏的前身）来维持。
间接的关注和有限的尝试
尽管如此，说“完全没有大名打过主意”也不准确。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间接的关注和有限的尝试，这些尝试往往与贸易和当地的势力发展有关：
商人与开拓者： 一些在东北地区（如陆奥国）的大名，其领地靠近虾夷地的边缘。这些地区的大名对北方的资源，尤其是海产（如海带、干贝）、毛皮等，是有一定需求的。因此，他们会支持或容忍一些商人前往虾夷地进行贸易。这些商人有时会获得大名的许可或资助，从而在当地建立一些交易据点。
松前氏的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国后期和江户时代初期，一个名为“松前氏”的家族逐渐在今天北海道西南部地区（被称为“渡岛”）崛起，并与爱努族人建立起一种既合作又控制的复杂关系。松前氏最初可能只是一个地方豪族，但他们通过掌握与虾夷地的贸易，尤其是对外贸（通过与虾夷人转贩来自中国、朝鲜的商品）而积累了财富和影响力。虽然松前氏在战国时期尚未成为强大的“大名”，但他们实际上是第一个在虾夷地建立起一种相对稳定统治框架的势力，并且这个框架是得到后来江户幕府认可的。可以说，松前氏的活动是战国时期日本对虾夷地影响力扩张的一个早期体现，而那些东北地区的大名对松前氏的兴起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注”。
丰臣秀吉的短暂考虑？ 尽管丰臣秀吉的主要精力放在统一日本和征朝，但据一些史料模糊记载，在统一日本的后期，他曾有过一些对外扩张的宏图。理论上，他可能也考虑过将日本的势力范围推向更远的北方。然而，这些考虑并未转化为实际的军事行动，尤其是在虾夷地。他的精力很快就被朝鲜战争所占据。
德川家康与幕藩体制的巩固： 到了德川家康时期，日本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承认了松前氏在虾夷地的地位，将其纳入幕藩体制的边缘。这并非德川家康“主动去占领”虾夷地，而是对已经形成的既成事实的认可和管理。幕府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国内稳定，并控制与外国（如荷兰、葡萄牙）的贸易，对虾夷地的直接军事介入并不在其优先考虑之列。
结论
总而言之，在战国时期，没有像织田信长或丰臣秀吉那样的大名真正意义上“大规模地打过虾夷地的主意”并付诸军事行动。 虾夷地作为一个遥远、开发程度低且存在原住民的地区，未能吸引当时日本主要大名的战略注意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虾夷地完全没有“想法”。东北地区的一些地方势力，以及通过贸易而活动的商人，与虾夷地有着间接的联系和有限的互动。更重要的是，战国后期涌现出的松前氏，在夹缝中逐渐建立起对虾夷地部分地区的影响力，这为后来的开发奠定了基础。如果一定要说“有人打了主意”，那么这些地方势力和商人是更贴切的描述，他们是在寻求利用虾夷地的资源，而非将其作为战略要地去征服和统治。
战国时期大名的主要战场始终是日本本土。直到江户时代，随着日本国内局势的稳定和海外贸易的扩展，对虾夷地的关注才逐渐增加，并最终以松前氏为代表的势力，在幕府的框架下，将日本的影响力触角延伸到了那里。
网友意见
当年玩 天下创世 玩南部家开局的时候就想过这个问题。
本来在拙文《日本分国简述》中是这样简介虾夷地的：
虾夷位于日本列岛最北端，本为阿依努民族的聚居地。通过津轻海峡与陆奥国津轻地区隔海相望，北方的千岛列岛也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地，有着自己的文化特点。这种地理位置和条件，使其未卷入各战国大名间的激烈争夺，很少受到他国大名的侵略。虾夷的主要豪族实际上只位于南部的狭长地带。由于面积广大，未开发的地区很多，虽不缺乏资源，但农业，商业，工业，林业等产业都很不发达，各种物资如食品等都需要进口，唯一丰富的资源就是渔业，特别是鲑鱼、鲢鱼、昆布等，被称为虾夷三品，是该地重要的贸易品。除此而外，野生动物的毛皮、鹰羽等也是该地的特产。收获这些东西的阿依努民族人与日本人进行交易，有时还会爆发争端。由于未受到日本新兴势力和下克上之风的影响，还保持着镰仓以来的地头领主和武士的割据状况，奥州探题的权威仍然保持。
阿依努民族发动暴乱后，花泽馆的蛎崎家和茂别馆的下国家联合，实力有所加强。由于下国家当主下国恒季不服从主家安东家之命，被安东家所杀，后下国家又同阿依努民族交战，被击败后迅速没落。蛎崎氏便成为了安东家在虾夷的代官，从而掌握了该地实权。蛎崎家以松前大馆为据点多次与阿依努民族交战，终于在1551年阿依努酋长同意结成友好条约。这时蛎崎家脱离安东家被官的立场独立，于1590年趁丰臣秀吉奥州检地的机会上洛，从而获得了虾夷岛的支配权，成为独立大名。秀吉死后，蛎崎氏接近德川家康，并改姓松前，1600年在松前筑福山城，成为近世大名。
后来经知乎网友“断裂hyakuri”兄做了如下提示：
蝦夷地只有最南端的“和人地”（松前藩领地）属于日本人生活统治区域，以北地区至18世纪以后才逐渐呈点、线状设置贸易据点与阿依努人交易，对阿依努人施加了影响，但并未直接统治阿依努人。从十八世纪末蝦夷地的幕府直领开始，江户幕府才逐渐开始直接控制蝦夷地；幕末、明治初时期，最后才在蝦夷地设置“十一国”（可参考日文维基：令制国）；蝦夷国的称呼只是一个从日本立场出发的历史“名词”。
后来又翻了一些资料，便再简单补充一下，而且仅限于战国时期的和人居住区，即现在的道南，而非指整个虾夷地区：
从野望游戏里出现的蛎崎季广的曾祖武田信广时期开始被认为是松前氏的初代，而且从此时开始，同期的墓葬中就已出现和人及阿依努人的遗骨，可见此时和人及阿依努人已有共居的情况。而且虾夷在人印象里一直是不毛之地，更是个流放之地。特别是在文治五年（1189）源赖朝发动奥州之战后，奥州藤原氏恐有残党渡海，而实际上目前函馆的船魂神社据推测氏建于1135年，可见此时便有和人在此定居。根据《都玉记》的记载，建久二年（1191），在京都犯下恶行的十名强盗被发配虾夷，这也是作为流放地的最早记录，此后便不断有所谓的强盗被流放至此。同时根据考古发掘，一些遗迹中不仅发现了本土器物，还出土了十三世纪末至十五世纪中期的濑户烧、珠洲烧、和镜和中国的瓷器等，可见虾夷南部的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
上面扯远了，众所周知，镰仓幕府委任安藤氏为虾夷的代官，断断续续稀稀拉拉到了室町中期，后与南部氏敌对败北，在安藤师季时期逃往虾夷，还纠集了一些浪人及反南部人士，这其中就有从若狭而来的武田信广。后来安藤氏回到旧领打拼，武田信广则留在了虾夷，后来一边与虾夷人做买卖，一边又与其争斗，同时仍作为老东家安藤氏的从属，以此为后盾在虾夷南端发展势力。到了蛎崎季广时期，他有十四个女儿，十三个都嫁给了出羽的豪族、津轻一带的实力者及道南的在地势力等等，通过这种方式谋求自家的稳定。天文十七年（1548）夏，蛎崎季广以富田广定为使者，前往若狭拜会同族·若狭守护武田信丰，而武田信丰与原将军足利义晴正是亲家。足利义晴在后来给信丰子武田义统的御内书中提到感谢其进献了海獭皮，而这个海獭皮估计就是来自于蛎崎季广。可见季广试图通过这种间接关系，打开与幕府联络的大门。在继续作为安藤氏的从属下，又与作为南部氏所罩着的势力浪冈北畠氏保持友好的关系。所以再回到题主的问题，鄙人觉得季广在虾夷南部得以长期盘踞和延续主要有如下两个最主要原因：
1、蛎崎季广通过广泛的结姻，争取当地势力的支持，并与外部势力结好关系，甚至还与远方的幕府和织田信长有间接联络。在这些势力之间周旋以保全自身，使周边大势力并不高度觊觎自己的土地。
2、安藤、南部、浪冈北畠等周边势力的互相对抗，削弱了自身实力，使他们无力倾全力攻击蛎崎，抑或他们觉得蛎崎氏的地盘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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