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战国时期一个诸侯国就可以拿出50，60万兵力，大统一之后的朝代拿出战国时期一个国的兵力都很困难？
首先，我们要理解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国”和后世朝代的“国”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战国时期的诸侯国，虽然彼此之间有统一的文化认同，但政治上是独立的，它们更像是拥有自己军队、税收和法律的“国家实体”。而大一统朝代的“国”，则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帝国，其统治范围和人口基数远超任何一个战国诸侯国，但其兵力动员方式和效率却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来从几个关键角度深入剖析：
一、 兵源的构成与动员模式：
战国时期：以征发为主，全民皆兵的雏形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生存和扩张，不得不将社会资源压榨到极致。其兵源主要来自：
士人与贵族： 这是早期军队的骨架，他们拥有装备和训练，是战斗的主力。但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数量不足。
农兵（征发民兵）： 这是最重要的兵源。战国各国普遍实行了军功爵制，鼓励民众参军以获取爵位和土地。一旦战争爆发，国家会向全国范围内的成年男子征发兵员，这些人平时是农民，战时则被组织起来进行训练和作战。
职业军人与佣兵： 一些国家也开始发展职业军人，或者雇佣他国战士，但数量相对有限。
关键在于，战国时期的兵役是一种“强制性、周期性”的征发。为了维持国家的生存，一个诸侯国可以将绝大多数适龄男性都纳入兵役的范畴，他们在农闲时训练，农忙时轮番上前线。这是一种近乎“倾国而出”的动员模式。例如，秦国的商鞅变法，极大地加强了国家对人口和资源的控制，鼓励耕战，使得秦国能够持续不断地投入庞大的兵力。一个拥有三五百万人口的诸侯国，要拿出五十万、六十万的军队，并非不可能，这相当于将全国成年男子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青壮劳动力都投入到军事活动中。战争的残酷性也意味着大量的消耗和换血，所以数字庞大但兵员素质可能参差不齐。
大一统朝代：以募兵与府兵制为主，职业化与地方化
大一统王朝建立后，战争的性质和动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职业军人（募兵制）： 为了维护庞大的帝国疆域和镇压内部叛乱，朝廷倾向于建立一支职业化的军队。这些士兵常年接受训练，装备精良，领取俸禄。例如，汉朝的募兵制，唐朝的府兵制和后来的募兵制，都是为了满足稳定的军事需求。但这种职业军人，即使在鼎盛时期，其数量也难以与战国时期的“全民皆兵”式的征发相匹敌。一个百余万甚至数百万人口的国家，要维持数十万甚至百万级别的职业军人，对财政是巨大的负担。
府兵制（唐朝特有但有代表性）： 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兵在和平时期务农，战时被征调。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兵役的征发性，但其兵力规模和动员效率与战国时期的“全民皆兵”仍有区别。府兵的服役是分番轮流的，而且是基于户籍和土地的，不是全员出动。
地方治安部队： 更多的是常备的地方驻军，用于维持地方秩序，数量相对较少，且装备和训练水平不一。
为什么大一统王朝难以拿出战国时期一个国的兵力？
1. 财政压力： 维持一支数十万乃至百万级别的职业化常备军，其军饷、粮草、装备、训练等开销是天文数字。大一统王朝需要供养庞大的官僚体系、建设大型工程、以及应对更广泛的民生需求，很难将如此巨额的财政资源全部押注在军事上。战国诸侯国虽然也需要财政，但其财政结构相对简单，军事是其生存的压倒一切的重点。
2. 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大一统王朝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以巩固其统治。大规模的征兵，尤其是抽调大量青壮年去当兵，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社会劳动力供应，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朝廷会更加倾向于通过有限的军事力量来维系秩序，而不是将国家推向全面战争的边缘。
3. 军事专业化与装备水平： 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战争的专业化程度也在提高。例如，骑兵、重装步兵、攻城器械等都需要更专业的训练和更昂贵的装备。虽然战国时期也存在专业的军事力量，但大一统王朝的军队，其整体专业化和装备水平可能更高，但这也就意味着单兵的成本也更高，限制了数量。
4. 信息传播与动员效率： 尽管大一统王朝拥有更强大的中央集权，但要一次性动员全国范围内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非职业士兵，其组织、训练、运输和后勤仍然是巨大的挑战。战国时期，诸侯国地域相对较小，动员范围内的民众更容易被集中管理和训练。
5. 国家职能的分化： 大一统王朝的国家职能更加多元化，军事只是其中之一。教育、司法、文化、水利建设等等都需要投入。而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其国家职能高度集中于军事和生存，其他方面相对简略。
二、 经济基础与承受能力：
战国时期：极度压榨式的经济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图存，实行了高度集中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政策。例如，秦国的“耕战”政策，鼓励农民努力耕作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通过军功来激励他们参战。这种模式下，整个国家的经济几乎完全围绕着战争展开。民众承受的赋税和劳役都非常沉重，很多时候是为了满足国家最基本的军事需求。
大一统朝代：相对平衡的发展
大一统王朝的目标是长治久安，它需要在保障军事需求的同时，也要关注民生，维持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如果像战国时期那样进行极端的军事动员，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榨干社会的活力，导致民不聊生，最终威胁到王朝的统治本身。因此，大一统王朝会寻求一种相对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也存在赋税和劳役，但通常不会达到战国时期那种“竭泽而渔”的地步。
三、 军事目标与战略考量：
战国时期：生存与扩张，不惜一切代价
战国时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每个诸侯国都面临着被吞并的危险。因此，军事实力是其生存的根本。它们往往会动用压倒一切的力量来应对外部威胁或发起进攻，甚至不惜牺牲一部分民生来换取军事上的优势。一旦开战，就是决定生死存亡的斗争。
大一统朝代：维护边疆与内部稳定
大一统王朝的目标是维护整个帝国的统一和稳定，其战略重心在于守卫辽阔的边疆、镇压内部的叛乱，以及进行有限的对外扩张。它拥有了主导权和主动权，不会轻易陷入全面战争。即使在对外战争中，也会考虑投入产出比，以及对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因此，其军事动员的规模，更多是基于“需要”而非“可能”的极限。
举个例子来比喻：
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就像是一家小型高风险创业公司，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下来，不惜投入全部的资源，甚至借贷（榨取民力）来研发和推销产品（打仗），一旦成功就能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吞并他国），失败则立刻破产（灭国）。这种模式下，公司几乎所有员工（人口）都要参与到最前线的业务（战争）中。
而大一统朝代，则像是一家大型跨国集团公司。它拥有庞大的市场和多元化的业务部门（统治范围和职能）。它的目标是稳定发展，扩大品牌影响力，而不是每一场“战役”都拼上公司的全部身家。它会建立专业的销售团队（职业军队），但不会要求所有员工都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前线推销产品。它需要考虑研发（技术进步）、市场推广（文化影响）、客户服务（民生）、财务管理（财政）等多个方面。因此，即使它的整体实力远超当年的小公司，但在单一“兵力”的投入上，反而会显得更“谨慎”和“有限”。
总结来说，战国时期一个诸侯国之所以能拿出数十万兵力，是因为其国家形态更接近于军事机器，兵源构成以强制征发为主，经济模式高度为战争服务，并且其生存目标决定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而大一统朝代，虽然规模更大、实力更强，但其国家职能更加多元，军事动员趋于职业化和专业化，经济发展和民生稳定是其统治的基石，战略考量也更加审慎，因此在直接的兵力数量上，反而难以达到战国时期那种近乎“倾国而出”的动员水平。这是一种从“生存竞争模式”到“帝国管理模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网友意见
对中国古代史上的军队人数，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辨析，如战国时期各国动辄出动几十万大军，这些兵力是同时包括了战兵和作为辅兵的壮丁，甚至是民夫。
如果用这种兵力计算法则，那么淮海战役时我军投入的兵力就并非只有野战军六十万了，而是必须把543万“支前民工”也就是战地民夫全算进去，那就是整整六百万大军，对面那众叛亲离、完全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八十万敌军，又焉能不败呢？
春秋时期，各国交锋出动兵力尚且有限，吴军攻破楚都，兵力不过3万。秦国出兵援楚，也只用了兵车五百乘，也就是37500兵马。而此后吴王夫差在艾陵之战大破10万齐军，竟基本摧毁了齐国这个数百年强国的世袭贵族阶层，间接促成了“田氏代齐”。
到了战国时期，战国七雄经过数百年长久分裂，货币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已经形成了有自己统治精英集团、形成了自己民族意识的真正国家，才能在相互兼并战争中，动辄出兵数十万（战兵+辅兵+民夫），将全国十分之一以上的成年人口投入一场战争，打出类似近代工业化国家的残酷总体战。
商鞅变法后，整个秦国就是一个只有耕战二字的战争机器，举国上下所有官民，群起一致的人生目标，就只有打仗、种地，而种地也是为了支援对外扩张和掠夺的战争。其余各国为了在这残酷的大争之世存活下来，同样各自进行了适应时代的变法，将自己国家体制转变为不同程度的古典军国主义体制。
古典军国主义体制是真正意义的“全民皆兵”。每个成丁男子（15岁-60岁）都要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并按国家征发命令，定期去服兵役，都是所谓的“预备役军人”，随时可以变为正规军战士，一旦进入战时状态，举国“三丁抽一”甚至“二丁抽一”组成大军，成年妇女和未成年儿童也立刻动员起来去接替国内生产。
战争时，战兵和辅兵更不像后世区别得那么严格，辅兵甚至民夫在战事紧急时，一样拿了武器就要作战。成年妇女也随时要动员起来，担运后勤甚至守城。当然，战国七雄的动员力看似强大，还因为他们的绝大部分战役都是“内线作战”，而非后世王朝那种长途远征。
比如长平之战最关键时，秦昭襄王嬴稷直接就把河内郡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就地动员，直接就作为一只援军，去阻击赵国的援军，断其粮道了。
【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
又比如李信蒙恬二十万大军攻楚，原为楚国公子的秦相昌平君起兵反秦，断绝秦军后路，致使秦军被楚将项燕杀得惨败。而就在几年之前，秦将桓齮领十万大军攻赵，被赵将李牧大败。
然而，经历了两场损失合计近三十万人的惨败后，秦王嬴政下令举国“空甲士”，又迅速动员一只六十万人的大军，由王翦率领，大破项燕的四十万楚军，攻灭楚国。
王翦伐楚这六十万大军，当然是战兵和辅兵的总和，但也是随时可以变成货真价实的六十万军队，只有所有成年男子常年接受正规军事训练的古典军国主义国家，才能随时化民为兵，这是后世那些搞募兵制的王朝，如宋朝和明朝后期所不可想象的。
同时，正因为战国七雄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绝非后世的袁绍袁术、王世充窦建德、陈友谅张士诚那种割据一时，连一次决战失败都扛不住的军阀政权可比。因此，指望和后世的内战那样，一方占优势、决战胜利则一鼓而下，一战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所以，战国时期打仗，首要目的还不在于攻城略地，而在于屠军，只要把一国的青壮年男丁都屠光了大半，自然该国的国力就削弱了大半，所以众多战国名将才会有动辄斩首几十万的辉煌战绩。
长平之战，赵军战死五万，被坑杀四十万，全军覆没，死的人肯定是正兵、辅兵和随军民夫也一起计算。白起堂堂“人屠”难道还会那么慈悲，只杀战兵不杀民夫？他的战争目的不在区区长平，就在于将赵国所有青壮年男子在内的潜力动员兵力，去尽可能削弱。
后世王朝也有类似的例子，以西夏北宋战争中著名的永乐城之战为例，西夏方面称，斩杀二十万宋军，大胜特胜，而宋朝方面则坚持，只损失了一万二千多士兵，小败而已。其实双方都不过是玩“辅兵和民夫算不算士兵”的文字游戏。
真实事实是什么情况呢，战前宋军有战兵+仆从蕃军7万，民夫16万人，战后按其主帅奏报「永乐城陷，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
也就是说，城是丢给西夏人了，宋朝士兵战死了1.23万，伤者另计，至于宋朝丢下不管的那十多万筑城民夫，宋朝方面可以不把他们算自己军队的损失，西夏人当然老实不客气地要计入自己的歼敌斩获数里。
正因为后世封建王朝尤其是王朝后期的动员力组织力，完全没法和战国时这样的古典军国主义国家相比，因此后世许多文人，才会觉得战国时的兵力数据匪夷所思，便简单认为是司马迁在《史记》夸大其词。
当然，如赤壁之战，曹操军号称“八十万”，就纯粹是曹操在书信里用来恫吓孙权的话，并非其实际兵力，而只是所谓宣传用的“号称兵力”。司马迁同时亦写明了鸿门宴时，刘邦军实际兵力十万，号称二十万；项羽所率诸侯联军实际兵力四十万，号称一百万，这些数据自然不会有大的误差。
明初开国时，持续的几十年战乱许多地方杀成白地，需要朱元璋去强制跨省移民大迁徙，和鼓励人口生产，总人口数量远远不及明末。
可那时候大明帝国政权如旭日初生，组织动员力强大，朱元璋号称，自己的卫所兵制，可以养兵百万而不花百姓一钱，所以，朱元璋、徐达、冯胜、傅友德、朱棣们，谁不是统带几十万大军挥斥方遒？
如洪武十四年（1381年）秋，朱元璋命傅友德为主将，蓝玉、沐英为副将，率步骑30万南征云贵。
而到了明末，国家体制病入膏肓，动员力组织力已经十分低下了，所以举倾国之力也只能在萨尔浒之战动员不足十万战兵，松锦大战也只有十三万人马。
再看看对面的敌手满清，根据现代史家发现的满清档案，萨尔浒之战时，以满洲八旗为主的八旗总男丁只有七万左右（后金天命六年数据，6.9万人），其丁口和大明比不过千百分之一 。
到了山海关一片石大战时，因为持续几十年战争的损失，真满洲男丁只剩5万，加不足3万编入八旗的蒙古男丁，剩下26万多，都是历次战争中陆续俘虏、征服、归顺的汉八旗男丁。其八旗总男丁才区区34万。
然而，因为刚兴起时的满清政权，采取的正是类似于战国七雄的“全民举族皆兵”的古典军国体制，组织力和动员力异常强大。因此当萨尔浒大战和松锦大战，他们举族极限动员，和同样倾举国之力动用精锐的大明朝比，兵力上居然可以不落下风。
萨尔浒之战，面对8.7万明军精锐、以及朝鲜军1.3万、叶赫军1万，总计十一万大军的联合征剿，在亡国灭族边缘下，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下令，举国总动员。
因此总共七万男丁的满洲八旗，竟能让努尔哈赤极限动员出超过5万的军队和2万随军民夫，妇女老人小孩无不上阵支援后勤，最后成功歼灭四路明军中的三路，取得一场斩俘明军四万多人的奇迹大胜。
当然，后金政权能做到这个地步，也是因为他们是纯内线作战，动员到投入战斗的时间相对较短。
松锦大战时，满清皇帝皇太极，通过“三丁抽一”，维持一只十万人左右的常备军队，和洪承畴部13万明军持久抗衡，终于再获一场歼灭明军过半的大胜。
一片石大战，总共才34万男丁的满清，由多尔衮“三丁抽一”组织了十万多大军，大破李自成的闯军，更入关分路突进，一年时间就平李闯，克南京，征服占领了近亿人口的明朝大半疆土。
ps：根据《中国军事》通史，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满洲八旗有牛录231个，总丁口6.9万。此时，距离萨尔浒之战后两年，当时以满洲八旗为主。
到入关前的统计，满洲八旗310牛录，蒙古八旗120牛录，汉军八旗164牛录，按满洲、蒙古八旗每牛录300人，汉军每牛录200人计算，共有9.3万满洲八旗，3.54万蒙古八旗，3.28万汉军八旗，总人数合计16.12万。
入关后，到顺治五年的另一份统计，因为持续几十年战争的损失，真满洲只剩5万、编入八旗的蒙古不足3万，剩下26万多，都是历次战争中陆续俘虏、征服、归顺的汉八旗男丁，满清称为“包衣”和“尼堪”。
据《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记载，顺治十四年（1657年），户部尚书车克奏报 ，该年八旗满洲男丁数是49695人，蒙古男丁数是26053人，汉军与抚西汉人男丁数是78782人，包衣汉人男丁数是237338人，总人数合计39.19万。
而满清这些兵力数据，都是距离今天很近，各种史料互证，无数专家学者考证，挤掉水分的。所以，看了满清这种距今不过三百年的现成例子，还有人还会对两千多年前战国七雄的动员力和兵力有疑问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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