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 1932～1933 年的饥荒真的是人为的吗？真实历史是什么样的？ 第2页

谢 @Michiru Sagae 邀。

很多人把1932-1933年的乌克兰饥荒视作一个独立性的事件，然而那时候全国都处在饥饿之中。

事实上，1932-1933年的全国性粮荒不过是1929年粮食危机的一个后遗症罢了。所幸它的爆发已经被延缓了，如果按照布哈林路线，粮食危机在1929年就爆发，那可能死的就不是数百万而是数千万人，苏联也可能就此瓦解了。

在此方面，我们可以看一看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这本书怎么说。

以下文段来自于第二章《经济的增长与领导的左右摇摆》。

首先，当代史大林主义分子攻击列宁-托洛茨基主义者是NEP的支持者，搞私营经济，皇俄则攻击史大林党是集体化的先驱。然而这都是无稽之谈。

1923年春天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左派反对派”（那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的一个代表用一幅不祥的图表来说明工业与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的扩大。这种现象那时第一次叫作“剪刀差”，这个名词后来几乎变成国际通用的。那演说者说：假使工业再停滞下去，使剪刀更加张开，那么城市与乡村的破裂就不可避免。
……
1925年，正当富农路线全力施行的时候，斯大林开始准备取消土地国有。他示意一个苏联记者发问道：“把每个农人耕种的那块土地，让渡给他十年，岂不符合农业的利益吗？”斯大林答道：“符合，甚至让渡四十年也可以。”格鲁吉亚的农业人民委员，在斯大林本人的倡导之下，曾起草一份解除土地国有的法案。目的是让农民对自己的将来有信心。当这种政策正在施行之时，1926年的春天，差不多60%预定出卖的粮食，是在6%的农民有产者手中！国家不仅缺乏出口的粮食，连国内需要的也不够。因为出口少得太厉害，不得不放弃入口制成品，还要尽量减少机器和原料的入口。
　　这种依靠富农的政策，推迟了工业化并且打击了一般农民群众，在1924到1926的两年内清楚显示了它的政治结果。它使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大大提高了自觉性，许多下层苏维埃被他们夺去，官僚的权力和自信提高，工人所受的压力日益加重，还有党和苏维埃的民主完全禁绝。富农的生长惊骇了当权派当中的两个著名人物，季诺维也失和卡米涅夫，意味深长的是，那时他俩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主要的无产阶级中心城市的苏维埃主席。但是各省，尤其是官僚份子，都坚决拥护斯大林。结果富农路线胜利了。1926年，季诺维也夫和卡米涅夫带着他们的追随者加入了1923年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派”）。
……
反对派的代表在1926年党的代表会议上答复说：“加速工业化，特别是用对富农增税的办法，就会产生大量的货物和较低的市价，而这对于工人和大多数农民都有利……面向农村并不不意味着背向工业，而是意味着工业要向着农村。因为国家的‘面’，假使不包含工业在内，对于农村就没有用处。”
　　答辩中斯大林大发雷霆，反对反对派的“异想天开的计划”。他说：工业不可以“猛冲向前，脱离农业而且不顾我们国家积累的速度。”党的决议是继续重复这些被动地适应富裕的上层农民的格言。1927年12月，为了最后粉碎“超工业化者”而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要求警惕“把国家资金过份投入大建设的危险”。当权派那时还不肯去看任何其它的危险。

然而作为过渡手段的NEP的结果必然是粮食危机。只要工业提供不了工业品，农业必然没有起色而使国家粮食供应困难。于是结果就是：

1928年1月，工人阶级正面看见了走近前来的饥荒的身影。历史知道怎样开恶意的玩笑。就在这个月里，当富农正扼住革命的喉咙时，左派反对派的代表被投入监狱，或者放逐到西伯利亚各地去，因为他们在富农这鬼怪面前“惊惶失措”。
　　政府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粮食封锁是富农（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明目张胆的敌意所造成的——那就是说，出于普通的政治动机。但是富农很少倾向于那种“唯心主义”。假使他们藏起粮食，那是因为买卖对于他们无利可图。因为同样的理由，他们才能够使很大部份的农民受他们的影响。简单地镇压富农的破坏行动，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改变政策。然而，甚至到那时，还在动摇中花掉不少时间。
　　李可夫，那时还是政府的首脑，在1928年7月宣布：“发展个体农庄是……党的主要任务。”而斯大林附和着说：“有些人以为个体农庄已经没有用了，因此我们不应支持它……这些人与我们党的路线毫无共同点。”不到一年之后，党的路线与这些话毫无共同点了。“全部集体化”的曙光出现在地平在线了。
新的方针正如从前的一样，是凭经验得来的，并且是经过政府联盟内部暗斗而决定的。“右派和中派是由于共同敌视反对派而联合起来的，清除了反对派以后，这两派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要加速到来。”——一年以前左派的纲领上曾这样警告。事实果然如此。那正在解体的联盟的领袖们，自然决不承认左派这个预测像许多其它预测一样已经实现。迟至1928年10月19日，斯大林还公开宣告说：“有人说，在我们中央政治局内，有右的偏向和对它调和的态度，现在是停止这种谣言的时候了。”那时，两派都在试探党机关的态度。被压抑的党，生活在隐秘的谣言和猜测中。可是不过几个月后，官方的报刊就用它那从来不觉难为情的态度宣称，政府的首脑李可夫“曾在苏维埃政权的经济的困难上投机”；共产国际的首脑布哈林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影响的传导线”；全俄总工会的主席托姆斯基只是一个可鄙的工联主义者。这三个人都是政治局的委员。尽管从前整个对左派反对派的斗争所使用的武器都是取自右派，现在布哈林却能够并不违背事实而责难斯大林，说他采用那定了罪的左派反对派一部份的政纲来对右派斗争。

然后结果是什么？我们就很清楚了。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虽然仍旧主张个体农业要占主要地位，现在开始强调必须较快地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了。但是因为迫切需要粮食，不容许停止对农村的军事征讨，那促进个体农庄的纲领只得悬在空中。必须“跌进”集体化去了。暂时征收粮食的“非常措施”，不料竟发展成一个“消灭富农阶级”的纲领。互相矛盾的命令接连下来，比粮食的配给还要多，可见政府对于农民问题不仅没有五年计划，连五月计划也没有。
　　按照粮食恐慌所逼迫出来的新计划，集体农庄在五年之末大约包括20%的农户。这个计划是多么庞大，只要想到前此十年，集体化还不到1%，就十分明了了。然而，这计划到五年过了一半的时候，却远远落后了。1929年11月，斯大林放弃了他自己的动摇，宣布个体农业已经终结。他说，“全乡、全县，甚至全省”的农民正在加入集体农庄。雅可夫列夫在两年前还坚持集体农庄在以后许多年仍只是“农户大海中的一些小岛”，现在却奉命以农业人民委员的身份去“消灭富农阶级”，而且在“尽可能最早的日期”完成全部集体化。在1929年，集体农庄的比例从1﹒7%增加到3﹒9%。1930年增加到23﹒6%，1931年增加到52﹒7%，1932年增加到61﹒5%。
现在，任何人再也不会那样愚蠢，去重复自由派那种胡说，以为集体化整个是靠赤裸裸的武力完成的。在以前许多历史时代，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有时起来暴动以反对地主，有时遣送大批移民去尚未开垦的地区，还有时奔向各种教派，因为这些教派答应拿天上的空地来补偿农民在地下住处的狭窄。现在，没收了大庄园并且实行了最高度的土地分配以后，要把这些小块土地联合成为大片，已成为农民、农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死问题。
　　然而，问题远远不是这种一般的历史考虑所能够解决的。集体化真正的可能性，并不决定于农村陷入困境的深度，也不决定于政府行政的毅力，而主要是决定于现有的生产资源，亦即决定于工业向大规模的农业提供必要的机械的能力。这种物质的条件是欠缺的。大部份集体农庄建立时所有的设备只适用于小规模的耕作。在这种情形之下，过份快的集体化就带有经济冒险的性质。
　　由于没有料到自己的政策这样急遽转变，政府对于新的路线连最起码的政治准备也没有而且不可能做到。不仅农民群众，就是地方政权机关，也不知道究竟向他们要求些什么。农民听到谣言，说他们的牲畜和财产要被国家夺去，非常愤慨。这些谣言距离事实也并不怎么远。官僚们现在竟实现他们以前讽刺左派反对派的那句话，“抢夺农村”了。集体化在农民看来，首先就是没收他们一切的所有物。不仅把马、牛、羊、猪集体化，连新生的小鸡也集体化了。一个外国观察者写道：他们“剥夺富农甚至实行到毡鞋上面，从小孩子的脚上脱下来。”结果农民纷纷把牲畜贱价抛售，或者杀掉来取得肉和皮。
　　1930年1月，在一次莫斯科代表大会上，一个中央委员安德莱也夫给集体化描绘了一幅两面的图画：一方面，他说正在全国强烈发展着的集体运动“现在要摧毁它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之前损人利己地卖掉自己的农具、牲畜甚至种子的情况“达到明显很可怕的程度”。不管这两种论断多么矛盾，却是从相反的两方面正确地显示出集体化这个绝望的措施那种仿佛流行病的特性。“全部集体化使国民经济陷入几乎前所未有的毁灭境地，就像打过三年仗一样。”上述那个外国批评者这样说。
　　二千五百万单干农民的利己主义，昨天还是农业的唯一动力（虽然弱得像农民的老马，总还是动力），官僚们企图在技术设备、农学知识和农民本身的支持都缺乏的情况下，一下子用二千个集体农庄管理处的命令来代替这种动力。这种冒险主义的可怕后果很快就来了，并且延续了若干年。粮食的总收获量，1930年已增长到8﹒35亿英担，在以后两年下降到不足7亿英担。这差额本身好像并不算灾难性的，可是这表示正是失去了城市所需要的粮食数量（以他们经常半饥饿的状态为标准）。在技术作物方面，结果更惨。在集体化前夕，糖的产量几乎达到1﹒09亿普特，到全部集体化的高潮时，由于缺少糖萝卜，产量跌落到4800万普特，只及以前的一半。但是破坏力最强的暴风是打击在动物方面。马的数目减少了55%，从1929年的3460万匹降到1934年的1560万匹。牛的数目从3070万减到1950万，跌落了40%。猪的数目跌落了55%，羊跌落了66%。人的毁灭（由于饥、寒、传染病以及镇压而死的），不幸没有像屠杀牲畜那样准确表列出来，但也达到几百万。造成这些牺牲的责任，并不在于集体化，而是在于施行集体化时所使用的那种盲目、强暴和赌博的方法。官僚什么也预见不到。连集体农庄的章程，那是用来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农庄的福利结合起来的，也等到悲惨的农村遭受如此残酷的摧毁之后才公布出来。

这真的是必要的损失吗？

这新路线的迫于无奈的性质，是由于必须从1923—1928年的政策的后果中找到补救。但即使如此，集体化还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比较合理的速度和比较审慎的形式。官僚手上既有政权又有工业，本来可以调节集体化的过程而不至于把国家带到灾难的边缘。他们本来可以而且应该采取比较符合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的速度。“左派反对派”流亡国外的机关报在1930年写道：“在国内外有利的环境之下，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在大约十年或者十五年期间可以彻底改造，为集体化造成生产的基础。然而，在这些年里面，会有足够的时间把苏维埃政权推翻不止一次。”
　　这个警告并不夸张。毁灭的气息从未像全部集体化的这几年这样直接弥漫在十月革命的国土上头。不满，不信，怨恨，正腐蚀着全国。通货受扰乱，固定的、“协议的”、和自由市场的价格都升高，国家与农民之间通过贸易的对等联系转变为强制征收粮食、肉頪和牛乳，同大规模抢夺集体财物以及收藏抢来的财物作生死斗争，纯粹在军事上把党动员起来向富农的破坏行为斗争（在“消灭”了富农阶级之后），再加上恢复粮卡和吃不饱的粮食配给制度，最后还有恢复国内护照制度——这一切措施使整个国家重新充满那似乎久已消散了的内战气氛。
　　供应给工厂的粮食和原料一季不如一季。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引起劳动力迁移，装病缺勤，工作马虎，机器损坏，废品比例很高以及一般的质量低劣。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在1931年下降了11﹒7%。根据莫洛托夫一次附带提到（发表在苏联各报刊上），工业生产在1932年只增加了8﹒5%，而不是计划所规定的36%。的的确确，不久之后全世界就听到，五年计划已经在四年零三个月当中完成了。但这只意味着，官僚在玩弄统计和舆论时的犬儒主义是毫无限制的。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大有危险的不是五年计划的命运，而是苏联制度的命运。
　　制度渡过了危险。
　　但这是制度本身的功劳，因为它在人民的土壤中深深地扎了根。同样重要的，是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农村里面经济上一片混乱并且打内战的那些年里，苏联根本在外敌面前瘫痪了。农民的不满影响到整个军队。猜疑和动摇打击了官僚机构和领导干部的士气。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来一个打击，这时都会有致命的后果。
　　幸而，在工商业危机开头的那几年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一种无所适从的观望心情。谁也没有准备好打仗；谁也不敢尝试。此外，没有一个敌国充分知道，在官方大吹大擂地歌颂“总路线”声中，震撼苏联的社会动乱是那么严重。、

从这上述的一切之中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的历史概述虽然简短，却希望表明了：工人国家实际的发展，与那一层层的成就不断堆积起来的美丽图景相差多么远。根据过去的危机，我们在下面会推论出关于未来的重要指示。但是除此之外，粗略地看一下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摇摆不定的历史，为了摧毁那人工造成的个人崇拜，在我们看来似乎也是必需的。这种个人崇拜认为，成功（不论真假）的根源就在于“领导”的非凡质量，而不在于革命所创造的那种社会化的财产关系。
　　新的社会制度客观上的优越性，自然也表现在领导人的方法上。但是这些方法同样也反映这个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性，并且反映塑造了当权干部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条件。
　　假使从这里推论，说苏联领导人的政策无关紧要，那就大错特错了。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政府像苏联政府那样，整个国家的命运集中在它手里达到那样的程度。个别资本家成功或失败，自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质量，但是他的质量确有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的作用。苏联政府对于整个经济体系所占的地位，大体上就像一个资本家对于单个企业所占的地位一样。国民经济的集中性，使国家政权变成有巨大意义的一个因素。正因为这个缘故，评判这个政府的政策不可以根据概括的成绩，不可以根据单纯的统计数字，而要根据清醒的预见和计划的领导在取得这些成绩时所起的具体作用。
　　政府路线左右摇摆，不仅反映了客观情势的矛盾，而且反映了领导人不够能力及时了解这些矛盾并且作出预防性的反应。要想把领导的错误用簿记上的数量表达出来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些摇摆的历史所作的概括说明容许这个结论：这些摇摆给苏联经济加上了巨大的间接费用的负担。
　　至此当然还不能理解（至少是根据唯理的历史观还不能理解）：怎么一个在思想上最贫乏、犯错误又最多的派别偏偏能够战胜所有其它派别，而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呢？我们以后的分析对这个问题会给予解答。同时我们将看到，专制领导的官僚主义方法怎样与经济和文化的要求发生日益尖锐的冲突；我们还会看到，新的危机和动乱如何不可避免地要在苏联的发展中出现。
　　然而，在讨论“社会主义”官僚的两重作用以前，我们必须答复这个问题：以前所得的成就的纯净结果是什么？社会主义真正在苏联完成了吗？或者，谨慎一点：目前经济和文化的成就可以保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像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本身的成就已能保证农奴制和封建制不会复辟一样吗？

这就是我全部想写想说的，谢谢大家。

我把我看到的苏联1932-1933饥荒的资料按时间线整理了一下，应该能够让大家看明白这起事件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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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到1933苏联南部产粮区大饥荒历来都是网络论坛上争论的重点，这场饥荒的主体部分表现在1933年2月急剧爆发，到1933年10月基本上平息，覆盖了苏联南部包括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乌克兰等地的5000万人口，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在和平年代死亡，饥荒到底从何而来，为何会造成如此之大的破坏，它对我们的实践它何启示，这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思考的。

要认识苏联1933年大饥荒，我们首先要从1930年说起，1930年是一个丰收之年，农业总产量是它附近10年里最高的。同样，收购和出口的粮食数量也是最高的。幸运的是1930年国际粮价上涨，这就为苏联的工业建设获取了大量的外汇。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看来，1930年的丰产，收购与大量出口是1930年实行的激进的集体化政策胜利的表现，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误判。因为从后续表现来看，太过激进的集体化政策完全可以说得上是有害的。

太过激进的集体化和强迫政策使得农民大量破坏农具，杀死畜生，这导致了生产能力的急剧下滑，进而影响到了后续的生产。

因为畜生恢复速度的缓慢，生产影响连续数年，造成劳动力不足。

快速的集体化导致了生产难以协调，管理混乱，劳动力效率低，轮作制度被破坏，土地缺乏管理，遍布杂草等。

而偏偏在1931年及1932年，苏联南部遭遇了严重旱灾，粮食生产遭遇了很大的困难，这导致了粮食产量的很大下降。

但是，因为迫于偿还外债以稳住国家工业化计划和维持苏维埃国家稳定的压力（经济危机导致了外债急需偿还和粮食价格贬值），苏联政府还是不得不提高了收购和出口粮食的数量，并且强迫地方政府必须完成。

因此，某些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了征粮队等强制手段，来满足中央计划的征粮需求。

这些手段虽然满足了苏联对于外汇的需求，挽回了国家工业化和苏联国家信誉，却夺走了农民传统上储蓄于家中的储备粮，带来了极大的饥饿风险。

同时，对于受灾地区的征集粮食额度，也未有很大变动，尽管以乌克兰为例，减少了70万吨。

这导致了1932年初的播种成为了一大问题，因为储备粮被大量夺走，而地方和集体农庄也粮食告急，开始出现零星出现饥饿现象，而死亡率也因此超过了正常水平，苏联政府不得不专门再行向受灾地区拨调赈灾粮和种子粮，来满足播种和赈灾的需求。

更为糟糕的是，受地方政府粗暴征粮，集体化行动的影响，缺乏食物的农民开始罢工和怠工，这对农业的春播形势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这导致大量农田并未被种植，而因为缺乏粮食的农民拒绝干活的而被推迟种植的作物大部分死亡。

春季过后，零星饥荒也未被减轻，而是不断的扩大着，农民甚至收割起农田中未成熟的作物，因此苏联当局出台了严厉的法律来禁止这种行为。

不当的判决直到1933年后才开始平反，它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和损害。

1932年的自然灾害也在1931年的基础上扩大，冻灾，旱灾，水灾，生物灾害交替上演着，去年种植的农业产品难以为今年提供供给，而缺乏供给，拒绝工作的农民则更加重了生产的不利，造成恶性循环，五谷穗法配合着地方的机械执行也起到了某种助攻，大量的粮食因此在地里白白烂掉。

最终，乌克兰的收成远低于预期，呈现出断崖式的减少。

而苏联中央在七月时还指望着收获季能够挽救乌克兰（显示出他们对乌克兰的农业状况缺乏充分认识），很能显示这一点的是，他们配合农作物的收获时期制定了一个770万吨的征购方案，虽然后来又调整成了660万吨，并在后续不断的调整，地方政府在执行收集方案时却另有理解——当然是越早越好，确保一定能完成，这也成为了收获不利的一大原因。

最终在1932年，苏联政府穷尽了所有手段只在乌克兰征集了470万吨粮食，但是既然1931年在收获了1760万吨上交700万吨粮食的情况下都爆发了诸多零星的饥荒，1932年在1210万吨收获中上交了470万吨粮食，怎么会不造成更大的饥荒呢。唯一能够阻止饥荒的也许只有停止征集任何粮食，甚至拨调其他地方的粮食进行救济了。

无论如何，苏联中央政府似乎对此缺乏认识。

似乎能够佐证这点的，是1932年收获季之后，自6月最高峰以来的死亡率回落和饥荒现象的减少，到12月，死亡率达到1932年的最低点。

但是，这只是史无前例的危机前的酝酿罢了。

1932年1月中旬，就有人开始向乌克兰政治保卫局报告农村和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营养不良事件，政治保卫局的档案记录下可怕的人吃人事件。随即，大量农民开始逃荒，斯大林不得不紧急签署命令，封锁乌克兰边界，以拦截逃亡农民，并在二月调拨了大量粮食送给乌克兰援助。

与此同时，乌克兰政治界开始地震，乌克兰民族派被清洗殆尽，1.5万名领导干部，10万党员被处理。

2月的饥荒并未刹住车，3月，饥民开始大规模死亡。饥饿的受害者绝大部分是儿童和老人。

饥饿带来的营养不良导致了大量的瘟疫传播，同时吃人事件急剧上升。

柯西奥尔和丘巴尔向斯大林汇报基辅的形势恶化得远超想象，请求更多紧急的粮食援助。四月份时，米高扬开始让军队对饥民发给救济粮，五月份，救护人员紧急地用牛奶和荞麦片粥救济饥民，但是由于营养不良的时间太久，大部分饿倒的人并没有活下来。

5月31日，苏联中央决定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粮食贷，以解决地方上的粮食不足，后来总计提供了32万吨。但却不是主粮，而是勉强能吃的饲料粮。

同时为了鼓励春耕工作，粮食被优先供给给劳动力，同时苏联也动员了很多城市人口和其他地区的农民来协作春耕。

良好进行的春耕工作和随之而来的丰收最终终结了饥荒，从7月收获开始，8月间死亡率大量下降。气候灾害结束了，集体农庄开始表现出有效的管理和充足的生产积极性，这最终导致了1933年的大丰收。因此苏联废除了对集体农庄定量供给粮食的制度，并且恢复了中断的粮食出口。

吸取了饥荒教训的苏联政府心有余悸，只给乌克兰下达了500万吨的粮食征收数量，并且把1934出口额降低到了77万吨，此后也不再有强迫征收粮食的现象了。并且投入了250万吨粮食进一步满足于国内粮食需求，饥荒终于在1934年夏季消除了。

此次大饥荒造成了受害区域5000万左右人口中超过十分之一的死亡率，主要的受害者是体质虚弱的人和老人，孩子，并带来了超高的婴儿死亡率。

最后，纠起原因，最大的原因似乎是1931年出口了太多粮食……因为1931年如果不出口这么多，1932年也不会因为怠工造成这么大的减产了，至少不会比1931年低这么多。当然，激进的集体化政策之类的原因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件事情失败了，总是能够有很多理由的。

看到有那么明显的漏洞还能得高票的答案我就不得不说两句了。

列出数据和论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过于片面的。我抱着疑惑查了一下，刚好百度贴吧里有高人接触了详细数据，我就直接搬运了。

数据来源:

人口总数:

1950统计年鉴

1940统计年鉴

1933统计年鉴

1928统计年鉴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历年出生与死亡数字

1950年鉴中的出生/死亡总数与比例（按千分之），后面的结婚离婚数据什么的我们就不管了～注意number的死亡数（deaths）一列右边的是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的剩余数字

1940年鉴的历年死亡数字和死亡率，注意是中间total deaths下的数字，其右边的分别是1岁以下死亡率和6岁以下死亡率

1940年鉴中的分州历年死亡率

1940年鉴中历年出生率、死亡率、出生减去死亡后的人口增加率

1933年鉴的分性别的历年出生死亡数字，因为33年鉴大部分数字只到31年，不能完全覆盖大萧条的时间1928～1933，所以我也不再多列举了。

我们可以看出，大萧条期间不但美国人口继续在增加，其死亡率也在持续降低，但同时出生率也在波动降低。 我们可以看看更直观的图示

上为出生率，下为死亡率，显而易见的是在大萧条的28～33年间死亡率也依然是下降态势，出生率则有所波动但总体也是降低。

但是肯定某些群体群体就会假装聪明的去计算一下然后跑来对大家说不对啊这算出来数字对不上啊～

没错，因为单纯只看出生死亡数字，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高流动性社会你当然无法推出总人口数字了。

1933年鉴的历年移民到美国的人口数字

1933年鉴的历年入境离境数字、以及相减后的数字，注意其中immigrant是移民到美国，emigrant是移民出美国，后面的i over e是移民到美国的减去移民出美国的数字

1940年鉴，阅读方法参照1933年鉴～

显然，大萧条期间美国人口出现了外流情况，结合持续下降的出生率，就可以得出和人口数字能对照的结果了。

我们知道，对大萧条的描写，各种悲惨状况的描绘是某群人士最爱的项目，好像那时的美国饿殍遍地生灵涂炭一般。

而大家知道，生活水平迅速下降的时候有几个很显著的特征，比如婴幼儿死亡率的提高，某些死因导致的死亡数量和比例提高等等。那么美国的数字体现出了什么结果呢？

1950、1940、1933年鉴中1岁以下婴幼儿的历年每千名死亡数。可以看出基本都是平稳的下降状态。

1940和1933年鉴中的历年各种死因死去的人数在每十万人里所占比例，其中第一列数字是选取的某年的该死因死亡人数，1940年鉴选择1938年的数字，1933年鉴选择1931年的数字。

typhoid and paratyphoid fever＝伤寒与副伤寒

measles＝麻疹

scarlet fever＝猩红热

whooping cough＝百日咳

diphtheria＝白喉

influenza and pneumonia （all forms）＝流感与肺炎（所有类型）

erysipelas=丹毒

epidemic cerebrospinal meningitis=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tuberculosis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呼吸系统的结核病

other forms of tuberculosis=其他结核病

malaria=疟疾

cancer and other malignant turnors=癌症与其他恶性肿瘤

diabetes mellitus=糖尿病

cerebral hemorrhage and softening=脑出血与脑软化

diseases of the heart=心脏疾病

bronchitis=支气管炎

diarrhea and enteritis=腹泻，肠炎

appendicitis=阑尾炎

hernia,intestinal obstruction=疝，肠梗阻

cirrhosis of the liver=肝硬化

nephritis=肾炎

puerperal septicemia=产后败血症

other puerperal causes=其他产褥原因

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and diseases of early infancy=先天性畸形和婴儿早期疾病

suicide=自杀

homicide=他杀

automobile and railroad-train collision=汽车撞了火车

automobile and street-car collision=汽车撞了电车

automobile accidents=汽车事故

other external causes=其他外部原因

这些死因对应比例看起来，好像不是生活很窘困的国家的样子吧？

以上数据和论点均来自:

相比单调数据，本人更相信更充实的比较，因此更愿意支持这位贴吧高人的论据

人祸是权重最高的因素，接近于全部因素。斯大林及苏共对乌克兰及苏联其他地区发生的大饥荒负有非自然因素造成的全部责任。斯大林及苏共在清楚知道乌克兰和其他地区农民困窘的同时，仍然加大了而非减小征粮力度，国家征收粮食与粮食总产量的比率，由28年的14.7%跳跃式的增长到了31，32，33，34年的32.9%，26.5%，34.2%及39.6%，搞征粮跃进，贴补工业化，根本上轻视农民的生命。

我个人不懂俄文，没有办法阅读俄文相关专著，国内出版的《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徐天新，2013年出版）一书中专辟一节，介绍了30年代乌克兰饥荒的情况。

苏联政府征粮手段之残忍，征粮干部管控之严密，农民处境之酷烈，死亡人数之众之多，斯大林及高层对乌克兰的困难虽然清楚但对农民生死全然漠视的态度，这些情况完全超出一个有良知的人所能接受的范围。为斯大林及苏共恶行辩护的人，可能并不把乌克兰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困窘的农民视为无产阶级，或看做“敌人”也未可知。

印度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贫困和饥饿：论权力和剥夺》（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中提出一个著名观点：

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也就是说，饥荒并不完全是由于食品短缺造成，而更可能是由于权利分配不均造成。这些权利包括四个方面：

1.以自己所拥有的物品交换食物的交换权，
2.以自己或雇佣的资源进行生产换取食物的生产权，
3.以自身劳动换取工资以获得食物的劳动权，
4.继承权，或获取他人，包括政府的赠予。

前三个是基于市场的权利，称交换性权利。阿马蒂亚·森认为，交换性权利突然减少会对社会底层人民造成重大的打击。

1845年至1852年的爱尔兰大饥荒，当时爱尔兰在英国看来就是天主教徒组成的殖民地，而爱尔兰的地主多是新教徒，而新教是英国当时的主流宗教。

而英属印度发生的大饥荒，阿马蒂亚·森认为：

在一个有机能的民主社会，不会发生这样的饥荒。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发生了大约25次大规模饥荒。1947年印度独立后，建立了民主政府，虽然许多印度人至今仍然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但是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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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回答如下：

黑钙土是一种富含大量腐植质、磷、氨、镁、还有钙等矿物质的土壤，在农业上属于一种上好的土质，农产量极高。

全世界的黑钙土主要分布在乌克兰平原、北美平原和中国的东北平原中部。

可是就是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1933年，苏俄却发生大面积饥荒，500多万苏联人死亡，其中390多万为乌克兰人，

数据来源《RED FAMINE: Stalin's War on Ukraine》,作者：Anne Applebaum。

当时，苏俄在斯大林统治之下，斯大林确信为了提高生产力，养活苏联的城市，必须强迫数百万独立的小农进入新的集体农场，农民们当然拒绝放弃自己的土地，纷纷屠杀和吃掉被要求跟他们一起带走的家畜。当他们被强迫（有时候几乎是用枪逼着）加入集体农庄的时候，当然毫无劳动积极性。

但是，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乌克兰对俄国来讲，一直是一块有利可图的殖民地。早在“农奴的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就开始在乌克兰禁止流通乌克兰语的书籍和杂志，禁止在剧院使用这种语言，校里的儿童必须接受俄语教育。当时，虽然乌克兰的城市里有很多俄罗斯人，但农村地区大部分的人还都是说乌克兰语的。

一战结束，旧帝国的废墟上刮起了独立之风，乌克兰宣布独立。但是乌克兰肥沃的黑土和黑海港口成为布尔什维克、白俄、外国势力相互争夺的战利品。经过数年极度血腥的争夺之后（1919年，基辅经历了十几次易手），乌克兰被两个新生国家瓜分：波兰和苏俄，苏俄抢占了大部分领土。

布尔什维克当政之初，遵循沙皇的先例，查封乌克兰语报纸，禁止在学校使用乌克兰语，关闭乌克兰语剧院。1920年代中期，苏联政权稳固确立后，才开始尝试新政策，就像在苏联的其他非俄罗斯地区一样，给予乌克兰语官方语言的地位，允许出版权威的乌俄词典。 但这也仅仅是有限制的宽容政策。

乌克兰人建立更多乌克兰语学校的呼声，让克里姆林宫感到警惕。政策迅速逆转。

1920年代末期，东正教的乌克兰教派开始遭到镇压，数以万计的乌克兰教师和知识分子遭到逮捕，其中45人在哈尔科夫歌剧院接受了一场“作秀”审判。在学校和图书馆中，数以千计的乌克兰语书籍被清理出去。当初负责编纂乌克兰语字典的项目被认为是颠覆活动，很多项目工作人员遭到逮捕和枪杀。一些乌克兰词语被规定不得在报刊上使用，必须以更近似俄语的词汇代替。苏俄官方甚至从乌克兰语的西里尔字母表中删掉了一个字母，让它看上去更像俄文，就好像字母表也犯了叛国罪，必须受到惩罚。

最后，一个在苏俄政权看来去“合情合理”的计划开始了：

强迫农民放弃土地，搬到未经尝试的新集体农庄。

强行开展一个失败的意识形态运动，执行过程异常残酷：

农民家中不允许私藏粮食，征粮小分队到家中搜查，掀开地板，用铁棒戳穿草堆，发现的东西一律没收，连下一年的庄稼种子也不放过。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农民忍饥挨饿，无数男女老少因饥饿而死，一具具瘦骨如柴的腐烂尸体在路边堆积起来，野狼侵占了废弃的农舍，然而搜查行动还在继续，搜出来的粮食有一部分被出口海外换取硬通货。当部分党的干部表示反对时，他们遭到解职、监禁或枪杀。

1932年，斯大林在写给亲信卡冈诺维奇的信中说道，如果对强征和集体化的抵制情绪不加以镇压，“我们就有可能失去乌克兰。”

至此，一场大饥荒被苏联政府所利用，目的是有计划的清洗摧毁乌克兰人这个种族。试想，还有什么能比：处死一国最优秀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摧毁宗教信仰、摧毁该国的传统文化，更能征服一个民族呢？日本人在东北不也是这么干的吗？苏联政府专门利用饥荒清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这是一场饥荒种族清洗。

大饥荒爆发的1933年，年轻的威尔士记者 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来到苏俄受灾区，写下了一份对于西方媒体来说非常罕见的亲历实录，大受赞誉。但是，斯大林政府通过强硬手段，成功让英美驻莫斯科记者出言否认琼斯所说的一切，其中好多记者还是琼斯的消息来源。

此后，苏联官方拒绝承认1932–1933年的大饥荒，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议论都被定成“反苏宣传”的罪行，直到苏联解体。1937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被保密，因为结果显示由于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减少。

这件事也反映出，政客们为了封锁或扭曲真相可以做出多么无耻下作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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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相关回答：

乌克兰饥荒相关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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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贴吧上几年前有个很热门的贴子，就是一个乌克兰大饥荒幸存者的儿子来回答提问，以下是节选：

       问：是什么让她活着？精神上和身体上。 答：我妈妈为了一把面粉卖掉了她的结婚戒指，并为我们做了一个小皮塔饼，所以我们嘴里有一些食物。  问：你是如何看到你认识的人（家人？朋友？）去世的？你的父母是如何向你证明这一点的？ 答：所有的死亡都被隐藏起来，没有人说什么。你不想惹上麻烦。我可以信任你吗？我不能相信你吗？你不得不闭嘴。  问：你每天会消耗多少食物？什么样的食物？你被允许种植自己的食物吗？谢谢！ 答：也许是一块面包，无论我妈妈能得到什么。我们在城里没有地方种植粮食。人民不能种粮食，兵士来把粮食全部挖出来。有一次当她找到一个他们错过的甜菜根并和她姐姐一起跑进森林吃它时，她欣喜若狂。  问：它如何影响你的余生？你见过人死吗？饥荒之后的生活是怎样的？ 答：我没有看到人们死去。就像以前一样，我去上学，他们教我苏联如何善待其人民。  问：在饥荒期间，你周围的人是变好还是变坏了？ 答：每个人都互相嫉妒。他有食物，但我不能。我们吃了我们有的。我从不问问题，我只是拿了我们所拥有的。我不在乎我是好是坏。她曾经偷过邻居的水果。我曾经和一位幸存者谈过，他的家人不得不吃掉他们的狗。 我的爸爸告诉我，她的家人不得不杀死并吃掉她家的马。70多年后，当她回忆起这件事时，她非常沮丧。  问：您是否支持正式将其称为种族灭绝的动议？ 答：是的。  问：你有没有和你父母讨论过这个时间段？ 答：不，他们不想讨论。他们害怕谈论它，这会让我们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不得不假装一切都很好，否则我们会被逮捕。当我长大后，他们逮捕了我父亲，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当我 18 岁时，德国人把我带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母亲或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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