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建国在巴勒斯坦地区对吗？为什么不换个地方？ 第1页

大家也可以直接拉到下面先看总结。

一、关于古代史

@于霆的答案，以古代史入手，但最大的弱点在于，这段所谓历史的前一半，并不一定是历史。很大部分，可以说肯定并不是历史。

您说的，是圣经历史，而不是古代以色列、古代黎凡特地区的历史。

关于圣经里面的古代史是否可信，我的观点如下：

《圣经》故事可信吗？ - 梅华龙的回答

简而言之，创世记中的先祖传说、出埃及、约书亚带来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士师时期等，几乎都不是狭义的历史。
何谓历史？一般认为，一个地区进入历史时期，主要需要有文字资料。
古代迦南地进入历史时期很早，但那个时期并没有什么以色列人存在。

迦南地区曾经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文明的影响，也曾经处在埃及的势力范围之内，亦曾经位于埃及和赫梯两大势力针锋相对的前线。那段时期，迦南遍布城邦国家，主要语言应该是迦南语族西北闪米特语，文字资料大多用楔形文字书写，书面语言为东闪米特语言，阿卡德语。在公元前十五世纪的阿玛尔那时期，埃及发现大量用楔形文字书写的外交书信泥板，里面有很多来自迦南地区的附庸国。

那时迦南地区或黎凡特地区是存在的，但以色列人并不存在。

以色列部落联盟的出现，应该是近东地区铁器时代之后的事情（公元前十二世纪）。青铜时代的末尾，是近东固有势力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海上民族从希腊、安纳托利亚等地出发，摧毁了一系列迦南和叙利亚的城邦国家，例如著名的Ugarit。以色列统一王国是否存在过，也并没有直接的考古资料印证，更没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资料支持。大卫和所罗门，可能都是传说中的人物。

遑论亚伯拉罕！

以亚伯拉罕为开端证明以色列的归属，实乃滑稽。亚伯拉罕的可信度，无异于炎黄等传说中的祖先人物。

所以，您讲的不是古代地区历史，而是圣经内容复述。圣经是史料重要来源，但绝非所有圣经内容都是史料。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

（以出埃及记的历史性举例，我的观点如该题答案所示：《圣经》出埃及记的可信度高吗？ - 梅华龙的回答）

二、关于非利士人。
巴勒斯坦得名于非利士人——Philistines。而非利士人也是埃及记载的海上民族中的一支（plst）。非利士人在考古特征上，与希腊迈锡尼文明有一定的关联。在迦南旧秩序被打乱之后，山区的以色列部落，和海边的非利士城邦，可以说是权力争夺的舞台上两位新的主角。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两者可能并没有绝对矛盾，这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可能与公元前十一世纪（可能一直存在到七八世纪）叙利亚的Wa/PaDastina王国有关（Da符号是否读为l有正义。卢维语和其他安纳托利亚印欧语相比，有一个特点是d可能会变成流音，即l/r）。这个王国应该是所谓新赫梯王国群的一员，可能讲卢维语（Luwian，现在越来越多地拼为Luvian了）。

这方面学者的讨论也很多，举个简单的例子：

Bryce, Trevor - The World of Neo-Hittite Kingdoms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2012, 129.

当然，这方面也没有定论。

在当代以色列境内的非利士人建立了五座主要城邦，Ashdod, Ashkelon （本人在这座城市的考古遗址干过体力活）, Gath, Gaza, Ekron. 其中的Gaza就是大名鼎鼎的加沙。这些城邦，有些后来可能被犹大王国攻占，至迟被新巴比伦帝国大军于公元前六世纪前后一一征服。正如犹太人经历的巴比伦之囚，这些非利士人的国家上层居民可能也被虏到了巴比伦或帝国的其他地方。巴比伦时期开始，这些城邦的居民被更换为了从北方迁来的腓尼基人。

我个人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今年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古代的非利士人有直接的关系。即便血统上有关联，也早已无法辨别。迦南地区曾经生活着各种民族的居民，从闪米特人，Hurrian人，非利士人，到后来的希腊移民，阿拉伯征服者等。现在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多可能是被阿拉伯化的当地非犹太居民，甚至包括北方的撒玛利亚人，大量也被同化了。

从罗马时期开始到近现代，略去。

三、犹太复国主义与现代以色列国

这方面的著作很多；最近我在复习博士中期考试，没机会系统钻研和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了。当然这中间有两千年的犹太人在欧亚非大陆的流散历史。

简言之，复国主义与十九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关系紧密。同时，也和犹太人在欧洲基督教大环境下长期受到歧视、敌视和疏远有关，例如欧洲历史上认为犹太人会绑架并杀害基督徒的孩童取其血液（Blood Libel），例如1492年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大驱逐等。虽然拿破仑战争客观上将犹太人从自己的小圈子里解放了出来，也客观上拉开犹太人在学术、商业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的序幕，有些人开始积极同化于基督教欧洲文明，并且不惜改宗基督教（如门德尔松家族，马克思的祖辈等）。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犹太人因为其特殊的宗教背景，并没有被很好地纳入新的民族国家体系当中。十九世纪末期也发生过俄国驱逐犹太人事件（与哈尔滨以及后来的天津犹太人社区的形成关系紧密）。一战时期，不仅敌对国的犹太士兵受到了国家认同与民族、宗教认同的煎熬，而且犹太人的忠诚度也并未被欧洲国家接受。比如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因此，犹太社会活动家，如赫策尔、本耶胡达等开始谋求复兴犹太文化、复活希伯来语，并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

赫策尔的《犹太国》里并没有强调在巴勒斯坦建国。但不可否认，在犹太人心里，耶路撒冷和迦南地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过去，欧洲犹太人见面打招呼，都会互相祝愿一句：“השנה הבאה בירושלים”——来年在耶路撒冷相见。长话短说，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没落之后，有些犹太人开始到巴勒斯坦买房置地，建立商业和工业。几十年内，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统治秩序，俨然就是一个国家。这个过程里，奥斯曼政权干涉有限，而当地阿拉伯人的反应可能也有些慢。更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作为英国委任统治地，犹太人的移民行为因1917年贝尔弗宣言而（在初期）得到了列强的认可和支持（二战之后列强还是抛弃了犹太人的，巴勒斯坦的大门也暂时关闭了；所以我们今天看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当初也是受压迫的殖民地）。总之，慢慢地这就形成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准政权机构的既成事实。直到48年根据联合国决议建国。当然第二天，双方的战争就爆发了。

我们不要忘了，二十世纪初期，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欧洲的范围，从我们中国自己，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各民族，都在谋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奥斯曼内部，阿拉伯人也在谋求独立，现代的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政权也在列强的干预下渐渐成型。但有些民族没有享受同样的待遇，例如库尔德人、自称亚述人的基督徒等。巴勒斯坦人，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因素，也未能建国。

这方面显然有更多的细节我需要继续学习和补充。

总之，在这个部分我想说的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是一个近现代的历史事件，不能与其时代背景割裂来看。

四、古代史与现代领土索求的正当性

以下是个人观点：

我认为，讨论现代国家的建立不能脱离十九世纪末民族主义兴盛大潮这个背景。虽然民族国家未必是国家发展的未来趋势，甚至很可能不是，但在上个世纪初期，这个思潮激励了很多民族谋求独立，包括以色列。

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延续需要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方面，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机构是具备行政统治力的，也有一定产业，又有海外犹太人的资金支持。此外，讲过后以色列在几次战争中，虽然有时候有西方国家的支持（不是每次，比如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战争），但不得不承认在与阿拉伯人的作战中以色列人表现了更强的意志和战斗力。阿拉伯国家联军有时候各自为政，各怀鬼胎，战力大打折扣。软实力方面，伴随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首先复兴了希伯来语。希伯来语长期不是口头语言，直到本耶胡达着手复活它。在上世纪上半叶，希伯来语的印刷品、广播也逐渐丰富起来。科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1925年，犹太人在东耶路撒冷的一个阿拉伯人村子旁边建立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校名请对比香港中文大学，顾名思义，这所大学的教学语言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是一门年轻的现代语言，居然被力排众议，选为大学的教学语言。这无疑是结合现实考虑、民族感情的重大决策。

而古代历史传统更多充当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宣扬正当性的文宣口号作用。直到后来，中东的新兴国家也时常会将自己的统治与古代历史相提并论。譬如巴列维王朝对古波斯的推崇，萨达姆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利用等。（参考本人的一篇小文章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1881）当然这个和以色列的建国还不完全一样。

实话实说，我国对某些领土所宣扬的“自古以来”，其实也是这个作用。同样是争议领土，我国用多大的力的争取，在现实中恐怕还是地区的战略地位（比如阿克赛钦和藏南）和国家实力决定的（比如对南海岛礁所采取战略的变化），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二者结合。台湾问题恐怕也更多是这方面的考量，加上对民意的评估等。如果以自古以来为尺子，那麻烦就大了。是取八百年前还是两千年前？两千年前还是四千年前？——当然，那个标准在某一个具体事件上对我们有利，我们就选哪个。

以色列其实也是这样吧。以色列建国、立国，领土上的进退，也不是以圣经约书亚记或列王纪的记载为标杆的。西奈半岛以色列占领过，后来归还了；但戈兰高地呢？并不归还。因为战略位置险峻吧。

五、总结

1、为什么犹太国建在巴勒斯坦——我觉得一方面有犹太民族和宗教的感情作用，直至今日耶路撒冷对于很多犹太人而言是无可替代的，1967年打下来之后绝不让人。因此在犹太人在欧洲受到排挤、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那个时期及其后，有些人移民选择这里的动力也大一些；另一方面，恐怕也和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此处的统治不力有一些关系。当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可能一开始也没有形成紧迫感，也缺乏强有力的机构来对付犹太人移居的事实，慢慢地就没有回头路了。换言之，有动机，也有可行性。更重要的是，锡安主是源于欧洲的、以寻求列强支持为宗旨的一种思潮，诞生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本质上是欧洲殖民在中东的延伸。为什么选中了巴勒斯坦除了宗教感情，还有帝国主义与锡安主义的交易（贝尔福）。四四年犹太机构出版的犹太难民研究，已经认为锡安主义殖民最成功的就是巴勒斯坦了（相对于拉美）。

2、而用古史、亚伯拉罕去解释这些 ，并不是对现代以色列历史事实客观描述。更多表达的是以色列某些人群的意识形态。这并不应该也没必要成为我们中国观察者的立场。 别说4000年前也不一定有什么亚伯拉罕，就算是亚伯拉罕的墓里面的遗体别着胸牌写着“我就是亚伯拉罕，亚威神让我离家出走到迦南来”，那现代以色列国能否建立起来，也要看建立过程中的历史背景和各方实力与策略。

3. 学习希伯来语、以色列近十年来，我深知中国有一批以色列的同情者。这很正常，正如中国也有一群巴勒斯坦的同情者。二者都难免有一些过渡简化问题的倾向。更重要的是二者经常（并非一定）分别有各自的宗教背景。同情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不少是中国基督徒，同情巴勒斯坦的，不少是中国穆斯林。

基督徒同情犹太人，我不清楚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目前在巴以问题的观点上是否是主流，因此很难说是否一定是中国特色。但考虑到基督教和犹太教两千年的血债和不可调和的教义矛盾，的确是挺有意思的现象。我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的中国以色列同情者里，一多半是基督徒，遍布各个年龄段。其中有些还热衷学习希伯来语。极端例子是某年p大会议，有天津大学的学生家长（！）赶到北京会场大骂巴勒斯坦“死多少人活该，本来就是人家的地方”。作为旁观者，我表示相当震惊。

当然这只是极端现象，绝不普遍。我的大多数基督徒朋友对此问题的看法要柔和许多。

而中国穆斯林同情巴勒斯坦，反感犹太人，坦白讲较少见到例外。我从小生活在穆斯林区，是汉族非穆斯林，到现在见过的穆斯林朋友几乎只有两种：不知道以色列在哪儿，也不关心；知道以色列并恨得牙根痒痒。有些朋友在学术圈里，文质彬彬，知识渊博，训练过硬。就是偶尔提起这个问题，还是隐隐约约能感觉到强烈的情绪。

也不难理解，亚伯拉罕一神教从犹太教开始，就有很强的普世价值观点。从旧约（比如以赛亚等先知书）开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不必说了，都认为神是所有人的神，天下同教是一家。但我个人的想法是：不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我们终究是中国人。我们个人的利益和中国息息相关，和巴以任何一方关系可能寥寥。如果有些朋友对中东历史和地缘政治很感兴趣，并学习研究这个话题，那么我的看法是：中国需要的既不是亲以的中东学生和学者，也不是亲巴的中东学生和学者，而是亲华的学生和学者。我们观察其古代历史、文明特征、现代政治等议题，还是应该以自己的视角去分析为上。

当然这只是理想化的愿望，我知道现实生活中，宗教和民族感情、资金来源本身就影响学术研究和学生学习的心态和动力。我只能说我自己尽量如此。犹太人、穆斯林都有朋友，但我的出发点是自己的文化和国家。

个人看法，不足为训，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