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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是一个怎样的导演?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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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内务部街11号,大院内有座民国假山,假山下修有暗室,当过银行大亨藏宝阁,日伪时作过水牢。


1973年,姜文搬进大院时,地牢已被少年们占据,成为智取威虎山中的聚义大厅。


街道高亢的喇叭广播,有时会穿透地表,隐约传入地下,少年们鱼贯爬出,充沛的阳光猛然砸在脸上,艳阳天无止无歇。


那时的北京大院是特殊存在。葛优在北影大院,管虎在中央话剧院大院,许晴在外交部大院,马未都在空军大院,崔健也在军大院,他父亲是空政歌舞团小号手。


王朔在军委训练总监部大院,同院还有王中军、王中磊,后来的华谊兄弟。


搬进内务部街11号院那年,姜文10岁,黒瘦沉默,貌不惊人。他跟在大孩子后面奔跑,默默咀嚼大院里流传多年的传奇。


9年前,两个少年徒手爬上院里40余米高的大烟囱,挥舞国旗,并即兴在烟囱沿走平衡木。


少年姜文没敢复制这个传奇,他做过最出格事,不过是和英达,躲到大院闲房中,学抽烟和玩手摇电唱机。


姜文和英达是北京72中同学,英达学习散漫,但因家世原因,英语极好。姜文功课不成,需抄英达试卷糊弄过关。


高考那年,姜文才15岁,英达考上了北大,姜文落榜。英达鼓动姜文当演员,骑自行车驮着姜文去中戏应考。


关键的表演面试,别的考生一片片朗诵“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姜文背了一段契诃夫的《变色龙》。不动声色,幽默且高级。


姜文因此入学,被同学超时代地定性为冻龄。20岁就有50岁沧桑,当然同理,50岁也能看到20岁影子,老天从来公允。


他化妆成干部,忽悠住投诉扰民的南锣鼓巷住户,假装过老头,骗倒了骑自行车的老师,偶尔,他还冒充家长,给弟弟姜武开家长会。


他22岁演溥仪,23岁飙戏刘晓庆,24岁主演《红高粱》,摔碎酒碗,扛起巩俐,放肆于青纱帐内。他是全天下的主角。


成名后,他回大院胡同,灌煤气管理员让他唱上一段,他抡煤气罐上肩,唱着“妹妹你大胆往前走”扬长而去。


黄土高原风尘只飘荡了五年便消散无踪,九十年代摧枯拉朽般到来,许多人像做了一场长梦后惊醒,匆忙开始新的生活。


华谊兄弟出国淘金,王朔声名鹊起,马未都倒腾古董发了一笔,即将成为《编辑部故事》中李东宝原型,演他的人正是葛优。


崔健不愿继承老子的小号,蒙起一块红布,看不见眼也看不见天。


那些特殊大院周围,高楼拔地而起,胡同里开进了小汽车,腰间挂着BP机远比系武装皮带上档次。


姜文不适应,去美国演《北京人在纽约》后,便回到西坝河隐居,把自己关在一个不到6平米小房间,从窗口默看日升月落。


他家街对面,住着王朔,92年一饭局,王朔递过本《收获》,上面有他的小说《动物凶猛》。


那晚半夜三点,姜文睡前随意翻到这篇小说,尘封的日子呼啸重来,恍惚中有高亢歌声,也有某年某月某个下午,太阳照射柏油路的味道。


姜文闭关,6万字小说改写成了9万字剧本,封面上最后写下三个字“那时候”。


那时候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在九十年代逆流,重回内务部街11号院。


姜文把大院的“烟囱传奇”搬到了电影中,为此他把40米高的烟囱粉刷一新。


拍摄时正是冬天,剧组化冰扫雪,给演员喷水,模仿夏日的大汗淋漓。


夏天是假的,时代是假的,可阳光是真的,所有人因此深信不疑。


1993年,英达来剧组探班,在灯市东口遇到个傻子。


傻子是老熟人,小时候只要冲他喊“古伦木”,他就会回欧巴。样板戏中的革命暗号。


多年之后,意外相逢,傻子已发鬓苍然,英达兴奋高喊“古伦木”,傻子看他一眼,说“傻逼”。


英达把这段告诉姜文,姜文把它作为《阳光灿烂的日子》收尾。


大院青年终成衣冠楚楚中年,他们有人落寞,有人暴富,驱车奔驰于北京二环,却再也找不到青春恣意的影子。


姜文打开大奔天窗,呼唤路边傻子,傻子满脸不屑,骑着木棍,分道扬镳。


整场明亮的幻梦,以此黑白收尾。姜文说,他演不好九十年代,一拍到九十年代,拍哪哪不对,感觉都不好。


今年夏天,许知远采访姜文前,特意去了趟内务部街11号。


胡同很寻常,没有贵气,没有落寞,屋舍院落都是时光过后该有的样子。


姜文念念不忘的故事,模糊得已看不清轮廓。


很多年前,那首时代交响曲的尾声是大提琴独奏,于最激越痴狂处,戛然而止。


姜文哼了几声余韵,余韵早已消散在岁月深处。


1993年下半年,投资人文隽跑路,《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组弹尽粮绝,四处赊账,有些景点自此留下阴影,再不接待剧组。


姜文自掏腰包支撑开支,王朔在饭局上遇到他,大家问何时拍完,有演员戏说片名要改叫《大约在冬季》。姜文差点急了。


后来,剧组的钱都用来给文隽发电报。香港遥遥传回消息,文隽正在拍三级片挣钱。


命运几次阴差阳错后,1994年9月,《阳光灿烂的日子》送至电影局审片。


姜文在院中低头转圈,手里提着把斧子。


1995年,这部100万美元成本电影获得了5000万人民币票房,《时代周刊》称其为“九五年全世界十大最佳电影之首”。


出道即巅峰的姜文,找到了新出口。既然不喜欢这个时代的规则,那就创立世界,自己设立规则。


他的世界,就是电影。


他追求世界中每一个细节都完美。


《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头几分钟机场送别,素材拍了三个多小时,宁静摆床头一张照片,拍了23040张。


《鬼子来了》屋顶是从山西专程运来,为拍出砍头特效,专门从美国进口了几台能滚动拍摄的特殊摄影机。


《太阳照常升起》中几百只飞禽走兽,毛色质感都被姜文改过。剧中的藏式房屋、鹅卵石和红土,都是从千里之外用卡车和铁甲船运至外景地。


《让子弹飞》有场三人鸿门宴,为拍出三足鼎立霸气,专门搭建了环形轨道,三台运动摄像机交替转动,影片用了55万尺胶卷,这一场戏就耗掉五分之一。


《一步之遥》火车戏,要求布景搭得不像火车,又要比火车还火车。火车上要有金色沙滩,试来试去,最后拉来几卡车玉米磨碎,才达到姜文所要的温暖。


这些虚构的世界,或阴郁或空旷或浪漫或诡诈,但世界天空上,都挂着共同一轮太阳,那太阳就是姜文。


批评者说,姜文电影粗野混乱,纵欲又空虚,每一帧都流露着智力上的傲慢。


而铁粉说,姜文的每一个故事都真诚高亢,理想主义总要溢出银幕。


电影是姜文的理想国,但理想国的运行,最终还要屈从现实规则。


2005年,姜文拍《太阳照常升起》。这是他沉寂七年的试水之作。


姜文说,这是一次火力侦察,但可能火药用猛了一点。


王朔给他拉来太合影视的王伟,中影掌门韩三平给他拉来英皇的杨受成,拍摄一再延期,钱越花越多,最终电影票房1800多万,只收回成本三分之一。


这是一部没有起承转合的非线性叙事片,如同无人驾驭的豪华马车。观众说看不懂,姜文只能回应:看不懂就多看两遍。


看懂的人如痴似狂,看不懂的人恼羞成怒,姜文的评价从此两极分化。


姜文爱听表扬,但更在乎批评,尤其在乎他精心构建的世界,参观者居然迷路,甚至找不到入口。


2007年,他和伙伴成立不亦乐乎影视公司。要理想,也要票房,站着把钱挣了。


苍茫的天涯间,马拉着列车。懒得动脑的观众,看到了火锅听到了歌;看懂的观众说,这是不是指马列主义进入中国?


各得其所。


2011年,《让子弹飞》上映11天票房破4亿,当时能达到这一成绩的只有《阿凡达》。


电影最终票房7.24亿,挣了钱,而且姜文站着。


为了拍《让子弹飞》,姜文给周润发和葛优,各写了一封信。


给发哥信中,姜文忽悠道“发哥之角,既有曹孟德之雄,又具周公瑾之英,且常自诩诸葛孔明。发哥出手,定收放自如,出神入化,谁敢做他人之想?!”


给葛优的信,则是另一种风情,“吾兄片中虽无艳星共枕,但有愚弟陪床。耳鬓厮磨,却非断臂,不亦骚乎?”


两封信一经披露,公众哗然,浓眉大眼的姜文居然如此会说话?


其实,姜文很不好说话。他顶撞过老友,怼哭过娱记,在采访现场举起过灭火器,有女编辑被他说得哭丢了隐形眼镜。


记者经常被他绕得云山雾罩,反问得瞠目结舌,《南都娱乐周刊》为此还专门写篇文章,就叫《如何正确地采访姜文》。


他因此被冠上桀骜和叛逆之名。


然而姜文说,他从不叛逆,只是在电影之外,不知如何和世俗相处。更多时刻,他是扮演一个名叫姜文的人。


他看球分不清主队,挣钱不知如何报税,聊天常常要计较真理,话题离他太远只能沉默以对。


春天时,他老母亲过世,可直至最后,他也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让妈妈更开心。


时代飚得太快,他就自建世界躲避;资本运作复杂,他就进化站着挣钱;他对生活从无恶意,可复杂多变的人际,他学不会,也不屑学。


他一直在人间行走。他不愿低头,他就成了寡人,别人不懂他,他就成了异类。


姜文高高在下。


很多年来,夏雨已经老得不像夏雨,姜文依旧年轻如姜文。


他讨厌起床,闹铃吵醒时总是好大脾气: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他妈醒了?


夏天受访时,许知远问姜文,时间的长度对你来说怎么那么重要呢?


姜文断然否认。他说感受不到时间,有时候昨天,前天,前尘往事统统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他又能精准指出,受访地楼下卖德国肘子的饭馆有三十年了。


他用手掌摩挲下巴,发出沙沙声音。


这一刻,我们才意识到姜文老了。


从32岁的姜文到55岁的姜文,取时光中点对折,两个姜文依旧能完美重叠,但55岁的姜文终究多了岁月的线条。


姜文说,岁数到了,就是荷尔蒙让怎么着,就怎么着。


窗外的世界同样遵从荷尔蒙指挥。当一个时代收敛,击鼓者就成了异类。


崔健喊不动了,王朔懒得写了,冯小刚对往事的留恋,不过是脖子上一抹雪白。冰湖上茬一架就是他终极梦想。


冯小刚教育姜文,你这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


其实冯小刚才聪明。先拍《1942》,再拍《私人订制》补偿,听着挺有情怀,但仔细一想还不是商业交换。


这种事,姜文做不来。


他只愿用自己的方式,在时光中沉下船锚。他不变,他系着的那个时代就永未远行。


2007年,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在威尼斯电影节不敌李安的《色·戒》。


评选公布后,姜文填了一阙《念奴娇》。


云飞风起,莫非是、五柳捎来消息?一代人来,一代去,太阳照常升起。浪子佳人,帝王将相,去得全无迹。青山妩媚,只残留几台剧。

而今我辈狂歌,不要装乖,不要吹牛逼。敢驾闲云,捉野鹤,携武陵人吹笛。我恋春光,春光诱我,诱我尝仙色。风流如是,管他今夕何夕。


11年后,姜文说,他老了要做三件事:写三个版本离奇搞怪的自传,在不识谱情况下做首曲,最后画点眼前能看见的东西。


子弹爱飞不飞,阳光一步之遥。


风流如是,管他今夕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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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接连失利之后,姜文已经处在陈凯歌化的边缘:有名气,有历史地位,票房预期差,圈子里人给面子不给票子,拍不了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不甘心,转型很难,贸然转型商业片可能名利双输。

电影业对固执且风格突出的名导就是这么残酷。一部风语者将吴宇森挤出好莱坞,两部太平轮将其挤出中国一线。亚历山大大帝失利使奥利弗斯通失去好莱坞一线大导地位。连坐拥异形I 银翼战士 角斗士 黑鹰坠落等经典的莱德利斯科特在两部放飞自我的异形续集失利后也举步维艰。在美人鱼和西游伏妖篇持续消耗口碑的背景下,如果再来一部长江七号水平的片子,连周星驰都危险。在侠探杰克表现平平和木乃伊失利后,如果下一部碟中谍扑街,汤姆克鲁斯可以考虑退休了。卡梅隆再拍四部阿凡达简直是玩火,一旦第一部表现不利,后面要翻盘就难了,而搞砸这一系列的后果就是卡梅隆告别大科幻。

总之,名导的风险在于太自信太霸气主导权太大,而当代群众口味刁钻难驯。五年前谁能想到吴京,陈思诚和林超贤能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最火的导演?要走自己的不寻常路,就要有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觉悟。不然就是走漫威之流的工业化信息化流水线,比较平庸但也有较平稳的长期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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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隐侠出鞘



女作家叶三形容过,姜文是个终身荷尔蒙过剩的人。她甚至无法想象后者不演直男,因为姜文看上去实在太雄伟,“想阉都无处下手”。

2010年的贺岁档,《让子弹飞》如猛虎下山一般席卷了票房与人心。那是土象星座厚积薄发、十年磨剑的胜利,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得以信赖与追随的雄性荷尔蒙。

姜文拍的不是武侠片,更不是动作片,而是中国式的英雄电影。电影里的英雄不仅三头六臂,而且足智多谋,他们懂天文地理、晓风俗人事,要遵从道义,更要熟悉政治,有肝胆昆仑,又能引而不发。

人们知道这样的英雄注定出现在姜文的下一部电影里,所以无比期待。许知远或许比大多数人更为期待,所以他携《十三邀》团队率先拜访了这位隐侠。

1.有劲儿


姜文定档暑期的电影《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据说高晓松也对书中故事爱不释手,几欲购买版权。后得知改编权已经落入姜文之手,郁闷三秒后便生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快意。


大家熟悉姜文操刀剧作的秉性,往往改得像是原著之外的另一个故事,这实在是给人意外,也给人惊喜。就像《让子弹飞》远比《夜谭十记》精彩,《邪不压正》预告片里透出的那股压不住的张力也一定来自于改编者本身,而非对改编者启发颇多的著作。

正如许知远说的那样,姜文始终与“野性”与“叛逆意识”如影随形,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一步之遥》,姜文对知识、思想以及视觉语言的权威系统更多持有的是质疑乃至颠覆的态度,而非效仿与顺从。

这样的一种异于常人的立场与他的太有主见和过早成熟相关,但换一种角度看,这样一个不合时宜、难以归类的姜文又显得太没章法、行事鲁莽幼稚。一个成熟的人,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是有很大几率被认为是幼稚的,如果想摆脱这样的欲加之辞,就必须熟透了。但“熟透了”从来是一件难事,难度不亚于《让子弹飞》里张麻子形容过的“站着挣钱”。


姜文熟透了,所以当观众对《太阳照常升起》不买账的时候,也至多是说一句“故弄玄虚”,很难批判到其它点上去。道理从来都是这样:抹黑一个不成熟的人,只需要强调对方的不成熟就可以了;而嘲弄一个熟透了的人,则需要技术与专业性。


2. 有谱儿


影评人梅雪风认为,“姜文是中国影坛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和李安一样,是被普通观众、影迷、知识分子还有官方四位一体热爱的导演。”

普通观众热爱姜文,是因为他们太过简单,而姜文展示了复杂的可能性;影迷热爱姜文,是因为姜文善于从污泥浊水里打捞经典,历来将传统和传奇两分处理;知识分子热爱姜文,不仅在于他思辨与文字上的天赋,更是看重他“对酒当歌”的狂狷气质;而官方热爱姜文,则因作为“红旗下的蛋”的姜文历来有分寸、懂规矩、知进退,他明白霸气外露是危险的,所以从不迈大步子行进。

在许知远面前,姜文并不承认他创作时的“刻意为之”,这位精神贵族将其笃定的部分统统视为正常,他拒绝分析礼崩乐坏的步骤,也拒绝解释自己匡扶的动作,他只做自己认为值得去做的事,这种风格孤独、强悍且坚硬。

姜文习惯用平衡的处事逻辑去诠释事物本身的不平衡,却并不在意保持自我与世界连接的平衡。他时而锻造出钢铁之躯与混沌世界碰撞,时而藏在鞘里等待着抽刀断水的动作。

姜文的表述方式是刁钻和高高在上的,他智商和价值观里的优越也早已渗进电影的每一帧,但他又总是正确的。姜文是一个拔刀的侠客而非一个掌鞭的门吏,他具备尼采那种鞭策众生的狂傲,也乐于迸发彼得-汉德克骂醒睡众的激愤。


“好多人过分解读的,我看着都吃惊——我说是吗,怎么成这样了?说看不懂的,我也吃惊——这就看不懂了?”

许知远提到,每个人都有主观意识,但总有一些人的主观比他人的主观更接近现实,而姜文正是具备这种精确主观的人。许知远询问这道秘诀,姜文却暂时抛开“精确”,转去强调自己的印象和感受。专注于细节的姜文告诉许知远,印象不代表精确,它远在精确之上,而只有足够精确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主观印象。缺乏上述这种精确,想象和感受便是毫无价值的。

在《十三邀》里,姜文指着一张日本人绘制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北平地图,告诉许知远当时北平的常住人口与人均密度,再具体到电影取景点涉及的那些街巷。他的意思是,《邪不压正》里不会出现过于熙攘的人流,走街串巷的手艺人也不会吆喝得那么频繁,因为那样拍只符合了当代人无来由的想象,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符合生活真实。而生活真实从来是嵌在历史里的,它会变化,你明白它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并为之刨根问底,才能拍出逝去年代的味道。

姜文写意吗?实际上恰恰是他最靠谱。


3. 有料儿


《侠隐》的原著背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电影干脆直接拍出李小龙潜进卡萨布兰卡的意味,间谍之城、战乱之秋、习武之人、不测之祸,如此繁复烧脑的戏剧设置不仅不令人生厌,反倒是吊足了观众胃口。考虑到《鬼子来了》更像一场对于乌合之众苟且短视的尖刻嘲讽,眼下的这部《邪不压正》很可能是姜文镜头中最接近大历史的一个瞬间。


可是什么是历史?屡屡在回答时使用第二人称的姜文形容道:“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借助的东西,但是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至于历史本身,则很可能就是姜文电影里若隐若现的那份戏谑。它不仅不虚构,反而是一种严肃。如果历史本身就是戏谑的,如果已经发生的事情充满了不严肃,那么最严肃的表达方式就是把它们用戏谑的方式真实记录下来。所以姜文说他从没有讽刺和夸张现实,他对生活也没有任何恶意。

但生活本身可能是有恶意的,比如电影的名字本来就叫《侠隐》,但周围人要么把“侠隐”听成“瞎眼”,认为那是一个与阿炳有关的故事,要么认定这只是一场与武侠有关的故弄玄虚。姜文懒得理睬这些,只因他从来陷入更深刻、更窘迫的困境。比如电影里提到的复仇与爱情,比如对人生、人性、人心等复杂问题的思索与分析,这些都是费心费力又极可能使人徒劳无功的活计。大多数人稀里糊涂来稀里糊涂走,可他们定义并把握了历史;先知不稀里糊涂,他尝试着改变一切,然后不可避免地落入陷阱。

一个侠客“隐身”、“没拔刀”乃至“没刀拔”的时候是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姜文肯定最明白。他告诉许知远,只有当自己的生命进入以年为单位的拍摄周期时,他才能如鱼得水,获得满足感与存在感。没电影拍了,曲终人散了,他则要面对自己十几岁时需要面对的困境——关于如何“正确”处理那些意识到的、同时也改变不了的悲剧:初出茅庐会坏事,羽翼渐丰也会坏事;激愤急躁会坏事;保守迟钝也会坏事。

只有在电影里,历史才能改变,改变才会发生,因为“正确”与否的考虑从不是过程,而是结果。现实中多的是糟糕的、不可逆的过程,梦里才有转危为安、才有柳暗花明、才有苦尽甘来。


姜文是一个有料儿的人,所有有料儿的人都和世俗生活没关系,世俗却从来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只是以为俗到巅峰便自然有了料儿。如果有料儿的人把养料儿的时间弄去琢磨世俗,他们要么早夭,要么成为龙凤,但世上自此便无料可取,便万古如长夜。所以姜文不怕告诉许知远,他不知道今天哪个队跟哪个队比赛,甚至也不知道票房分账具体怎么分,他有理由坦承自己的“不知道”——“曹雪芹要是生活弄得倍麻利、混得特好,他就不用写《红楼梦》了”。

一个人可以暂时搞不明白生活,但是一定得尽早搞明白自己。姜文在采访中提到了自己很喜欢的一部电影,马丁-斯科塞斯的《禁闭岛》:“就是开始那个警察带着枪、坐着船到那个岛上去,他要判一个案子,演了很久了,发现其实他是那个被他抓的那个人。”

在许知远陷入沉默的时候,姜文幽幽地说道:“我觉得我的生活中充满了这个。不容易,分析自己真是挺难的,所以我干脆就假装我能分析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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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姜文导演和他的电影,需要先引入三个视角。第一个是政治的视角,第二个是姜文价值观的分裂,第三个是姜文艺术手法的特征。

姜文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也是一名政治性很强的导演。姜文至今执导的四部电影,全都是把政治题材隐藏在个人故事中的电影,讨论的政治议题也都是中国社会中争论得最撕裂的那一类。所以,理解姜文这样的导演和他的电影,必须引入政治的视角。没有基本的政治认识,则很难看懂姜文在电影中寄寓的各种隐喻。

姜文是一名价值观分裂的导演。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对姜文个性塑造最为深刻的当然是他的童年时代,这便是毛时代的中国。而姜文在事业上的成长和成功则贯穿了整个改革开放。姜文的感情世界是偏左的,主要又是偏英雄主义的;姜文的理性世界是偏右的,主要又是偏精英主义的。这种价值观的分裂,良好的记录了中国的时代巨变对个人的影响,并通过艺术创作反映在姜文的电影中。

姜文还是一名非常有才华,却过于自恋的导演。爱看电影的姜文是导演电影的姜文最重要的一名观众;由于把才华都用到了满足属于他自己——这个知识和艺术水平都极高的观众——身上,导致姜文电影不接地气,或者说极度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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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这三个视角,再来看姜文的电影,一些规律就比较容易摸清楚了。姜文所有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以及《让子弹飞》,都有极强的政治隐喻。然而一些电影人按自己的政治立场轻易对姜作评论,反而陷入他的诡计了。正因为姜文自己价值观是分裂的,所以在他每一部电影中也寄寓了分裂的两种价值观。不愿意直白地站队,使得姜文有意用暗喻的手段隐藏真实想法。而这使得姜文电影总是场面好看,人物丰满,但立意晦涩难懂。也让影评人有了见仁见智的机会,各取所需,尽情地对姜文电影做出符合自己立场和价值观的解读。

我理解的姜文是这样的:

首先,作为主体的姜文,拥有对劳动人民的真诚情感,不但能分享底层百姓的艰辛苦难,还能够欣赏和赞美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朴实真诚。他愿意用普通百姓的评价尺度来看待自己,这是毛时代教育的道统。但姜文也有毛时代青年心中普遍存在的深入骨髓的英雄主义情结。那时候的青年,都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样,在毫无政治知识的情况下,幻想自己成为革命英雄。迷恋的只是舆论的风向,而非真正的革命事业。英雄主义情结,和姜文对自己出众才华的自恋很融洽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姜文身为导演左的一面。

而作为客体的姜文,是中国电影界三十年来最优秀的人之一,锋芒毕露。改革开放之初,否定毛时代的文艺大爆发,也是通过姜文这些才华横溢的演员来打开局面的。这样的姜文,在整个社会向右转的三十年中,凭着他的才华,像濮存昕、陈道明等人一样,很自然地融入了精英圈子中。在左翼社会(从经济基础,到道德,到文艺)瓦解崩溃的三十年中反而获得了极大的名誉、财富和地位。长期的张弛、妥协,和地位成就混合在一起,使姜文思想自由主义的一面也非常洗练。

姜文明白很多底层劳动者难以感知的事情,比如金钱的力量、权力的力量、名誉的负累、富人的道德、精英的真情等等。在一些受苦的底层群众眼中十恶不赦的富人,姜文也能感受到他们有血有肉的一面。

姜文也明白精英们难以感知的事情,比如劳动人民的美好、善良、勤劳和伟大。他对劳动人民偶尔崭露的粗鄙和缺乏教养有明显的宽容。同时对权贵富豪对底层人的剥削压迫有强烈的同情和义愤,却并非感同身受。

姜文无论是做演员还是导演,对群众的、精英的这两种社会秩序,两种艺术尺度,都能心领神会,游刃有余。这是其他导演演员不具备的优势。

这样的姜文最擅长耍他的花招,在左翼的语境下讲自由主义,在右翼的语境下讲人民英雄,让我们这类有个人立场、价值观,想对姜文电影自取所需、引导舆论的人很是头疼。姜文总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和精英们赞叹的美术感,把他的真实想法包装得晦涩难懂,因此造就了许多经典的误读。

举一个非常典型的误读,右翼看《鬼子来了》,看到的是中国人好面子、愚昧、麻木、奴性、窝里斗等等。得出来一大堆西式的、精英式的结论。最后姜文角色被日本人行刑,人头落地、瞑目而死的这幕画龙点睛,也被解释成民族向强权臣服的劣根性。《鬼子来了》满足了部分精英逆向种族主义的自残倾向,而被右翼大为赞叹。

姜文在《鬼子来了》中,的确没用传统左翼对劳动人民无限歌颂的语境,且明显不认可毛时代左翼对大众的觉悟和力量的夸赞。这的确是典型的右翼语境——在愚昧的群氓中开展叙事。然而姜文又在这种语境下赞美最底层劳动人民,赞美中国人无比美丽的善良、真诚和无所畏惧。

为此姜文刻意制造了两个不可能的超现实的对比:

一个是,挂甲屯全村百姓对杀鬼子一事都表现出胆怯,但到结尾遭日本人屠杀时,下至小孩上至残疾老人,没有一人求饶或害怕,全都怀着极大的仇恨手无寸铁与鬼子们拼命。

我们知道,现实中的中国人肯定有敢对俘虏下杀手的,也肯定有在屠杀面前尿裤子的。电影中超现实的极大反差,是导演故意为了让人意识到,不敢杀鬼子,表面上看是“愚昧”和“胆怯”,骨子里却其实是善良,善良而已。

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是因畏惧才不杀人,到了日本人屠杀,就该畏惧得跪地求饶了。姜文准确地表达了底层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善良的畏惧”,当你反抗欺负只能杀死对方时,反而只好隐忍了。这在中国武侠片中也是恒久不变的主题之一。而真正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懦弱的时候,应该是他面对死亡的时候。

于是再看电影另一个超现实的对比:片中所有的日本鬼子,在得意时都威风八面,被俘时、尤其是面对死亡时全都胆小如鼠奴颜婢膝。战俘营里马大三手持刀具,追得所有日本兵抱头鼠窜。

与中国人懦弱的背后是善良相比,日本人荣誉骄傲的背后却是奴性,是盲从日本军国主义对人的控制。

而姜文扮演的农民马大三,在手握鬼子生杀大权时彷徨犹豫、胆怯焦虑;而在昔日的俘虏在法场上对自己行刑时,却能圆睁怒目死盯着持刀切下自己首级的仇人。这才是电影结尾点睛之笔的寓意所在:马大三临死对仇人也没有丝毫恐惧,人头落地也得有气节,于是死也瞑目了。之前黑白片灰暗的色调突然变得刺眼得明亮和鲜红,好像一切都只是落地人头脑海中的闪回,现实却是明艳地刺眼的鲜血淋漓。

死也瞑目这点,作为全剧的点睛,也充分体现了姜文的自恋。他在接受访谈时强调了他想战胜中国人记忆中对日本军刀的恐惧。但结局主角怒目而死,既不能安抚左翼奋发图强的满腔热血,也破坏了右翼把民族彻底批判的自残快感,只满足了姜文幻想自己在现场的英雄气节而已。

这便是姜文在右翼语境中讲的左翼价值观的结果。

与《鬼子来了》相反,《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其实是在左翼的语境下描述右翼的情感。这和大多数影评人的理解也大相径庭。

《阳光灿烂的日子》,右翼影评人普遍觉得对文革批判不够,过度地表达了姜文对童年各种性冲动、暴力冲动背后的青春气味的怀念。这种基于个人的军队大院式的“阳光灿烂”,反而掩盖了右翼想塑造的哀鸿遍野。

所以,《阳光灿烂》中“太阳”的一语双关(“红太阳”毛泽东在世,以及姜文童年的灿烂体会),使这部电影在一个正面评价文革历史的语境中展开。

但电影中的一切故事,其实都是针对左翼历史叙事的解构。在电影中的姜文童年时代,时代的主流语境是进步、文明、道德、奉献,以及为了革命事业的持续与各种敌对势力做坚决而残酷的斗争。

我们从电影中看到的,却是权贵子弟们偷看西方情色电影,天天吹牛打屁无所事事,泡妞抢女人,下馆子斗富,找茬打架,动手极狠且成群结队,一个老大背后一片帮闲小弟,而且背后比得是父母势力。这一幕的青年和旧社会的纨绔子弟唯一的区别,在于腐败堕落的同时,脑子里幻想的却是成为革命英雄那样受人瞩目爱戴。这是联动覆灭后,文革高干子弟在上山下乡前的真实写照,却也让革命的主流宣传变得可笑而且无耻。

所以姜文本质上还是在左的语境里讲右翼的价值观,讲革命话语背后的性、暴力、自私等种种人的原始欲望,这是自由主义反乌托邦题材的经典叙事,和1984也没太多本质区别。之所以满足不了右翼,只是因为文革是右翼集中控诉和谩骂的对象,到了姜文这里仅仅作解构而已,太不通人情罢了。而左派对这部电影的盲目推崇,也仅仅是为了各应右派而已:你看,你们口中那个暗无天日的文革,怎么在姜文这里还是阳光灿烂的呢?


另一部《太阳照常升起》,同样是左翼语境下的右翼电影。

电影通篇都是劳动人民非常熟悉的场景,充满着表面上的质朴和欢快。可故事描述的却是毛主席陨落那一年,平凡人们个人的生活变故,通篇没有引入时代巨变,最多也只是姜文和崔健聊感情问题时背景广播里的声音。

电影却用“照常升起”做标题,本身就是再次讲述自由主义者的情感——对人们而言,再重大的历史进程,即便是毛泽东去世,也大不过房祖名和姜文两个角色普通人生命中的变故,根本不值得在他们生命的舞台中纤毫提及。

故事中黄秋生和周韵两个经典的配角,也表达了右翼精英在左翼社会中难以言喻的痛苦。《太阳》中的疯妈,因为年少时忠实于“爱他人”的心情而成为了军人的妻子,在丈夫的影子中默默无闻地生活,不仅背井离乡,也离开她所喜爱的精英文化—— 一种对生活的一切细节洋溢着审美,渴望被欣赏被怜爱的文化—— 这是左翼语境下才有的,类似于娜拉出走那样的故事。

在丈夫去世后,疯妈爱他人的一面又指向自己百花丛中天使一般的儿子。然而当儿子长大之后,疯妈爱他人的这面便失去了依托,而精英的那一半灵魂通过一个有关鞋子的梦醒过来,重新占据了人格。这个女人也是从小就渴望被爱的,渴望被欣赏的,她小时候正是因为这种渴望才痴迷过一次红鞋子。梦醒了,也是疯妈爱人的自我死了,渴望被爱的自我醒了,但在这个人人勤勉无人在意高级审美的小山村,疯妈的精神世界不可能得到满足。她如此优秀的诗性和美丽,只会换来无穷的孤独感。以至于她想逃离这个世界,自己建一个精致的石头房,作为灵魂的新家

姜文导演深知左翼社会对个人审美的漠视,也懂得欣赏精英女性在知识、智力、外观、气质上的美好。姜文带着强烈的审美深爱着他的妻子也是剧中的演员周韵,这样的角色如果放在毛时代会是如何呢?

于是疯妈买鞋、修房子,在高处用吴语吟诗,终于找回了属于精英的真情、优雅、美丽和自然,却在底层社会的“别人”眼中疯掉了。对这样的人而言,扭曲的是社会的理解力而不是自己。于是,死亡是疯妈唯一通向内心真诚的途径。从获得真诚的角度来说,疯妈被解放了。因为导演无比怜爱这个角色,所以让她死得都很抽象。

这部电影中,黄秋生扮演的老师之死与疯妈相得益彰。为建设祖国的理想而回国的知识精英,却在政治斗争中被埋没。一个既显老又不帅,个性沉闷的教师,却因为其文艺气质而受到了广大年轻女性“湿漉漉”的青睐。这反而承托了左翼社会对知性的客体审美是多么匮乏,本身就是右翼的经典控诉。

黄在“摸屁股”事件中遭到了不公正审查,可这种审查在他心中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的确有过摸屁股的冲动,他有很强的自我反省和道德自律。虽然事业还不如意,但生命是服从在自己的意志之下的,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这是在自己的才能和热情不被祖国认可的前提下,维系黄秋生角色生存的精神支柱。

可他的认罪居然被醉心于派系斗争的新领导给赦免了。表面上,得利于一场政治斗争,赦免了一次诬陷。可事实上,这等于宣布对黄秋生角色重于泰山的自尊和自律,在政治斗争的大环境下也是轻于鸿毛的。一口气吸过来,一口气能吹走,而黄秋生的自由选择,在命运面前其实是自欺欺人。

与疯妈被社会价值观否定的真诚和自然一样,黄秋生角色要在不被理解的社会中兑现内心的尊严,唯有一死来反抗。他在无罪释放后,却手插口袋轻松赴死,这个反差极大的画面,无非是宣示我从过去到现在,就从来没在乎过你们的道德评判或是利益关系,用死的抗拒来证明自己选择的崇高地位。选黄秋生扮演这个角色是非常恰当的。黄秋生作为香港老派毛左派和成功的电影人,精神世界和姜文有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

这两个角色都是用赞美人性的手法来表达对左翼社会价值观缺乏包容和理解力的控诉。对右翼而言,这种控诉存在最大的缺点,只是极端地追求了个人本性的实现,却没有将抗争矛头指向左翼的社会秩序。姜文价值观的分裂导致他着力没有挠到痒处,结果很多右翼也不太能看懂了。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这两部电影中,姜文是一个右翼的艺术家,在左翼的语境里表达右翼人的精神世界。

右翼的精英总喜欢哀叹“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的“美好”,在底层社会中遭受的忽视和践踏。他们以精英之腹度劳动人民之心,总觉得别人的一切言行都是对虚名与利益的追逐,只有审美下的冲动才是真诚的,只有自律下的道德才是高尚的。

与疯妈类似的角色也出现在《投名状》中,徐静蕾扮演的苏杭富家小姐,在乱世里唯一的依靠却是连基督教十字架都不认识的大老粗土匪。只有李连杰这样高贵出身的军人才能理解她的美好。徐静蕾角色的死亡,也同样表现出自怜自爱的精英们对社会的恐惧感,自己珍视的一切在强大的社会暴力面前不名一文,仅仅因为误解和冤枉就被轻易的抹杀。

李安在《色戒》中做得更加过分,他描写了一个家境衰落的王佳芝;因经历过富裕生活的熏陶,即便流落底层也拥有旁人不及的优雅和高贵。与疯妈的情况类似。沿着李安的叙事思维,在丧权辱国的历史背景下,两情相悦的王力宏因其底层人灵魂固有的不自由,却服从道德虚名把她的初夜也让给唯一去过妓院的“同志”,恰好只有罪孽深重的日本走狗才具备真实地欣赏和怜爱她这种美好的能力。在内心对这种被爱的渴望驱使下,王佳芝背叛了社会道德虚名,迎来了死亡。这就是李安的本意,在(右翼的)个人真情面前社会伦理也是无足轻重的。

这些精英们因其阶级属性,陷入自我关注的囚笼中,别人的一切言行都是被动的,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被审查的,总是无法理解左翼文化中因真心关爱他人、为人奉献而形成的社会伦理。姜文就生活在精英们那个阶级所在的世界层面中,他要表达右翼的情感也相当流畅自然。

姜文之前的电影,其情感是一左一右;那《让子弹飞》到底该算左还是右呢?

窃以为《让子弹飞》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情感,都是左的,是《太阳》之后的回归。刨去《让子弹飞》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它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地方都反映了深刻的“左”的思辨,例如:

1、 辛亥革命的主导者既有革命者,也有大财主(黄四郎)。革命成功后,大财主成了新的剥削阶级,而革命者坚持志向,却成了新社会里的土匪。这简直是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继续革命 的必然性的直接论据

2、普通县官都是跪着给财主要钱的,三七开,真正的统治者是财主。这涉及了当今左右翼最深刻的论战之一:人民的苦难是强权政府造成的,还是剥削阶级资本家造成的。姜文选择了后者。姜文像个左翼一般地认识到:官员们好贪腐的道德亏欠根本不是人民苦难的根本原因,官员只是傀儡,收完90年的税后滚下台走人就是。根本原因是阶级斗争;真正的统治者,剥削阶级,靠着他们豢养的假“张麻子”们,把好官都杀死在路上了

3、县官挣财主的钱,发给穷人。这又涉及了左右翼另一个核心争论,强而有力、能与剥削阶级对抗的政府是否有必要?右翼主张强力政府就是坏的,腐败是其必然;而左翼主张要靠“好”的专政来保护人民利益。姜文以县官身份恶斗黄四郎,恰是革命建国后仍要靠专政政权继续与剥削阶级斗争的逻辑。

4、叫张牧之的人不能做土匪,人们认为做土匪的就该叫张麻子,而且一定满脸麻子凶神恶煞。这又是群众观点,和精英观点的一次碰撞。中国的右翼总是认为革命者聚集的都是社会上成功不了的一帮“losers”,为颠覆社会牟取私利才会铤而走险。难道就没有一些有才干有知识的人,因为对人民苦难的感同身受而奉献一生投入革命事业?革命者只有“麻子”、不能有“牧之”?归根结底还是自私自爱与仁义的区别

5、跟“这帮人”“玩不起”的张牧之,要追求内心的自由,只能上山去做土匪张麻子。而当他真正要解放穷人的时候,发现一定得“玩得起”。拯溺者不得不濡!这是中国人从儒家到革命者,一切投身于革命实践的人必须懂得的道理

6、玩阴谋诡计,张牧之被黄四郎三番两次玩残了。好人跟恶狼斗,能靠嘴皮子吗?改良道路,议会民主有出路吗?最后还是要靠暴力革命。

7、四个土匪精英打不下土豪的碉楼,得靠鹅城大众的觉醒和斗争,枪杆子里才出政权!

8、先锋队要做的,把碉楼的铁门打得千疮百孔。子弹打穿的问号在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答案是可以的,剥削阶级的暴行早就已经教育好人民了,只要把武器发给群众,再给人民一个胜利的榜样,人民就能够团结起来踏破千疮百孔的铁门,势如破竹地攻占碉楼。

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叹息一声姜文的英雄主义情结还是太重了,带穷人分了一个五代土豪的家产,就急着与敌人惺惺相惜,与兄弟们各奔前程。这是英雄需要的功成身退式的圆满,却不是革命者需要的死而后已式的圆满。胜利不是永恒的,斗争才是永恒的。打土豪分田地,离真正的胜利还远得很,远得很。

但作为观众,无法丝毫苛责?没有姜文这部爷们到极致,却也血腥、暴力、粗口、自虐、搞基、三P、露点的R级电影,三十年来就根本没有一部符合左翼价值观的受欢迎商业大片了。《让子弹飞》还是把许许多多观众心中深埋已久的斗争情绪,重新以英雄主义的途径给诱导了出来。这是几千篇理论文章也达不到的宣传效果。作为左翼青年,对他还是应该感激的。无论看到右派们在赞美《让子弹飞》还是大骂纳粹,都是一件乐事。

这三部电影的分析,体现了一个擅长拍政治隐喻电影,价值观分裂,才华横溢又过于自恋的姜文导演。那么问题来了:

在《一步之遥》上映的前一天,应该如何预测这部电影的价值取向呢?

——如果按本文中姜文左一次右一次的惯性,那这部商业电影的价值观应该是极右的,叙事语境也是右的。只是故事背景是在民国,预告片又透露了悲剧气质,右的语境下的时代崩坏,总会引发左翼对时代的控诉。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补完姜文存在的左的一面。今天还不知道这个预测是否正确,明天应该能看到了。



===========2018年4月的分割线===========

评论里老有朋友说缺了一步之遥的影评, 我一步之遥的影评在这里: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一步之遥的叙事方式, 但不喜欢姜文他们这次对观众的态度. 一方面号称票房要20亿, 一方面却接受不了普通观众欣赏能力不行, 所以遗憾中给了差评.


姜文新作<邪不压正> 马上要上映了. 按我之前做的这种一左一右的规律性预测 ( 对一步之遥也预测成功了 ), 有强烈预感这部新作是左翼精神为主的. 因此作为左派的本人, 非常期待这部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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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压正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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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张图我能用到知乎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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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集邮爱好者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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