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是王安石？ 第1页

这个说法有道理，但太过偏激于表面，没有注重深层次的问题症结。

我曾在

中提到过王安石变法，留下来几个很不好的历史遗产，其中有两个方面直接影响了此后北宋的政治走向。

党争和君主集权提高。

宋朝由于开国后比较宽松的文治措施，使得党争情况并不严重，即便有意见不同，也更多都是君子和而不同。但是，由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引入了大量野心勃勃的政治力量，且为了新政效果对旧党进行残酷打击，从而使得先前和谐的政坛局面一去不复返。此后整个北宋历史中，几乎都充斥着新旧二党的残酷斗争，国家开始进入内耗严重的大折腾时期。这种折腾大大损伤了宋朝的元气，大批政治精英把力量用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上，严重影响了其国力。

另一方面，北宋以来，君权和相权是相对平衡的，大臣们对皇帝有着众多制约，许多政策的出台经过君主和大臣比较科学周到的研究，从而尽可能规避错误。”北宋出相“的背后便是这种优秀的政治模式。而王安石变法由于在士大夫中受到巨大阻力，从而在中央层面上，必须客观上以君权的增加来强制推行新法。此后，新法用用废废，但君主权力失衡的情况则延续下来。以至于此后当君主无道时候，士大夫层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纠偏，使得北宋最终无比窝囊的毁于自己的一系列失误政策上。

这两点对政治的破坏毋庸置疑。党争历来是损伤国家元气最狠的方式之一，国家精英层都把精力用在你死我活斗争上了，谁还能好好治理国家？而君主集权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未必一定带来灾难后果，但是会大大降低国家的安全系数，会使出问题的风险大幅提升，毕竟将国家治理放在一个人的决策上，偶然因素太大。而这两者结合起来，后果就是灾难性的了：各派大臣为了党争胜利，更要依附于皇帝，讨好于皇帝，从而皇帝更加集权，更容易接受大臣们的撺掇，更难做好决策。

从后来的情况看，宋徽宗确实是一个昏君，但是他不是暴君。这样的皇帝不同于隋炀帝那样的，他放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带来的后果是不同的。宋徽宗一生荒唐政策无数，但本人并不暴戾，也不是一上来就敢胆大妄为的人。如果按照宋初的政治状态，君主难以妄为，臣子各尽其责在权力上是制衡而不是谄媚皇上，那么徽宗也很难做出太大的问题，很可能也就是一个无为而治状态的庸才皇帝。但是，经过王安石变法后的政治生态改变，使得皇帝不受任何约束，臣子们不恪守职责而是纷纷变着法的讨好皇帝，从而在纵容甚至撺掇下，徽宗的种种荒诞行为无限放大，最终对内不断掏空帝国，对外决策上一错再错不断作死，让北宋走向了不归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改变了此后北宋的政治生态，使得国家权力架构和权力使用情况急剧改变，最终滑向了君臣混乱的亡国状态。但是，将这个结果的主要责任归咎于王安石是不公平的，这种归咎方式颠倒了事情的因果。

王安石变法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他为什么会提出变法，为什么神宗皇帝如此排除万难支持他变法，这都不是偶然的。要知道，这个变法在在各种反对中持续七年之久，此后许多政策又继续实行九年。如果仅仅是宋神宗头脑一热，王安石急于立功，那么变法应该来得快去得也快才对。所以说，这个变法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是北宋王朝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不得已之举。

还是在上述那个

话题中，我提到变法的背景：

王安石变法的最初原因就是，基于宋代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到了神宗时候，冗官冗兵问题都过于严重，从而使得国家财政出现问题。而其官制和军制问题因为涉及宋朝立国之本，谁也没有信心和胆量对这个曾经能结束唐末五代动荡的祖宗之法下刀，因此，为了充盈国库，就要通过相应的政策手段，在不动摇国本的同时，取得同样的成效。王安石变法也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个背景也就注定王安石变法事实上是一场以经济为主，兼涉政治、军事的改革。

也就是说，北宋立国时候时候政治、军事方面的基本国策，是基于晚唐五代时候军阀长期混战这么一个环境设定的有效对应措施。如今，那个混乱局面已经结束近百年了。北宋经历高效快速发展，国家稳定，人口增长，战乱消弭，此时面临的情况已经与当年截然不同，昔日有效改观乱世的政策在如今治世中已经逐步落伍，成为越来越严重的枷锁，对北宋的财政、民生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当这个影响已经威胁到统治力量和安全时，改变就成为必然。

但是，在传统礼法社会，没有几个皇帝敢随意拿祖宗之法开刀的。更何况，晚唐五代长达百余年的藩镇割据惨状距今不过百年，一旦改变了当时立国时候的政治、军事国策，会不会再次进入五代？这个问题是作为北宋的统治阶层不可能回避且不敢尝试的。所以，国家政策要改变，但又不能变立国的基本国策，那就只能对经济方面下手，这也是王安石变法出现及其变法方向的必然性。而在王安石变法后，由于先前提到的矛盾根源和矛盾解决方面并不一致这个原因，几乎注定变法会走向一条混乱的道路，这不是神宗皇帝或者王安石能够决定的事情。历史的必然性在此时充分显现。

所以说，北宋立国政策与发展现状相矛盾是因，王安石变法是果。原因不变，结果必将到来，区别不过是早晚二十年的事。北宋最后出问题了，王安石自然要负一定责任；但是，把主要责任推给王安石，那是一种忽视根源的推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