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能解释现代中国的经济吗？ 第1页

西方经济学只是美国的 障眼法。

要想解释任何现象当然都可以搬出一套说辞来。

为什么说是障眼法？看看这些年有多少经济诺贝尔奖来自美国就知道了。

当美国强大，资本需要往外输出的时候，这些经济学家就拼命地鼓吹自由贸易，全球优化资源配置，市场决定论。

当美国金融立国、诉棍立国、过度医疗立国，把实体经济玩崩了的时候，就打出了保护主义的大旗，到处制造贸易壁垒。

不是吹市场决定论吗？2、3月份的时候你用市场给变出口罩啊！变呼吸机啊！现在猪肉价格居高不下，市场变猪肉啊！快两年了也变不出来。

显然，生产对市场的响应有一个时间滞后。这个和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一样，时间经常是一个难以忽视的变量。

然而与自然规律不一样的是，经济活动天然是人的活动。在一个时间延迟内，足够把事情的性质改变得面目全非。

比如，丰年大家吃好喝好，普通人家也不用卖田借高利贷。然而荒年一来，寅吃卯粮，差那么几天食物续不上了，普通人家就要破产了，就要卖田了。这个时候生产资料的属性已经彻底改变了。后面这户人再怎么劳动，都成了给地主长韭菜。

你把地主换成资本家，把普通人换成小产业者。或者把地主换成美国，普通人家换成中小落后国家。性质是一样的。

所以，美国的包括一堆唯美是瞻的所谓经济学家是不会让人们去思考这个时间差变量的。只会忽悠人们去相信：市场是万能的，跟着我美的市场走，有肉吃，香着呢。

而当你由于底子薄出现问题的时候，美国的大剪刀就毫不留情地来了。

我们的茅大良心不就是鼓吹粮食靠市场吗！美国的玉米白面又多又便宜，要什么土地红线？开放市场，种什么地？都交给美国，从美国进口，管够管饱，美国灯塔。

好在我们作为文明古国，深谙经济的实质，那就是：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物质丰富。再加条技术进步（因为古代只有我们自己，现代是世界舞台，技术不进步是不行的）

当然，老美也不会认真告诉别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至于什么金融创新、股票科技包装、法庭上耍嘴皮子吃了原告吃被告、救护声一响黄金万两，这些都是收割手段，是用来忽悠别人的。早就背离了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的初衷，更多的像是游戏，都是变着法把财富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

我们不是没有优秀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学的不是西方经济学吗？在90年代大多数学者双膝贴地的时候，就准确预测了中国什么时候超越日本，什么时候GDP过万。他不该获诺贝尔奖吗？然而西方并不会把奖颁给他。

讽刺的是，林毅夫获的奖可能还不如茅大良心的多。

是时候打破西方经济学的话术了。

看你平时看哪些意见领袖了，如果是张维为、陈平、观视频“大佬”、知乎键政大V，那肯定解释不了。如果你看的是金刻羽、陆铭、李稻葵、林毅夫等偏学术型的经济学家，还江小涓、朱民、陈锡文、张维迎、周其仁、蔡昉、钱颖一等智库类型的经济学家，还是易纲、周小川、Vice Premier Liu，Premier Li等技术官僚，甚至你看的是以日韩、德法等相关的历史、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比较资本主义，都可以问一句“你想教人做事”？

以我平时看的比较多的日本央行的报告为例（日本銀行 Bank of Japan），可以看看日本央行做政策制定储备时的研究都是什么范式的。然而实际上日本的社会科学发展反而是不行的，长期以来一直是重视理工科发展，社会治理往往是依靠官僚机制，这使得官僚主导的改革走到尽头以后，小泉只能引入经济学家组阁——这样子经济改革就很暴力了，或者像安倍一样直接咨询学术水平很高的外国经济学家。

西方经济学恰恰是往往高估了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上限，例如在80年代，IMF等机构往往后见之明得认为苏联和日本会引领经济增长，当时给的预测是高达4%。认为苏联高增长理由倒是比较充分，毕竟苏联经济水平较低，维持4%完全不夸张；而日本的名义经济水平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4%的增长目标意味着日本的增速高于领先国家（美国）2%，这说明日本和领先国家的经济收敛速度至少要不变，但是这很明显不符合现实。事实上，日本的增长速度很快降低到了1.5%出头，完成了经济收敛的过程，这实际上是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是类似的。

在此之后，国际经济学家就很少会做出来这么离谱的经济预测了。例如，哈佛大学的 Pritchett和萨默斯在2014年的论文，根据增长率回归的预测方式，20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速会降低到2-4％。2011年中国走入下行通道后，很快就有中国经济学家表示经济形势依旧很好，2012-2015年林毅夫的预测是8％的增速依旧可以维持15-20年，也就是到2030年增速依旧可以高达8%。根据是后发优势，按照中国产业和城市化等现状，大概是处于日本1960年和韩国的1976年，二者的高增长依旧维持了13年和20年。而日本是被石油冲击的高通胀所打断了，韩国是被亚洲金融危机所打断，高增长彻底结束于2002年。林毅夫这种真国师实际上也用的是所谓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很多人估计不知道林毅夫导师就是芝加哥学派的诺奖级别的经济学家。他只不过高估了改革速度，低估了中国城市化的阻碍特性，并且由于我国的抑制消费和再分配不合理远远超过日韩，导致度过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转型依旧没有见底，而日本（1973-1978年）和韩国（1997-1999年）转型要顺利的多。

而林毅夫在2016年以后也认识到经济走势见底遥遥无期，当时就指出来问题在于周期性和外部性，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是改革速度慢、早已有之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和当时主推的供给侧改革困难太大。无论如何，都在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问题。而林毅夫现在还认为直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速依旧可以维持在5%-6%，这个也是中国经济学界很多人的共同看法。

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谈不上史无前例，要知道早在60年前，韩国独裁者朴正熙就认清楚了经济增长带来合法性，经济繁荣塑造伟人的道理。而韩国自50年代至2002年结束高增长，经济实际增长和名义增长分别是50和300倍，是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经济体。而韩中之间的增速差距，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印之间的差距都大，想想中国怎么嘲笑印度就可以知道韩国政策指定的整体水平了。而韩国经济模式一开始就是直接抄日本，朴正熙基本复制了战后日本统制经济的大部分要素，包括政府指导的银行金融体系、大财阀、职业的技术官僚体系、支持再分配的社会组织、出口、投资倾向的政策等等。而全斗焕则是依赖于哈佛、斯坦福出身的经济学家进行紧缩财政，他的继任者和金大中总统执行的经济改革都是自由色彩明显的改革，而朴槿惠、文在寅的经济改革更没什么稀奇的了。比中国成功的多的韩国经济改革都被破解完了，还要比中韩人民谁更自信？

实际上朴槿惠经济改革成效不明显，文在寅在2018年的经济改革已经失败了。不仅导致文在寅解散了一波智囊团，2019年韩国经济增长已经跌到了2.0%，而OECD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是1.7%，而领先国家的美国经济增长是2.3%。如果韩国政府不能够再一次经济改革成功，那么韩国经济已经完成了收敛。。。

这就很尴尬了，要知道日本大概在1985-1990年完成了经济收敛的过程，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接近领先国家（美国）的70%，之后一直在65%左右。这被一些日本经济学家称为“Non‐convergence trap”，意思是日本经济效率没有依照发展经济学的收敛效应，达到领先国家水平，已经在较低水平完成了追赶过程——追赶国和领先国的增速基本一致。而韩国差不多在2020年完成了经济收敛，劳动生产率只有领先国家（美国）的56%。

而很多年前，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在分析过去的制度建设和经济水平的关系，还有人分析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和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按照逻辑的推理，这都意味着韩国经济上限要低于日本上限，而中国应该低于韩国，这就非常尴尬了。。。因为现在韩国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和日本一模一样，只不过是老龄化的问题还没显现，而且韩国以前靠改革而不是经济刺激，这导致韩国政府财政压力更小，所以改革的余地更大。

要知道日本经济低迷最重要问题在于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低，主要阻碍在于一些国内市场保护的产业存在大量低效企业而无法出清，由于服务业的不可贸易性高，往往是服务业效率远远低于制造业。这导致经济增长无法继续和先进国家收敛——因为无法通过竞争学习领先国家，所以IMF等机构给韩国开的药方基本上也是可以给日本用的。例如韩国的服务业效率已经降低到制造业的45%——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是80%；韩国的服务业研发投资只有8%——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是38%，这导致韩国研发投入接近OECD国家的一倍，但是服务业研发比例甚至还只有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40%。想想服务业比例在OECD国家一般是70-80%。日本、韩国经济没法跟美国等欧美国家一样收敛，还值得奇怪吗？

日本已经在思考是不是日本创建的经济模式有问题，韩国忙着经济改革以继续收敛。中国人已经开始吹我们学习的模式是无法用西方经济学解释的了。

而更尴尬的是，不仅仅是日韩，甚至不仅仅是英法德等大型欧洲经济体，甚至是瑞典、荷兰等高效率的欧洲经济体，甚至是加拿大等国情类似的经济体，都在较低的水平完成了和领先国家（美国）经济收敛。基本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对于美国出现了“Non‐convergence trap”的情况，而如果这些发达国家没有在上世纪下半叶进行生产力导向的经济改革，欧洲等国的收敛水平会更早。。。

现在普遍舆论是美国走低，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问题。然而忽略了一点，美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存在着巨大的改革空间和改革困难，甚至美国的经济危机频率反而在发达国家中更突出，依旧经济领先地位非常巩固。这说明这些负面问题抑制了经济增长，但是美国的困境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甚至是更少的。而且美国经济超越英国以来，维持经济领先状态已经高达130年了，这让我们陷入困境的邻居日韩改革的时候参照谁？

最尴尬的是，我国的经济模式确实是借鉴日韩的，虽然经济困境本质是一样但是表现不同。这实际上是好事，因为日韩经济收敛的上限已经很明显的。如果改革得力，确实有可能突破东亚模式的劳动生产率收敛的上限，但是我国目前增长态势好像还不如同时期的日韩。。。

西方经济学能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先要看什么“西方经济学”，后要看“中国经济”是什么。

不妨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是新古典综合派吧。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能很好解释GDP，如果“中国经济”仅仅指的是GDP等指标的话，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短期GDP的解释和预测都很准确，看好中国的人也非常多，比如斯蒂格利茨。

对于那些在根本上否定“实际GDP”对经济体的描述的学派，它包括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众要挖掉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根的人而言，西方经济学不仅不能解释中国经济，还几乎不能解释任何国家的经济。

换言之，就是那些反对“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也绝不是以“中国例外论”，或以“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和预测中国经济”的理由来反对，而是以“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和预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来反对。

新古典综合派从头到尾解释的是“实际GDP”，一个和实际经济相差甚远的数字，解释了实际GDP有什么用？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能预测，但预测了实际GDP又有什么用？实际GDP不过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自己发明的一个数字，和真实世界的经济可能关系都不大，经济学家爱怎么解释就这么解释，自己发明的东西自己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按照这个数字来制定政策，或许对提高这个数字很有帮助，实际上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运行有没有帮助就是另一回事了，而现实情况则更为糟糕，有时候经济学家们给出的政策甚至连提高他们自己发明的这个数字的作用都没有。

如果我们看穿了实际GDP的把戏，那么当代宏观经济学的玄学性质也就暴露无遗了。当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统计出“实际GDP”这个东西之后，便把它放进了梭罗，拉姆齐，罗默等人的模型之中，当实际GDP被放进这些模型中之后，它是被直接放进“生产函数”中的，换言之，实际GDP在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就是“实物的总量”，因为把货币的总量放进生产函数中毫无意义。

实际GDP是怎样得到的？我们知道两种完全不同的实物产品，在物理学以外的地方完全没有任何相同的成分。将10个苹果和一辆车加起来，得到一个数字11，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它表示的苹果的数量还是车的数量？还是表示的你持有的商品总数？你一次买了10个苹果，然后把10个苹果一共看成一个商品，这下子加总之后你会得到数字2，所以作为实物的“商品”的总数，数字11或2，其实可以是随便的，并没有包含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如果你把这些商品按照他们的价格加总，比如每个苹果1元，这辆车一万元，那么10个苹果一辆车就能被加总为10010元，这个数字显然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名义GDP，它表示你买下这些商品一共需要花多少钱。如果按劳动价值论者的方法，生产一个苹果需要半小时劳动，生产一辆车需要一万小时劳动，那么加总起来就会得到10005小时，那么这也是有意义的，按照劳动价值来加总表示的是你生产这些东西一共需要多少时间。

然而实际GDP既没有按照价钱总数来加总，也没有按照劳动时间来加总，而是以一种奇特的方法来加总，如果我们以2000年为基准年的话，实际GDP的含义便是这样的，我用2000年的价格把2020年生产出的商品加总起来。

它既不表示2020年时买这些商品要花多少钱，也和2020年时生产这些商品花了多少时间毫无关系，它的意思是“假设我们带着这些商品穿越到2000年，然后再假设卖出期间价格是不变的，那么我们卖掉这些商品能赚多少钱”。

如果这个“穿越假设”仅仅是为了看看2020年的物价相比于2000年涨了多少，仅仅是为了和2020年的名义GDP比较，算出一个反映物价上涨的GDP deflator，或是仅仅给大家看一看今年的GDP比去年涨了多少，那么也无可厚非。这无非是一种用来参考的指数的算法，就和上证指数或标准普尔一样，只是给人看个大概参考，毕竟没有人光看着上证指数来炒股。上证指数只是作为结果而出现，或者只是作为当年的一个股市平均收益的参考出现在CAPM中，恐怕从未有过人光拿着今年的上证指数就去算明年或者5年后上证指数。

更为糟糕至极的一件事情，则是2020年的同种商品，和2000的该商品真的是一种商品吗？打个比方，2020的手机和2000年的手机难道是相同或相似的手机？2020年的手机涵盖了无穷多的app，能够上知乎淘宝玩王者农药，而2000年的手机恐怕也就打电话发短信和闹铃功能，2020年的手机，分明是2000的手机+便携式游戏机+笔记本电脑，用2000的手机价钱和今年的手机价钱做对比，能够反映出物价上涨？可见，实际GDP的作用还不如上证指数，虽然几十年来股票分红或投票权也大大变化了，但毕竟中国炒股的人没有几个是真的甘心等分红的或者参加公司投票的。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者，在梭罗模型，拉姆齐模型，以至于他们最骄傲的“成果”DSGE中，就反复重复着这种奇葩的操作，拿今年的实际GDP去算以后的实际GDP，这就和认为凭今年的上证指数的信息就能算出明年甚至几年后的上证指数一样奇特。他们不停地把实际GDP带入微观经济学的CES生产函数中。

在CES生产函数中最有名的两个特例就要数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和列昂锡夫函数了，然而道格拉斯和列昂锡夫两位经济学家，是观察到了“实际GDP”这个东西的变化符合他们观察到的两个函数吗？根本不是，他们是观察到苹果和车的生产符合他们的函数，还是用上面的例子，道格拉斯看到了10台机器和10个工人10天能生产一辆车，20台机器和20个工人10天能生产两辆车等诸如此类的关系，于是总结出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当然，或许他还看到苹果也符合这个生产关系。

车和苹果虽然都符合这种关系，但是把车和苹果按照价钱来加总后，还会不会符合这种关系呢？显然不会，因为你莫名插进去了一个价钱，按照价钱来加总得到的只能是买东西需要的价钱，如果钱也能以这种关系生产出钱，那么一开始就不需要什么实际GDP，直接用名义GDP带进去算就可以了，而显然任何一个人都知道钱的增加不可能服从一个只从工人和机器那里总结来的规律，这点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加以承认，因此他们从不把名义GDP放进这个关系里。然而他们却把实际GDP放进这个关系中。实际GDP的本质，如之前所提，无非是以2000年的价钱来加总现在的商品而已，和实物真的对得上，真的能符合这种生产关系？

唯一可能预测经济增长的办法，就是把每个地区每个行业的生产函数和资本存量都通通放进一个模型中，这就像如果要预测明年上证指数涨多少，最好的办法就是预测每一个公司的行情和每一支股票会上涨多少，然后加总成上证指数，但上证指数毕竟是由钱的流动所完全决定，所以如果能估计出明年有多少钱流入股市，预测上证指数也能对得上？但是这个方法不能用在GDP上，诚然，如果能预测出明年社会上钱的流通量，自然也可以很好地预测出明年的名义GDP，但遗憾的是你这个预测要讲给印钱的人——央行听，如果以名义GDP的增长为目的，那么央行岂不是只要印钱就可以了。对上证指数的预测则没有这种问题，因为这种预测是讲给股民听的，股民就算再希望上证指数涨，也不可能印出钱来。

因而，必须要用一个不受印钱所影响的指标才能让印钱的机构信服的指标，但是得到每个行业的资本存量，工人数量，以及每个行业的不同的生产函数实在太难，在他们的模型中要加入每个行业的不同生产函数也实在是不可能，因此他们一般只会用实际GDP这个玩意儿进行解释和预测。但是这种预测，我们必须知道，它的可信度就和拿今年的上证指数算明年甚至5年以后的上证指数一样高。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教材编排时，GDP的说明的说明和经济增长中间隔了n章，99%的学生学到经济增长时，都不会觉得把GDP带入生产函数有什么问题了，更多详情，大家可以去看看柳欣教授所写的《实际GDP是假的》，看完后就知道宏观经济学的这套话术了。

当然，本文并不反对名义GDP的计算，毕竟它表示的是货币总量，货币总量本身是有意义的，和生产对不对得上则是另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