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怀疑过商朝的存在性？ 第1页

古史的真实性问题

王国维曾经在《古史新证·总论》中阐述过治学过程中的困惑，

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故于夏殷之礼，曰“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于不足信者曰“好事者为之”。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取孔子所传《五帝德》及《帝系姓》，而斥不雅训之百家言；于《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之《谍记》。其术至为谨慎。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于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谍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总而言之，王国维发现了古代典籍对三代历史的记载，是有问题的。而清末民国时期西方学术范式逐渐被中国知识分子所了解，发现传统学术在上古史领域，传说和真实是混杂的，所以对古史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较为集中的矛盾，是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古史是层累的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从而诞生了“古史辩派”。对商代历史的疑问，并不起源于古史辩派。

甲骨从商品到学术体系

19世纪末，甲骨被古董商带到北京销售，这才引起了1898年王懿荣的发现和关注，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认可了甲骨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基本上将其当做收藏材料，直到1903年刘鹗编成著录《铁云藏龟》，甲骨才从收藏材料开始向学术材料转变。1904年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著成《契文举例》，才开始出现根据学术材料初步研究形成的研究成果，开始对甲骨文字进行辨认。这本书1913年才被王国维发现，1917年才出版。而通过甲骨文字内容来证实殷商历史则始于1910年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 1914年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中才初步判定了甲骨文与殷商王系年号的关系。直到1917年，王国维作《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及《续考》, 大体上证实、订正了《殷本纪》的商王世系,，开始利用甲骨文并结合传世文献去考证商代礼制、政治制度及都邑迁徙这才开创了开创了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学术领域。而在1928年以前，对甲骨的发现多为私掘，科学考古始于1928年史语所对殷墟的发掘，科学考古确保了甲骨发现的科学性问题，值此才算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学术体系。

所以，从发现甲骨，到确认甲骨文的意义，再到考释甲骨文的内容，然后利用甲骨文的内容去和古籍对照研究商代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发现甲骨就能直接使大家认知商代的历史。而且，甲骨文作为一种占卜使用文字，对社会全貌的记载是有限的，甲骨文研究也并不是万能的。对商代历史的重建过程就更漫长了，指导最近能够较为完整的介绍商代各个方面的《中国商代史》才出版完成，而还有很多问题至今还有待研究。

怀疑？否认？

“否认（怀疑）某朝的存在”可能是学术场域问题被转译到大众场域之后的曲解，或者是极端学术观点的放大。五十年代，考古学家徐旭生是这么记载学术争论的

近几十年虽说一部分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过若干疑问，可是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

所谓“疑古”，着眼点在“疑”，而手段则不是“否认”而是“重建”。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态度，按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所分析批判的内容主要是夏禹及之前的内容。二十年代初胡适给顾颉刚的信中，是这么说的：

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等到将来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之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

这一段话，基本上把古史怀疑的范围、重建的方式，大致都说明白了。对于上古史，其实不是存在不存在这种二元简单叙事，而是怎么样、如何辨析和认知材料、如何定性之类的问题，是学术范式迭代之后对历史的重新认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