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方言的优点:差一票就是普通话
普通话的优点:一票不差
研究了一下目前香港体育媒体的外国人名翻译模式,我从人名翻译这种比较考验音节的完整性的应用领域对比一下普粤两者的优缺点。
首先,普通话里古日母字演变出的这个er音节对译名来说实在是太爽了,全世界语言里,凡是单独出现的l/r类音,普通话译名全部一个“尔”字搞定。粤语相比下就比较难办,有译成一个l声母字的,如Chelsea-车路士-ce lou si、Gareth Bale-加里夫巴利-gaa lei fu baa lei,有不译的,如Michael Jordan-米高佐敦-mai gou zo deon、Neymar-尼马-nei ma,有借用普通话“尔”字的,如Ozil-奥斯尔-ou si ji,但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
粤语的长项是有完整的m尾,这一点从众人皆知的Beckham-碧咸-bik ham都可以看出,普通话一般要单独处理为一个“姆”字。另一个可能的长项是ptk入声尾,但由于粤语中ptk尾发音不明显,加上外语中的辅音尾远比ptk复杂,粤语人名翻译中真正严格遵循ptk用字的并不多。
除了er音节外,普通话音节完整度在人名翻译里确实占了很大的优势。普通话基本能做到给世界语言大部分主流声母和五大基本元音a、e、i、o、u,加上单独的辅音,全部安排上有足够区分度的字,比如对于辅音s,普通话可以做到s-斯、sa-萨、se-塞/瑟、si-西、so-索、su-苏这样完整的区分,而且还能区分辅音s和sh,如sa-萨/sha-沙。唯一的问题是普通话中基本元音e和o的分布受到介音限制,元音e只出现于韵母ie,现实中倾向于转为韵母e、ei或ai的字,如de-德、se-塞;元音o在非唇声母后必须前跟介音u,现实中则按uo的字处理,除了外语go、ko等字转为戈、科等开口呼字而非合口的guo、kuo。
粤语的毛病首先是缺失普通话“克”或“斯”这样的弱化韵母,导致粤语很难处理西方语言的复合辅音从,进而导致粤语译名大规模地丢失复合辅音中的音素,比如复辅音中的r在粤语中几乎不会译出,如Cristiano Ronaldo-基斯丹奴 朗拿度-gei si daan nou long naa dou,译名就直接跳过了r(同时也跳过了后面的l)。如果在香港媒体中见到“克”字,那八成是从普通话借的字(和上面“尔”一样),因为“克”在粤语中读hak,跟普通话译名对应外语单独的清辅音k的用法相去甚远。
当然从“克”字也能看出粤语音系的一个著名槽点——送气声母k大规模变成h,导致粤语译名对外语中清辅音k的处理相当混乱。比如粤语中几乎整体缺失开音节ko~ku这一个系统的声韵搭配,导致Kobe Bryant成了“高比·拜仁”,Lukaku译成“卢卡古”,但同时Godin也作“高甸”,Guti作“古迪”,也就是粤语译名对o~u系元音整个无法区分清浊对立的g/k。
粤语译名的另一大毛病是声韵配合限制很多,虽然粤语中五大元音a、e、i、o、u都有,但这五大元音的出现既受前面声母制约,还要受后面韵尾制约。而且香港媒体似乎对开闭音节很敏感,很多时候宁可牺牲辅音和元音的准确度也不愿意用入声字对应开音节。比如韵母i在粤语开音节字中只出现于z、c、s、j四个声母后,在其他声母后变成了ei,但这个ei韵母又分不清是对应元音i还是元音e,比如Messi-美斯-mei si,但这个译名在粤语里还可以对应Mess、Miss、Missi、Mesh、Mish(普通话里的“米”在粤语中是mai,跟mi相差很远,但现在为了区分mi和me香港媒体也已经在借用“米”字)。
同时粤语中开音节元音u几乎只出现于g、f和w声母(ku脱落成hu,hu又系统性变成fu),所以译名里元音o和u也几乎不能分。粤语本来存在o和ou这一组对立的韵母,但香港媒体可能受英语影响基本只用ou,如Suarez-苏亚雷斯-sou aa leoi si(普粤一样)、Grosso-格罗素-gaak lo sou;Usian Bolt-尤塞恩·保特-jau sak jan bou dak(“特”字肯定也是从普通话借的)、Buffon-保方-bou fong。元音o/u不分的现象在粤语译名中可谓极为普遍。
香港译名还有个古怪的na/la不分现象,可能是香港粤语懒音现象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粤语开音节laa缺乏常用字(普通话的古入声字“拉”在粤语中变异成了laai),这个问题导致香港译名里漫天冒出“拿”字,如Sarah-沙拿-saa naa、Federer-費達拿-fai dat naa、Lahm-拿姆-naa mou。
由于普通话入声尾脱落,这客观上反而使其声韵搭配相对更完整,唯一的ga/ka/ha系统缺失这一问题在古人引进“卡”“哈”等音译专用字后也得以缓解。粤语带有ptk入声尾,这却导致粤语开音节和闭音节字变成了两套截然不同的演变路线,结果是有bit、bik却无bi,有duk、dyut却无du、dut,还有很多音节实际是口语音而不适合用于译名场合,比如di只有一个口语字“啲”、daa只有一个口语字“打”,这两者实际用的是入声字迪-dik和达-daat。
因为就是这么教,这么练的啊。
18世纪,北京话在奉天府(沈阳)、锦州府 取代了原本一直通行到明末的昌黎话(由满文《三国志》对音可证)。
奉天府的北京话,是现代东北话(哈阜片~大碴子味)的正源,当时的沈阳话是大碴子味(饿=ne),跟近代闯关东之后受胶辽官话强烈影响的“曲么菜味”沈阳话不同。
锦州府的北京话,是现代锦州、葫芦岛、秦皇岛几个区县(秦锦片)的正源。秦锦话从锦州府扩张,在卢龙(永平府城)取代昌黎话的时间应该晚于锦州,具体时间不明,可能是19世纪。秦皇岛由于形成市区的时间已经是近代,一开始就是说秦锦话。
18世纪的北京话另有两个分支:顺天府(北京)& 承德府。朝阳、赤峰的建置虽源自承德府,但近代受移民(主要是汴宋官话)影响形成的单元音化“干面子味”跟承德已明显不同。
了解了昌黎话之后,越来越发现,现代东北话虽然音系在17~18世纪被北京话洗掉了,但是词汇却可能有相当大的数量,是从明代辽宁(昌黎话)继承下来了。几个最基本的例子:
A、“没”的两个声调—— mei4来 vs mei2钱;
B、嗯呐,来自上古燕国【诺】(na:k),昌黎话最大特征;
C、唠嗑;;;D、屯里、屯下、老屯、XX屯 等等“屯”相关词汇;;
E、扔=leng,这个词原本以为是胶东话影响,现在看来是明代辽宁继承而来。
F、朝鲜朴氏=piao,这个很可能说明,丹东在明代并不说胶东话。
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
现在觉得,东北话的历史纵深一下就不一样了,
他全面融合了 幽州(北京)、平州/营州(卢龙/昌黎)、登州(牟平/蓬莱)的文化厚度,
近代在黑土地上,迎来了空前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