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爱因斯坦在日记中称中国人「智力低下」「生物性低劣」？ 第1页

这足以说明，最伟大的科学家，最杰出的哲学家，一旦逾越了他的本行，面向真实世界中形形色色的现象发表意见的时候，不能免俗。所谓不能免俗，就是说，对时代的普遍舆论，潮流的想法，哪怕这些在后来被证明如何如何如何虚伪，但在当时都是self-evident的常识，全盘接受。尽管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这些专家是具有反思能力的，但是这种反思能力是不可过渡到另一领域的。

我举两个例子

犹太人与种族论

我曾经阅读过很多关于「犹太人」与「种族主义」的书，其中的普遍流行观点是「犹太人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被迫害者」，但直到我看到Mitchell B. Hart编纂的资料文献集Jew and Race的时候，我才知道「犹太人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是一种有意掩盖历史的偏差观点。为什么？因为恰恰是犹太科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记者等等，形形色色，各行各流的人物，积极参与到「种族论」的话语中——不论是为了论证「犹太人是一个种族」，还是反对「犹太人是一个种族」，不论是为了论证「犹太人是一个种族是犹太人优越性的证明」，还是为了反对「犹太人是一个种族是犹太人优越性的证明」。

这是一个用常识判断，完全无法理解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现在，明知道积极参与种族论话语是一种玩火自焚的危险行径，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犹太人如此乐此不疲地进行「种族话」话语建构，积极依靠此而打造自身形象呢？编者就此而在序言中追问：1、通过参与种族思想犹太人获得了什么？2、为什么「犹太种族」这样的说法对犹太人魅力重重？3、通过将犹太人打造成一个种族，犹太人有什么意图？

具体论证我不展开了，我觉得这足以证明一件事：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支配性的思想场域」，这个「支配性的思想场域」与「一般性的生活意见」是无法分离开来的，甚至正是因为「舆论的欢迎与拥戴」才造成这种「暧昧的思想范式」反过来冲击正规的学术场域，形成一个把所有人都卷入的「恐怖的思想漩涡」。这个思想漩涡有不同的涡层，然而不论涡层与中心的距离是如何若即若离或者关系紧密，总之，都无法逃离形塑了这个「思想漩涡」本身的那种强力。

正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在我们现在看来已经是可笑的东西，但是在某一个特定时代（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却是大众生活世界与学术场域中支配性的权威架构。

而在至少50年的时间内，「种族论话语」是一种支配性的思想话语与思想漩涡，所有的人，不管学者和民众，都被卷入其中。而这种强力，是被后来的历史所遗忘的。至少对后来的人来说，「种族论」只是简单意味着「一种荒谬透顶」的观点，而忽略了这个思想漩涡在历史上的强大肉身与思想支配力。

作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在一战前后所发表的「种族论」话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不能看成是当时「犹太人拥戴参与种族论」的一个积极证明，至少表明了在时代所形成的恐怖的思想漩涡面前，哪怕是最杰出的心灵与头脑，也不会免俗。

这就警示我们：科学家，哲学家，当他们面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发表意见的时候，真的有什么权威么，有什么绝对的价值与参考性么？或者说，「对科学家的尊重」和「迷信科学家」，这两者的划界是否是当务之急？

我记得给我上课的老师曾经感慨：像潘光旦（费孝通的老师，我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和著名的民主人士）这种最杰出的天才与学者，竟然也会迷信「优生学」这种伪科学。又说，在我国曾有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龙勃罗梭的犯罪学，这种伪科学竟然还能具有市场，真是出人意料。

牟宗三与犹太人

第二个例子。

我最近的研究是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与中国当代新儒家牟宗三的思想亲缘关系，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写邮件向我们大学的一位研究员请教，他的回信里有一段特别有意思：

There is a very problematic aspect to Mou’s writings which is, as far as I know, very little known and almost never discussed by his commentators, namely that he occasionally made some highly anti-Semitic remarks in the context of his critique of communism and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might cast some doubts on your attempt to compare Mou and Levinas as thinkers of transcendence, since Mou tends to treat “the Jew” as “the Other” of
modernization in a positive sense. Here’s an example from Mou’s writings:

你須知馬克思是猶太人。猶太人沒有國家觀念的，因為他們早就沒了國，他們也不想復國。所以叫做「國際的猶太人」。他們只知道錢，只知道奸詭以謀生，所以只表現聰明智力，而不表現道德與情感。因此，他們的內心早已訓練成漆黑無光明，無熱力，只有陰森黑暗。他們專喜黑暗面，專喜說反面的話，拆穿你的正面建樹的一切。這本是一種魔性。馬克思是如此，佛洛依特也是如此。(“Critiqu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ongchan guoji yu zhonggong pipan 共產國際與中共批判),
[1952])

他认为牟宗三有一些「高度反犹主义的评价」，其实引的这一段，我是知道的，而且牟宗三所谓「反犹主义」的言论我在之前的阅读中，都有注意与标明，而且实际上数量是不少的。我是这么回复的：

Personally speaking, I don't think that Mou really knew anything accurate about jewish tradition, his tendency of"anti-semetisem" is most coming from his ignorance (like he actually knew very little about phenomenology but he still gave his very personal and grand and sort of arbitrary comments on it, which is proved to be full of mistakes by some Chinese phenomenologist, like 倪梁康--the best Chinese phenomenologist, in his article 《牟宗三与现象学》. ) But the direction of their effort is coincident with each other: humanising the "religious originality" and illuminating the real and authentic position of ethnics and moral in the human world. It's a philosophical accomplishment with the cultural core.

我想我这么评价牟宗三可能有些不尊重他，但是在所谓「反犹主义」这件事上，我认为「无知」是唯一的原因，所谓「无知」，不是「一无所知」，而是「假知」的一种类型：就是他实际上对犹太人的文化历史一无所知，但是却随大流，跟着当时社会上一般的流行意见所塑造出来的「犹太人漫画」（爱财，都是银行家，密谋支配世界，没有国家观念）随波逐流。

后来这位研究员再给我的回复中说：「you make a very powerful argument and your remarks on my comments are certainly justified.」

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也是「无知」。

一种悲观主义：时刻警醒

我们无法拒绝我们当下的这种「支配性的思想漩涡」，因为一旦被大多数人意识为假，那就失去了它支配性的权能：就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种族论，它的权力来自于它「不言而喻的真」，来自于大多数人无言的承认，这种无言的承认往往是非理性的。

但是我们必须警醒：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干净、思想纯洁的社会世界中，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被证明曾经被某些支配性的流行思想污染过、支配过、侵凌过，而作为当事人，实际上很难意识到这是一种污染、支配、侵凌，用一句马克思资本论的名言：「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仍然去做。」——我们不知道这种思想的不恰切到底在哪里，我们只管使用这种思想，被卷入其中，隐隐地迫害着别人，也被别人所迫害，只有当尘埃落定，历史掀开了新的一章，我们大多数人才能看见其中的千疮百孔。

这就是我的一种「历史悲观主义」

我真的是要被某些人给气乐了。

爱因斯坦当时对中国的批评，没有错。换我对中国人当时的评价，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是，爱因斯坦将其归咎为，是中国人的人种问题，导致了当时中国人的智力低下。

这已经不叫民族主义了，这已经是种族歧视了。甚至于拿来扣个纳粹的帽子，都是有理可依的。

看看别人罗素在当时到了中国，对中国的评价吧。虽然也说到了中国人在当时自私贪婪等等，但是他是将结果归结到了当时的世界局势和政治环境上，而根本没有去试图抨击某一个民族，乃至于某一个种族为劣等。

我也是服了，作为爱因斯坦口中的“黄皮猴子”，居然还为一部分人对爱因斯坦把自己称为“黄皮猴子”这件事的不满来洗地。也可以说是很厉害了。

更搞笑的是什么？

居然有人说，既然要骂爱因斯坦，那为什么不去抵制相对论？

可能这位同学的思维逻辑已经简单到和我家四五岁小表弟的水平差不多了吧，认为所有人都像动画片里的正派和反派一样，只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

再退一步说，爱因斯坦这个人，是很伟大的。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是错误的。

既然是错误的，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批判？

可能这里有人会说，这种言论在当时看起来很正常。

好像确实也是很正常哈，所以二战就打起来了。

犹太人还被屠族了。

所以，正常与否和正确有联系吗？而且，因为在当时算是正常，我们现在就不能批评了吗？

那你去问问德国人，看看他们对当时的纳粹怎么看，是不是也是“这在当时看起来很正常，我们没资格批评这种行为”的态度？

但是，爱因斯坦当时所处的世界环境，都是这样的较为极端的民族主义。而他也不过是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罢了。

所以真的要说起来，也只能说是爱因斯坦的思想也受到了当时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性，而不是他就是一个人品低劣的人。

就像是古代把女性当做牲口、商品，为了证明自己不受女色诱惑而将妃子杀死的“君子”一样。

我们可以去批判这种行为。但是在批判的同时，我们应该要想到这种行为的背后意味着什么，这种行为的时代背景又是什么。

而我们，应该从这种行为里，去明白，什么是应该避免的，而什么又是值得提倡的。

而不仅仅是站个队，表个态。

我们需要的是理性，而不应该仅仅是戾气。

隔壁的非洲为什么这么穷？问题下，有无数的中国人在表示非洲人（种）有问题，又懒又没远见、贪小便宜，“智力低下”，“肮脏迟钝”。

还有很多回答在用亲身经历论证非洲人好逸恶劳、效率低下、坑蒙拐骗、内心麻木、卫生恶劣等等等等，赞数都极高（一般带图的游记都很容易高赞），大家可以移步围观。

这还不是日记，这还是公开讨论。

期待发言的诸君，几十年后能有某人的成就达到爱因斯坦的万分之一；以便让百多年后，有非洲人民把这个帖子挖出来鞭尸。

===下面有图，这里预先说一下对图的评论（图在最后，便于阅读）：

1、有人会说那些回答只是陈述非洲的现状，那么爱因斯坦也是如此。谁让中国那个时候就混成这样子呢？

2、相信会有人说“爱因斯坦说中国人智力低下，这已经超过了【陈述现状】了”——那么下面这些回答中，用【现状】总结出【非洲人就是懒】也是这种思路。

3、以下截图并非挂人，所以全部不留名字了。但诸君记着，你们将来谁要是有了爱因斯坦成就的万分之一，记得及时删帖，不然要是等到非洲某国崛起后再被人挖出来（如现在一些星辰大海的中国人鞭尸爱因斯坦那样），小心被跨国鞭尸。

4、我没说爱因斯坦的言论就毫无问题，但是，现在情况是：在一座十字路口闯红灯的人至今都络绎不绝的城市里，有人陡然大喊【我突然想起有个某某名人五十年前闯过红灯啦！！大家快来批判他啊！！！】——真的不会怪怪的吗？

===上图，都选几百上千赞的（下面低赞回答里种族言论更夸张）

====用于回复所有包含“所以你觉得爱因斯坦歧视中国人就对喽”的评论——考虑到对无关紧要的评论的回复本身也是无关紧要的，就直接放最后了，以不影响原答案阅读：

——为什么你反对川菜？

——我……我没有反对啊。

——你就是反对，不然今天我为什么只看到你做粤菜。

——哈？

——你说你不反川菜，那你为什么只做粤菜，不做川菜？显然就是你觉得餐饮界就压根不该有川菜。

——我今天在这条街做粤菜只是因为这条美食街上已经有几百家川菜馆了，而且我没有去他们中的任何一家店里发表过任何评论说他们做川菜该不该啊。

——我管你？我事实上连你店的菜单都没看完，我只是来你店里环视一圈没看到你在最醒目的地方挂着“川菜万岁”的牌子就下意识要喷而已。

原文是三个词"勤劳、肮脏、迟钝"，标题党为了突出歧视，去掉了第一个。作为一个中国人，虽然不愿意听到别人说我们不好，但是不得不说这几个词精准的描述了我国底层劳动人民（包括我）的生活状态。

我不说一百年前，就说前几年，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劳动人民的"勤劳、迟钝"功不可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口红利。为啥印度非洲人口那么多没有人口红利？因为他们不够勤劳，这个不用解释。为啥美国人也好几亿却没有人口红利？因为他们不够迟钝！看看我国建筑工地和血汗工厂工人们的生活与工作状况，没日没夜的加班，没有五险一金甚至没有劳动合同，缺乏足够的保障导致工作频繁变动。这个迟钝有什么关系？因为只有迟钝的我们才可以接受这一切。让美国工人这样频繁加班试试，他表示律师想找你谈谈。不给美国工人买保险或者裁个员试试，他表示工会想和你谈谈。我们的产品能比别人便宜，从而形成我们的竞争力，不就是因为廉价劳动力么？廉价劳动力，在精英人士们嘴里只是一个词，背后却是数以亿计打工族的血和泪。为什么我们能接受这一切，甘愿这样逆来顺受，就是因为我们足够的迟钝。

至于肮脏，那是因为卫生是需要客观条件的。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除了干活就是睡觉了，换做谁有心情去讲究卫生？工作环境恶劣、肮脏，住宿环境恶劣、肮脏，请问怎么才能做到身在其中而人干净卫生？辛辛苦苦收入不过勉强温饱，会不会舍得花钱去改善来干净卫生？

说不肮脏的，啥时候衣衫褴褛、大包小包的过年返乡农民工在火车站等地不被嫌弃了，或者直接不存在了，欢迎来打我脸。

再说说迟钝的原因，一方面生活的重压之下，活着就不错了，还能想怎么样？。另一方面，我们自古以来统治者就把人民往这个方向培养，这就是所谓的封建礼教，他们就是希望人民像牛羊一样驯服，清朝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千百年来奴化的结果就是人民的迟钝。原文里说“即使那些像马一样辛劳工作的人，也不会让人觉得他们意识到痛苦。一个像羊群一样的特殊民族，更像是机器而非人类。”这在统治者眼里是多么的完美。

所以清末以来，多少有志之士呕心沥血，希望能够开启民智。然而几千年来深入骨髓的奴化，再加上当权者的阻挠，开启民智岂能那么简单？民智的开启与经济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也是互相支撑的。你不能指望一群吃不饱饭的人去投资教育，研究科学；一群愚昧的人也不可能创造世界顶级的经济强国。我们如今经济上的成就，得益于足够的人力，也得益于基础教育的成功。我们现在的经济转型，一方面是我们经过多少年的积累有了一定的技术实力，但也不得不说有民智觉醒带来的所谓人口红利不再持续的压力。希望经过几代人的经济努力与教育投资，去掉中国人身上几千年来被奴役而带来的迟钝，再加上我们原本勤劳的优点，一个富强民主的中国，是可以预见的。

让我们不要着急回答问题，先看看问题的出处在哪里。它们全部来自一本今年5月29日刚刚出版的书《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The Far East, Palestine, and Spain, 1922 - 1923》（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 远东，巴勒斯坦，西班牙，1922-1923）。

以下是这本书的内容介绍

在1922年秋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他的当时的妻子艾尔莎爱因斯坦开始了五个半月的远东和中东之旅，那里是这个著名物理学家以前从未去过的地区。爱因斯坦漫长的行程包括在香港和新加坡停留，在中国停留两次，在日本进行为期六周的旋风式演讲，参加为期十二天的巴勒斯坦之行，以及对西班牙进行为期三周的访问。这个优秀的英版本第一次提供了爱因斯坦这一重要旅程的完整的日志。

电报式的日记条目 - 古怪，简洁，有时甚至是不敬 - 记录了爱因斯坦对科学，哲学，艺术和政治的思考，以及他对即将在未来地点举行的事件的直接印象，包括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的就职演讲，由日本皇后举办的花园派对，与西班牙国王的会将，以及与其他知名同事和政治家的会面。这其中还包含揭示爱因斯坦对各国成员的刻板印象的段落，并提出有关他对种族态度的质疑。

这本书实际上是爱因斯坦旅行日记的第一部分，也是首次向世界揭开了爱因斯坦伟大面纱下真实的性格。而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描述毫无疑问是他真实性格中非常不尽如人意的那一部分。

很多答案已经详细列举了他日记中对中国人的部分描述，可以说他对中国人的描述是有一些来自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的同情，但更多的是被时代和他个人思维所局限的偏见。他在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描述中都采用了非人化的功能性视角，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性。

这本书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有趣的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爱因斯坦就对中国人发表了两种说法，一种是非常积极的，另一种是相当消极的。他在第一次谈到他对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努力的兴趣时说：“我从巴勒斯坦犹太国家的出现中得到最大的喜悦。在我看来，我们的亲属确实比这些可怕的欧洲人更有同情心(至少不那么残忍)。也许只有中国人剩下时情况才能有所改善，而中国人把欧洲人是看做一个名为『土匪』的集体名词。”

然而，下个月，他写信给他的苏黎世朋友Emil Zircher，说俄罗斯正在被“盗窃团伙的头目”掠夺。爱因斯坦说：“这些黑帮大多是从中国人中招募的。我们的前景也很好！”这可能是因为他担心中国可能会接管欧洲。

在这段描述中，爱因斯坦的第一个说法实际上远远称不上『非常积极』，只是在隐晦地赞扬中国人对犹太人的包容——或者只是在讽刺欧洲人的野蛮。而第二个说法则是那时西方极为流行的黄祸论。换句话说，身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似乎有所赞扬，但对黄祸论仍然全盘接受。

而在爱因斯坦对中国短暂的访问中，一些言论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中国当时的现状几乎一无所知，同时也无意深究，让今天的我们读来有种『何不食肉糜』的滑稽。

当他访问农村的一个村庄时，他对当地居民做了更多非人化的假设：“我们仔细看了看寺庙。
邻近的人似乎对它的美不感兴趣。由于爱因斯坦不可能知道村民们在想什么，这显然是他的一个猜测。

1922年的中国正经历内战的折磨，农民根本连基本的温饱都很难保障，哪里有闲情逸致去和洋人老爷们一起欣赏寺庙的美？而爱因斯坦明明见识到了中国的各种贫穷和落后，却仍然写下了如此充满偏见的话，足以说明当时包括他在内绝大多数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真实的态度就是根深蒂固的偏见，以至于他们连基本的设身处地的共情能力都缺乏。

而更加体现刻板印象的是他的另一段记载：

他还指出，“所有人都一致赞扬中国人，但也都认为中国人在商业技能上智力低下。”

前一句书中没有具体阐述，所以我们不知道所有人一致赞扬中国人的哪个方面，而后一句——生意做遍天下且和美国人开始打贸易战的中国人『在商业技能上智力低下』？呵呵。

最后，这本书是这么解释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明显的偏见的：

很明显，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看法充满了矛盾：他既同情他们悲惨的处境，又在一系列非常令人不安的陈述中使他们失去人性。他似乎也真诚地担心他们有可能取代所有其他民族。

对西方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的研究向我们表明，爱因斯坦的刻板印象与19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方普遍存在的中国人的负面形象密切相关：他们被许多人视为黑暗、野蛮、残酷和蒙昧主义的化身，其特点是肮脏、恶臭、贫穷、肮脏和迷信。就像爱因斯坦的描述一样，西方的观念也注意到了令人惊叹的风景与肮脏的城市和村庄之间的鲜明对比。然而，有趣的是，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在爱因斯坦与他们相遇前不久)，在西方出现了更积极的中国人形象。一战的野蛮使一些知识分子对东方思想更加开放。

这本书也记载了爱因斯坦放弃中国之行的一些细节。1920年9月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学邀请爱因斯坦前去讲学一年，1922年3月又再次邀请，而爱因斯坦则回复说他其实本来无法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经济和时间上的邀请，但由于日本方面慷慨的经济援助，他能够有时间在中国进行两周的讲学，但无法接受北京大学开出的一个月120英镑（1000大洋）的月薪，要求大幅度提高月薪，最终北京大学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在这之后，爱因斯坦说他在日本等了五周都没等到中国方面的消息，因此不得不放弃他的中国讲学计划。

最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还提到了爱因斯坦对于日本人极其正面的评价，和他对中国人的苛刻评价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爱因斯坦对日本人的看法与他对中国人的苛刻看法形成了几乎惊人的对比，几乎无法再正面了。他在出海的第一天就对日本人产生了第一印象：“他(日本人)没有问题，[.]他高高兴兴地履行着他应有的社会职能，但以他的社区和国家为荣[.]。他没有人情味，但实际上并没有退缩；因为作为一个以社交为主的人，他似乎不具备任何他需要保持缄默或遮遮掩掩的东西。

而在17年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恰恰是爱因斯坦正面评价的日本人，成为了迫害他种族罪魁祸首的轴心国势力的亚洲帮凶。而恰恰是爱因斯坦苛刻评价的中国人，成为了抵抗轴心国势力的中坚力量，并同时帮助了他大量同胞逃离了纳粹的魔爪。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爱因斯坦对中国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绝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赤裸裸的偏见。哪怕是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也无法让他们意识到自身思维的局限性，更让他们无法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对中国做出评价。

爱因斯坦的言行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个体的智力再突出，道德上再完美，揭开来用放大镜在历史演变面前仔细查看都可能是肤浅的，因此我们跨越历史造出了爱因斯坦这个象征人类智力的『神』进而又把他升级为良知的『神』本身就是荒谬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智力和道德能够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成为『神』，亦或者说，这些人能够成为『神』的本质原因不过是其真实信息的不足和缺失罢了。

但反过来看，这样的爱因斯坦就无法被我们接受了吗？这样的爱因斯坦就不配被我们纪念了吗？答案也是否定的。他的功绩当然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但他不该被这样捧上神坛任人膜拜。在那个时代的爱因斯坦的确是一个对中国人存在偏见的西方人，但他也同时是千千万万存在同样甚至更加严重偏见西方人中的一员。我们所需要关心的永远不是谁曾对我们充满偏见——因为偏见永远存在，哪怕2018年的西方人仍然如此，而是我们如何才能用实力将这些偏见一一怼回去。

也许我们可以说，在近代史上就连爱因斯坦也不曾尊重过中国人，但今天的我们更可以直起腰板说，so what？

参考资料：

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石原莞尔刚好是住在这个朝鲜的春川，他当时听说这个武昌起义成功消息的时候，当时喊出“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时候，当时他就把自己手上的一小拨兵带到一个山上去，然后对天鸣枪，上面那些人全都是流泪高呼嘛，就是“中华民国万岁”。因为在他的那个心里头就觉得，中国和日本其实是命运有一种一体的感觉，就觉得如果这个有色人种，只有一个日本的话，那么肯定是会被西方列强吞并、消灭掉的，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都崛起了，那么日本就有一个依靠。

石原莞尔在武汉期间，为了收集情报，经常化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苦功一起劳作，他目睹恶势力和警察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一次他本人与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最后一个铜板。辛亥革命之后的乱局，让石原莞尔等一批日本少壮派军人十分失望。……就是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然后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我一直很喜欢引用慕容鹉的一本书，重生美国当大师里边的一段话

在袁燕倏常去的咖啡馆里随便对付了一顿午餐之后，他搜索了一下记忆，决定去曼哈顿南段的唐人街逛逛，因为那里有着号称最像中国的唐人街。就算听广东话和潮州话那也总比听英语来的亲切不是

　　等袁燕倏到了唐人街，就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对他这样的江南人士来说，广东话和潮州话真还没有英语来得亲切。而且、

　　这就是最像中国的唐人街？！这街上的人真的就是自己的同胞？！

　　袁大师刚转进唐人街就听身边传来了一声“吼呸”，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一口黄中戴绿绿中带点蓝的浓痰就正正地吐在了自己擦得锃亮的皮鞋上。

　　“”

　　他硬生生地把一句脏话给咽了下去，抬头没看见人，再低头一看，一个矮小猥琐的中国男子也正看着他。这个中年男子本来脸上还带着抱歉夹杂着讨好的神情，可是他一见到袁燕倏那张黄色的脸庞，那股子卑微的气息顿时消失不见，而是挺起了有点鸡胸的胸膛，刻意地露出了脖子上不知是龙还是泥鳅的刺青。他嘴里“哼”了一下，说了一句“衰仔”，施施然地背着手就此扬长而去。

　　我们的袁大师记忆里面不算，生平真的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他只好捡起一张废报纸，强忍着恶心把痰迹擦去，想找个垃圾筐扔纸环顾四周之后，他就把纸头扔在了地上。

　　这里也够脏了，不差这一张废纸。

　　街上不但脏，而且乱不但乱，而且吵不但吵，而且这里的人们总少了一点东西。

　　这些中国式样的牌坊下面的洗衣店、杂货铺、饭店、赌档、烟馆、女支院之中出入的绝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的黄色面孔，而这些和他一样拥有华夏血统的中国人却让袁燕倏感到陌生，陌生到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

　　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二话没说，扭头就走。

　　我们的袁大师忽然有点理解了那些“高等华人”，也许他们和自己一样在见识了先进文明的西i方lai之后，再回到落后蛮荒的东方，那种落差大到他们自己都无法面对更无法接受。于是他们不自觉地把洋人当作了文化意义上的同胞，而把民族上的同胞当做了还没有开化的土著。

　　也许只有爱那块土地爱得深沉，只有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到人民之间，只有具有砸烂整个旧世界勇气和决心的真正爱国者才能挖掘出中国人所拥有的伟大力量。

　　也许我这样的小布尔乔亚，我这样的键政局成员，我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最好的选择就是当当所谓的“大师”

美帝记者贝尔登在重庆和国民党的官员们聊天，发现他们英语比中文好，谈起来伦敦巴黎比贝尔登还熟悉，连他们之间交谈都是英语交谈，

上层有文化的人，离群众远远的，我们看民国经常觉得民国的人好厉害，一个人七八个儿子都成才了··

科科，民国时候谁是谁亲戚谁是谁姐姐谁妹妹嫁给了谁谁谁，他们就在上层的人之间流转

换句话说，就算你是中人之姿，中国省部级以上领导和百亿级以上商人以及两院院士级别都是你亲戚，你还不能成才？

但是底层的百姓呢？

没人管的！

致力于小学教育的有几个？晏阳初陶行知

还有吗？

没了，他们致力于大学教育，反正能上小学初中高中的就我们这些人，你扩大小学教育，那不是给我们自己找麻烦吗·

你，不认字，平均寿命三十多岁，资源有限，你不抢不骗不偷就没有

没有家里就得饿死

你要怎么做？没人告诉你要怎么做

除了表情呆滞你还想怎么样？你还能怎么样？

我们看外国传教士、记者、国内一些能扎根下去的人的描述，国内老人的回忆

对，愚昧，就是愚昧

而且是没有人告诉他们，没人去教育他们的愚昧

没人教育啊，爱因斯坦厉害吧？他要是出生在当时的中国，读一辈子子曰诗云那打死也弄不出来相对论啊，。更不用说当时中国识字率才百分之五。

我记得有个传教士写的，

乘坐中国帆船出发，同行还有一个叫彼得的中国人。他尚未成为基督徒时，已在英国认识巴格尔医生，和巳格尔同船返回中国，在船上教导巴格尔医生学习中文和兼司杂役。(他的名字就是在英国居住时取的。)彼得在上海写信给巴格尔，请求到宁波为他工作，巴格尔答应了，他便随着戴德生和祝恩赐南下。

　　一天早上，戴德生在船舱里整理福音单张和小册，突然听得「哗啦」一声，原来彼得掉在运河里。彼得最喜欢在船舱两旁窄窄的木板上来回走动，虽然多番警告，他还是听不进去。这次一头掉进水里，双脚朝天，没有浮上来，好象水中有什么东西绊着他，不能动弹，加上一阵大风把船吹向前，岸上又没有任问指标，大家都不知道彼得在什么地方堕海。船夫们只有对望，看是无能为力了！

　　戴德生很快把帆放下，然后跳入水中，游来游去，拼命搜索。之后，他看到一艘有拖网和鱼钩的捕鱼艇。

　　「快来，」他大声喊着。「在这个地方打捞一下，有人要淹死了？」

　　「这不大方便哪！」渔夫应道。

　　「不要说方便与否，人快淹死了」

　　「我们忙着打鱼，不能来。」

　　「不要只想着打鱼！我给你一天的鱼钱，立刻过来救人吧！」

　　「你给我们多少钱？」

　　戴德生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们现在不要讨论这个！快过来，不然太迟了。我给你们五块钱。」

　　「我们才不捞哩。你给我们二十块吧！」

　　「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快来吧，我将身上所有都给你们。」

　　「那究竟是多少？」

　　「我也不清楚，大概十四元左右吧！」

　　最后，渔夫才慢慢摇橹过来，把网撒下。一分钟后，彼得才捞了上来。在这阵讨价还价中，彼得一直在水底下。如今捞上来，已全无气息了。戴德生立即施行人工呼吸，但渔夫还在旁边大声责备，嚷着要立刻付钱。

　　经过戴德生一番努力抢救，彼得还是返魂乏术。

　　戴德生知道中国人对死人的忌讳，以及对亡魂的恐惧，他亦知道事情并非就此完结。他带着彼得的尸体乘船回上海，在炎热的天气下，尸体愈来愈臭。好不容易才抵达上海，他立刻寻找彼得的亲属。但彼得的寡母拒绝领取尸体，硬想向戴德生诈索金钱。经过一番争吵，他们终于把尸体领走了。戴德生给他们五块钱作殓葬费。

　　戴德生后来追述这事说：「对我而言，这是极其悲惨的事，但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它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令人悲哀的事实。那些渔夫是否应该为这人的死负责呢？他们有拯救他的工具，可是他们不用！当然他们都是难辞其咎。然而，在我们定他们的罪之前，先想想先知拿单的回答：你就是那人！不愿去拯救人的身体，是否就是硬心和恶毒呢？那么，若不顾灵魂的灭亡，罪岂不更大了吗？凡象该隐般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他将受极重的刑罚。耶稣基督命令你，命令我，去到地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

最后附上七武士台词

农民们其实是一群自私自利有缺的的家伙，你别看他们天天哭穷叫贫的，其实他们的地板下哟，藏着满满的清酒、钱币，还有鱼。可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还不是因为武士？打仗的时候要征丁抢东西，不大战的时候要纳税，因为有了这样的武士，才会有那样的农民。

换算一下就是，有这样的儒家，自然教育出来的是这样人

其实他们也听过儒家的，儒家大师们说要尽忠，于是十万宫女士兵跳海殉国，可大师们呢，都投降享福去了

以后，谁还敢听啊

等到了明末的时候，大师们喊着精忠报国，还有几个会听的？

我们的袁大师忽然有点理解了那些“高等华人”，也许他们和自己一样在见识了先进文明的西i方lai之后，再回到落后蛮荒的东方，那种落差大到他们自己都无法面对更无法接受。于是他们不自觉地把洋人当作了文化意义上的同胞，而把民族上的同胞当做了还没有开化的土著。

　　也许只有爱那块土地爱得深沉，只有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到人民之间，只有具有砸烂整个旧世界勇气和决心的真正爱国者才能挖掘出中国人所拥有的伟大力量。

　　也许我这样的小布尔乔亚，我这样的键政局成员，我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最好的选择就是当当所谓的“大师”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上海等地长期生活，他在中国当时最文明的地区的见闻，为爱因斯坦的评论补充了许多细节。

他眼中的中国人不但智力低下、肮脏，思想还麻木不仁。斯诺有一次看见一位工人在街头意外被火点燃，周围都是看热闹的，无人帮忙。他脱下新买的驼绒大衣扑火，还喊周围看热闹的工人找水，救下了那个人。事后，给他拿水的工人先是讨走了他烧坏的大衣，然后又找他要水钱，气的他夺回大衣就走，只听见身后看热闹的人嘲讽“这个外国人脑子坏了”。

斯诺还去过存在人肉黑市的灾荒地区（内蒙古包头，现在是重要的粮食与肉食奶制品产区），目睹了满口英文流行语的海归官员在救灾时的贪婪无道。这位海归官员就是附图中说“中国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国家”的“华盛顿·吴先生”。吴先生一面对美国的优秀政治了如指掌，一面靠裙带关系为官，鱼肉一方，无视灾民的苦难。

过去的很多中国人就是这个德性，但这不是由于体质等人种原因造成的。斯诺很快就发现还有另一批截然不同的中国人、截然不同的中国底层民众。

这些人虽然贫困但是拥有文明的思想和进步的追求。在他们的居住地，街上连随地吐痰的都没有。这些中国人民吸引了斯诺，他的后半生都在帮助世界认识这些新的中国人。这些新的中国人最终同化了整个国家，让我们都变成了崭新的人。

过去一百年间，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经济成就，而是人的思想与精神面貌。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受人鄙视的垃圾堆里挖了出来，赋予全新的面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结束了百年噩梦，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

只说爱因斯坦在游记里写了中国人呆板愚钝各种歧视......就不说他还写了中国人很勤劳，还写了他很同情正处于苦难中的中国人民。那个时候的中国本来就很糟糕，今天的人看晚清民国的老照片，恐怕也会觉得脏乱差，那时欧洲人普遍瞧不起中国人，爱因斯坦有他的一些看法，这都是事实。但不要忘了他始终在行动上关切着中国人民，说的再多，我觉得都不如实际行动更能说明问题。陈独秀、抗日七君子等爱国志士被反动派逮捕后，爱因斯坦致电蒋介石，希望他可以支持正义事业，释放被捕人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爱因斯坦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极为愤慨，他公开谴责日军的侵略罪行，并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日本，抵制日货，支援中国。1938年6月，爱因斯坦在美国组织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2000多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他走遍了大街小巷，不辞辛劳为中国的抗日事业募捐。当我们国家陷入绝境之际，一个跟我们民族毫不相干的外国大科学家却能在千里之外的街头巷尾为了救我们中华民族而奔波劳碌，这不可不称之为感人。只听信只言片语就把爱因斯坦说得跟中国的仇敌似的，老先生泉下有知，岂不痛心？要非说他歧视中国人，也许有吧，但那样的话就是，他明明看不起你，但当你受苦受难的时候，他还是放下了偏见，放下了作为顶级科学家的身段，真心实意伸出援手，帮你渡过难关，希望你过的好一点，希望你不再被人歧视。这难道不是可贵的吗？早在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开始介绍到中国，特别是通过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本人的目光也曾一次次地投射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1922年冬天，他应邀到日本讲学，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一共停留了三天，亲眼看到了处于苦难中的中国，并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旅行日记中记下“悲惨的图象”和他的感慨：“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0、21页）十几年后（1936年）

前几天，有个问题：空一格：犹太人做错了什么为什么都这么仇视犹太人？。

这群人就是这样。

得势之后就是因为自己种族优越，天选之子，上帝的选民。

一占优势就对周边的弱势人群毫不留情。

从来不去思考如何与别的人群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从来没有万物皆苍生、众生皆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

从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出科学家的认识观和普通大众认识观的不同之处。

普通人懒于调查和思考，总想得到别人给他的现成答案，但是又害怕被别人误导，因此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一个人的结论必须前后一致，他说的话才有可信度。

但是学者们不是这样思考的，一个优秀的学者看和自己认识相悖的证据之后，可以马上改变自己的认识，学者与常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学者能迅速承认自身的错误，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种改变观点有什么大不了。杨振宁李政道刚提出宇称不守恒的时候，费曼不信，嘲讽他们，吴健雄实验一出来，费曼翻脸比翻书还快，马上就认了。

但是长期从事哄骗大众的传媒工作者就不同了，对他们来说求真务实不是最重要的，要让大众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而大众往往不会去相信那种反复打脸自己的人，毕竟当代大众不注重方法只注重结论。因此，崔化钠才会在转基因上被打脸打成SB后，还要死鸭子嘴硬不认账。

当然，这也不是说科学家是没有原则反复横跳自我打脸的一群人，而是说他们有一套认识方法论，这套方法论给出了“如果出现了怎样的证据，我就否认我原来的认识”，而不是毫无逻辑的反复横跳。这种方法论在当代学术中非常常见，最典型的就是统计学上的p值，它的含义是在我最初的假说中，像当前现象一样极端甚至更极端的现象发生的概率，一般来说这个概率低于5%，统计学家就会认为原来的假说不成立。

即便是最智慧的学者也不能保证绝不犯错，要的是“怎样就算错了”，以及知错就改。

而这个问题下，许多人以看待崔化钠这样人物的逻辑来看待爱因斯坦，以为爱因斯坦是死不认错的，骨子里就和某些冥顽不灵的人一样傲慢地持续歧视中国人，这就是很不辩证的。爱因斯坦要是复活过来看到今天的中国，肯定也会否定他自己之前的观点。当年天文台看出宇宙在膨胀，爱因斯坦就坦然承认自己方程写错了。

我们站在爱因斯坦角度来看，那个年代中国人确实是愚昧，如是评价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不谈任何社会价值观，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在没有任何人种分类以外的证据的情况下，将某个人种的愚昧归咎于生物学原因，也是最简单直白的归因法，或者说，这是最符合奥卡姆剃刀原理的。人虽然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毕竟首先是生物学上的物种。

当你看到一群哈士奇都比一群边牧笨的时候，你是首先归因于狗的品种问题呢，还是归因于哈士奇受到训练总比边牧少呢？

除非有新证据证明这种生物学归因难以成立，从而根据贝叶斯原理来否定原来的理论，否则这个假说就很合理无法拒绝，然而显然，当时的爱因斯坦看不到这种证据。

更何况，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希特勒即将上台，主张不同种族生来就拥有相同智慧也是无稽之谈（说实话，即便在今天看来都觉得这是无稽之谈）。

真正的学者不害怕提出理论，不害怕理论的理论是错的，敢做肯定的判断，敢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大胆假设随后小心求证，不必顾及一切政治正确。

爱因斯坦如果不用这种学术逻辑来思考，难道你要让他像某些所谓的“智者”一样，说出“不同种族的人都是聪明智慧的，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是优秀的”的毫无疑义的和稀泥废话吗？还是说你要让他学习某些奇葩的社科研究者，看到某些人群智力表现不如意，就先说这是因为吃不起饭，后来这些人吃饱了仍然不行，就说这是穷受不起教育，再后来找来这群人中最富的做题还是不行，就发明出不是笨才受歧视而是因为受歧视所以笨的颠倒逻辑，再到后来另一群也被歧视过的人都成了做题家，就只能借用stereotype，不同人群有不同的stereotype，这一群人受到的歧视不同于那一群人受到的歧视，就是死活不肯归因于最简单直白的原因吗？

显然，只有敢犯错敢认错的人，才能成为伟大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