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改朝换代都是殷红色。朝代更替之际,新的统治者对于前朝皇室的态度,从来无外乎:屠杀和虐待。但唯独辛亥革命后,满清皇室不仅能全身而退甚至还获得了优待,这一反常背后与一个特殊人物有关,可以说,如果没有他,满清皇室怕是与昔日明朝皇室一般:会下场凄凉了。没错,这个人,正是前满清官员袁世凯。
世人皆认为是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但在很多史学家眼里,袁世凯对于辛亥革命的胜利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这一说法的根据是:假如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不肯跟革命党和谈,那么手握兵权的他,肯定是接着跟革命党打,如此一来,很快他就能拿下武昌,然后就如张振武所说,由于首义之地武昌的失守,“大寒各省人心,很可能使革命土崩瓦解”。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袁世凯的“和谈”,革命根本没有“胜利”一说,如此一来哪来的胜利果实呢?抛开这一切,袁世凯的功绩还在于:他在眼看就要灭掉革命党的时候,在满汉全面民族混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在乱世正达到最黑暗最疯狂最变态的时候,他,以跟革命党和谈,结束了这可能会毁中国于瞬间的大动乱。
而袁世凯与革命的“和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想最大程度地争取利益。而他要争取的利益里,就有为清朝皇室争取的那部分。
末代皇帝溥仪
袁世凯当时和革命党他的谈判条件是:一,让皇帝下台,但让人民活着;二,要砸烂王冠,但要保护王冠下的人头;三,要革命,但不要暴力。最后,大家知道:谈判成功,辛亥革命取得胜利!
随后,袁世凯便颁布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这两个“优待令”,如同给满清皇室的一块金牌,从此以后满清皇室便长出了一口气。
因为有袁世凯的法令在,于是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后,皇族们依旧受到了相当大的优待,他们受到的优待包络:
一,保留清朝皇帝尊号;二,大清皇帝由国家供养、仍然住在紫禁城;三,皇帝的宫女、太监、侍卫仍然留用,由国家出钱;四,清朝皇族私产全部妥善保护等等。
袁世凯为何要给满清贵族争取利益呢?从政治角度结合袁世凯当时的心理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将袁世凯优待满清贵族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为了全自己的君臣之义。袁世凯的前半生一直是清廷的官员,袁世凯最初的荣华富贵也全是清廷给的。如果在危难时刻弃前朝不顾,难免落下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袁世凯素来很注重自己的口碑,所以,从这点出发他就会想法给清皇室优待。
第二,袁世凯的北洋军阀阵营中有大量新军被满人控制着,别的不说,单说袁世凯北洋六镇的新军,实际的控制者就是满人,袁世凯要是杀清廷皇室,那不就等于直接给北洋第一镇新军反的机会吗。所以,从这点考虑,优待清廷皇室,实是袁世凯维持内部稳定的一部分。
第三,当时的中国正面临列强的威胁:英国图谋西藏,沙俄窥伺新疆、蒙古,法国觊觎两广,日本看着东北流口水。在这种情况下,如若不给满清皇室优待,他们势必会和列强勾结从而被列强利用,那么到时候中国的领土完整可能都很难保证。这样一来,优待清廷皇室就起到了平稳过渡、不给列强插手余地的作用。
第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清廷虽然灭亡了,但满清遗老遗少都还在,这样,袁世凯优待清廷皇室,不仅可以减少阻碍,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得满清的支持,拉拢这些满清遗老遗少们,何乐不为呢?!
也恰恰由于袁世凯的优待政策,袁世凯虽然出卖清廷、逼宫、使清廷大厦彻底崩塌,但他在满清遗老遗少中却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俗话说:做狗容易做人难,袁世凯在满清皇室的问题上,能做到这样,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因为百姓无不怀念我大清啊。
当时的中国在主体上仍是一个以宗族形式进行组织的农业社会,而农业社会并不太需要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宗族对政权的认可比个人的认可更重要。所以说无论现代人怎么看,大清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合法政权,甚至可以说在灭亡前相当时期内除了合法性什么都没有。。。。
当时的现实,就是宗族层面的认可对新政权的稳定很重要。而民国政权对宗族族权的态度不同于满清,只是默认,是没有法律层面的认可的,宗族并没有从改朝换代中获得利益,反而是失去了利益的。
这种情况下,政权交接的形式合法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对清室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族权的态度,就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态度。
无产阶级可以用农村包围城市,封建地主阶级也可以,而且更方便。
而在当代被作为封建象征的朝代,是以其反革命性而被怀念的民国。如此,则满清自然一无是处了,这种氛围下才有了像本题这样的疑问。。。。。
但别忘了,民国在当年象征的可是革命!现在有多少民国粉,民国时就有十倍乃至百倍的清粉!
现在的如高晓松、陈丹青等所谓民国粉,骨子里怀念的其实是大清。。。。。
大清从不曾远去,只是活在民国的躯壳里罢了。
代入当时人的思维来看待历史,而非事后诸葛亮的一味用今人思维去指点江山,当然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学习历史不是为了让自己重新变成古人(更不消说,古人的很多看法即便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来考察,也还是错误的),最终还是要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评价历史或从中获得一些有益于自身的东西,否则历史便成为一团毫无意义的材料,研究者本人也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性。因此,如果研究某一人物、某一段历史的结果,是让我们变成了当事人本身,那么这种“研究”本身就完全失败了。
换言之,我们一方面应该代入当时人的角度,来思考“历史为何是如此”;一方面也不要放弃现代人的立场,而应当立足于自身来对历史作出评价。
清朝覆灭之后,满清皇室为什么还能继续住在紫禁城?
对于这个问题,许多答主已经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即:清朝的最终覆灭,是以清帝自行退位的形式来完成的。
按照清廷和北洋的看法,民国的建立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禅让”的形式来完成的。实质上,这种叙事也的确更符合北洋的政治需要:如果根据这种叙事,那么袁世凯就是从清廷手中接过了看守政府的权柄;进而在中国处于不稳定、无公认秩序的时候,北洋就有资格使用这一看守政府的权力,在没有民意机构约束的情况下实行军事独裁。
而民党方面,则不赞成这一叙事。根据民党的叙事,人民通过革命推翻满清而享有主权,代理这些权力的各省都督又将其托付给临时参议院,而临时参议院作为人民代表则又把政权暂时交给了袁世凯。因而,在民党以及拿民党作为神主牌的南方各军阀看来,当袁世凯或其继承人违背其誓言的时候,人民或者说各省就有权力发动武装革命,推翻背信的政府,恢复自身的主权。这后一套叙事,被后来的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所沿用,现存主流的近代史是根据这一套叙事构建起来的,因此护国、护法以及国民革命等等才有了合法性。
站在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角度,陈述第一种叙事的存在,本来也没有什么坏处。但问题是,有一些答主在得到第一种叙事之后,由于种种的原因(包括纯粹停止思考以及出于现实目的等等),便直接采信之,这就十分的搞笑了。毕竟,把自己变成北洋军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是十分搞笑而且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说是基于某些现实原因(比如鼓吹大一统),那么事实上还是相当危险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玄武 答主的高票答案就是上述现象的一个典型。作者认为:
1、南方的叙事(即上述第二种叙事)无法支撑起国家的完整性;
2、帝国主义乐于见到中国彻底分裂,进而瓜分中国;
3、综合1和2,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应该“维持统一中央政府的存在”并且“保持主权的和平交接”,因此向清廷等反动势力妥协是应该的;
4、清廷还有很大力量,具有反抗能力。
首先,南方的叙事是否无法支撑起国家的完整性呢?
历史已经证明这是杞人忧天,因为后来胜出的恰恰就是这套叙事。
考诸后来的历史事实:
所谓“当时列强由于清民之间和平交接无借口干涉,中华民国获得了清朝法统,所有清朝领土皆为中华民国所有”不能成立,因为国民政府未继承北洋政府法统、人民政府更是没有继承国民政府法统(而是公开声明“废除伪法统”),二者都是采取南方对辛亥革命的叙事方法,由中国各地革命政权的人民代表举行会议(分别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国民党二大、国民代表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自下而上地代表人民重新制定社会契约、建立新国家。
“没了统一的中央各地一盘散沙,在列强进攻下无法想象”也不能成立。中国在1917—1949年之间没有“统一的中央”,始终处于多个中央政府(自称)对峙的局面,且有大量地方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然而“在列强的进攻下”不仅没有进一步丧失国家主权,反而逐步收回了清朝丧失的主权,最终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驱逐了帝国主义。相反,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的整个清末都保持对地方的基本控制,然而“在列强进攻下”却一步步丧权辱国,与1917年之后中国不断收回主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清末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都有一个中央政权或强或弱的维持着中国大体上运转,使得外国列强无法做到个个击破”同上不能成立。1917年到1949年以后中国并没有“一个中央政权或强或弱的维持着中国大体上运转”,而是始终存在不同的中央政府(自称)之间的对立。事实上,北洋“中央政府”恰恰是“外国列强”侵夺中国主权的主要工具,如盐税抵押、烟酒税抵押、西原借款等等,不一而足。
其次,外国列强是否希望中国彻底分裂,从而直接瓜分中国呢?
也许若干在中国力量较弱的列强会这样做,但多数列强恰恰是希望中国有一个弱势的中央政府,即维持“表面统一,实质分裂”的格局。
考察清末至北洋时期所谓“中央政府”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为洋人,做那守土长官”的所谓“中央政府”恰恰是列强侵略和掠夺中国的主要工具。既然如此,列强又为何要劳神费力亲自统治中国呢?由此可知,主要列强所希望的恰恰是一个弱势可控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时时面临割据势力的挑战因而不得不出卖主权讨好列强,而当中央政府中出现不可控势力(如过分倾向于另一列强而触犯某一列强利益)时列强又可以利用割据势力将其推翻或至少排斥出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此,除了少数在中国实力较弱的列强外,强势帝国主义皆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弱势的中央政府作为其傀儡。英国在1860年代首先扶植了清廷,而不是帮助太平天国、大成国、回民等力量彻底分裂中国,道理就在这里。继而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也是同样的逻辑。就连日本也是如此:当他认为自己能够独霸中国时,他扶植段祺瑞、张作霖等人“武力统一中国”;当他看到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在英美支持下足以脱离其控制时,他就扶植伪满、伪蒙疆、伪华北自治等,试图分裂中国而加以控制;但当他征服了中国多数富饶地方之后,他又开始拼凑汪精卫的统一伪政府,整合了除伪满以外的所有傀儡政权。
事实上,跟玄武的说法相反,列强积极撮合了清廷跟南方的“和谈”,后来在1916年又积极撮合了北洋和护国军之间的“统一”,目的都是为了拼凑一个在他们控制下的弱势“中央政府”供其驱策和隶使,同时又保留一些地方割据势力来牵制这个“中央政府”以防其脱离列强统治或过度倒向某一列强(从而侵犯另一些列强的利益)。
这里顺便讨论一下蒙古问题。
首先民国对清廷的妥协没有结束蒙古独立运动,外蒙王公建立博克多汗国,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并向内蒙进攻,袁世凯调集北洋军挫败了蒙军的南下,但没能攻入外蒙。1915年,外蒙僧俗王公之间发生内讧,跟袁世凯妥协,撤销了所谓的“独立”而改为自治。1919年,外蒙王公因担忧俄国内战中的红白两军入境蒙古,遂主动要求取消自治,邀请北洋政府直接统治外蒙。但是,当时控制北洋“中央政府”的皖系军阀,却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在国内作秀以扭转自己卖国形象的机会,派徐树铮带一个混成旅进入外蒙后,发布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大汉族主义政策。不久徐树铮回国,皖系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彻底失败,留在外蒙的皖系军阀之间竟然为了争夺权力爆发了内战。日本支持的白俄温甘伦男爵趁机从布里亚特率领数千马匪攻入外蒙,联合当地王公击败皖系军阀(整个过程本身也像是笑话一样),重建独立的博克多汗国,并且将外蒙的所有汉人驱逐到苏俄境内。在这种情况下,苏俄红军支持蒙古人民革命军在1921年发动革命,推翻了温甘伦匪帮的统治。
此后苏联仍有意协调外蒙跟民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在1926年从外蒙撤军。此后直到1936年以后,为了保卫外蒙不受日本和伪满的侵犯,苏联才跟外蒙签订了共同防卫协定,苏军重返外蒙,但数量仍很少。直到1938年,第57特别军开入外蒙后,驻蒙苏军才算是值得一提,但从来也没达到“百万”之数。可见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政府既采取民族压迫政策又无力保卫外蒙不受日、俄侵略的情况下,才通过推翻白俄政权的革命建立起来的,“是非独立自中国,实乃独立自日本、白俄”,更不存在所谓苏联百万大军帮助外蒙独立一说。而中国“中央政府”根本无力保卫外蒙不受一个流亡白俄马匪冒险家的占领,突出的说明了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根本没有玄武所谓“使得外国列强无法各个击破”的作用,各地人民只能像外蒙那样在国际主义进步力量帮助下实行自组织才能完成反帝自卫。
最后,“内蒙人民革命党”最初恰恰不是“跟中共没多大关系”,而是相反:它就是中共组织起来的,跟外蒙反而没有多大关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 搜狗百科)。1925年,是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组织了内蒙人民革命党。该党成立后,在内蒙地区组织内蒙人民革命军,协助冯玉祥的国民军跟北洋军阀作战。实质上该党的早期领导人白云梯后来更成为国民党的蒙古族高官,曾出仕蒙疆委员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该党领导人一度流亡外蒙,这时才同外蒙建立比较深厚的关系,直到1930年代中期该党瓦解。事实上,第一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即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被中共否定,被否定的是哈丰阿在1946年建立的第二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当时认为这个“第二内人党”的领导人跟伪满有染并且在1946年主张跟外蒙合并(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和外蒙方面从来没有支持过这种主张,而且这个第二内人党的影响力实质上局限于东蒙即伪满的兴安总省一带)。【查了一下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高锦明同志的发言,始发觉我理解错误,第二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没有被列为肃整对象;真正列为肃整对象的是第二个“内人党”在1947年解散之后继续从事地下非组织活动的人,当时称为第三“内人党”。】
诸如苏联试图分裂新疆之类的,我也反驳了不止一次了。实际上苏联的政策始终是让新疆处于中国的主权之下,但保持相对(“中央政府”来说)的友苏立场。这主要是因为苏联并不担心当时的中国能威胁苏联,反而更担心泛突厥主义对中亚共和国的威胁。
由此我们可看到,反动的“中央政府”不能够实行反帝,甚至也不能够阻止中国被一些弱势的列强“瓜分”(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削割”),反而是强势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中国的最佳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对反动的“中央政府”或者说控制这些“中央政府”的反动统治集团进行妥协,不但没有任何好处,反而是十分有害的。
具体来说,溥仪在紫禁城期间,维持了小朝廷,掌握了庞大的资金,从而能够实行秘密复辟活动,甚至在1917年公开的上演了复辟闹剧。被驱逐出宫后,他利用被他偷盗出宫的大量财物,继续复辟活动,最终成了伪满洲国的“皇帝”。这是优待清廷显而易见的最大坏处。
优待清室并没有能够实现某些人臆想中“避免中国分裂”的愿望:蒙古王公纷纷宣布独立,已见于上文;西藏的噶厦政权,虽未宣布独立,但实质上在英国的庇护下以独立政权自居;东北三省的满族人早已厌恶清廷统治,甚至出现了张榕一样构建“满洲独立、五族共和”的同盟会员,甚至于日后溥仪复辟时也只得宣布成立“满洲国”而非“大清国”(实质上伪满的建国宣言也一再否定自己是清廷复辟),足可见东北三省倾向于革命与共和、根本不存在保清的社会基础;新疆当时的社会矛盾,主要是清廷官吏和倾向革命的哥老会员(包括大批中下级军人)之间的矛盾,属于汉族内部的矛盾,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基础。相反,它却带来了满清复辟的威胁,以及日后伪满建国的隐患,更给北洋政府实行卖国反动统治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法理依据”,可见,优待清室是得不偿失的。
最后来讨论一下清廷究竟还有多少实力,是否足以武力对抗革命形势。
玄武自己也承认“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效忠清朝”。不过,实质上山东也有烟台军政府,所以关内真正忠于大清的只有甘肃、河南、直隶三省了(这三省也有地方革命政权,暂不讨论)。问题是,独立各省已经建立临时参议院,宣布建立中华民国了,何来“那真的是十八块中国不是梦”呢?可谓呓语了。
实质上,撇开袁世凯的北洋军,清廷当时究竟还有多少实力呢?我们在上文已经分析过,边疆各地,不是倾向于革命(新疆、东三省),就是地方王公割据自雄(蒙古、西藏),真正对大清国忠心的几乎没有什么人。这是因为经过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和预备立宪,大家都已知道,清廷不过是一小撮京旗权贵的清廷而已。因此,真正拥护清廷的武力,不过只有禁卫军和第一镇这两个师而已,此外就是被革命党中大汉族主义者威胁而不得不保清的若干驻防八旗(随着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各地革命党的政策调整,屠杀满城的事件基本上没有了,保障旗民生计的工作也逐步展开,这一对抗情绪在消除)以及对清廷维持愚忠的张勋、甘军诸将。然而,此时张勋已经被江浙联军击溃,甘军内部则在秦陇复汉军的工作下出现了主和势力,禁卫军和第一镇亦在冯国璋的工作下被北洋派所笼络(况且这两个师不过是花架子部队而已)。
由此可见,清廷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不要命,拼一下”,根本就是痴心妄想而已。从军事观点来看,是自杀行为。
当时清廷最大的支柱即北洋系,而北洋系的确还有相当雄厚的力量,这也是袁世凯用来恫吓清廷、南方而献媚列强,并且最终篡夺中央权力的主要本钱。但撇开袁世凯已有的篡位之心,此时北洋的局面亦很不乐观。北洋军六镇之中,第一镇是京旗之兵不必论,第五、六两镇被革命党人渗透很深而不堪大用,可用者不过是第二、三、四镇这三个师又数个混成协的精兵(这数万人确实不是南方任何一支部队可以正面对抗的),此时业已泥足深陷武汉、山西两个战场了。除此以外,袁世凯还组建了百营以上的旧军,如赵倜、倪嗣冲之兵,用于次要战场,然而从当时的战况和后世经验来看,这些军队并非是南方革命军的对手:赵倜在潼关之战中被秦陇复汉军主力击败,倪嗣冲虽能击败淮上军却败于南方北伐军主力。此外,海军业已倒向革命,北洋军即便再强,也无法渡江南下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南方临时政府困于有兵无饷,北洋军亦同样困于财政困难,而北洋军一旦失去饷银的润滑便更不足以展布了。
由此可见,清廷此时已经基本丧失了筹码,而北洋系亦困难重重。很显然,对袁世凯乃至整个北洋系来说,清廷和平退位才能让自己具有组织看守政府的合法性,从而凝聚保守反动分子的力量,以看守政府的姿态跟南方进行对等的“合并”谈判。因此,以优厚的优待条件优待清室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而对于基本丧失筹码的清室来说,接受这一条件当然也是求之不得。至于国家和人民,哪里在他们的考虑之中呢?
因为推翻清朝的是大清臣子。
如果是革命党那伙人打进北京城,能活命就不错了。(所以清室果断退位,革命党真滴凶。)
并没有什么影响。
光绪皇帝亲政遭遇甲午战争惨败后,提拔了一批新党主持改革。一群愤青改革中因为种种原因遭遇了很强大的旧党阻力。
康有为和光绪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坚信是皇帝的知音,并脑补了是慈禧太后在暗中破坏戊戌变法,于是派人连夜通知袁世凯,想通过政变杀死慈禧太后。
袁世凯一听这还了得,表面应付一下赶紧通报荣禄,要将康有为一伙人一网成擒。
康有为事先逃亡,在海外骗钱为生,编了很多的政治斗争故事(还搞出一张和光绪皇帝的合影)骗取赞助,在海外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度过了一生。
时人嘲讽他: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