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爵位制度是怎样的？公、侯、君对应什么爵位？ 第1页

关于周朝爵位制度的话题，之前也答过不少，总感觉都没说清楚。那么在这个问题下，希望能用一篇回答，系统说明“五服”和“五爵”两个相似又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有空了会根据大家的建议和意见，整理好发在专栏文章中，有机会还可以慢慢写一组商周制度史的系列文章。

商周制度史写作思路：

1、考证商史主要以甲骨文为主要参考，西周史主要以金文，春秋史主要以金文及《春秋左传》，摆脱长期以来用战国时期的《周礼》解读三代史的桎梏。

2、商周社会整体符合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转型的历史轨迹，然而具体的制度在具备变化性同时具备保守性，故往往旧制有新制的萌芽、新制有旧制的遗存。

3、制度史的两种写法：纵向叙述和横向叙述，故写周制必写商制，故写爵服必写国野、分封、姓氏、宗法、婚姻等。唯有纵横解读，方能融会贯通。

正文有点长度，看完需要时间，结论放在最后。

一、五等爵的文献记载

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孟子·万章下》）

《孟子》是关于五等爵的最早记载，公侯伯子男第一次形成明确序列。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孟子自己说了“其详不可得闻也”，说明爵位制度在当时已经鲜为人知了。二是根据孟子的说法，五等爵是包括天子在内、同时子男是一位的。但在之后的儒家文献中，渐渐把公侯伯子男分成五等，并且在权利义务上也相应区别。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之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礼记·王制篇》）
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周礼·地官·大司徒》）
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周礼·夏官·职方氏》）

到汉朝，五等爵制已经深入人心了，再往后更形成了不刊之论：

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汉书·地理志》）

二、五等爵是否存在的论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研究金文之风的盛行，不少学者开始对五等爵进行质疑。最早是王国维的《古诸侯称王说》提到“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既然诸侯尚可称王，那么是否存在爵次，自然就引发了质疑。所以之后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郭沫若（《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金文所无考》）、杨树达（《古爵名无定称说》）等学者都引用大量金文资料和早期文献，论证五等爵不存在。

这些学者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郭沫若先生当然也是，不用怀疑），而且他们的论证确实翔实可靠，所以到今天越来越多人倾向五等爵不存在。不过，在质疑了五等爵后，到底是否存在爵次，爵次到底是什么情况，仍然有所争论。而且，还有学者坚持五等爵存在，如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等。他们的意见并非没合理性，比如《春秋经》中诸侯爵名相对固定，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观点的分歧，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分析时代变化。一方面，西周是以王权为主导的时代，春秋是以霸权为主导的时代，期间一定会经历某些变化；另一方面，西周的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应该注意到商周的传承和改进。所以要考察五等爵制度，首先应该区分商代、西周、春秋不同时期的文献，从而推出不同时期的不同制度。这方面卢中阳（《商周指定服役制度研究》）、魏芃（《西周春秋时期“五等爵称”研究》）等都作出了一定探索。

三、五服的文献记载

在简单回顾学术史并鸣谢各位前辈后，再来说说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大致认识。

其实和五等爵有个非常相似的制度，叫做五服制度（不是五种丧服）。相对于五等爵，五服制度名气要小得多。然而，服制却是真正存在的制度，并且很可能构成五等爵的渊源。服，本义就是服从、服事。五服就是五种不同的服事制度，规定了五种贵族向天子承担不同的权利义务。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国语·周语上》）

这是最早的甸、侯、宾、要、荒“五服”记载，而到了万恶的《周礼》那，又变成了国（王）、侯、甸、男、采、卫、蛮、夷、要、荒的“九服”或“九畿”了：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周礼·夏官·大司马》
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礼·夏官·职方氏》）

《周礼》设想的是以国都作为圆心，诸侯贵族以距离远近，来决定承担义务的不同。问题是，西周并非是一个同心圆式的领土国家，“九服”相对于“五服”的不合理，显而易见。当然，“五服”本身也有不合理处，最明显的是蛮夷与戎狄本无严格区别。对于服制的记载，金文和《尚书》都要比《国语》更早而可靠：

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令舍三事令，暨卿事寮、暨诸尹、暨里君、暨百工、暨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既咸令。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 ——《尚书·酒诰》
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尚书·康王之诰》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西周初年的服制分为内服和外服，而外服又包括侯、甸、男三类诸侯以及卫（似乎不列诸侯）。侯和男，这两个字大家非常熟悉，因为五等爵里面，也有侯和男！这更加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了，服和爵，本身都是对国家的设定，而又有一致的侯和男。而侯服和男服，是比较明确的存在；与之相对应，虽然公、侯、伯、子、男在甲金中作为称谓广泛出现，但如果我们抛开先入为主的五等爵观念，并无证据证明其是爵位。

要解开西周制度的问题，应该上溯到商代；那么，我们进入甲骨文，寻找公、侯、伯、子、男更早的含义。

四、甲骨文中的公侯伯子男

西周的侯、甸、男、卫四类外服，明显是来自商代的制度。我们在卜辞中可以看到“X侯”“侯X”“田（甸）X”“X任（男）”“X卫”以及“犬X”“X牧”等称呼，这些都是外服职官，在国都以外为商王承担义务。“侯”本义是箭靶子“射侯”，引申为侦察“为王斥候也”，再引申为军事长官；“甸”是“田也，治田入谷”，代表粮食供应；“男”是“任也，任王事”；“卫”是“为王捍卫也”，也代表军事职能；“犬”负责田猎、“牧”负责畜牧。

与外服不同的是，内服一般在国都“商”任职，但他们的采邑本身也是独立经济政治实体。卜辞中有“亚某”，也与军事征伐有关；有“射某”，主要负责射箭；有“戍某”，主要负责戍守；有“多马”，主要负责养马；有“百工”，主要负责手工业；有“某宁”，主要负责贮藏。这些亚、射、戍、马、工、宁，就是内服。他们和外服一样，以整个氏族为单位，为商王从事某项职事，有着强烈的集团性、血缘性、具体性。

可见，周初金文和甲骨文一致，侯和男都是代表服制，而公、伯、子却不在这个系统里。那么，公、伯、子到底代表什么呢？

公的本义大概是长者，卜辞的“公”多指商王旁系、不重要的先祖（区别于直系、重要的先王）。“勺岁于多公”，指对多位先公进行礿祭和岁祭；伯的本义可能是头，引申为老大、首领，卜辞的“伯”多指方国首领，卜辞有“执三邦伯于父丁”，可见存在敌对状态；“子”本义是儿子，引申为商人贵族，卜辞有“某子”“子某”“某子某”。另外说一下“君”，卜辞有“多君”，“多君”或即“多尹”，指内服百官首长。尹为以手执仗，君从尹从口，也代表贵族首领。

可见，区别于服制职事的侯、甸、男，公、伯、子有强烈的亲属称谓色彩，从而引申为不同的贵族身份；君（尹）象征贵族权力，也引申为贵族身份。和侯、甸、男不存在于一个序列。

五、西周金文中的公侯伯子男

相对于商代的服制，西周呈现一定变化，商代内外服很多已经不见了，不过侯、甸、男还是保留了下来，概念与商代也基本一致，代表外服诸侯的三个级别。

至于“公”，已经从旁系先祖转换为尊者生称，具体有几类：一种是位高权重的王朝大臣，也就是后世所谓“天子三公称公”，当然不一定是三人；另一种是尊称，包括敬称、自称、死称等，这种通用性就很大了；因为周“伯”取代了商“子”，所以“伯”“子”的方位进行了颠倒，国都的周邦贵族多以“伯”称，而周边的殷商旧族多以“子”称。但这只是一般规律，实际上“伯”可以作为排行的老大，子也可以作为国君的谦称，都有宗子的含义，也就都存在不确定性。同时“伯”还有伯（霸）主的意思。

可见，在西周王权政治下，侯、甸、男依然是外服，但公、伯、子概念有所变化，公、伯、子、君，实际上都可以作为贵族的通称，和侯、甸更多呈现一种交叉而非并列关系。那么五等爵在西周依然不存在。

六、春秋金文、《春秋左传》中的公侯伯子男

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周代存在五等爵，主要还是以《春秋经》作为依据。因为《春秋经》中的公、侯、伯、子、男所指代的国君贵族都相对固定，至于“甸”等则不在这个序列中。但必须认识到，《春秋经》的原型鲁国史书《鲁春秋》，反映的更多是鲁国人的政治观念。

相对于西周服制，《春秋经》中用“侯”“男”而抛弃了“甸”，但我们在《左传》中还能找到侯、甸、男三服的线索：

1、《春秋左传》的“男”仅有许男、宿男、骊戎男，在金文中有许男、唐男等，许国为男服国，当无疑问。在传世文献中许国国君多称“许X公”，这个“公”应该就是国君通称；而在《说文解字序》和《清华简·封许之命》中都提到“侯于许”，不过这个“侯”作动词的时候，可能是建立诸侯的通称，未必指许国是侯服。那么许国应该就是“侯甸男”三服的最低级男服，比侯服差两级。用这个思路可以解释这段史料：

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左传·僖公四年》

如果按照五等爵制，男上两级是侯，那当然是说不通的。即使是《孟子》记载的“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看似合理，但仍然解决不了大量称谓不定的问题，只有把“侯甸男”放在同一序列，这个问题才迎刃而解。

2、除了以上几个明显的男服国，其实还有些不容易被发现的，比如郑国就是一个：

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左传·昭公十三年》

这段说的是周制一般位高贡重，比如公（此公当为公卿“天子三公”）、侯服；当然也有位低贡重的，比如甸服。但是郑只是“伯男”，不应该承受这么重的贡赋。郑国国君在文献多称“郑伯”，“伯”多用于周人贵族首领，“男”就是“男服”了。《左传》中记载郑太子忽不满郑排在齐之后，过去一般按照五等爵理解次序，那么按照“侯甸男”去看待又未尝不可呢？如果按照五等爵解释，那么如何解释“谷伯、邓侯来朝”的次序呢？

3、《左传》还有两个隐藏的甸服国：一个是曹，《定公四年》说“曹为伯甸”，大家一般只知道郑伯、曹伯的称呼，往往容易忽视郑男、曹甸的服事；还有个是晋，《桓公二年》说“晋甸侯也”，侯和甸是不能共存的，但结合晋初国君称唐伯看，可能唐也是“伯甸”，到晋为“侯”，这样就也通顺了。

为什么《春秋经》中“公侯伯子男”指代的国家比较固定，而郑能称“伯”而许要称“男”呢？这应该和春秋霸主会盟的背景有关。因为诸侯实力此消彼长，不可能由天子和哪位霸主制定一套完整的爵服次序，但是会盟仍然需要确定诸侯强弱、服事关系。所以这种需要下，“公伯子”逐渐脱离亲属称谓，而有了相对固定的用法，“甸”和较强的“男”也被纳入了“伯”的称呼，而较弱的如许和宿则依然称“男”，此时“男”则又有了附庸的意味。

所以，我们认为春秋的“五等爵制"也只是一种现象，但并不是历史事实。不但缺乏一个制定五等爵制的主导力量，而且仍然有大量证据表明称谓混乱。《左传》中的公很明显作为国君通称使用；金文和《左传》中对不少诸侯称谓也存在不定性，比如虞国国君在金文有“虞侯”、鲁国国君在金文有“鲁伯”、陈国国君在金文有“陈子”、吴越国君在金文都称“王”；“伯”和“子”同时广泛作为卿大夫一级的尊称使用。

七：命制：爵制的雏形

以上我们分析了服制和爵制的关系，可以发现，服制更多体现为氏族集团性，它规定的主要是氏族的权力义务，这和战国代表人身地位的二十等爵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么，商周春秋究竟有没有爵位呢？最接近爵制的，可能是命制。

我们讨论了这么久的“爵”，爵到底是什么呢？爵本义就是青铜爵。《诗经·桑柔》说“告尔忧恤，诲尔序爵”，那么至晚在西周后期，爵就开始代表贵族的秩次等级了。《左传》说“无失班爵”，那么春秋也有爵位。所以爵制就是用赐爵这种行为来代表诸侯、大夫的地位，而赐爵可能又是赐命的具体行为。

所谓赐命，主要是代表主从关系的确定，一般来说，天子册封诸侯要赐命，诸侯册封也要赐命。比如《国语》提到周襄王赐命晋文公“三命”，《左传》也提到晋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可见卿大夫有三命的等级；而他们命数的象征性器具，就是爵。

《周礼》这个时候又来捣乱了：

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士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周礼·春官·大宗伯》）
上公九命为伯；王之三公八命；侯伯七命；王之卿六命；子男五命；王之大夫、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再命；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周礼·春官·典命》）

但我们只要对照之前五等爵的分析，以及《国语》《左传》的案例，就会知道这明显不可靠。

八、结论

1、西周的服制大体继承了商朝，分为内服、外服，其中外服又分为侯、甸、男、卫等；公、伯、子也源于商朝，但其包含较重的亲属色彩，称呼不定性大。

2、春秋的“公、伯、子”称呼逐渐趋向固定化，并与外服的“侯、男”开始并称，“甸”则弃之不用。但都是会盟需要的习惯称呼，没有形成固定的五等爵。

3、春秋末年服制解体，到战国分别有了“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和“五服”（甸侯绥要荒）的观念，可以看出有历史原型，但更多是儒家理想构建。

4、爵其实就是青铜礼器，爵制很可能是渊源于赐命制度，以赐爵的多少来象征命数的高低，命数的高低即表现出一定等级，相对于服制更体现出人身性。

5、至于“君”没有作为五等爵采纳，实际上只是国君的通称。而春秋时期楚国称王，楚县长称“公”亦称“尹（君）”，开了战国国王封臣称君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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