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太平天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第1页

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各地纷起、延续十余年的起义大潮，经洪秀全振臂一呼，星散在各处、各自为战的起义军大多联合起来汇聚成了一个强力的太平天国运动。很多公知希图将太平天国说成是独立的起义，来证明“洪秀全闹的大家都不高兴，本来日子很好过的”，其实自1833年东印度公司停止垄断对华贸易以后，大量英国商人对中国走私棉纺品、鸦片，加上1840年鸦片战争导致的倾销合法化和南方各省官吏普遍疯狂的贪污，已经导致各省人民纷纷起义，而洪秀全于1850年金田起义只不过是后知后觉的、大起义中期的一次参与，却被公知们强行形容为太平盛世中的一次不必要的闹腾。

1841年-1849年，人民起义有110次，说句老实话，是个人基本都造反了。

太平天国的兵员主要来源于向来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矿工、由于英国倾销失业了的陆路运输夫、水手、手工业者及天地会等会党成员，太平军向长沙进军的途中，就有五万余人自发加入队伍。

清代这次社会动乱来自于乾隆末年的白莲教大起义，义军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残存的组织和思潮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农民无法通过土地养活自己、又无法成功的起义，打破兼并施行再分配，就只好向清廷封锁的台湾、蒙古、满洲移民，乾隆年到道光年，福建、广东农民移居台湾的就超过二百五十万人。

但依然无法解决土地问题，许多农民没有田耕种，就进入山区烧毁森林，开辟田地，南方各省都出现了大量这种群体，被称为“棚民”，杨秀清就是在山里烧炭养活一家子，李秀成也是在山里开荒的赤贫。

还有不少民众做了流民、乞丐、私盐贩子、矿盗和土匪，而不管是老实的乞丐、流民、棚民，还是不怎么老实的私盐贩子、矿盗，都受到清廷的打击。曾国藩甚至在镇压起义时下令将那些讼师、有自我思想的读书人、没工作的、残疾人都一并逮捕杀死，以杜绝社会不稳定因素。

“无惑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于畏贼！”

“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酝成今日流寇之祸。”

“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

以上都是瓦哈比派儒家圣人曾·巴格达迪·国藩名言，却从未被公知们提起。

清廷这样愚昧的镇压手段，导致了各省民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当然公知们会反驳说，想死还是很容易的），被迫纷纷起义。

拜上帝教创立者洪秀全原本是传统儒家士子，在广州偶然看到《劝世良言》（华人牧师所作的本来就很本土化的基督教册子），受到启发，于是宣传这本册子中的思想，写下《原道救世歌》等作品，将欧洲的上帝与中国古代昊天上帝揉捏为一个，宣传他本土化的革命思想，他称当今的世界是“相欺凌、相夺取、相争斗、相杀害”的世界，而他梦想的世界是“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天下男人尽是兄弟、女子尽是姐妹”的公平理想世界。

基督教鼓吹顺从、忍耐，洪秀全却称“过于忍耐和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基督教鼓吹不杀，洪秀全却称上帝赐予他一把宝剑，用来诛灭清妖。

这套说法引起贫苦农民的赞同，拜上帝教迅速扩大化。须知的是拜上帝教并不崇尚任何捐纳、牺牲，也并不是公知口中所称的邪教。事实上拜上帝教的教义是常常变化，十分实用性的，根本算不上什么宗教。

拜上帝教的教义是十分幼稚、漏洞百出的，洪秀全在南京时进行的文化改革，也并没有重视对教义的完善，而是执着于对儒家一贯思想的实践，他依然不免得在南京建立了家长制的制度，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他禁绝那些愚昧倡导一味顺从、一味欺凌的儒家学说。

洪秀全称“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 其弃 于地也, 不 必藏于己 ; 力恶其不出身也, 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他极力创造一个孔子口中的大同世界，最为贩夫走卒所容易理解的就是，他将男女分别，并主张公有制。1853年太平天国开科举，用删改后的孔孟取士等等，这些公知们都不会提起，他们只会说太平天国是邪教徒，是不能被人们理解的疯狂之辈。

太平军内部军纪严格，有《行营规矩》《规条十要》《行军总要》等规章制度，因此太平军军纪良好，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军中禁烟、禁酒、禁私藏金银、禁携带家眷，湘军等残暴无序的乌合之众是完全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的。

1856年天京之变，韦昌辉等人在南京激斗，清洗了杨秀清极其部众，死亡者两万余人，并非公知所言死亡数十万人。

公知们称太平天国吸引清廷兵力，导致洋人得以迫使清廷一再签署卖国条约，却绝口不提李秀成等人扫荡上海时，曾国藩吸引了李秀成兵力，导致中国人没能收复上海租界，并且绝口不提太平军被洋人清兵夹击之下，仍然没有签署任何卖国条约，直到完全兵败为止。

公知们称江浙等地人民对太平军骂不绝口，却从不提1860年战事焦灼时太平天国还减免了苏福省的田赋，导致苏州人民在城门外建立石牌坊上题“民不能忘”四字歌颂太平天国功德。

公知们称曾国藩破南京时南京只剩两三万人，并不存在屠城，然而绝口不提曾国藩自己的奏折中称“三日之内，毙贼十余万”，更别提赵烈文日记等清人记载中湘军对南京的烧杀。

公知们声称李秀成向曾国藩乞怜，来渲染李秀成的不堪，却未曾提到李秀成在城破后将战马让给幼主，自己从容被俘后被曾国藩兄弟疯狂的凌迟，而李秀成抓到清朝兵将，则以礼相待，碰到自杀殉国的还私自为他们举行葬礼。

公知们称洪秀全在南京被困后倡导吸食露水守城，来渲染洪秀全的疯狂，却绝口不提当时太平军主力在陕西，李秀成建议的也是让洪秀全绕道去陕西与陈德才会师，而陈德才前来援救南京的路上因为遭遇饥荒区，军队战力迅速下降被迫兵败自杀，如果洪秀全离开南京也大致是如此下场，因此洪秀全不愿离开。并且洪秀全在湘乡曾八本堂的李秀成亲供中记载是吃草充饥发病而死，并非是士卒们吃草他吃肉。而曾国藩篡改的李秀成供述中称洪秀全是锦衣玉食，被围困后才服毒而死。

接上一条，公知们多引用李秀成供述来渲染太平天国的不堪，却绝口不提供述已经被多次证明是篡改过的。

公知们声称太平军滥杀，却绝口不提清军大肆屠城，挖掘黄河制造黄泛区、在乡村施行保甲连坐法疯狂屠杀来破坏捻军的群众基础，至少有两千五百万人死于清军之手。而太平军石达开、李秀成等主要将帅，秉持仁义行军，所到之处人民箪食壶浆，并非公知们所说的什么“日内瓦公约”之前军队都烧杀抢掠，“不怪曾国藩不是东西”。

公知们称湘军只有三万人，对太平军往往以寡胜众，来渲染湘军的战斗力，实际就南京之战来说，天京守军能战的不过三千余人，而曾国藩领兵五万，却依然打的焦灼无比。太平军北伐更是只有两万两千五百人。

马克思《中国纪事》一文，引用的是英国在宁波领事夏福礼的公函，夏福礼在文中对太平军极尽丑化之能事，因此马克思引用夏福礼的说法称太平军是“中国人幻想中的魔鬼”云云，却被公知拿来引用为史料每每提起，却从不上全文。

全篇马克思都多次提到“夏福礼先生称”，来将这个前提多次重申，却被公知们形容为这是马克思自己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