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部分回答,更强烈地感受到,司马光对后人的历史记忆误导何其深刻。
要知道真实的历史,一定要搞清楚:
1,城是干什么用的?
2,“罢塞外诸城”发生的具体时间点及环境。
先讲第一点。
长城绝对不是一条连续不断的单线式防线,职能也非消极防御。
汉的长城是一个纵深国防地带,由一系列互相套嵌的国防区域组成,具有攻守双重职能。
每个国防区域都充分利用了地理形势,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
同时更要“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其中,外城就是塞外诸城。建筑始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
这些外城兼有攻击前出基地的职能。日后随着汉军机动作战能力的不断提升,这些外城日趋演变为打机动战的屯兵所。配有相辅助的侦察、预警体系(亭、障、烽、候),一旦发现敌军,就可以主动打击。而非消极防御。(附注:后来唐朝名将张仁愿就是效仿汉军策略,力主在主防线之外建立塞外诸城,包括三座主城和一千八百所烽候。张仁愿还拒绝为三座主城修筑防御设施,因为:“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
接着看第二点,“罢塞外诸城”。
这句话出现在哪里?《资治通鉴》。
但是——
《汉书》宣帝纪里没有这句话,只在匈奴传里出现了:
“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
这句话虽然出现在汉宣帝地节二年部分,但说的恰恰是之前的事情。
汉武帝晚年,出于策略考虑,暂时放缓对外用兵和西域屯田的节奏。同时封富民侯,改善民生。目的是为了新一轮的万里远征做储备。
到汉昭帝时代,汉就开始重新启动对外经略。傅介子、常惠、郑吉、赵充国,都是这一时期活跃的英雄。
汉逐渐在西域站稳脚跟,同时对匈奴和西羌都取得了军事优势。“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但匈奴并未服输。
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
这说明当时汉军在塞外仍有军事存在,匈奴也仍能形成机动战的压力。
四年后(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汉匈角力逐渐延伸到乌孙。
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军大举出塞。匈奴不敢正面迎击,一路退避。这年冬天,单于亲自率领万骑击乌孙,却:
“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
接下来:
“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取当,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也就是这个时候,出现了:
“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
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汉已经占据了巨大优势地位。基本处在随时可以反制匈奴的状态。
紧接着,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匈再次开战。
“天子诏发边骑屯要害处,使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将五千骑,分三队,出塞各数百里。”
匈奴一路败退,又赶上大饥荒,“人民畜产死十六七”。
第二年(公元前67年),又发生了西域城邦国家组成联军打击匈奴的附属国车师。接着,汉开始在车师屯田。匈奴也前来屯田,但却在随后六年间连续遭遇军事挫败。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单于呕血而死。
接着就发生了匈奴内部的大分裂,因此引发出元帝朝陈汤“虽远必诛”,斩杀郅支单于的经典战例。
可以说,此时汉与匈奴的较量已经逐渐偏移到西域。最终以汉的大获全胜告终。
所以才有了昭君出塞的故事。后人多以此为悲剧,殊不知汉初和亲,汉公主远嫁且不受待见。现在单于来长安拜见汉天子,领个宫女回去当老婆。恰说明大汉扬眉吐气,彻底逆转双方关系。
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呼韩邪单于主动申请替汉守卫边塞,“请(汉)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对此,很多中央官员从单一财政尺度认为可以接受。只有“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
侯应深入分析了边疆形势,指出要立足长远,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一时省钱,“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只能花更多钱,而且未必有功效。他还特别强调了,之前已经“罢外城,省亭隧”,但仍保留了塞外的侦察警戒圈(候望通烽火)。现在竟要全面废弃边防体系,实在不能接受。接受了就是违背了“安不忘危”的古训。
汉元帝深受触动,力排众议,否决了撤除边塞国防体系的建议。
由此可知,汉“罢外城,以休百姓”,恰恰是积极国防和优势地位的展现。只是撤除了攻势野战的基地(因为已经无野战可打),但仍保留了前沿预警系统。
将之理解为汉武帝晚年策略性撤轮台之戍的延续,是上了司马光历史剪辑法的当。完全忽略了这中间发生了太多故事。再将之与后汉撤除鄂尔多斯地区的民治系统相联系,再把这个撤除理解为汉的衰颓,就更是错上加错了。
要知道,一辆车固然是既要有发动机还要有倒车和刹车。因此国家战略也是有进有退。但进退有各种情况。近代百年耻辱,让我们习惯了用弱国心态看问题,从而忘了两千年前,我们恰恰是一个大国、强国、文化上位国。西汉宣元时期的所谓“收缩”,绝非因弱而缩,苟延残喘。而是强悍的表现,和后来李世民不修长城大致类似。
但是,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开拓河湟,写历史时就不断强调中原王朝的败仗,无限夸大拓边的风险。以至于很多数据前后矛盾,超越常识。深刻误导了后人对历史尤其是两汉历史的记忆。
————————
王鼎杰,喜欢做白日梦的历史拓荒者。凤凰鼎力推鉴主讲人。著有《二战大牌局:七强国的战略博弈》、《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李鸿章时代》。策划:《地缘战略经典译丛》、《二战东线文库》。
更多讨论,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王鼎杰战略智库(ID:Strategic-Thinktank);微博:王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