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时期尽罢塞外诸城的做法是否决定了东汉时期长城防御能力的衰减? 第1页

看了部分回答，更强烈地感受到，司马光对后人的历史记忆误导何其深刻。

要知道真实的历史，一定要搞清楚：

1，城是干什么用的？

2，“罢塞外诸城”发生的具体时间点及环境。

先讲第一点。

长城绝对不是一条连续不断的单线式防线，职能也非消极防御。

汉的长城是一个纵深国防地带，由一系列互相套嵌的国防区域组成，具有攻守双重职能。

每个国防区域都充分利用了地理形势，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

同时更要“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其中，外城就是塞外诸城。建筑始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

这些外城兼有攻击前出基地的职能。日后随着汉军机动作战能力的不断提升，这些外城日趋演变为打机动战的屯兵所。配有相辅助的侦察、预警体系（亭、障、烽、候），一旦发现敌军，就可以主动打击。而非消极防御。（附注：后来唐朝名将张仁愿就是效仿汉军策略，力主在主防线之外建立塞外诸城，包括三座主城和一千八百所烽候。张仁愿还拒绝为三座主城修筑防御设施，因为：“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

接着看第二点，“罢塞外诸城”。

这句话出现在哪里？《资治通鉴》。

但是——

《汉书》宣帝纪里没有这句话，只在匈奴传里出现了：

“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

这句话虽然出现在汉宣帝地节二年部分，但说的恰恰是之前的事情。

汉武帝晚年，出于策略考虑，暂时放缓对外用兵和西域屯田的节奏。同时封富民侯，改善民生。目的是为了新一轮的万里远征做储备。

到汉昭帝时代，汉就开始重新启动对外经略。傅介子、常惠、郑吉、赵充国，都是这一时期活跃的英雄。

汉逐渐在西域站稳脚跟，同时对匈奴和西羌都取得了军事优势。“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但匈奴并未服输。

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

这说明当时汉军在塞外仍有军事存在，匈奴也仍能形成机动战的压力。

四年后（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汉匈角力逐渐延伸到乌孙。

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军大举出塞。匈奴不敢正面迎击，一路退避。这年冬天，单于亲自率领万骑击乌孙，却：

“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

接下来：

“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取当，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也就是这个时候，出现了：

“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

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汉已经占据了巨大优势地位。基本处在随时可以反制匈奴的状态。

紧接着，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匈再次开战。

“天子诏发边骑屯要害处，使大将军军监治众等四人将五千骑，分三队，出塞各数百里。”

匈奴一路败退，又赶上大饥荒，“人民畜产死十六七”。

第二年（公元前67年），又发生了西域城邦国家组成联军打击匈奴的附属国车师。接着，汉开始在车师屯田。匈奴也前来屯田，但却在随后六年间连续遭遇军事挫败。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单于呕血而死。

接着就发生了匈奴内部的大分裂，因此引发出元帝朝陈汤“虽远必诛”，斩杀郅支单于的经典战例。

可以说，此时汉与匈奴的较量已经逐渐偏移到西域。最终以汉的大获全胜告终。

所以才有了昭君出塞的故事。后人多以此为悲剧，殊不知汉初和亲，汉公主远嫁且不受待见。现在单于来长安拜见汉天子，领个宫女回去当老婆。恰说明大汉扬眉吐气，彻底逆转双方关系。

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呼韩邪单于主动申请替汉守卫边塞，“请（汉）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对此，很多中央官员从单一财政尺度认为可以接受。只有“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

侯应深入分析了边疆形势，指出要立足长远，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一时省钱，“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只能花更多钱，而且未必有功效。他还特别强调了，之前已经“罢外城，省亭隧”，但仍保留了塞外的侦察警戒圈（候望通烽火）。现在竟要全面废弃边防体系，实在不能接受。接受了就是违背了“安不忘危”的古训。

汉元帝深受触动，力排众议，否决了撤除边塞国防体系的建议。

由此可知，汉“罢外城，以休百姓”，恰恰是积极国防和优势地位的展现。只是撤除了攻势野战的基地（因为已经无野战可打），但仍保留了前沿预警系统。

将之理解为汉武帝晚年策略性撤轮台之戍的延续，是上了司马光历史剪辑法的当。完全忽略了这中间发生了太多故事。再将之与后汉撤除鄂尔多斯地区的民治系统相联系，再把这个撤除理解为汉的衰颓，就更是错上加错了。

要知道，一辆车固然是既要有发动机还要有倒车和刹车。因此国家战略也是有进有退。但进退有各种情况。近代百年耻辱，让我们习惯了用弱国心态看问题，从而忘了两千年前，我们恰恰是一个大国、强国、文化上位国。西汉宣元时期的所谓“收缩”，绝非因弱而缩，苟延残喘。而是强悍的表现，和后来李世民不修长城大致类似。

但是，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开拓河湟，写历史时就不断强调中原王朝的败仗，无限夸大拓边的风险。以至于很多数据前后矛盾，超越常识。深刻误导了后人对历史尤其是两汉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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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杰，喜欢做白日梦的历史拓荒者。凤凰鼎力推鉴主讲人。著有《二战大牌局：七强国的战略博弈》、《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李鸿章时代》。策划：《地缘战略经典译丛》、《二战东线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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