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和明朝打的时候，失败百次能重起百次，但为什么一被清朝打败就恢复不了呢？ 第1页

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不请自来。纯手打，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

先上结论：李自成和明朝的关系，是【寄生虫和宿主】的关系，是【作物和土壤】的关系；宿主死了，寄生物自然也活不了；植物离开土地，也断难生存——所以在明朝的土壤环境里，李自成可以重生千百次；灭亡明朝后，李自成迅速败亡。

关于李自成的论述，鉴于知乎已经有足够优秀的答案和充足的相关文献，我不在本文过多讨论；我主要通过对明朝各阶层的描述，论述李自成出现并且寄生、壮大于明末环境的必然性。

李自成是明末社会大环境的必然产物，李灭明是偶然，但是明朝亡于流民则是必然。没有李自成，也必然有罗汝才，张献忠，马守应，拓养坤，高一功等其他流民帅完成灭明事业。一个高迎祥倒下了，一个李自成站起来了，一个李自成倒下了，也会有千万个李自成站起来；所以李自成可以和明朝交战失败千百次，最惨的一次18骑亡入商洛山，但是再次出山的时候，又可以啸聚百万流民，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对明朝的打击，直至明廷覆灭。

以下从4个方面入手：宗室、勋戚官僚、流民、皇帝

1、宗室

明末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空前严重，大量的宗室、藩王占据海量的良田沃土，贫民则无立锥之地：比如蜀王在成都附近的庄田，居然占据了当地可耕地总数的70%。

王府有者十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
中州地，半入藩（王）府。--《中州杂俎》

再比如神宗的弟弟分封卫辉，占田四万顷；神宗的爱子常洵，食邑洛阳，占田两万顷，民间称“瘦天下以肥福王”。

四万顷什么概念？诸葛亮封地在成都，占田15顷（薄田十五顷，桑八百株）。朱明随便一个有势力的藩王，私人庄田就能千倍于诸葛武侯。

再比如封地在开封的周王：

周藩郡王多至七十余府，将军不下千余。--《白水县志》

而明朝宗室在明末有多少人呢？万历三十二年，全国宗室是13万，到了万历的孙辈崇祯时期，宗室总人口至少在20万以上。（有学者估算最高可达百万，见仁见智）；宗室庶子们降封至6世孙以下到奉国中尉，世袭罔替；禄米则由亲王的每年1万石，郡王的2千石，最低减至200石世世不变。由于明朝严格限制宗室参政议政（南明隆武帝在崇祯朝自己私募义军勤王，遭到皇帝猜忌，竟然被废圈禁），绝大部分的宗室，实际沦为吸食民脂民膏的寄生虫，不仅大吃空饷，还肆意侵夺农民土地。

明末灾害最严重的省份，除了陕西，还有河南。陕西主要是天灾为主（外加赈灾不力）；至于河南，一个省内竟然有7个藩王，基本就是人灾，是藩王灾。

在这种大环境下，食利阶层和贫民的矛盾空前尖锐。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对于吸髓敲骨、淫虐百姓的藩王，态度最为激烈残暴，或者说革命性最强，擒之辄诛死，满门屠尽、鸡犬不留。

贼破城先收宗人。--《曲阳县志》
唯宗室无得免。--《明季实录》
杀明宗室殆尽。--《云中郡志》
追遭闯献之祸，屠戮几尽。--《南疆逸史》
令各郡县起送王府暨家口数万，皆杀之。--《蜀难叙略》

2、勋戚、官僚等既得利益集团

明朝的勋戚，官僚，地主阶层，思想觉悟也没比宗室高多少，也在狂揽民财，大肆贪污受贿；整个行政系统效率空前低下，人人上下其手。李自成破北京，追赃助饷，大掠官绅，十二天内，竟然从北京一城，勒索掠夺了至少7000余万两白银（《甲申纪事》则说“银九千余万，金半之”），大约相当于崇祯末期5年的财政总收入。仅仅周奎一府（国丈家）就勒索了50余万两（一说300万两）；而北京陷落前，崇祯向大臣求饷，周奎竟然仅仅掏了5000两，周皇后看不过去，给父亲私自补了5000两，凑够1万，周奎竟然从女儿的胭脂钱里又克扣了2000两，一共交了8000两。国丈如此，诸臣可知。

派饷于在京各官，中堂10万，部院、京堂、锦衣7万……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甲申核真略》

万历朝开始，大量派遣宦官为矿税监，去民间掠夺矿山，宦官们狐假虎威，横暴百姓。

不论地有与无，有包矿包税之苦；不论民愿与否,有派矿派税之苦,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指其货而吓之曰：“彼漏税”,则橐方倾矣。--《为灾旱异常备陈民间疾苦疏》

在北方大量贫困人口，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惨烈压迫，大量逃荒、饿死的情况下，明末的官僚子弟们，依旧沉浸在奢华糜烂的酒色生活中。

民间的富豪热衷于买房买地买奴仆，还争相攀比；实际在明末底层百姓大量饿死的情况下，北方和江南的士绅依旧奢靡铺张，上流社会呈现一片畸形的虚假繁荣。

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者亦不下五七百顷。--《豫变纪略》

比如吴三桂，求购名妓陈沅（陈圆圆）和顾寿。吴身为辽西将门子弟，一个和满洲人长期作战的职业军官（宁远总兵），按理应该有一定的思想觉悟，结果竟然高调包养妓女（更别提最后还“冲冠一怒为红颜”了）。

而这俩名妓又是从哪来的呢？是从锦衣卫指挥使田弘遇那里要来的，她俩是田花了千金的价钱买的。除了锦衣卫指挥使，田还有个身份，是崇祯的田贵妃之父，不仅是高官，还是外戚。明末官场之虚华俗丽，奢淫放纵可见一斑。（嘉靖朝工部左侍郎严世藩搞肉唾壶，不多展开；穆宗、光宗均死于女色；明末上层同性恋成风，达官显贵多喜龙阳之好）

十六年春，戚畹田宏遇南游吴阊，闻歌妓陈沅、顾寿。名震一时，宏遇使人购得顾寿，而沅尤靓丽绝世，客有私于宏遇者，以八百金市沅进之，宏遇载以还京。--《阅世编》

再比如冒襄，官宦子弟，著名的风流种子，于陈沅、董小宛等十余名妓均有私情，还替董赎身纳妾，也有千金之耗。相比于明末北方土地上，难求一餐之饱、大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为妓女豪掷千金，似乎是明末膏粱子弟的日常，波澜不惊。

再比如魏国公徐达的后代，徐青君（徐文爵之弟，徐文爵在南京投降请愿书上签字顺序第一，高于钱谦益），奢华糜烂，醉生梦死，日日召妓狂歌滥饮，不知今夕何年。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国（公）介弟也。家赀钜万，性华侈，自奉甚丰，广蓄姬妾。造园大功坊侧，树石亭台，拟于平泉、金谷。每当夏月，置宴河房，曰选名妓四、五人，邀宾侑酒。木瓜、佛手，堆积如山；茉莉、珠兰，芳香似雪。夜以继曰，恒酒酣歌。--《板桥杂记》

宗室、勋戚、官僚、将门子弟、江左富豪，形形色色的上层人物，生动地勾画出了明朝末期食利阶层的丑恶嘴脸。

3、饥民

在既得利益集团无所不用其极的压榨之下，大量失去土地的百姓铤而走险，为了生存走上了反抗明廷的道路。

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职此之由。--《明清史料》甲编
贫者日益贫，富者日益富，大约贫民之髓富民实吸之。--《卢忠肃公集》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日知录》

财富和土地高度集中在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而明朝政府可支配收入则捉襟见肘，水利工程严重失修（崇祯四年还专门和给事中黄承吴讨论过），导致了民间抵抗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灾年对于民间的赈济也是草草了事，不仅数额不足，而且赈灾之后依然不能减免之后的赋税，农民身上的压迫无法减轻分毫。所谓的明末天灾频仍，说穿了还是人灾。

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尅金钱，则自总河以至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日知录》
东南时患水灾，皆水利不修之故。--《烈皇小识》

至于灾害爆发时，民间的惨状，几乎到了目不忍视，读之落泪的情况。母食子，妻食夫，乃至奸邪之徒白日用计噬人；遍地枯骨，踏之有声，完全是一片人间地狱。

最严重的时候，百姓白天不敢独自出门，必须结伴外出，否则半道上就会被吃掉；小孩儿经常失踪，转眼“已在釜中（锅里）”。百姓吃树皮、吃草根、吃蒺藜、吃观音土、甚至吃屎；至于食人之徒，则多双目赤红发狂而死；这哪是什么盛世王朝，这根本就是酆都鬼城，人间修罗场。

至己卯，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又蝗，……十月之交，环辉山皆盗，以人为粮。千夫长擒来戮诸市，人争啖之。
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乡邻互相食者。余人之衣冠动静犹昔，性情惊疑为豺狼。……未成人孺子转盼不见，则已在釜中矣。孀妇单丁，诱杀充食者无宁日。……每中夜徬徨，或闻呼号啼救之声，皆奸人用计噬人，人每不敢救。……胁臂小骨，狼藉于道，每郊行，足履于上，搰搰有声，如在麻秸上。--《辉县志》
今流亡满道，骴骼盈野。阴风惨鬼燐之青，啸聚伏林莽之绿。且有阖门投缳者．有全村泥门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数百者，有食雁矢（大雁屎）、蚕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复劝倡议赈荒说》
岁乃大饥，人益不敢粜谷，谷以踊贵。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刲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矣。--《豫变纪略》
臣（陈其猷）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稍）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诸城县志》
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马懋才陈备大饥》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而之前已经详细陈述了，明朝末年，在饥民大量饿死的情况下，宗室藩王、官宦子弟，以及民间的乡贤缙绅等既得利益阶层，依然在莺歌燕舞，升平欢乐的气氛中过着奢淫放纵的糜烂生活，土地兼并的情况也丝毫不见减少。所以李自成之辈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从者如雨。“均田免粮”有着极强的时代特色，这正是针对明朝末期腐朽入骨的统治阶层的完美回应。

4、皇帝

思宗庄烈皇帝，本人有恢复之志，不观歌舞，不幸女色，克己自律，宵衣旰食。很不幸，崇祯缺少统治者的基本素质（和他没受过良好教育且并非法定皇储有关），无法制衡官僚集团和阉党集团，登基之初就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明朝的阉党本质是帝党，许多得罪人的脏活，皇帝需要假手于宦官；崇祯诛魏忠贤，却没有培养自己的魏忠贤，导致官僚集团（东林、复社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坐大。

崇祯对于税收摊派、流民造反之间的逻辑始终也没搞明白。士绅免税的大背景下，不向江南富豪加税，反而把大量的增税摊派到了北方失去土地的贫民头上，导致底层百姓铤而走险，酿成了更大的灾祸。烈皇帝的“三饷之政”，对明末的底层百姓，不啻为一场空前的浩劫。

崇祯三年，增派辽饷。辽饷是崇祯的爷爷万历时期开始征收的，在崇祯二年，后金皇太极领满蒙联军绕道蒙古进攻北京（己巳之变），最危急的时候，金人一度兵临广渠门。于是明年，辽饷再按亩加征三厘，加上万历年间的九厘，每亩共征一分二厘。最终大约600万两。

崇祯十年加派剿饷，天下按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共增赋280万两。

崇祯十二年又以军费无着，加派练饷，730万两。

三饷合计1600余万两（崇祯十二年达到2100万两），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实际上崇祯年间每年正常税收是1300万两左右（其实还半入内帑，户部实际可支配的也就是6、700万两上下）。在明末土地兼并的大背景下，正常的税收，已经逼得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底层百姓从贼附逆了，再加上这超过正常税收两倍以上的苛捐杂税，底层百姓就算卖妻鬻子都无法凑足，除了投靠流寇，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毕竟流寇“均田免粮”。

一年血比五年税，今岁监追来岁银。加二重头犹未足，连三后手急须称。可怜卖得贫儿女，不饱奸胥一夕荤。--《京饷》诗

皇帝弊政已经是灾祸了，地方官僚实际执行的时候，还花样翻新，搞带征和预征。带征就是追逼之前的欠税，预征就是收未来的税；甚至还天才般地搞出了连坐制度（包赔空粮制），就是让滞留未逃的农民，去承担逃亡农民的赋税，比如10户人家，1户逃亡，9户分摊；9户逃亡，1户独担，为了填满奸宦的欲壑，鼓励百姓不惜一条贱命。明朝末期统治阶层自上而下的贪残暴虐，淫毒百姓，不顾吃相的丑恶嘴脸，可说是到了令人不齿的程度。

崇祯年间，陕西临潼县知县许中泽，“催科过严，每比较日，什排浴温泉，泉水为赤。--《临潼县志》
予尝过恩县，见乙榜令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可叹！--《三垣笔记》
明季启、祯间，有赤子无立锥地而包赔数十亩空粮者，有一乡屯而包赔数十顷空粮者。--《景州志》

不仅乡村的农民屡次遭到压迫，城市的普通市民处境也相当拮据，皇帝甚至带头下诏，从民间“借百姓房租”来抵军费。

暂借民间房租一年。--《三垣笔记》
每门面之内有房一间即税银一钱。--《三水县志》

明朝百姓对于三饷深恶痛绝，北京甚至有人私下骂辱崇祯为“重征”，发泄心中对无尽滥增捐税的不满。

呼崇祯为重征。--《三垣笔记》

崇祯十年加派剿饷的时候，崇祯采纳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改“因粮”为“均输”，就是从前按照土地肥力分别摊派，现在改为不论土地肥瘠，一体增税，底层农民苦不堪言；皇帝所谓的爱民，也就停留在口头儿上；崇祯十二年增派练饷的时候，皇帝曾经假惺惺地表示“暂累吾民一年”，结果一年过去，这个临时政策演变为常驻政策，好似无间道里的经典台词“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当然，流民们没给崇祯第三个“三年之后又三年”的机会，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结束了明朝的腐朽统治。

崇祯死前，破指修诏，表示“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都到了这个份上，庄烈皇帝都没搞明白，天下哪来的那么多“贼”，这些所谓的贼，都是在明朝宗室，官僚，缙绅，以及皇帝的三饷压迫下，活不下去的可怜农民。勿伤百姓一人？明朝末期，伤害百姓最严重的，恰恰是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明朝既得利益阶层。

食邑两万顷的福王常洵，崇祯十四年被李自成擒获，李将福王活烹死，混着鹿肉做了一席“福禄宴”，以发泄对明朝的仇恨；实际上洛阳附近大量百姓饥荒亡命，甚至连守卫洛阳的明朝兵士都嗷嗷待哺，心怀不满。

（福）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绥寇纪略》
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福藩之变》

崇祯听闻福王惨死，掩面而泣:“朕不能保全一叔父耶？”其实福王当年和崇祯的父亲光宗常洛夺嫡，属于政治死敌，崇祯哪是替福王流泪？分明是兔死狐悲，替自己流泪。可是洛阳附近那无数被福王压迫的活不下去的可怜百姓，又有谁替他们流泪？

所以说，从来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崇祯皇帝所代表的，恰恰是明朝末期最腐朽，最堕落，最反动的食利阶层，在十年如一日催逼三饷的铁证下，在无数次口是心非的虚伪表演中，充分证明了，所谓“爱民”的崇祯皇帝，和其他逼良为娼的宗室、勋戚、赃官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小结：

明朝末期的统治，是土地高度兼并，财富高度集中，统治阶层高度堕落的最集中体现，在士兵“日鲜一餐之饱”（卢象升奏折），民间“饿村镇之饿死一空，城市皆杀人而食”的悲惨情况下，还被官僚辱骂为“不肯老老实实蹲家里饿死，竟然跑出来造反”（“不作安安饿殍，而效奋臂螳螂”--杨嗣昌语）。

农民留守土地，要承担逃亡农户的赋税；农民离开土地，则随时有饿死乃至被外地饥民分食的危险。这时候，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号召，正如同漆黑长夜的一道曙光，是无数家破人亡，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农民的最后希望，这也是为什么李自成倒下千百次，还能一次又一次挣扎着站起来，越挫越勇，从18骑发展至百万之众，如果说李自成是一株毒草，那明朝恰恰是污染最严重的恶土；如果说李自成是一条致命的寄生虫，那明朝恰恰是那个吃的满嘴血污、毫无节制的大饕客。

宿主死了，寄生虫也活不了；土壤消失，花草也必然枯死。李自成毁灭了明朝，打得自陕西至河南百孔千疮，三饷恶政也随之失灵；但是三饷消失了，老百姓压迫减少（清廷入关亦废三饷，顺治十八年才开始重新摊派）不造反也能有活路了，为什么还要继续为了吃口粮食而玩命呢？

李自成能发展到百万兵员（夹杂流民家属），所依仗的恰恰是“以崇祯为代表的明朝食利阶层对百姓的压迫”，现在李自成把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搬走了，老百姓自然也就没必要继续跟着李自成了。面临饿死威胁的时候，百姓愿意跟随李自成和官军拼命，现在明朝亡了，清廷又废三饷，不玩命也能活下去，又有谁还愿意拿生命跟随李自成呢？（这也是为什么进北京时，李兵员百万，逃亡湖南时，李兵员不足2万，身边亲随仅十数人，在湖北九宫山遭到程九伯乡团的伏击败死，余部纷纷投向清廷，只有李过高一功等投靠南明）

至于老生常谈的什么闯王不重视财政建设，后勤不足；什么闯军狗熊掰棒子，没有稳定的后方基地；什么闯军进京之后的追赃助饷，大失民心；什么清妖战斗力太强，军中有高达；乃至闯军伏击金玉和举措失当，吸引了清廷双线夹击导致李创败亡等论断，全是片面的，没有看清主要矛盾。

李自成在明朝存在时，面临的困境不亚于清初面对满洲人，但是屡败屡战越挫越勇，何解？明朝灭亡后，李自成却迅速败亡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前后不足一年。根本原因，还是李自成，或者说李自成所代表的流民帅们，仅仅是明末恶政下的产物——流民毁灭了明朝，粉碎了明廷在北方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带走了伴随的弊政；没有三饷等压迫，老百姓自然就没有动力继续跟随李自成了。

最后以闯王的歌谣结束：

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毂有闯王；

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

以上。

附一个传送门，我另一篇文章。较详细展示了明末以崇祯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之心态和行为。

另一传送门，以弘光朝为典型论述南明初年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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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评论区混进一个奇怪的人 @零五，与我没有任何互动的情况下，张口就是“答主的文章后半段是抄袭自网文”，言之凿凿，煞有介事。

我看到评论之后也十分惊讶。因为本文绝对出自原创；部分线索脉络、以及参考的史料批注，主要取自顾诚版《明末农民战争史》《明清易代史事探微》等。此处在文章部分评论中我也明确提到了，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告知了读者。

在万分狐疑的情况下，我在评论区请该账号拿出抄袭证据，比如原文链接、时间、作者等，未得到回复；又私信了该账号，同样未得到回复。

造谣者架子大，只负责造谣，不负责回复。无奈之下，我只得申请仲裁，过了一天，（ @零五 ）同学拼命叫嚣的抄袭言论，被知乎管理员做删除处理。理由是“侵犯作者（我）合法权益。”（在此感谢知乎管理员，还是有明白人的）

过了一天，（ @零五 ）同学终于回复，却没有提到所谓的“后半段抄袭自哪篇网文”，也闭口不提所谓的抄袭原作，链接，时间等等，空甩了一句“不向江南富豪加税不就是抄来的网文吗？还特意加粗，自己写的心里没个数吗？”

我想知道的是“后半段抄袭自哪篇网文”啊，而不是“我心里有没有数”。而且我根本就没抄袭，更别提什么莫须有的“网文”，我没做过的事情，怎么可能有数呢？

（ @零五 ）同学主张的抄袭，最后抄自何处，反而质问起了作者？这个逻辑是不是胖虎思维？还挺趾高气扬。哈哈。

谁主张，谁举证。既然（ @零五 ）同学主张了抄袭，就请麻烦给出“具体的抄袭原文链接”等石锤；一味地避而不谈，顾左右而言他，甚至自以为能地质问作者，都是阅读理解能力、逻辑思辨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严重欠缺的表现。

这种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的行为，可以参考知乎高赞回答“键盘侠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我再次回复之后，等了两天了，再也没等到该账号的任何回复。我很希望他（ @零五 ）不是一个躲在键盘后面肆意发泄心中阴暗情绪的loser。很不幸，我在他的评论和回复中没有见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也看不到任何担当。只空有一张造谣的嘴。

我一贯乐于采纳不同的意见。文章下方任何有价值的评论，哪怕是观点相悖、甚至我直接被打脸的，我都很乐意接受，并且奉上感谢。除了恶意飙脏话的，评论区内任何言论我都不会主动删除。因为我相信有价值的意见，可以使我了解更多信息，完善我的知识体系。

可是，如果是毫无根据的指摘，毫无理由的污蔑，随口造谣言，肆意泼脏水，凭个人心情毁坏他人名誉，贬低他人成果，（比如我们可爱的（ @零五 ）同学），甚至在反复追问中依然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拒绝提供所谓的抄袭证据。那打得是谁的脸，相信自有判断。

如果（ @零五 ）同学看到（我@了这么多，相信应该看得到，至于是不是继续“装看不到”就另说了），希望尽快拿出“所谓的抄袭证据”，我的评论区一直向你敞开。但是请确保，下一次的回复，一定要找出所谓“答主的文章后半段抄袭自网文”的依据，务必要明确，后半段包括哪些段落，抄袭自哪篇网文。

如果（ @零五 ）同学下一次的回复，仍然在搞“顾左右而言他”甚至“质问作者”的无聊把戏，那我只能作拉黑处理了。因为我实在不想在一个评论毫无价值、逻辑思维昏乱、口无遮拦、肆意造谣的人身上，再多浪费一秒钟的时间。

以上。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又不是啥新鲜事。说正经的，明王朝把李自成叫作“流寇”，就是因为李部守城负担较小，随时可以弃城出走。而明王朝防线超长，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但满八旗在关内，也没守城负担。所以，李部负担清的优势没了。再有，你“流寇”再“流”，也是刚刚“流”起来。人家“游牧”，可以“游”了几代人了。人家做了八辈子土匪积累的经验，怎么会输给你个刚落草的？

起兵推翻明朝，最后却功败垂成的“闯王”李自成，在满清灭亡后，虽然作为农民起义军领袖，得到了部分肯定，不再被抹黑为杀人如麻，无恶不作的流寇。

但在以《甲申三百年祭》为代表的现代史家笔下，依然是个打进北京之后，就君臣上下迅速腐化堕落，只顾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不折不扣的“反面教员”。

直到顾诚先生于80年代的《明末农民战争史》，才推翻了李自成是“流寇主义”的传统认知，以详实史料证明，李自成同样注重地方政权建设，设置节度使、防御使等管理地方军政，进京后努力稳定社会秩序，并未放松对军队的训练。

该书并将李自成的败因，归结为他将大批军队分派驻守各地，出征山海关时，主力兵力不足，才被满清多尔衮和吴三桂联兵击败。

其实，这也恰好说明，李自成比之刘邦、朱元璋等从义军首领变为开国帝皇的成功者，最致命缺陷就在于战略眼光不足。

关外的满清政权，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历时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此时已经是一个立国近30年，体制完备的稳固政权，并通过“三丁抽一”的强大动员力，有能力一次性在华北地区投入超过10万人的机动兵力，而且还是携带多门红夷大炮的步兵、骑兵、炮兵协同作战的大兵团。

在明清战争中决定性的松山大战中，皇太极倾其全力，十余万八旗大军苦战经年，一举打垮了最后13万明军精锐，并招降明军主帅洪承畴。

精锐丧尽的明王朝这才再难压制关内流民起义，终于让李自成得以啸聚几十万部众，收编九边明军，兵临北京城下，逼死崇祯皇帝。

然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就是情报严重滞后，甚至不明白衰落已极的明朝，已经不再是其争夺天下的最大对手。此刻的满清政权，才是整个东亚大陆的最强的军政集团。李自成将大批军队分派各地，攻略甘肃、汉中、湖北、山东，也让自己的兵力优势化为无形。

李自成虽然如顾诚先生所说，在占领区域确实做了种种巩固政权、地方建设的努力，但因为相比于满清，崛起速度太快以至于政权基础远称不上巩固，就要仓促地和在关外厉兵秣马数十载的劲敌，在易守难攻的山海关，进行一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

当李自成亲率大顺军8万主力东征山海关时，吴三桂3万关宁军，并临时动员3万乡勇，凭借坚隘临城死战。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下令“三丁抽一”举国总动员，率领的十万以上八旗精兵，星夜南下，在两倍于己的敌军内外夹击下，李自成军队损失惨重，头号悍将刘宗敏重伤，中层将校折损无数，在京畿和河北地区再难立足，被迫仓促西撤。

到山西后，李自成再出昏招，处置严重失当。他本应自己坐镇太原，北守雁门西守太行，源源不断地从关中征兵征粮，力争守住这对河南和关中两大根据地至关重要的表里山河之地。

然而，因为此前在攻略山西时，因为姜瓖为首的宣大镇明军投降过快，也让喜出望外的李自成，对明朝降军完全不加改编。因此，当此大顺军撤出北京，降将人心浮动之时，姜瓖在大同轻易反叛，整个山西防线，在满清以优势兵力和骑兵集团多路合击下，迅速土崩瓦解。

对李自成来说，失山西则关中难守，仓促南下则湖广自然瓦解，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军事恶果。

与之相反，满清入关后，多尔衮以灵活而恰到好处的军政措施，大肆招降纳叛，得到大批旧明官吏兵将的踊跃效忠。然后，以满洲八旗精兵为核心，分路统带那些从明末边军转化而来的汉军八旗兵马，一路席卷珠帘收编各方势力降兵为绿营，兵峰近乎势如破竹，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

在满清以优势兵力和骑兵集团的分进合击，穷追猛打下，李自成在最后的潼关决战中，倾尽全力，难掩败局，而后墙倒众人推，各地反叛不断，坐拥数十万部众却一路丢城弃地，不得不向南方溃逃，正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

当此前经营数年的关中、湖广、河南等根据地，都被李自成轻易丢弃，来到人地两生的长江沿岸，锐气已然尽失，回复到再无根本之地可依托的流民军本色，就算不在临敌侦查时意外身死，也再难有何作为。

李自成一死，大顺军虽尚有鱼龙混杂的几十万部众，然而群龙无首，各部将领各怀心思，难以整合，如此当然大事去矣。归顺南明政权后，又被充满偏见的南明官僚所忌惮憎恨，因此之后大顺军在抗清战场发挥的作用，甚至远不如偏居一域的大西军，只能以“變东十三家”的名义，在三峡地区占山为王。

最终，当南明势力被满清剿杀殆尽后，李自成的嗣孙李来亨同样以茅麓山一场大火，为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划上了休止符。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站在大顺政权兴起的历程来看。

大顺军在兴起到高潮，所实行的战略战术都是合理有效的，如果这时候和清军交手，大顺军依然可以以走制敌，化整为零，也可能会再被打残到商洛深山而后东山再起。如果大顺军在北京建立政权后，没有遇到大清，遇到一个兵力雄厚的南明，大顺军的政策失误，必然也会让官僚倒向敌对，同样会一败涂地。

想要清晰了解这个问题之前，全局预览农民起义的经略要素，有助于我们分析其中奥义。

（图中颜色越重，表示在其时期越重要，起义军需要在不同时期完成转型和调整）

一、论大顺领袖：李自成乃当世英豪，不逊努尔哈赤

对于起义军而言，能揭竿起事者多如牛毛，他们有反抗的勇气，也有基本的军事才能，但这个过程中，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人更能召聚人才，团结群众，他们成了起义运动的核心。他们拥有数万部众，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枭雄。但仅仅此般，依旧不够。一代雄主，需要在壮大的过程中，懂得克己：克制声色犬马，克制好大喜功，克制暴戾独断。身怀利器，却能掌控自如，做到这点，极难。

李自成能起事，能聚召人才，在克己和军纪方面也做得极好（参考顾诚《南明史》对大顺军进京的事实的澄清，大顺军进京并没有大肆屠杀，反而是军纪严明）；在个人韬略方面，李自成也是极富雄主气质，及时处理了潜在危险罗汝才。

明末崇祯，多疑吝啬，多次自毁长城，从领袖各个方面都无法和李自成多尔衮相比。而 李自成在领袖层面最大的缺陷在于自身农民的阶级性，再者他的战略布局，无法和多尔衮较量，这个在下文˙政治军事关系中会细致讨论。

二、论大顺军将：硬实力无法和清抗衡

军将包括军队和将领。

李自成和明朝的较量，以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河南复出为分水岭。之在这之前，起义军被明军镇压陷入低谷。在这之后，严重的灾害，深化的压迫，让起义运动迅速进入高潮。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大军抵达洛阳，占据洛阳的福王不得人心，守城总部倒戈义军，城破，福王被杀，九月，在孟家庄，起义军佯退引诱陕西总督傅宗龙，大破明军。

在孟家庄之战后的一年半中，李自成先后在襄城、朱仙镇、郏县和汝宁与明军4次大战，李自成每战必胜，酣畅淋漓，全盘消灭了明军在河洛地区的军力。这时候明军的溃败，一方面在于农民军战术和兵力的增长；也在于明军的离心离德，大厦将倾，明廷已然难有卖命之徒守护疆土。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李自成在潼关大败孙传庭。这时整个北方几乎没有阻力。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二月拿下太原，三月抵达昌平。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大顺军。从西安称王到进京，只有三个月。几乎没有硬仗。

而和满清较量，一切都不是这个风格。山海关战役中，兵力对比众说纷纭，比较可靠的说法，吴三桂5万，大顺军10万，清军8万。大顺军和吴三桂交战一日后，大顺军开始超占上风。可见这时候的吴三桂和大顺军的作战能力在一比一到一比二之间。而吴三桂军队长期和清军斗争，虽然实力稍弱，但是尤有一拼。这时候的8万清军，是多尔衮下令全民动员，举国之力征调上来，我们姑且推测，要对此清军抗衡，需要大顺军至少20-25万人马。

而山海关战役以及之后，李自成无法调动如此大批军队，在军事硬实力上无法和满清抗衡。这是军事失败最核心的因素。

三、论大顺文臣：大顺败亡重大短板

文臣包括智囊谋臣和治国文官。

关于大顺军的文臣集团，智囊谋臣主要是牛金星、宋献策，广为人熟知的李岩，明史专家顾诚在其代表作《李岩质疑》中指出其子虚乌有；那自然也不会存在相关提及牛金星心胸狭隘，谗言陷害李岩一说。但是牛金星和宋献策的谋略水准，和同代的清军智囊范文程、明朝开国谋臣刘伯温，都是无法比较。其推荐的军师宋献策，对他普遍评价不过是精通占扑术数、奇淫技巧之人。在大顺军进京之前，大顺军的战略和政策，差强人意。进京之后，失误频现，其中的文官谋臣，难辞其咎。诚然，这些决策都是需要李自成拍板，如果牛金星能尽全力扭转李自成农民阶层过强的革命意识，对官绅阶级采取更为缓和的政策，那么北京局势将大不一样。

从这个角度，牛金星之流，可以帮助大顺政权兴起，但他无法承担一个开国谋臣的重任。

四、论大顺根据地：本该经营根据地却错误延续了流动作战方针

农民起义军很容易被扣上流寇的帽子。这件事还需要全面来看待。在初期和明军较量，起义军流动作战是极其有效正确的战术。李自成在消灭北方明军主力之前，攻下一城后，往往平城，毁坏城墙等防御工事，因为这时候明军力量仍然占上风，城池易手十分常见。当年蒙古军南下灭宋，亦是攻一城，隳一城。大顺军采用平城的方式是正确合理的。襄阳政权以后，大顺军都有意识在管辖区建立起当地政府进行管理。这也是值得肯定的。涉及到根据地的守弃，主要集中在北京、西安和襄荆三地的决策，大顺军都选择了弃城。北京放弃尚且情有可原，毕竟大顺军兵力不足，但是西安、襄荆，如果事先决意死守，提前调动援兵，仍然有很大胜算。

我们揣测其中原因，在李自成思维里，十余年的战斗中，从来不会在一座城上吊死，这城不克下一城。流动作战的思维，适合破坏，对付明朝，犹且有效。但是建立政权后，急需稳定经营，借此对付满清，就是极大的决策失误。

五、论军事关系和政治关系：长于战术，疏于谋略，由此铸成大错！

军事关系分为战术和战略。政治关系是指政治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角色可以划分为敌对，盟友和中立三方势力。

战术方面。在多年的战斗磨练下，大顺军军事战术运用十分娴熟。前期的流动作战，车箱峡诈降逃脱，孟家庄的诱敌深入，柿园之役丢弃战利品拖延明军进而反杀……诸如此类战术，不一而足。

李自成最大的失败在于其军事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巨大失误。

1、襄阳政权确立到攻破北京：准确把握机遇攻破京城

李自成在襄阳建立大顺政权，军事上亦达到巅峰，人民归附，捷报连连。这时候的战略决策点在于攻破大明的战略路线图。当时的谋臣提出了三类策略，一是先取河北，直走京师；二是南下金陵，截断明朝漕运粮道，再寻机北伐；三是取关中，旁略三边，清扫陕北明军军力，再取京师。李自成选取了第三种策略。

事实上，策略三对付明朝是极有效的。只要孙传庭一败，取京城之路几乎没有阻力。如果李自成计划襄阳政权后直接南下取南京，留孙传庭在西安必然是养虎为患。孙传庭兵败身亡，有一定因素是军队新招募，素养低（柿园之役军队贪恋战利品就可以窥探一二），加以时日，孙传庭在北方的威胁将远大于左良玉。所以崇祯督促孙传庭草率征战，实属狗急跳墙放手一搏，结果输了。传庭死，而明亡。崇祯的覆灭至此已经倒计时了。

2、大顺军入京到撤离：错误判断了敌我关系

大顺军进京后，在陕北、襄荆等地都部署了军队守卫边防。进入北京，号召力可谓一步登天，进京之前不过是“流寇”；进京之后，已然是未来之帝王。举国民众、地主官绅，在不被伤害的情况下，必然是俯首帖耳，诚心归附。所以这时候对李自成而言，犹如一块大饼摆在面前，无法一口吃下。这时候的他必然是兴奋且焦虑的。而潜在的风险，就藏在这般焦虑的兴奋之中。世人多评说此时的李自成完全忽视了清军的存在。多尔衮尚且在他进京之前，与他书信要戮力攻明，难道一代豪杰李自成真的是傻到不知清军战斗力强吗，不知道其在北方的威胁吗？我们试着分析李自成当时的决策考量。(下图左侧是李自成谋划的时局图，右侧是实际的)

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自于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对大顺军而言，中原政权最明显的竞争者是大西政权和南明政权，至于北方的满清，虽然实力雄厚，但在很长时间里，连其内部都未有占据全国的野心，在敌对意图上，很容易让李自成把满清放在心上但并不重视，轻视甚至忽略其入主中原的可能。

所以，他在军事上做了如下部署，派明降将唐通去招降高第、吴三桂，并以8000兵马守山海关；派畿辅降将马科率和辽东将领黎玉田去南征四川，李自成这显然是要和张献忠抢四川地盘。此外，还抽调了部分军队南下，打通漕运。可见此时的大顺王的决策重点，在于大西政权和南明政权。

在政治方面，大顺政权一直秉承着农民起义的阶级性，站在农民的立场对官绅阶级进行暴力追饷，早在大顺军进京之前，两者的矛盾已然火爆势如水火，只是官绅阶级被大顺军所威慑，隐忍不发。根据明清史专家顾诚的考究，李自成进京后对百姓秋毫无犯。然后最大的过错在于对官僚阶层太狠，这也直接触犯了官僚阶级代表吴三桂。这成了山海关战役的导火索。而这火线一旦引爆，官绅阶级立刻倒戈，清军也撕下了虚伪中立的面孔，举国出兵。山海关战役从军事角度，大顺军10万人马，根本敌不过吴三桂5万军队和满清8万精锐，也无法后续守住北京。北京一失，畿辅、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官绅纷纷斩杀大顺文官，原先受降的明降将唐通等立刻投降清军，留在北京的大部分文官，都极其情愿地归附了大清。

反观满清，在这个时期对时局的谋划是极其准确的。在大顺军进京之后，多尔衮立刻倾全国之力，上至70，下至10岁的男子，无不上阵。多尔衮极其清楚，这是他唯一的契机，一旦大顺军稳定阵脚，缓和阶级关系，开始调动全国的资源，那么他一个满族政权根本无法和汉族政权较量。这时候的多尔衮唯有一搏！幸运的是，他遇上了吴三桂偶然中夹杂必然的反叛。极富政治头脑的他，坚决不借兵，除非吴三桂降清，吴三桂走投无路，只能剃发归顺。多尔衮在吴三桂和大顺军激战第二天，才出兵，坐收了渔翁之利。为了降低人民的抵抗情绪，他打出了替明复仇的口号，只要官僚阶级归顺，一律加官一级。如上种种，大清军的军事政治都是极富谋略极其精妙。

3、大顺军撤离西安前后：战役胜利换来了战局的大败

大顺军在撤离北京之后，多尔衮派两路大军分别围剿大顺和南明。李自成在怀庆组织的一次反攻，让多尔衮改变主意，让南下伐明的主力军转向围剿李自成。这是李自成又一次军事战略失误，以怀庆局部胜利，换来了陕西两路夹击的困局！

大顺军在两路大军的围剿下进退失据，潼关失守。这个时期的大顺军几乎是孤立无援的。此时的南明政权依然幼稚地把农民军当成头号政治对手，对清军灭顺袖手旁观。而此时大顺军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失误也是极其严重的。在和官绅闹翻之后，大顺军撤离北京尚且是无奈且合理的。但是仓促逃离西安，南取金陵，则是相当失策。这其中的撤退，固然由于由于兵力不足，无法阻挡精锐八旗。但贸然撤退，放弃守地，南下攻取尚有南明军力的南京政权，无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我们在情感上，可以理解李自成等人的心境，一朝登基成帝王，过重的得失心，已经让决策失去了应有的理性。

但真正从皇帝梦中醒来，逐渐缓和阶级矛盾，合理联合大西政权，收缩管辖区，集中兵力固守要塞，以图东山再起，则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工作之余研读历史，写有专栏： 兴亡录

政权兴衰，军事剖析，帝王学……不为哗众，只求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