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效用」？ 第1页

经济学概念「效用」的英文名称是「utility」，应该是「使用」（utilize）一词的变体。所以，效用这词的本意就是「有用性」。或者用大家在高中政治课和大学马原课里学的那套话语体系来说，就是指「使用价值」。

从客观价值到主观价值

效用或使用价值概念的核心，应是「主观」。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时代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没有否认主观价值或者说效用的存在，他们实际上的观点是认为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说，在他们老几位看来，一件商品的价值与其使用价值（效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或者说，在使用价值这个充满主观色彩的概念之外，另立门户定义一个叫做价值的东西，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在基于边际效用递减的一般均衡模型尚未问世的上古时期，这种思想实际上是非常正常的。原因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为了解释「价格」：我们观察到，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或者说价格，往往并不等于它的使用价值。比如，经典的「水和钻石悖论」就是一例：明明水是对人类来说更加重要的东西，为什么钻石反而价格更高呢？

对此，斯密在《国富论》中说：

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钻石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而马老诲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说：

我们已经看到，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他们的使用价值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取，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的东西，也就是产品的价值。

而这个「价值」，无非就是用来解释「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偏差而已。由于使用价值是主观的，而其主观性又不足以解释这个偏差，故那个年代的经济学家认为，一切商品都存在某种客观的度量方式，可以判断其价值。也就是说，他们坚持「客观价值论」。

最经典的一种客观价值论就是「劳动价值论」，也就是耳熟能详的「商品的价值即凝结于其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斯密和马克思都是劳动价值论的拥趸：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及的「鹿和海狸模型」就是劳动价值论的一种体现。而马老诲克思的原话则是这么说的：

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不过，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只是为了构造一个「定价模型」而已，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有意识形态的考虑——没有劳动价值论，就不足以定义剥削。可是，马克思所说的「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是否是正确的呢？客观地说，显然这有失偏颇，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都是凝结与产品之中的。没有人否认劳动的价值，但怎么能说只剩劳动呢？由此可知，劳动价值论先天带有某种「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当然我们也可以有资本家意识形态、企业家意识形态，甚至是神学的、迷信的意识形态（比如，上帝价值论）。而意识形态的东西，是无法讨论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开始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主观价值论。即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它的使用价值。而为了调和水和钻石悖论，「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的概念应运而生：水之所以没有钻石价格高，是因为人们已经有充足的水，但却没有充足的钻石。因此，额外的一加仑水对需求的改善并不能媲美一颗钻石带来的满足感。此时，斯密和马克思所说的两种价值之间的差异，无非是「物以稀为贵」而已。根据一般均衡模型，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一件商品的价格，也就是它的交换价值，能够刚好使其边际效用等于其边际成本（也等于价格）。这样一来，钻石之所以稀缺，不过是因为它满足需求的能力强，但供给也很少而已。

比如，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说：

反复的思考与研究，使我得到一中颇有几分新奇的意见。即：价值完全定于效用。流行的意见，认为价值的起源是劳动，不是效用；甚至有人断然说劳动是价值的原因。反之，我却要说明，我们只须细心探索出效用变化——定于我们所有的商品量——的自然法则，关于交换，即可希望得到满意的理论。普通的供求率是这个理论的一个必然的结果罢了。这个理论是和事实调和的；即令表面上有相信劳动是价值原因的理由，这种理由亦不是不能解释。劳动常决定价值，但只间接地决定价值；那便是增加或限制供给，以变化商品的效用程度。

这种观点的变迁，史称「边际革命」。如今已被经济学全盘接受，然后直接把以劳动价值论为首的客观价值论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古典经济学在边际革命后升级为「新古典经济学」。

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灭绝，相反，它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依然有其位置，也就是一条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只不过，劳动不再是决定「价值」的唯一因素了而已。

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

边际革命初期，「效用」等价于「快乐」。

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第三章（效用论）中说：

快乐与痛苦是经济学计算的究竟的对象。经济学的问题，是以最小努力获得欲望的最大满足，以最小量的不欲物获得最大量的可欲物，换言之，使快乐增至最高度。…… 一物所以能为吾人服务而自成为一种商品的抽象性质，可另用效用这个名词来指示。凡能引起快乐或避免痛苦的东西，都可以有效用。萨伊曾正确地、扼要地说：「效用是物品依某种方法服务于人类的能力。」止饥的食物、御寒的衣服，都有无可怀疑的效用；

而「快乐」，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基数变量。

简单解释一下：我们称一个量为「序数变量」，是说这个东西只有在排序的时候才有意义，它的绝对大小并不说明任何问题。比如说，高考成绩就可以看做一个序数变量，因为仅仅说「我高考考了500分」并不能说明你的学习水平，或者说，500这个大小高低的度量本身并不能说明任何大家感兴趣的东西。关心你的人还要问：500分是个什么水平？一本线多少？能上985吗？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人们关心或者说好奇的并不是这个分数，而是这个分数在人群中的排序。

而如果这个数字本身有意义，则我们称之为「基数变量」。比如，以摄氏度度量的水温就是一个基数变量，因为不同温度的绝对大小将决定水的形态是冰、液态水还是水蒸气。它是有意义的。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基数变量的关键在于一个「零点」和一个「单位」。在自然地定义了什么是「零」和「一」之后，一个绝对数字的大小才有意义，学过近世代数的盆友可以从中感觉到什么吗？

之所以说快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基数变量，是因为快乐有一个自然的零点。比这个点更快乐的状态，我们称之为「快乐」，否则我们称之为「不快乐」。但同时，快乐缺少一个自然的单位1，所以说它是基数变量，有些牵强。

无论如何，早期的经济学家将效用认定为基数变量，并以「尤特尔」（util）做为度量单位或量纲。

但后来我们发现，这种做法事实上是欠考虑的。经济学讲「效用最大化」，是说人们会一直选择那些能够最大化自己效用的选项，但这句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话，本身是禁不起推敲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能够证明或者证伪「一个人的行为最大化了/没有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如果说我们能够观察人的快乐或效用，将其中的尤特尔数精确地度量出来，那么一切都还好说。可问题是，这件事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做到了，更不要说一百年前了。

于是，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我们可以厚着脸皮说所有行为都是最大化了它的效用。这无疑是一种存在即合理的诡辩：遇到一个看似不合理的行为，从这条进路走，我们无需分析行为背后的一切外部原因，制度、激励、信息甚至偏见，只需要不负责任地甩出一句「他就是喜欢这么做」就可以了。这样，理论就变成了一个平凡的东西。

后来，显示性偏好方法在20世纪初逐步确立，解决了这个问题。简单说，那个时代的理论家提出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即我们干脆放弃一切妄图度量快乐的尤特尔数的努力，而是通过人们的选择行为倒推效用的大小。例如，如果人们在A和B中选择了A，那么A的效用必然比B大。

有人问，这样一来，我们得到的不还是一堆存在即合理的废话吗？是的，所以经济学家对效用做了一个具体的限制，即所谓「新古典三位一体」：偏好的可传递性、效用的函数性和显示性偏好弱公理（WARP）。也就是说，各个选项在决策者的心中是可以排序的，不会存在A好于B，B好于C，C又好于A的情况，而且这个排序是稳定的。翻开任何一本高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开篇必然是要告诉你，这三个东西近似是等价的，它也为经济学理论赋予了经验层面上最基本的可证伪性。

可以看到，通过选择反推效用，能够反推出的只有不同选择的效用的相对大小，而不能反推出效用的具体大小或者尤特尔数。高级微观经济学中会证明一个结论，如果函数 是决策者的效用函数，函数 是一个从实数轴映射到到实数轴的严格递增函数，那么复合函数 也是决策者的效用函数。所以，此时效用概念在这套理论中变成了一个「表示」（represent）决策者在不同选项间的偏好排序的一种数学工具。且因为只有相对大小它是一个序数变量，因此这种效用观被称作「序数效用论」。

神经视角下的效用

因为争议很大，这一段我不准备展开说，只简单说两句。

1990年代以降，随着神经成像技术的日新月异，大家越发感觉到，曾经被放弃的度量尤特尔的伟大梦想，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伟大的Colin Camerer, George Loewenstein 和 Prelec在2005年JEL上那篇经典的神经经济学论文中这样说：

对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研究已经开始允许对思想和情感进行直接测度，而且这些测度的结果对有关心智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这导致了新的理论建构。神经科学的新发现、新理论将对经济学产生什么影响？尤其是经济学已经在没有这些理论支持的情况下发展得如此独特。

但是主流经济学界，对这种说法的态度是十分怀疑的。这种测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经济学家理解以前不能理解的问题？我觉得，如果不是没有帮助的话，至少现在能够有的帮助也是比较有限的。

我认为，正如Gul & Pesendorfer在那篇mindless economics当中所说的那样：神经数据并不能证伪任何经济学理论，因为没有任何经济学理论对大脑中发生了什么做出了任何预测。所以，度量价值或者效用的神经数据充其量也只是能够为特定的决策理论提供辅助性的证据而已。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