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明朝为什么要放弃河套地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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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了此地的汉蒙民族关系.....从明蒙双方的军事行动看，地理环境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我认为河套地区的特殊地理条件是制约明朝河套经营的第一要素，而明初的人力匮乏与缺少外部刺激、后期的国力军力衰退等等都要靠后一些。

1、

狭义上我们指的河套地区，实际上指的是适合农耕的“河套平原”地区，即所谓黄河沿岸的前套、后套、西套三大平原。其中西套平原位于宁夏中北部，明朝时为九边军镇中的宁夏镇辖地，过去和现在与前套后套的联系一般都并不紧密，因此河套常常又仅指内蒙的前后套。问题是，明朝时后套又尚未成型，故而明朝那个可耕可牧的河套，其实就单指前套，明人所谓“丰州滩”一带。

这样呢，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水土肥美的丰州滩，实际上是一个孤悬塞外的飞地。有人要说了，你像汉朝那样一路把长城修到中蒙边境，把整个河套都“包”起来不就不孤悬了吗？这就牵扯到河套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板块——黄河以南，边墙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

2、

乍一看，明长城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和以南的陕北黄土高原似乎在地形图上颜色都差不多，但是两者的地貌水文特征其实大相径庭。陕北地区有大量黄河支流，虽然在水土流失后导致陕北变得千沟万壑“天下之民莫穷于延（安）”，但也仍能支撑起一定的农耕经济，且沟壑纵横的地形也能有效阻挡游牧军队的南下；而鄂尔多斯与其相比，平坦倒是平坦了，然而这种平坦的原因，却是其腹地几乎没有什么河流。仅有的一小部分河流，基本为季节性河流，无法支撑农业开发；境内的湖泊，九成为不能用于灌溉的咸水湖。鄂尔多斯的突出特点，便是“干旱少雨”，境内除靠近陕北长城的边缘地区降水量超过400mm可发展农业外，大部分地区降水量不足200mm，个别地区甚至不足50mm，相反蒸发量倒是很惊人，有的地区高达3000mm以上。从土壤条件上看，绝大部分土质为第四纪松散沉积物为主，风力侵蚀严重，极易沙化。以上地形水文特征均决定了横亘在内地与河套平原之间的鄂尔多斯地区极难发展农业，难以为中原农耕王朝实际控制。

更糟的是，从战国到明朝的历代开发，又大大破坏了生态环境本就十分脆弱的鄂尔多斯地区，

西夏模仿唐朝故事，于其境内设立了若干州，可是鄂尔多斯高原竟然无所设立。这已可明显看出，鄂尔多斯高原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农业了。唐末五代时，河套平原和中原没有什么联系，当地情况邈不可知。当西夏和北宋对峙时，契丹人向西发展，进入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金和元继之，也统治过这个地方。契丹人在鄂尔多斯高原未闻有什么建树，却在河套平原设立了一个丰州。这个丰州历金及元，......丰州城附近当时可能还有些农业，其他各地大概已都复返于草原了。就是丰州城外些许的农业也难以维持多久。这样的情景历明代至于清代的前期竟再没有多少的变迁。

早期鄂尔多斯水土尚好，战国时这里居住的原住民是所谓“林胡”，即住在森林里的胡人，可见这时鄂尔多斯尚有不少森林；秦汉大力开边，西汉时鄂尔多斯高原的县高达22个；可惜在此以后“由秦及汉，下至隋唐时期，先后皆曾在鄂尔多斯高原设置过县治。县治的设置说明这里成为农业地区。可是愈到后来，设县的数目就愈形减少”，到了唐朝以后直到清末以前高原内部居然就再未设县，可见其内农业活动基本消失。

当然，农业倒不是完全没有过。很多人知道前套平原上的明朝东胜卫，但是不知道在1436——1477四十年间，明朝延宁一带军民其实也在毛乌素沙地以南，长城以北延边地区，包括长城修筑以前种田界石以外河套从事过农耕活动。只是范围非常狭窄，规模非常有限，且断断续续时间不长。究其原因，除了当时不断出现的蒙古袭扰以外，环境恶化当也为重要原因，明朝后期延绥军镇长城不断受沙暴袭击，到了万历时代甚至出现了二百余里长城沙土与边墙等高，甚至是“沙高于墙”的盛况。

问题在于，游牧民族对沙化土地的适应性，远远强于中原农耕民族，要不然未来康熙来鄂尔多斯游玩就不会一日射兔三百，激动的大呼小叫“京师的兔子，不好！伊盟的兔子，好！我们鄂尔多斯真是太棒了！”

鄂尔多斯好，好就好在可以放牧。隆庆和议以后随着明蒙关系改善大批蒙古部落逐渐南移，可以看到边墙以北的鄂尔多斯分布着大片蒙古部众，有的小部落离边境仅有4km，而大部落多在200km以外（万历十九年后明军烧荒捣巢又进入高峰期，离边墙距离远可避免被明军劫掠）

干旱少雨难以农耕，却适合游牧的鄂尔多斯高原横亘在内地与河套平原之间，这片无法为农耕政权切实掌控、面积相当于两个半台湾岛的地区，就成为了中原向河套辐射力量的巨大障碍。不过，河套平原面对的威胁当然不仅仅来自于鄂尔多斯。

3、

很多人强调河套平原“自古以来”的时候似乎忘记了，漠南河套一带早在两千年前就有匈奴王庭驻扎，地肥水美的河套，从来都是“可耕可牧”，它的北边就是东部欧亚游牧世界最富盛名的大山之一——阴山。既能得到黄河水滋润，又有阴山阻隔中蒙边界大戈壁的风沙与北方寒流，还可以做为向南劫掠的绝佳基地的河套，一直是漠北势力眼中的核心要地。若夫唐朝也只能做到以居延海-花门山-阴山-西拉木伦河作为北方边界，阴山以北则为游牧世界；任何在河套种地的农夫，都要做好阴山鸣镝，面对来去如风，带着急促凄厉的哨声而来的游牧骑兵的准备。河套的牧业与农业一样发达，如板升汉人大头目赵全手下也有“马五万，牛三万”。

客观来讲，至明朝时代俺答汗右翼蒙古其实已经成为了最适合开发河套的势力——通过个人领袖的强力控制，大军驻扎河套以为其扩张基地，实际上也为河套营造了平稳的农业发展环境。这大约也与匈奴人在俄国布里亚特乌兰乌德附近用汉人种地，又分配相当于农业人口三分之一的士兵驻守类似——既是防止汉人逃跑，也是能防范丁零等敌对势力劫掠这些农民。在俺答的努力下，后期板升一带号称有汉民十余万人，板升“筑城架屋，东西相望”“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

而这都是明朝所难以为之的。丰州川孤悬塞外、四面皆敌，时过境迁想象秦汉那样把长城修到阴山脚下已然痴人说梦，欲稳固控制河套，则当费数十年之功，清除周边部族威胁，军民屯垦、移民实边，并从山陕一路设置穿越草原沙漠的军台驿站。只是明初满世界缺人，毫无边防威胁的河套根本分摊不到资源，东胜卫复设后旋即复废；蒙古入套是一个动态长期的过程，直到正统年间方有蒙古进入，且多旋入旋出，往往明军出塞“搜套”一下就能将其赶走；弘治后小王子入套驻牧方在河套站稳脚跟，吉囊、俺答兄弟时代“套虏”走向强盛，约在嘉靖中期逐步让丰州川定居化。逮至此时，“复套”对于明朝来说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军事行动驱逐蒙古只是最开始的一步，纵然朱道长能拉出十万边军逼迫“俺酋遁走”，难道就能长久控制河套？不能扫除周边威胁，不能实现长期的移民活动，不能建立数百公里补给路线，“复套”到头来只会空耗钱粮而已。话说回来，一个立国二百年的封建王朝居然能橄榄最强外敌并将其故地郡县实土化，这种事大概只有EU4能出现。所以说，嘉靖最后否决复套，头脑还是清醒的。

4、

最后还当指出的是，即使是被俺答稳定经营后的丰州川板升地区，也仍呈现出相当大的脆弱性。这一方面体现在外部安全上，如曾有明军趁虚大举捣巢火烧板升的事例，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富饶的河套丰州川也易受水旱灾害影响，处理不好就会让当地发展陷入危机。

在历史上，嘉靖末年至隆庆初年，俺答治下的板升地区，就因剧烈的自然灾害陷入了困境。隆庆元年，板升雨多成灾；隆庆二年复遭大旱，在此种地的汉人受苦三秋，留下“未知明年收不收”的痛苦语句；此后数年亦是连年遭灾。

总之，白塔二二二条题记所透露的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二年初丰州川的自然灾害，除隆庆三年夏秋可能为所缓和而外，一直持续到隆庆四年秋天。在俺答汗统治的板升地区，前后五年，几乎不断遭受大雪、烈风、淫雨、酷旱、早霜的袭击。

连年天灾，使得板升汉人社会陷入动荡，“荒旱饥窘，人思南归”，原本板升内部虽有不少因羡慕“草地自在”而主动投奔的内地白莲教徒、在逃罪犯、延边饥民等，但大多还是在蒙军“岁掠华人以千万计”下被迫来到河套，平时就常有南逃，如今在“板升大饥”下更是大量投明。尤其要注意的是，过去那些主动投奔俺答的“何尝有一人来归”，如今竟然也纷纷入明求生了。

在连年灾荒影响下，蒙古贵族封建主们与板升内赵全等汉人头目的关系也急剧恶化，“争久成隙”

板升内部、板升与蒙古诸部间各种矛盾激化，板升中下层汉民的南归，蒙古牧民的怨恨詈骂，蒙汉封建主之间的“争久成隙”，给了明朝以极好的机会。

在重重忧患之下，发生把汉那吉降明事件后俺答迅速与明言和，最终实现隆庆和议也就水到渠成。

俺答后期遭遇的困难，也反映出明末时代河套地区的大规模农业生产仍然较为脆弱。河套逐渐克服水旱灾害频发困难，还要感谢清末民初水利专家王同春。

ning-nan-zuo-hou 网友的相关建议:

谢邀。

理由很简单，第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没人。

这里的没人，指的是明朝人手不够。

没人就没有大规模修建水利设施等基础建设的能力，也就没有钱粮草料的产出，朝廷的行政成本入不敷出也就不会有州县的设置，把明代山西外长城以外区域全部划做“河套地区”的话，这一地区的只有河套东偏的东胜、丰州二州，云内、平地、宣宁三县，并在洪武四年、洪武五年全部废除。

此后这里就是空白一片，唯在洪武七年、八年分别设立了安置内附蒙古部族的察罕脑儿卫和官山卫，但是官山卫仅设立十三个月，其指挥使乃儿不花就叛走沙漠了，而有论文考证认为，察罕脑儿卫应该是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南缘今陕西靖边县北与内蒙交界处的白城子遗址也就是元朝旧察罕脑儿城，也就是说，从洪武五年废丰州等州县，到洪武二十六年再次在河套设卫，这期间二十多年，此地就没有任何州县卫所的设置！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明太祖在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潞、泽、沁、辽等州大规模籍民签军，准备“东胜立五卫，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迤东立六卫”，次年的二十六年二月，置大同后，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高山，镇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十七卫。如果以山西外长城为界线，那么这十七卫设在边外的，就是东胜左、右，玉林，云川，镇虏，宣德六卫。

至洪武三十一年，山西行都司地区一共有卫20，护卫6，屯卫6，守御千户所1，羁縻千户所5，如下图分布：

但是很明显，今天的长城一线以外，却只有六个卫、一个屯卫。

按明朝一个卫5600人算，即便这些卫都是满编，也不过才四万人不到，前面说了，即便是这七个卫，也都是从山西太原府以南的地方签来的。

实际上，如果明朝按现在这个布局走下去，那此地无疑就是第二个宁夏，形成了以卫所为主体的军管区，类似于辽东都司、陕西行都司，那放弃河套这个罪名，自然也就没有了。

但洪武三十一年之后发生的一件大事，葬送了这一趋势。

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把河北山东刚刚恢复不久的社会打成了齑粉，千里无人区再次出现，而不久之后明朝迁都北平，北平地区的卫戍力量急剧增加，从北平府在城十二卫、在外七卫三所五屯，永平府二卫迅速扩充到近百个，遍布顺天、永平、真定、保定周边。那这么多的卫所，除了京卫和亲军卫是从南京搬来，其他的要么就去签军，可国家刚刚打完大仗，河北山东无人可签，于是只能从其他地方迁入——具体来说，是山后的北平行都司及开平诸卫，以及山西的山西行都司。

这是洪武三十一年的北平周边：

洪武三十一年的北平周边，在城十二卫，在外七卫三所五屯，永平府二卫，保定一所，真定一卫，北平行都司一所十九卫。

然而等明朝迁都之后，就变成了这样：

注意，这还没算在北京城内的几十个亲军卫、上直卫，而且有一部分卫在宣德之后又迁回大同。

这些卫，除了诸如河间卫、天津卫等新设的之外，其他的绝大部分是从其他地方迁过来，比如那些叫营州、兴州的，都是从大宁迁过来的。

而山西行都司的1所20卫6护6屯，也遭到了大规模迁徙。东胜左、右，云川，玉林，高山，镇朔，镇虏，定边，宣府左、右，万全左、右十二卫全部迁往北京周边，连同未迁动的怀安卫，一共十三卫，打包整体划入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直隶卫所。而建文帝削藩废代王的时候废了大同三护五屯，永乐迁谷王去长沙的时候挪走了宣府三护，孤悬东胜的安东中屯卫则内迁朔州，虽然永乐时期又恢复了代王藩封，但是此时的山西行都司虚弱之极，不仅长城外的卫所全部丢失，连同内地边防也捉襟见肘：

细节部分：

整个大同地区差点就倒退成洪武二十六年之前了，边防极度空虚，永乐在不久之后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改大同左、右二护卫为大同左、右卫，分别驻扎原镇朔卫、定边卫故城，也就是今天的左云县、右玉县。

宣宗即位之后，将高山、镇虏、玉林、云川四卫回迁大同，分别与阳和、天城、大同右、大同左四卫同城（后来这四地分别成为了阳高、天镇、右玉、左云四县），勉强算是补上了大同边防的窟窿，但是边外故地，仍然没有恢复。

其实明朝不乏这种因为卫所内迁而暂时放弃的地区，比如宁夏，洪武三年攻占宁夏，但是在洪武五年的时候废弃宁夏，内迁军民到开成也就是固原，然而洪武九年又再次进入此地区，并且逐年添加卫所，最盛的时候在城五卫、在外四所二卫。

可为什么东胜就不再次恢复呢？

于是，这个问题就迎来了第二个因素——没人。

这个没人，是指没敌人。

说来搞笑，河套地区不光明朝没人，北元也没人，甚至捕鱼儿海之后蒙古倒退回诸部林立的状态，满世界乱跑，可河套地区还是没人，没人就没有军事压力，没有军事压力也就不需要放那么多兵，所以永乐才会放心大胆拆掉山西行都司的西墙，来补北京边防的东墙——试问他为何不迁辽东或者山东、浙江沿海的卫所？因为那边军事压力大。

那么什么时候蒙古人才开始零星地从东胜一带入寇明朝呢？永乐后期，仁、宣时代——现在知道为什么宣宗会回迁四卫了吧？可这个时候的蒙古入寇，往往浅尝辄止，甚至就没过去过今天的长城一线，而且那个时候的卫所军战斗力还在，轻易就挡回去了，也就没必要去恢复故地，甚至都没必要再加固外边边防。

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正统时期，也先逐渐统一漠南蒙古诸部，频频内犯，尤其是土木之变那年，西起甘州、宁夏，中经大同、宣府，东至辽东，延绵几千里同时遭到也先兵马的攻击，大同虚弱的边防暴露无遗。所以明朝在长城沿边接连添设了山阴、马邑、井坪千户所，威远、平虏卫以及山西老营堡、偏头、八角、宁武等卫所，而后又开始修建从黄河边老牛湾起的边墙，并在沿线布置了上百个军堡，形成了著名的山西晋北军事堡垒群。

但是，这个时候的河套，仍然有明军的活动迹象，尤其成化、正德时期，官军出塞去河套是常有的事，而此地也并没有蒙古部族驻扎不走。

变动出现在嘉靖中期，俺答汗进驻丰州川，义子脱脱驻牧妥妥城，也就是东胜城，赖着不走了，后来甚至直接筑城——呼和浩特就这么来的。同样的，对于明朝来说，河套地区没人居住那是最好的，现在你在这儿扎营了，隔三差五叩个边墙入个山西，谁都受不了，所以此时明朝复套的声音也开始响起，但很可惜的是，明朝此时已经没了复套的能力，或者说，即使成功复了套，也守不了套，自然复套之议也就不了了之了，自此明朝彻底丢失了河套，而河套的蒙古人，也同松山地区、青海湖地区一起，成为了陕西边外三大寇——松寇、套虏、海贼，明朝陕西三边的边防压力渐渐增加。

其实，如果是按洪武年间的布置，没有永乐内迁那么一档子事，东胜、丰州一带早晚会成为辽东、甘肃、宁夏、宣府之外的第五处北边重镇，即使转入防御姿态，大修长城，那也应该是沿黑山、大青山、阴山一线修筑，也就是这样：

大抵等同于先秦赵长城和秦汉长城，最次也得在土右旗附近接黄河，否则没意义。而且，如果大同边墙这样的话，那陕西也就不会在绥德西北修筑长城，而是会从宁夏往北，沿着黄河包住后套的西部——无论如何，这样的结果比现实的结果好的多。

朱元璋：我倒霉就倒霉在你身上了！

朱棣：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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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eng-yang-88-86 网友的相关建议:

闲着也是闲着，再更新一点知识（2020年2月2日）：所谓前套是指呼和浩特到包头一代，即明代的丰州滩。西套是银川地区，已被明朝所控制。这里谈一下后套。也就是下图的地区，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乌拉特前旗，五原县所在地区，这里也包括了乌梁素海。

这个地方，首先要说，明代是不适合种植的地区，原因一是土地沙化，二是土地贫瘠，属于连蒙古人放牧都看不上的地方，明代的套虏所据地为套内鄂尔多斯。但是清代这里的环境出现了变化，一小冰期结束气温回升变暖，降水线北移。二是黄河改道，乾隆年间，这里黄河本来分的是南北两道通过后套地区，但是北道逐渐淤塞，黄河改走南道，北道就形成了大面积的冲积平原，土地变的肥沃“后套平原面积骤广，而地质肥沃，故道河渠，天成河堰”，也给利用河水灌溉开渠提供了可能性。也因为黄河改道，道光年间北道遗留的河段也就形成了乌梁素海。巴彦淖尔就是清代所说的缠金地，黄河改道后汉人逐渐到此地开垦，最初因为没有修河渠，汉人只能选择被黄河水岔道之流漫过的地方种植，有水则种，无水则转涉其他。道光五年商人甄玉、魏羊利用原来的支流开凿了“缠金渠“，自此开启了清代后套大开发的浪潮。

了解完以上基本知识点，那些在我评论区内反复提什么后套、乌梁素海的各位，你们摸着你的后脑勺琢磨一下，明代有这条件开垦种植吗？

至于套内嘛，也就是鄂尔多斯地区，我引用下现成资料好了，民国还是这个样子：

让明军在这些地方开垦农耕？？？？真的是“不学如清”！！ ┓( ´∀` )┏

再次更新：

重要提示，对河套地区的地理和汉唐明清环境变迁一无所知的，尤其是这种连黄河上游在清代改过道的事都不清楚的麻烦不要在我的评论区出现，我嫌烦，我科普你给钱吗？顺便，黄河断流是经常事～这种小儿科问题都不知道好意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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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原答案

谢邀

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用地理来解释。

我先上一张图吧，随便百度一些图吧。下图为400毫米降水线

虽然图是现代的，明代与这个也大致差不多。

“河套周围三面阻黄河，土肥饶，可耕桑。密迩陕西榆林堡(今陕西榆林)，东至山西偏头关(今山西偏关县)，西至宁夏镇(今银川)，东西可二千里;南至边墙，北至黄河，远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明史纪事本末》

河套在哪里呢？就是图上黄河那个几字型大弯里面。地处黄河以南，故明人称为河南地，大致范围对应现代的毛乌素沙地，鄂尔多斯高原，库布齐沙漠与河套平原。非常遗憾的是，明代河套大部分都在400毫米降水线以外。这意味着河套的降水稀少不适合大规模耕种。而且河套内还有个中国四大沙漠之一的毛乌素沙漠。

现代中国还在不断的为治理毛乌素沙漠投入大量资金植树。

因此明史纪事本末那句土肥沃可耕桑问题很大，显然指得不可能是这么大块沙漠。

事实上，河套地区能耕种的地方范围很小，见下图

河套地区事实上只有黄河边上那块蓝色的冲积平原适宜耕种，可依赖河流灌溉。注意因为黄河曾经改道，故上图银川那片蓝色区域在明代也是不存在的。

图上的呼和浩特一带就是明人所说的丰洲滩。这里才是明朝人所谓的土肥沃可耕桑的适宜耕种地区，传统汉地之外的一块适宜耕种的飞地。但这里是黄河以北的前套地区（前套是现代意义上的概念），其实并不在明朝河套概念之内。明清人与现代人往往混淆了这两个地理概念，有些人大概一说河套就以为这个宁夏银川到榆林外的数千里地都是水草丰美的人间福地呢。

总而言之：明代河套地区并不适宜耕种，适宜耕种的其实是黄河以北方向套外的丰州滩，利用的也是河流灌溉。河套内的鄂尔多斯附近倒是水草丰美，但因降水量不足，更适合放牧，这附近就是明代套虏经常活动的地区，也就是清代射兔达人康熙一天射兔三百只的地方（可见草场茂盛）。

这个结论基本上就能解释为什么明朝人不占据河套了，一个不适合耕种的地区，一旦占据了，就需要源源不断的提供军需物资，满足驻军需要。对明朝来说，这是一块无法自给自足的地区，将成为巨大财政负担。明初设置大宁卫也是一个无法自给自足的地方，不得不耗费内地四省之力供给，占据河套的话，也必然会成为巨大的负担。如果真想占据，还不如去占丰州滩，即前套。但是前套是一块耕种飞地，与传统汉地之间相隔很远，并不接壤，与山西方向防御重点的大同朔州之间隔着大片山脉，军事上战略上会存在很多问题，如果长期驻守很容易变成一只孤军。因此明代虽然曾派军偷袭把丰州滩板升城烧了一回，但并没有占据此地的意图。

以上是地理问题。

再谈放弃河套一事。

其实明朝根本谈不上放弃不放弃河套，有明一代从未实际控制过河套何谈放弃？

事实上河套地区在明初只是个没人关心的无人区。明初鉴于元朝势力北撤后，河套内蒙古人稀少，直接采取了将河套内尚存的人或驱逐，或迁移内地的政策“四年，大将汤和兵攻察罕脑儿，擒猛将虎臣镇军将谢成等降其众，并省入内地，河套遂墟”。仅存少量部族也被迁入内地，制造无人区作为了军事缓冲地带。

我在上面这个回答中曾讲到过。

很多人包括明清的人，也包括现代学者都以明朝放弃东胜卫视为明朝放弃河套。其实这个认知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认知错误。

东胜卫设置的地方也在套外，距离丰州滩较近。事实上在明初只是作为山西防御体系一环，作为明初弹性防御体系中，大军从山西出征的前哨站，并非为防御控制河套所设置。因此裁撤东胜卫与河套也没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战略调整罢了。明初洪武和永乐即不可能预料到土木之变，也不可能预料到套虏之患，毕竟不是神仙。他们那一代，因为河套是个无人区，事实上根本就是不设防的。

只不过当数年之后，鞑靼被瓦剌压迫不得不迁移到河套地区形成了套虏之患时，明人才回过头一看，哟呵，东胜卫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放弃了？河套怎么就被放弃了？

另外需要强调一点，很多人包括明人都喜欢用汉唐做比来说恢复河套。实际随着经济重心南移，首都已经不在关中而在北京。河套对中原的战略威胁已经不如汉唐大。毕竟河套是可以直逼陇右关中的存在，明朝统治中心不在关中，并没有像汉唐那样的动力一定要夺取河套。如果要夺取控制，唯一的理由不过是地图开疆，拿民脂民膏搏功名罢了，你以为曾铣怎么死的？这就是原因。

qiu-yuan-89-17 网友的相关建议:

利用中午这些时间，我重新补写这个答案。

因为我昨晚睡觉前，捧着手机，看前面继位答主的答案，越来越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很有价值，涉及到很多有关环境和地理学的知识。

首先，在这里艾特下 @李梦阳 @威斯特蜀黍 @宁南左侯 @血鉴中华几位答主，他们的答案里，都提到了有关河套地区的环境和地理方面的特征。

我觉得有些内容需要补充，还觉得有些内容需要更正，欢迎上述几位答主能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咱们一起努力，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干货。

1、

首先，又要 @李梦阳答主了，我觉得他的答案中，对“河套”的描述，需要更正，截图如下——

我用红线，划出了李答主的部分文字。这两句话，都需要重新商榷

河套地区的范畴非常广，分成前套、后套、西套、套内等等部分——

A、前套：大青山南麓，土默川平原，呼和浩特（归化成）和包头为中心；

B、后套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巴彦高勒）至包头东之间的一段；

C、西套、以今天宁夏自治区为主的西套平原，俗称“塞上江南”；

D、套内，就是黄河这个“几”形套子以内的地区，主要今天陕西的陕北地区和宁夏自治区。

所以 @李梦阳答主，对“河套”的描述，并不准确。

河套，是指黄河这个“几”字河套的河道两岸沿线。而这个“几”字的里面，属于“套内”，而不是“河套”。

我们说的“前套、后套、西套”，是在黄河河道的沿线附近，而不是在套子的里面，如下图——

在地图上，在套子里面的鄂尔多斯高原，是在套内，在套子的里面了吗。

用一张更直观的图来概括就是如下。三个红圈、为别是前套、后套和西套。两个黑圈，是套内鄂尔多斯高原和毛乌素沙漠——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张历史地图——

这是明初洪武年间设立的山西行都司。

你会发现：山西行都司的东部，是今天的晋北大同等地；中部和西部，是河套地区的东套和西套。

这个地区，是适合农业耕作的，大部分地处400毫米年等降水线以内——

土默特平原，就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里唱的敕勒川“敕勒川，阴山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北边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季风气候和大陆气候的交界线。土默川平原和后套地区，虽然再400毫米降水线以外，但是利用黄河的水资源，通过兴修水利用于农业灌溉，都可以维持很好的农业耕作生产。

至于宁夏的西套地图，那不用废话，“塞上江南”四个字，不是虚的。

总之，以呼和浩特、包头为中心的前套，后套和西套，都是条件充裕，可以组织农业生产的地方。

3、

天气转入寒冷期，处于小冰期……这种不利条件，不只是困扰明朝，清朝也如此啊

但是清朝就实现了对河套地区的农业开发，以归化（呼和浩特）、包头两地为核心，吸收山西移民的“走西口”，把大青山南麓开发成农牧结合的新屯垦区，是人尽皆知的历史。

别说清朝了，在明朝中叶的嘉靖年间，漠南土默特部，通过吸收中原的汉族逃民，就已经在土默川平原组织农业开发了。

既然清朝和明朝的漠南蒙古，都可以在河套地区组织农业生产，那么明朝也是具备这个条件。

环境和气候，绝不是严重的制约因素。

我认为，前面 @宁南左侯答主，解释这个问题，提到了“没人”。这个看法才是正确的

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缺人”：塞内缺人，不仅没又富余人口能力往塞外迁出去了，还有必要把塞外的人口再迁回来充实。塞外没人，只好不要了。

要开发河套地区，必须先有长期持续的投入，组织人口移民、外加官方的投资，才可以实现。

清朝初年开始出现的“走西口”，就是人口移民活动；清准战争爆发后，清朝为了对抗准噶尔，经营前套地区，就是投入政府资源。

对河套这个地区，必须先有几十年的持续投入，组织人力物力填进去，完成早期的艰苦开发。清朝康熙中叶，首先中原政治稳定下来，各主要抗清势力都被消灭，山西、直隶是社会局势平稳地区，人口又多，有向外输出剩余人口的资源，出现了“走西口”；因为出现对漠西准噶尔的战争，晋北到河套归化城（呼和浩特）地区，又成为军事前进基地，国家投入巨资，向这一地区征调军队等等，提供了开发的资本。

同时，因清朝在入关前就征服了漠南蒙古，在漠南设盟旗制，河套地区的土默特部，更是被清朝改造城蒙古内属八旗土默特左右两翼，当地没有对抗中央的蒙古藩部。

政治稳定、剩余人口多，没有敌情威胁……这就给清朝开发河套地区，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条件，经过康熙年间几十年的投入，到康熙末年，不能说整个河套地区都开发过了，至少在以归化成（呼和浩特）和包头为核心的大青山南麓的前套地区，已经是可靠的农业区。

明初洪武年间，北方设有四个非常重要的都司：辽东都司、大宁都司（北平行都司）、北平都司、山西行都司。

朱元璋还在这些地区和周边地区，封藩了他的12个儿子，成为12藩王。由九大赛王和三个小藩王组成——

北平燕王、大宁宁王、太原晋王、大同代王、广宁辽王、西安秦王、宣府谷王、甘州肃王、宁夏庆王，合称“九大塞王”。除此之外，还有甘肃平凉安王，以及原计划就藩于沈阳和开原的沈王、韩王（此二王因为年龄小，在靖难爆发时还没有就藩）

12个藩王，除了在甘肃、西安和太原的4个以外，剩下8个藩王，封藩都在四个都司辖区内。

藩王守边，防备蒙古，这就是朱元璋的构想。

建文末年和永乐初年，明朝缩边弃土进入到一个高潮期。大宁都司、北平都司和山西行都司，是在建文元年到永乐四年，被裁撤或内迁。

因为明朝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富裕人口想塞外河套地区移民了，也没有足够的社会财富，投入这个地区从事开发了。

造成塞内“缺人”的原因，其实就是靖难之变。

咱们就以大宁都司和山西行都司为例。

建文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这天，刚坐上皇位不久的朱棣，下达对山西行都司所属塞外卫所内迁的一道敕旨：

命都督陳用孫岳陳賢，移山西行都司所屬諸衛官軍於北平之地設衛移屯種，雲川衛於雄縣；玉林衛於定州；高山衛於保定府；東勝左衛於永平府；東勝右衛於遵化縣；鎮朔衛於薊州；鎮虜衛於涿州；定邊衛於通州；其天城、陽和、宣府前三衛，仍復原處

我用斜体字和粗体字，标出了一些地名。斜体字，是山西行都司所属、原设在塞外（包括河套地区）的卫所；粗体字，是这些卫所内迁的新地址。

圣旨里出现的东胜左卫、右卫，镇虏卫、云川卫等等，就在河套地区。其他卫所，也分布在河套到晋北地区

在洪武年间，明朝是从人口相对较多的山西，向塞外强迁人口，设置了上述卫所。

建文四年九月，朱棣又让这些卫所撤回塞内，但不是把人口迁回山西。接受回迁人口的顺天府、永平府、遵化、卢龙、蓟州、通州、涿州、雄州和保定等地，都在今天北京市的周边、华北平原的北部。

其目的，是补充靖难中造成的人口损失。

靖难之役始于建文元年七月，终于建文四年六月，前后历时三年，其中前两年半内，战场集中在北京周边和华北平原的京杭大运河沿线，燕军和建文官军在华北平原反复拉锯，互有胜负，对该地区造成惨重的物质损失和人口损失。

靖难之后，明朝不仅丧失向塞外输送物资和人口的能力，反过来，还有必要把塞外的人口再迁回来。这就是原因。

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大宁都司。

明朝初年，是把燕山山脉以北地区叫“山后”。徐达和北元对峙时期，为防止资敌，把山后地区本就不多的人口强迁到北平，山后几乎成了无人区。

洪武二十年，纳哈出投降，一部分胡乣降军被安置在山后。

洪武二十五、二十六年，辽王朱植和宁王朱权就藩，为此又调来大批军队和罪犯，向山后和辽西走廊填实人口。

建文元年，朱棣诈取大宁。

燕王府有一员武将朱能，在靖难时参与很多关键战斗，表现非常突出，颇受朱棣器重。永乐四年，朱能死在征讨安南的军中，由“三杨”里的杨士奇给他写墓志，陈述平生功绩，其中有“从定大宁，戮其拒命，抚辑其众而还”等文字。

这些内容说明，刚刚恢复生气的大宁，在靖难之变中也遭到一场抵抗者被杀，投降者被掳的浩劫。朱棣放火把大宁城烧了，再把山后人口强迁到山前，于永乐元年，将大宁都司内迁到保定府，所属卫所人口全部安置在北平周边。处置方式，和山西行都司类型。

迁出、迁入、再迁出，大宁都司（山后地区）经历了五次三番的折腾，又重返鸡犬不闻的无人区，最后被兀良哈三卫蒙古南下占据。

总之，明朝初年，人口本来是相对稀缺的资源。而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又在华北地区、大宁地区造成人祸，加剧了华北地区的人口损失，以至于不得不把此前前往塞外的人口再迁回来。

这是早成永乐时期，撤除大宁、北平和山西行都司的原因

第一没有可以迁往塞外的富裕人口资源、第二没有富裕的财富、第三明朝还没有完全的把握控制河套。

三个条件都不能满足，他不能坚持对河套地区的长期持续、稳定的开发，既然如此，只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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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跟朋友聊了一点相关的东西，简单说几句吧，权当自娱自乐。

关于明代的河套问题基本上都围绕东胜卫而展开，谈明代的河套基本绕不开东胜，但是围绕着东胜建置沿革和辖区出现了多次变动，所以这个回答主要是理清楚东胜的大致情况不至于理解出现偏差。

先简单的说一下东胜卫本身的兴废吧，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明史卷41记载：

“東勝衛元東勝州，屬大同路。洪武四年正月，州廢，置衛。二十五年八月分置東勝左、右、中、前、後五衛，屬行都司。二十六年二月罷中、前、衛三衛。永樂元年二月徙左衛於兆直盧龍縣，右衛於北直遵化縣，直隸後軍都督府”

大概就是洪武四年设卫，二十五年东胜洲分置了五卫，二十六年废了三卫，剩下的左右二卫最后于永乐元年迁到河北。

先说洪武四年初设的问题，达力扎布所著《明代漠南历史研究》对此表示质疑，他认为东胜洲很可能没有设过'卫'，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说法认为洪武四年正月只设立了失宝赤五花城等了5个千户所，但仔细看同月的记载实录里又出现了“升东胜卫指挥佥事程暹为巩昌卫指挥使”的描述，再比如故元进士范济曾说“太祖皇帝命将出师肃清沙漠以粮饷不继旋师即撤东胜卫于大同”。所以虽然实录中没有明确说明东胜置卫，但是在明人的描述中东胜置卫一说还是属实的。

东胜洲当时应有一卫五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东胜卫属于山西行都司，而不是陕西，明中后期的说法如“陕西自撤东胜以来”^[1]明显是不对的。

然后是关于东胜卫在哪儿的问题

前文已述，至少在洪武四年至洪武五年的时候东胜卫应在东胜洲，东胜洲所领五千户所的位置目前难以确指。日本学者和田清考证认为明实录中记载的失宝赤就是锡包沁^[2], 后为鄂尔多斯右翼诸部之一。瓮吉剌、幹鲁忽奴、失宝赤、燕只都是蒙古部落名, 五花城为地名, 其均在今套中东北部分布。^[3]有争议的地方在于燕只千户所的位置，燕只即燕只斤, 燕山只斤为其衍误。和田清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 推测燕只斤千户在河套以内, 毗邻陕北。曹永年先生根据陈得芝先生有关元代驿站的考证, 认为燕只是燕只哥赤斤的省称, 地当在河套以外的大黑河流域。^[4]当然这些都是小问题。

除此之外，根据洪武四年三月的实录记载：“命中书省臣曰山北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皆极边沙漠宜各设千百户统率士卒收抚边民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出战所储粮草就给本管不必再设有司重扰于民”，朱元璋还在漠南的丰州云州设置了不少据点。

时间来到洪武五年，众所周知，这一年明朝北伐遭遇了失败，北元在明朝战败后大举入侵边境，明朝在漠南地区的卫所大概也在岭北战败后被迫内迁，还有一些蒙古降人干脆叛逃到了北元。根据达力扎布的的考证，那时候北元军队就已经不断越过东胜洲来攻击明朝，可知东胜以及丰州等地肯定不在明朝的手中了。明军在岭北战败后缩边固守伺机反击。随着王保保病死，闭门生娃的明军慢慢取得了优势，后面更是迫降纳哈出以及取得了捕鱼儿海大捷。

之后明军的势力又一次的推进到了东胜。时间来到了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下旨 “往太原等府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其一为军，蠲其徭役，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耕屯田。东胜立五卫，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迤东立六卫”并且“诏致仕武官自指挥而下俱往东胜大同等处置卫”^[5]再一次加强了大同以北地区的军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还发配了一批蛮人俘虏去往东胜洲：“上曰蛮人为乱何代无之但诛其首乱者足矣其馀悉发戍东胜州”。但到了同年二月份情况却出了差错，“辛巳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高山镇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七卫于大同之西皆筑城置兵屯守”^[6] ，明朝方面不仅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设立五卫，甚至连设东胜卫的地点都改到大同以东。根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复设山西孤店儿关盖其地山西行都司城北十八里旧尝设关以防虏后设东胜等卫而关在其内遂废至是东胜等卫俱调北京故复之”^[7]，可以跟明太祖实录记载的大同以东相互应证。

这里要强调一点，许多学者忽略了一个地方，这个时候东胜卫只有左右两卫了。因为此前东胜因为粮饷问题遭到了裁撤。《读史方舆纪要》与《明史》中的记录可相互应证。

《读史方舆纪要》载：“明初改建东胜左右二卫，兵民皆耕牧河套中，寇益稀少.....正统三年，边将周谅言：东胜州废城，西滨黄河，东接大同，南抵偏关，北连大山、榆杨等口，中有赤儿山，东西坦平，二百余里。其外连亘官山，实贼寇出没必经之地，若屯军此城，则大同右卫、净水坪、偏头关、水泉堡四处营堡，皆在其内，可以不劳戍守”
《明史》载：“二十五年八月分置東勝左、右、中、前、後五衛，屬行都司。”

并且《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孤店关在府东北"与《明太宗实录》的”复设山西孤店儿关“记载也相吻合。

所以其实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东胜左右卫与大同之西实际上已经是将东胜卫迁到了大同以东。

有些学者根据洪武三十年的记载，认为东胜卫在大同以东是写错了，以下是原文：

月以宁辽诸王各据沿边草场牧放孳畜乃图西北沿边地里示之敕之曰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东胜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又东至辽东又东至鸭绿江又北去不止几千里而南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外西抵黄河渡河至察罕脑儿又东至紫荆关又东至居庸关及古北口北又东至山海卫外凡军民屯种田地不许牧放孽畜。

但是写错了这种看法可信度并不高，此处东胜应该是指东胜州而不是东胜卫，这其中提到的察罕脑儿也并不是察罕脑儿卫，据《明初察罕脑儿卫置废考》一文考证，察罕脑儿卫早就在洪武初期已被废置，怎么可能到了洪武末还存在。所以可以确定洪武时期东胜卫就已经被迁到了大同。

东胜诸卫的地理位置连接了洪武朝北边防线的东西两段。依前文所述，在朱元璋洪武二十五年的规划中, 原本指望在大同、东胜两个区域分别驻扎五卫防军。由于军粮运输条件的限制,更多地考虑到对东北方向开平卫突出部的策应, 明朝在此年对军卫分布格局做了较大的调整, 于是就有后面的将东胜移到大同以东。而后朱棣称帝后将原属山西行都司的大批军卫内迁至自己经营多年的大本营行在(就是北京) 周边。但是此时的东胜卫早已不在山西行都司了。

东胜地区属于山西行都司的外围防区, 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后勤供应补给线过长, 军粮转输艰难, 损耗巨大, 即便采用开中筹措也难以有效解决问题，于是进一步内迁于卢龙、遵化。虽然洪武朝大力推行军屯, 企图以军养军, 但军屯成效不大则是不争的事实。加之从明代开始, 中国进入又一个气候趋于干冷的历史时期^[8],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胜等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东胜卫的内迁也是主观客观作用下的无奈之举。（我知道我知道，睿智明黑认为这都是借口，你们开心就好）

总结一下

第一点：东胜卫最初于洪武四年设立在东胜州，经过岭北战败后内迁，东胜州丰州等地在明军和北元反复拉锯过后变成了无人区。第二点：明太祖或许真的是想在东胜州重新建立东胜卫（比如把罪犯发配到东胜州），但最后迫于现实，东胜卫改到了大同以东。第三点：明初不止一次迁徙东胜等卫，但名字一直没变（比如沈阳中屯卫还迁到了河北但名字没变^[9]），到了明中后期的时候产生了种种误解，于是把黑锅扣到了永乐头上......

参考

^ 《皇明经世文编》卷五十四
^ 《明太祖实录·卷六》故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州来降。诏置失宝赤千户所一, 百户所十一; 五花城千户所一, 百户所五; 幹鲁忽奴千户所一, 百户所十; 燕只千户所一, 百户所十; 瓮吉剌千户所一, 领百户所六。以都连帖木儿、刘朵儿只、丑的为千户, 给三所印....复遣侍仪司通事舍人马哈麻赍燕只、瓮吉剌千户所印二, 往东胜州命伯颜帖木儿、答海马里卜兰歹、也里沙朵列图、阔阔歹为千户
^ 和田清. 明代蒙古史研究
^ 曹永年. 从白塔题记看明初丰州地区的行政建制——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探讨之三
^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五年八月
^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二月
^ 《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四月
^ 邹逸麟. 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
^ 《明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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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

首先，从内因来说，明中期后北方边防的国力和军力相比明初有所衰退是事实。

明初对北方汉人王朝传统疆域的恢复和维持，实际上是通过以行政强制手段，把人力和资源从南方的经济人口中心调（chou）配（xue）到北方实边来实现的。太祖太宗给后代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盘，但毕竟一个王朝不可能保证继承者个个是雄韬武略胜过洪武永乐（或者说，不出一两个秀逗的都难），不可能保证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汉地内部的经济供给体系不发生变化（开中法产生的弊端），也不可能保证北方边地不发生任何天灾。所以明中后期国力下降，北方屯政荒废，后勤体系和动员能力受到破坏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外因方面，则牵涉到北元的政治格局和河套地区的环境变化。达延汗对北元势力的整合超过以往，使明朝边防面对的游牧政权不再是之前的一盘散沙，入寇威胁达到新的高度；环境方面则有@血鉴中华大佬的回答珠玉在前，我也就他所整理的资料截图简单总结一下

1. 狭义上的河套地区实际上已经被沙漠所包围，沙化程度甚至已经威胁到边地防务的正常进行，更毋论将防线维持在河套以北

2. 明代河套本身的环境已经不适合农耕民族驻防和开垦，相反，沙生植被却可以为游牧民族的骆驼和马匹提供一定的后勤支持

结合内因和外因来看，嘉靖年间曾铣的复套之议，其实已经不具备可行性，甚至如果真的按照曾铣的做法来制定御边之策，把每年数百万两，十万计的军力人力投入在一个几乎没有回报的战线中，按嘉靖年间大萌可能真的就亡国可期了。现在把曾铣塑造成一个力主收复领土而被奸臣构陷至死的忠良烈士，借以抨击大萌放弃河套，丧权辱国者，不过是不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一厢情愿地把地图开疆的愿景强加在古人头上罢了。事实上在当时，反对曾铣奏议的代表人物中，就有后来边事名臣翁万达，“门无私谒，卒后囊无私遗”的兵部尚书陈经，以及高手在民间的唐顺之，你能说这些人都是丧权辱国的腐败奸佞？

一码归一码，你黑英宗在土木堡葬送宝贵的边防力量又不肯以死谢天下没问题，黑武宗荒诞怠政视军事如儿戏没问题，你黑嘉靖年间严党专横也没问题，但修仙道长在这件事的判断上脑子是清醒的，没得黑。

明朝没有必要为只有一腔鸡血的地图开疆者负责

下为友好交流，不喜勿看

————————————————————

噗，没想到一句“不再是一盘散沙”云云，似乎又让位面之子自以为找到了杠点

看看短短一段话暴露了多少槽点

“达延汗对明朝进攻的次数非常少”“唯一一次貌似有点规模的，也是疑点丛生的明武宗闹腾北伐那次”

你确定？

“孝宗年间的几次对明作战，明军稍微还击就走了”

就走了，就走了，就走了。。。

位面之子难道不知道蒙古军遇有组织之抵抗而入寇不得便遁走本来就是明蒙战争的常态？《万历武功录》也是这样在说俺答汗的嗯，位面之子这样尬黑他的爷爷好像不是太好吧？

还有这个，“达延汗靠的是明军的捣巢作战才能成就霸业”

恐怕明军自己都不好意思这么说

当然位面之子既然说了是玩笑话，那我也就当玩笑处之好了

达延汗对北元的重新整合到底是不是想象，用这些话来概括就够了

其实当时明人对达延汗之后草原秩序的恢复，也是有感触的

“诸虏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营部皆有分地，不相乱。”

达延汗奠定的政治上基础显然不单单是用在位时入寇规模的标准来衡量的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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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苏联的共产主义精神，行！

践踏苏联的logo，不行！

形式主义那套玩明白了属于是。

yiqi-jue-chen-20-88 网友的相关建议:

英雄指挥人们去讨伐恶龙，人们不畏恶龙奋力向前，可英雄却在人们背后架起了冒蓝火的加特林。

可以把我私底下当傻子，但你不能明着面骂我是笨蛋，还硬要告诉我不把鹿当马是因为我无知。

得了吧，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现在的经济日报，九成九的媒体都是为了那一小部分人群服务，它们需要什么就报道什么。

很多人把这些官媒当作真知，却不知人家把他们当枪使，需要的时候大力呼吁，不需要的时候一脚踹开。而人们需要它们的时候，就开始不听，不闻，不理了。

这次怎么拿到手机的，看过直播或者录播的应该都清楚，如果说不是拼夕夕紧急公关，打死我都不信。

几百人或者几万人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媒体罔顾事实，在一个充满诱导欺骗的流氓app遇见了一丁点质疑，它就连忙跳出来开始洗。

恶心啊！啊呸呸呸呸呸！

mi-kang-na-qi-de-mao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国内也不是没有研究印第安人与美国白人关系论文，但就华盛顿时期美国政府对待印第安人态度。觉得华盛顿会剥皮印第安人不大可信

美国真正开始以强制驱逐和屠杀是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开始，当然这也是想获得印第安人土地为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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