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为什么聚集众多伟大人物？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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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的文化艺术要爆发无非是两种情况，第一是社会充满不确定性，每个人睡着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明天能不能醒过来。另一种是生活充满确定性，一个年轻人走出校门就能在街上看见自己的中年、老年和葬礼。而世纪末的维也纳作为毁灭世界的试验场刚好就奇迹般的把这两种彼此矛盾的特质融为一体。人们一方面对未来充满恐惧，一方面又在沉闷的生活里随波逐流。于是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文化就成核爆。

关于这个问题我先推荐两本书，第一本基本上是这个领域内的必读书了也就是卡尔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这本书不但是必读书搞不好还是这个领域内被引用的最多的书。即使在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里，只要作者谈到世纪之交的维也纳，他们或多或少都会表现的像卡尔休斯克。另一本是去年还是前年才出版的《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这本书和大部分其他作品一样也很像卡尔休斯克，作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竭力的和卡尔休斯克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说尽可能的表现的比休斯克更深入。

如果你愿意去看这两本书，那么对这个问题你有了一个总体的印象。如果你不愿意看那么我大体来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问题不是维也纳为什么文化高度发达，而是维也纳高度发达的文化看起来和奥匈帝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实力不符。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角度加以解释。

首先是奥匈帝国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最后形态，而哈布斯堡君主国在近代其实是一个稳步下滑山河日下的过程。所以从传统的角度上说世纪之交维也纳的文化水平或许和奥匈帝国的国际地位不符，但如果把视角放大到整个哈布斯堡君主国本身，那么维也纳的文化地位实际上是符合哈布斯堡的中欧大帝国的传统的。

从文化上说巴黎是十九世纪欧洲当之无愧的核心，所以本雅明称巴黎为十九世纪的首都。巴黎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样的地位，首先是因为巴黎是法国天然的无可争议的首都，其次就是因为几乎可以涵盖整个中欧的文化上的“德意志”，并没有一个像巴黎这样的无可争议的核心。德意志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决定了中世纪早期德意志保持着统一和强大时期的诸王朝难以在某一个城市长期停留。这些强大的经常决定欧洲命运的皇帝们只能在各个帝国城市、行宫之间往来，这就是所谓的帝国巡行。

而当德意志的经济水平跟上来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自己又瓦解了。于是德意志有一系列的地区性首府，而没有一个像巴黎那样能够辐射整个中欧的核心城市。利希腾贝格挖苦说德意志不但没有一个首都“德意志甚至连通行全国的脏话都没有。”其结果就是整个中欧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能够孕育出一个在文化上能够与巴黎匹敌的城市。

神圣罗马帝国晚期的核心如果以皇帝选举、皇帝加冕和帝国议会为标准看那就是法兰克福。但如果以“凯撒在哪，哪就是罗马”为标准，那显然就是维也纳。德意志的大部分城市都是地方文化中心，只有维也纳和法兰克福是整体性的文化中心，而法兰克福又吃了帝国涣散的亏，所以维也纳事实上在几个世纪里扮演了德意志乃至中欧文化中心的角色。是德意志唯一可以和巴黎一较高下的城市。

在这个问题上柏林实在无法和维也纳相提并论，一句挖苦柏林的著名格言是“先有施潘道后有柏林”，施潘道是十九世纪柏林监狱的所在地，相当于“先有海淀看守所后有回龙观”。柏林崛起甚至在经济科学各方面超越维也纳要等到1867年北德意志联邦成立，柏林第一次超越自己“省城柏林”的身份，成为北德意志联邦这个国家的首都。但科学和经济还有工业是一回事，文化是另一回事。虽然维也纳人自己也承认柏林在这些方面的领先，但维也纳人自己依然认为他们在文化上更胜一筹，“除了巴黎就是维也纳。”这是维也纳人自己的看法，至于他们对柏林的看法嘛，可能就是那首歌说的“唯一的帝国之都，唯一的维也纳。唯一的贼窝，唯一的柏林！”

如果我们承认维也纳人自己的这种看法，或者说我们承认维也纳在中欧历史上的这种优先地位，那么维也纳在世纪之交的文化上的爆发其实并不奇怪，相反它更像是这个城市终于从十九世纪不断的失败和纷争中摆脱出来，回到了自己的传统地位而已。

然后我们来谈谈维也纳为什么会在世纪末文化爆发。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经常解释是1867年奥匈妥协把帝国的军费规定为奥匈共同事务，也就是说在军费问题上匈牙利不但拥有一票否决权，还只能在每十年一次的奥匈会议上才能做出重大修改。而十九世纪末是一个各国政府都在拼命扩大职能扩大开支的时代。奥匈帝国不能把大笔金钱花费在军费上，同时这个帝国的执政者在1867到1907年之间又大多是传统的自由党人。他们不可能同意把钱花到改善民生和社会福利上去，那就只剩下一个既能够凸显政府贡献，又符合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的领域了，也就是教育。因此从1867年自由主义者分享帝国权力开始，奥匈帝国就在不断的兴办教育，到二十世纪初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部分的识字率已经突破80%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比例。识字率意味着更多的人能读会写，这就导致新闻出版的高度发达。而兴办教育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大学生越来越多。可是奥匈帝国经济上的“镀金时期”是1880年和1890年代，也就是政府开始加大教育投入的时代。当这些被自由主义者培养出来的新大学生需要找工作的时候，帝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平台期。于是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初的奥匈帝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并不多，要么是考公务员要么是当教师。于是为了安置那些大学生，帝国政府就不得不扩大公务员队伍，设置越来越多毫无意义的政府机关，建立更多的学校来提供就业岗位。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理解匈牙利的公务员比士兵还多是因为什么了。同样的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巴德尼伯爵宣布要考波希米亚的公务员必须懂捷克语的时候，布拉格大学的德意志学生和捷克学生为什么会大打出手了，因为德意志学生不懂捷克语，这条法令直接封了他们考公务员的门。

但单纯的政府教育投入加大和识字率提高，还有臃肿而安逸的公务员和教师队伍的存在并不能作为维也纳文化爆发的全部理由。中产阶级的扩大在整个十九世纪欧洲是一个共同现象，但只有维也纳的文化发生了病态的爆发性增长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从这个问题的时间点也就是世纪之交来加以解释了。如前所述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大多是自由主义者。这一点可以从很多地方加以证明，比如说弗洛伊德博士，这位大师在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执着的分析自己的梦境，而且把自己的梦详细的记录在《梦的解析》这本书里。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弗洛伊德在自己的梦里梦见罗马，梦见1848年革命，梦见教育大臣却从来没梦见过巴勒斯坦。这说明做梦的弗洛伊德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维也纳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犹太人。其次弗洛伊德自己对哈布斯堡王朝并没有什么好感。虽然他也跟贵族打交道甚至靠女保护人当上了教授。但他自己在逃税的时候一点不含糊。所以维也纳税务局写信问他“为什么您都驰名欧洲了申报的收入却这么少？”而他逃税省出来的钱同时又都用来购买政府债券。这就是维也纳中产阶级的共性，既讨厌帝国，又觉得帝国的国债是安全的。这也是他们在1918年以后纷纷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部分维也纳中产阶级或者说上层市民阶级都不喜欢帝国，因为他们信奉传统的自由主义。这种奥地利的自由主义其实今天还有一面旗帜在高高飘扬，那就是学院里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但1848年这面自由主义的大旗不是在讲台后边飘扬而是在街垒上飘扬。那一年维也纳的市民拿起武器跟皇帝浴血奋战，维也纳大学生组织了学院团把皇家军队打的人仰马翻。维也纳人和皇帝和解要等到1867年颁布新宪法。随着帝国在意大利和德意志两次战败，皇室终于开始和自由党人分享权力。奥地利自由主义者的黄金时代随之开始。

这个时期的奥地利自由主义者是“要自由不要民主”的最好典范，他们在1867年的宪法当中虽然要求皇帝让出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却从没想过要跟人民分享。他们用财产和纳税标准来限制穷人的选举权。同时还通过选举人团制度，把选民分为地主、城市、市镇和村庄。四个选举人团里城市和市镇都把持在上层市民手中，自然就保证了他们对议会的垄断。在这方面匈牙利的马扎尔自由党也毫不示弱，1867年以后的圣斯蒂芬王冠领土上只有6.7%的人有选举权。

他们愿意花钱搞教育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花钱改善人民的福利，住房、供水、空气、路灯所有这些公共福利问题他们都不感兴趣。他们花钱搞教育是因为他们相信“教育使人自由”，这句话有两重含义，第一是字面意义，也就是教育让人们能够有机会改善处境成为一个符合自由主义者经济标准的“公民”。另一层则是潜在的，教育让人认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改善自身处境的同时，也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

遗憾的是奥地利的自由党人相比匈牙利同行有一个先天不足，那就是他们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地主。所以1873年股市崩盘以后，他们的财产遭到沉重打击。因为股市投资失败，他们就只能靠手里的权力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地位。1873年以后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一样开始大搞贸易保护，国家补贴。从小的地方说这些自由主义者开始公然揽权纳贿，靠灰色收入内幕交易来弥补自己的损失，从大处说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已经变得开始仰赖国家扶持。

这种公然的腐败让自由党人迅速的失去人民的信任，这就导致他们越来越依赖于皇帝的支持。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意放弃自己传统的反对皇权的立场。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当奥地利自由主义者反对皇帝夺取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时候，塔菲伯爵用来反对自由主义者的手段居然是扩大选举权也就是民主化改革。奥地利可能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个民主要了自由的命的事例。到1907年经过一系列改革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部分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自由主义的时代完结了。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世纪初这个时间节点的意义。这是一个在之前的经济高增长，奥匈帝国的畸形制度下，高度膨胀的中产阶级突然失去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威望的时期。同时也是他们的子女对他们过去的道貌岸然感到厌烦的时期。1867年的自由主义理想正在被这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儿女们唾弃。这一代维也纳大人物中间，很多人都是富二代，比如元首舍内雷尔是铁路专家和罗斯柴尔德集团的董事的儿子，施尼茨勒是一个医学教授的儿子，霍夫曼施塔尔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茨维格的爹不算大财主但也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营生。

这一代学者艺术家很多人都是1867年那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儿子。他们目睹了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落和在道德上的虚伪。他们过着中产阶级的享乐生活却痛恨社会的不公平现状。从这一点上说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样扭曲。和弗洛伊德用逃税节省出来的钱买公债没什么两样。但正是这种扭曲、焦虑、不安，与他们的反叛、愤怒和生活上的衣食无忧结合在一起。才在20世纪初创造了一个疯狂的维也纳。“毁灭世界的试验场”。

缔造了维也纳文化的是“环城大道一代”。他们在“环城大道”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在自由主义者执政期间认清了不公平的世界。对自己的父辈充满厌恶，“环城大道式的”因此在他们嘴里成为一句骂人话。但同时当他们看到反对他们父辈的那些人，比如法西斯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又觉得不寒而栗。于是学术、艺术和文化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的出路。在这些领域里他们暂时忘记了窗外黑暗的未来。即使到帝国灭亡以后他们还可以用这些东西来怀念过去。其中的经典就是《昨日的世界》。

理解了所有这些背景，我们就能真正理解世纪之交的维也纳的本来面目了。这是一个古老帝国走向灭亡之际的最后疯狂。而且是社会里的一个特定阶层，就是中上层市民阶级的最后疯狂。这个帝国的另一部分中下层市民的疯狂是民族主义。无产阶级的疯狂是赤色维也纳。

维也纳的大部分人其实在天赋上都并不特别过人，只不过他们生活在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末路狂欢”的环境里，于是就爆发出了惊人的文化创造力。我们举个例子，如果彼得-德鲁克不是一个管理学家，他单凭他的回忆录和《经纪人的末日》也足以和其他维也纳大师并驾齐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