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查尔斯.梯利的《法国人民》
假如我没总结错的话,王国政府正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腐败,组织维持起了这只军队,正如上面文段所说“营造17世纪这个庞大中央集权化国家的那批人,追求的并不是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而是要拓展自身及其盟友的权力”,这么看来国家机器更像是某种兼顾着政治交易和分赃性质的存在。。
赞同 @威斯特蜀黍 的说法,在旧体制法国,腐败这个概念有时候非常模糊不清,因为即使是印象里中央集权极度加强的波旁法国,依然无法建立一套中央控制下的高效率的财政和军事系统,依然需要与地方贵族的合作,甚至在征兵、补给等方面不是由中央来全权负责,而是下放到地方。比如,在武器、补给上,经常是君主要求地方各省督的仓库提供一部分,还有就是随军的商人、承包人来提供,可以说16-18世纪的战争,商人、承包人受到武器、补给的订单,也促进了工商业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的确,当中央财政拨款给地方的时候,肯定不免会有军官中饱私囊,用这些宝贵的资金或物资用来为自己谋利,而不是全面投入战争所需。
面对这种情况,法国从黎塞留的时代就开始派遣intendant们,作为王室任命指派的督察官,来监督地方的税收、治安、军事等方面,向王室汇报情况,路易十四的时代这种制度已经很普遍了。可以说这也是绝对君主制建立,王室试图削弱地方贵族自治,加强王权对地方的控制以及对资源的调动的方式。他们也可以在战争时期,用来向王室汇报情况,来防止腐败对军队的侵蚀。
当然intendant这种督查官制度,本身也不是建立在多么公正的基础上,他们很大程度也是建立在与王室的恩庇关系上,而且在地方也容易受到贵族们的贿赂或威胁。那么王室所能做到的最好,也仅仅是任命那些获得足够多的好处的,和王室的私人关系密切的,值得信任的人来监督地方,确保王室尽可能多地掌握地方真实的情报。
整个旧体制法国是建立在特权上,持剑贵族长期作为军事阶层,这种特权,比如地方自治、免税、收取领地地租,也是他们服军役的保障。即使绝对君主制加强,也无法消除旧体制法国地方贵族的特权,而是要容忍这种特权换取他们对王权的支持。旧体制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也无法改变各种贵族领地、主教区与中央直辖区犬牙呲互的局面,真正统一政令与军令。
直到法国大革命,特别是雅各宾派时期,随着特权的废除,行政区划的中央集权化,特派员制度的实行,普遍兵役制的推广,法国才真正建立有效率的中央集权制度,统一政令与军令,让欧洲陷入长期的战争之中。
说说三十年战争法军的情况
这个问题感觉有点高估17世纪上半叶法国王室对于军队体制的掌控能力,因为如果想要清晰地界定什么是腐败,那么一套可以将私人和公有财产严格区分的行政体系首先是必须的
然而这个清晰的标准在17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并不存在
和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这个时期的法军并不是一个由中央王权统一动员的军队模式。因为法国长久以来极其复(wen)杂(luan)的财税体系,加上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王室并不能凭一己之力掌握足够的财政资源去应付战争高峰时期的军事需要。一方面王室需要极力削减军队的开支(缩短军队的服役期,削减军饷和补贴,允许海外服役的骑兵就地征(qiang)调(jie)物资),另一方面,还需要将军事责任下放给地方省督来分摊,由省督自掏腰包来维持军队开支。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传统的封建义务观念仍然对很多贵族和宗室起作用,使他们有意愿在国难当头时承担起自主招募军队的责任,为自己的家族建功立业
但是这么做最显而易见的后果,其实就是进一步模糊了公权力和个人私产的界限。那些先前为此自掏腰包募集军队的封疆大吏,有着更加强烈和正当的理由为其后中饱私囊,克扣王室发放的津贴和利用军事资源牟取私利的行为辩护。而王室本身为了扩大短期财源而采取的包税人制度和卖官鬻爵等措施,也加剧了滋生这种腐败的温床。
从这又引申到了另一个问题。
因为法国军队的这种现状,通常大部分论著所采信的三十年战争法军巅峰动员力在20万这个说法,实际上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即使在考虑诸多discount factor之后折算为12万,这个数据也是很有疑问的。因为这一切的推算,都是基于“法国王室有能力对军队进行统一征召、维持和调配”的假设上进行的
但如果抛开这种假设前提,从基层关于私人募兵规模的文献证据由下往上进行估算,战争期间法军的总动员跟上述估算的下限,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即使包括了本土那些装备不堪,士气低落又被欠饷的卫戍部队,从战时这些部队的战略优先级来看,空额的情况只会比前线更加严重)
所以对这个时期的法军而言,与其说是腐败腐蚀了战斗力,倒不如说是为了维持战斗力,而不得不对对腐败行为作出一定的妥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