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对于国家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影响，比如说在哪些方面和领域? 第1页

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cr后的中国（1978-1989）经历了一个广泛的新启蒙时期，在“思想解放”的旗号之下，各种在前十七年中被压制着的文化以及对前三十年文化的反思都迸发出来。

而cr，正是这一新启蒙时期所谓“现代精神”的前史，如果我们将现代性简单的归结为“确信当前的时代与之前不同”。那么很明显，新启蒙时期的现代性正建立在对西欧启蒙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同构性想象上，正如启蒙运动将之前的历史想象为宗教与迷信的时代，五四运动将民初以前的历史视为封建时代一样，新启蒙时期也将cr视为一个充满political violence与whzz以及个人崇拜等非理性行为的时代，从而又一次建立了“封建/现代”“愚昧/理性”“zz/mz”的二元想象，从而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现代的开端，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解放与政治行动，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

在新启蒙时代的晚期，被视为主将之一的刘再复提出了告别rev的论调，而新启蒙时期的思想领军人物李泽厚更是提出了一种重要的历史叙述方法，即中国自五四以后的历史是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最终救亡不断压倒启蒙”的历程，由此为这个时期提供了思想史上的合法性。

而刘青峰等人将现代化理论引进之后，这种基本的心理认识得到了学术上的表述，也就是cr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断裂，是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破坏，由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现代化建设，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学理很p内继续推进现代化的表述如此类似，此后，现代化理论一直占据着国内政治讨论的主流，而“rev”等论调则被视为前现代的陈旧语词而被放弃。

我们可以发现，在后cr时代的第一阶段，cr总是被视为一个封闭的，自足的整体，也许是由于当事人所受的心理冲击，也许是《历史问题决议》的盖棺定论与清洗xx人所带来的文化领导权的转移，有关cr的讨论一直未能展开，但正是因为这种不约而同的“态度同一性”所谓新启蒙才得以成立，而在八十年代结束之后，由于国内外情势的变化，这种默契渐趋瓦解，一个有关启蒙，现代性与全球化想象的时代也走向了自己的结束。

此后，newleft派与lib登台，秦晖，崔之元，王绍光等人基于shzyscjj建立阶段重新展开了对于cr的讨论，而民间对x与红色时代的热情回潮，一系列有关cr回忆性质的著述出版，cr的封闭性也逐渐打开，一个个不同于新启蒙阶段的诗意想象的cr叙述建立起来，由此开始了另一场新的论争，即所谓的“newleft派与lib派论争”。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基于对cr的共同想象才有了所谓的新启蒙时代，我们现在明白八十年代的cr叙述很多是出于误读（比如现代诗很明显来自于cr时代的圈子，而黄皮书等文化产品也随cr对gjjq的破坏得以流传等等），而这种解读又多少暗合了改革以来的去政治化潮流，但不可否认的是，八十年代的解读方式仍然是大多数人有关cr想象的主流。

由此可见，将cr视为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锚点，或者一个断裂是不会有错的，但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断裂，事通三统式的述说还是沱牌对堕落worker state的执着，都是将cr镶嵌进历史叙述的一种方法。不论如何，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如何看待cr时期的种种面向，可能仍是当代中国人政治选择的一个重要步骤。

不正经地讲，cr已经成为了新时代的“年兽”——一种周期性仪式的象征物。在中文互联网，一三五反对red guard打倒权威的民粹主义，二四六反对强权者清查异见者的极权主义，周日痛斥大举报，大斗争的cr复辟。甚至一些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人物在反对cr时，采取的话术都是惊人的一致。

归根结底，要“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就必须时不时地对cr这头可怖的年兽“复辟”“放鞭炮和敲锣打鼓”。

正经地讲，cr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是击碎并重塑了国家机器，让中国的政治力量洗牌。某种意义上，没有cr就没有改革派的上台（苦笑）。而后继者在一系列改革后选择走向所谓的全民党，也是对cr的背离和考量。

其次，cr也给中国思想文化带来的大断裂和大分流。某些文化人觉得cr摧残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我看村里的乡贤和城里的国学班搞得很红热嘛。cr对旧中国文化的反叛是无疑的，但同样的，cr和对cr的反思促使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百花齐放”。一些人从历史的创伤中反思拥抱自由主义，追求自由化和市场化比如run去浙江的某422成员和省无联的某知名文章的撰稿者（虽然他当时就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但还是披了一层皮）。一些人在目睹了八九十年代的春风后，从老保转成了老左，重新反思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比如某知名关于抗美援朝的文章作者。也有的人反思人性之恶，比如某湘江风雷山鹰战团的知青。有的人学会了灵活的政治手腕，比如某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研究生。还有的人看到了民心可用，比如某联动风雷战斗组的一名成员。

至于经济方面，成就还是不错，虽然自然是和cr“无关”，而是全体人民反对cr的成果。可见cr本身是没有人的，毕竟人都被变成了鬼（确信）。但是按照前三年和后七年的划分，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还是能通一通三统的（大嘘）。

当然，随着中国的发展，cr的符号又被重新挖掘出来并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民粹主义的内核。毕竟一些人琢磨过来了，某些迫真反思cr的人是在用（他们眼中的）cr的方式反对（他们眼中的）cr。该斗争的还是得斗争，该打倒的还是得打倒，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cr在其后的四十年，被扭曲，被塑造，被“复辟”。最终，其历史的意义又逐渐被新生代挖掘出来再思考。他像一个幽灵一样徘徊在中国的土地上。cr是不死的，正如一个完满的社会没有得到最终的完成。

cr造成了什么影响？

太长不看：与大多数的看法相反，cr在国内许多地区，造成的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狂热。相反，在江浙、广东等地区，cr使得当地的自发资本主义秩序得到了长足的增长，同时由于cr严重打击了劣凝档的管制能力。

某种角度而言，80年代的那一场改革，更像是对于cr中期已经出现的自发zbzy现象的追认，许多我们认为来源于80年代才出现的“伟大创新”，它出现于70年代初期、甚至更早的时期。（这里也能解释一部分左派朋友疑惑的，f4“复辟zbzy的罪名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在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答案也不尽相同。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发展”，那么这里就尝试从经济和体制的角度，来解析一下cr对于中国的影响。以下内容出自《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找这本书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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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r让部分地区，民营地区得到了发展的空间

首先，让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话语，来讨论一下cr对于基层生态最大的影响是什么。答案非常简单，cr冲击了基层的秩序，而秩序动摇最大的损害者就是当权派。

我们把目光缩小一点，放眼到浙省。浙省当权派的一大特点是，本地存在着两个体系的官僚阶级，一个是由本土游击队转化而来的干部，另一个是由北方随着野战军南下的干部体系。

在历次政治斗争之中，本土干部处于劣势的地位，所以在cr之中，他们有更强的动机允许地方民间私营经济活动。

在游击队县，由于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左”的政策表面上看 起来有声有色，实际上沦为形式主义，并没有被真正贯彻下去，甚至直接就 因为各方面的不合作，而草草收场，这和本书第3章所介绍的“包产到户''的 经历是十分相似的。例如，永嘉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再次把“包产到 户”视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予以打击，但地方干部的做法和20世纪 50年代一样（见第3章），明里和上级保持一致，实际上却一切照旧。到 1968年，全县7 025个生产队中，5 432个在搞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 77.3%。⑥为清除包产到户的影响，永嘉县委在1973年和1975年都把包产 到户作为“农业学大寨”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但结果却是，实行包产到户 的生产队数量不减反增.1976年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的比例达到 了 80%。⑦在乐清县和瑞安县，官方严禁包产到户，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被 视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要被割掉，生产队也被要求合并升级为生产大队。⑧ 不过，所有这些政策都由于农民的抵制而名存实亡。⑨显然，地方干部默许 甚至支持了农民的不合作。在这两个县，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最后仍然落 实在生产队而不是生产大队。⑩实际上，整个温州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的总趋势就是减小生产队的规模，分田到户。①
金华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于1968年达到高潮，县委同样要求并队升 级，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最终效果十分有限。在整个“文革”期间，该 县生产队的平均规模基本上保持不变,核算单位也都仍然停留在生产队一 级。自留地在运动中被收归集体，但很快又被返还给农民。大寨式的工分 制也是闹腾了一番后很快就被取消了。②在杭州萧山县，“左”的政策如大队 核算在干部和群众的反对下根本就无法贯彻下去，很快就返回到原来的生 产队核算体制。③在宁波的郭县，“左”倾政策也是来势汹汹，但虎头蛇尾，在 20世纪70年代初就完全搞不下去了。④

2、 cr使得民间私营经济快速发展

cr大规模的冲击当权派，使得民间秩序出现了大量权利真空，而对于正规市场的限制，又使得地下黑市环境变得高度繁荣。

同样，无论是对于三结合的早饭派干部、自发性的早饭派领袖、曾经被打压的本地干部这些“弱势”的人物而言，他们的统治极其不牢固，所以必须容许基层进行私营经济，以获取支持。

与此同时，官方对正规市场的监视和打压，不经意却造成了地下黑市 的极大繁荣。例如，“文革”开始后，尤其是武斗之后，永嘉县的地下黑市 变得极为普遍，其中，岭窟市场最大也最为有名。不仅永嘉的居民（主要是 农民），甚至邻近县（包括乐清、洞头、仙居、缙云、温岭、玉环等县）的居民， 都在事先约好的日子里，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岭窟市场，集中进行木材、绸 布、鱼、肉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的交易。岭窟市场甚至吸引了其他省份（例如 福建和江苏）的商贩加入进来，进行交易；在交易高峰期，日参与人数可达 1万人之多。县委数次试图关闭该市场，但均徒劳无功。岭窟市场最终反 而成为整个浙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地下黑市。③同样地,在乐清县和瑞安县关 闭了正规集市后，地下黑市也不顾官方禁令，如雨后春笋般冒出。④在其他 游击队县，例如兰溪县和绍兴县，黑市贸易在正规集市贸易被官方关闭后， 也是十分活跃。⑤义乌县的市场和集市贸易甚至一直公开运行到“文革” 中期。⑥
地下黑市的盛行，充分说明了“文革”期间地下商业的繁荣以及地方干 部对这些不被官方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活动的默许甚至是公开支持。例如， 因为树苗生长周期短，市场价格高，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萧山县的新街公在平阳县，农民将手织布料销售到8个省区，包括江苏、辽宁、福建等，以 及24个省内县。公社干部与银行、财政、交通运输等部门均卷入到这一活动 中，为农民私自销售提供便利。⑥在永嘉县的楠溪港，每天都有2 500-3 000 人在那里搬运、装卸木材，构成本地木材市场交易的重要一环。⑦实际上，在 温州地区，当地群众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市场和商业网络，包括各种地下 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商铺，等等。许多人甚至开始雇工,这简直是对当 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最大背离和挑战。⑧

甚至于，我们还能看见一部分“武装保卫zbzy”尾巴的有趣故事

而当地干部不仅支持农民自办工厂，其中不少人甚至直接加入到这一创 业大军中去。在乐清县的淡溪乡和岭底乡，村民在彭某（乐清“文革”武斗时 虹桥派的领袖之一）的支持下从事虾皮和木材生意。例如在淡溪乡的茅烽 村,全体村民都在做虾皮生意。而我们通过访谈，得知彭某本人就在“文革” 后期开办了一家地下工厂加工虾皮。为制止当地的资本主义，上级派遣了 工作组进入该村,但成效甚微。为了完成任务，工作组不得不和彭某达成协 议，由彭某出面说服村民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农业生产，作为回报，彭某可以 获得贷款以投资自己所办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