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九起义前，蔡锷歃血为盟为何说要恢复汉室？ 第1页

先说结论：突出满汉对立实际是辛亥革命初期比较常见的现象，所反映的是革命党长期以来的宣传策略，即注重“光复”多于“共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共和观念难以被普通民众和新军理解，宣传“光复”或“排满”能够更有效的起到动员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以“排满”为主要导向的宣传策略持续时间并不长，尤其是随着孙中山回国以及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专制与共和的矛盾取代了满汉成为主要矛盾，这种变化也体现出革命观念的深化。

首先来看几个革命初期强调满汉关系的例子，首先是武昌首义，由于武汉两大起义组织之一的共进会本身就是相对偏激的革命组织，所以在首义的过程中，排满的倾向十分鲜明，比如指代汉地十八省的“铁血十八星旗”本身是共进会的旗帜，随着首义成功，他也成为军政府甚至革命的象征。在武汉军政府发布的第一张布告中强调：“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勿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在《布告海内人士电》则称 :“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之仇 ……我汉人四 万万之生命, 死活在此一举。”

而在湖北以外，其他地区的革命新军中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在湖南，当新军打到抚署时，湖南巡抚余诚格出来说：“弟兄们，我们都是汉人。”然后亲书“大汉”二字挂在桅杆上，到后院挖洞逃跑；在陕西，张凤翙以“兴汉灭旗”为口号发动起义，并于次日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的名义发布安民布告；在山西，姚以价在起义时演说道：“满清入关，虐我汉人二百余年，可算是穷凶极恶，现在外患日亟，而满贼仍用盗憎主人的伎俩，来以压制汉人，谄媚外人为宗旨……今天我们要不当这家奴，要救我们的中国，非先推倒满清不可。”还有问题中所说的云南，在起义之前，革命党新军在白纸上写下“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起义于10月30日晚爆发，蔡锷发表演说：“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河山，兴我汉室之为愈耶！果能如此，诚汉族之荣，军界之光也。”

而在新军以外，在劝导旧官僚归顺革命时满汉关系也是极为常见的口号。比如在江苏宣布独立，程德全就任江苏都督时，各街头悬挂起“兴汉安民”的旗帜；为了劝说广西巡抚沈秉堃加入革命，省城四处高悬“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广西独立，广西独立万岁”旗帜。而最夸张的是，是赵尔丰为了暂避风头，将政权暂时交给蒲殿俊，成立了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其中《宣告独立书》中甚至滑稽的写道：“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而与世往极。”将“共和”与“帝国”并列，显然对于革命的意义毫无了解。

就革命时期的整体形势而言，对于排满的强调在时间与空间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革命开始后的前一个多月，之后革命军便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并极力阻止，武汉军政府颁令强调：“吾辈当知革命宗旨在光复，不在报复。”而在空间上，排满行为主要集中于同盟会活动薄弱的中西部地区，最典型的是陕西，如果说其他地区的革命力量是新军的话，那么陕西的革命武装主要依靠会党，因此革命思想的贯彻也最为薄弱，同盟会曾主张仿照其他省份，定名为“秦陇革命军”，但是最终确定为“秦陇复汉军”，而部分哥老会成员甚至主张“秦陇洪汉军”，以体现其会党背景，或许正是因此，陕西的排满行为最为激进。总体而言，除西安、荆州、武昌等个别地方外，其他地区并未出现过激的排满现象。

革命初期的排满口号，与此前革命党的宣传策略有关，清朝作为一个“异族王朝”，同时具有“异族”和“王朝”双重属性，因此革命党也针对性的提出了“驱除鞑虏”和“建立民国”两项目标，由此也就产生了强调“光复”与“革命”的两种宣传策略，而就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而言，“排满”比“共和”更能有效的动员新军与民众，比如在辛亥革命前组织最大的黄花岗起义，革命党倪映典便在新军中选编洪秀全、岳飞、韩世忠和清兵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故事，在新军内部进行宣传，传播革命思想，因此被新军们称为“讲古仔”，而这种宣传方式显然侧重排满多于共和。立场最为极端的章太炎更是在《革命之道德》中强调：“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

当革命党在事后进行回忆时，也大多承认相比于共和，排满的口号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胡汉民曾指出：“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阎锡山回忆：“辛亥之改革可以说民主主义的力量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的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甚至连孙中山本人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也承认：“没有革命以前，大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譬如当时参加同盟会的同志，各人的目的都是在排满……他们本人的心理，许多都是注意民族主义，要推翻清朝，以为只要推翻满清之后，就是中国人来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

但是实际上，孙中山本人基本做到了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并重，诚然，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祭拜了明孝陵，以显示自己的“光复”之功，但是早在1906年《民报》的周年庆典的演讲中特别强调：“有些人认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在革命开始后，由于边疆形势的动荡以及立宪派的参与，在孙中山回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后，革命军排满的倾向便被五族共和替代了，在孙中山12月30日起草并公布的的《中国同盟会意见书》特别强调革命之使命“不卒之于民族主义，而卒之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是孙中山在 1912 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特别加以强调:“国家之本, 在于人民。合汉 、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 即合 汉、满 、蒙、回 、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 。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 。是曰领土之统一。”

总体而言，始于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止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的辛亥革命，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段，前半部分是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由此与清廷形成南北对峙的局势，后半部分是南北双方通过议和的方式最终推动清廷退位，在革命伊始，为了动员新军发动武装起义脱离清廷，排满的宣传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当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双方聚焦于议和谈判时，主要矛盾便变成了专制与共和的矛盾，五族联合成为南北双方的共识，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1月26日蔡锷本人所发出的通电：“即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可见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南北双方革命意识的深化。而在几年以后，当袁世凯复辟时，“共和”更是彻底成为全国不可侵犯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