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粤文」这种东西？ 第1页

【说清楚本文中的定义，现代标准汉语的口语形式是普通话，书面形式是（官话）白话文，粤语的口语形式是广东话，官方书面形式也是官话白话文，民间形式是粤语白话文（i.e.粤文）。】

这是个言文一致运动。虽然我觉得，言文一致运动本身就是个大麻烦。

我说的言文一致是广义上的，大中华文化圈里的改变潮流。言文一致是什么？字面上来看就是，说的跟写的一样。你觉得我现在说的就跟写的一样啊，那是白话文运动的结果，再以前的人，说一套写一套，嘴上说着口语，落笔便是之乎者也，照样活得好好。

现代汉语基本上是一种言文一致的语言。粤语不是，粤语的口语是广东话，书面语是官话白话文。

这句话有点复杂，仔细读几遍：古时候，文言文对于口语来说，就相当于官话白话文对于广东话。

也就是说粤语说的跟写的不一样。你可能不太能理解？我学粤语之前以为粤语和普通话的区别就是每个字的读音一一替换掉，后来发现不是诶，其实说起来从语法到用词都不一样。

举点小栗子，你看TVB的电视剧会发现他们说的话和字幕是不一样的，很有可能嘴上说的是

「唔该，俾樽汽水我。」（俾：给，樽：瓶）

字幕显示的是

「劳驾，给我一瓶汽水。」

字幕上就是书面语。作为一个粤语使用者是很有意思的，他们看着「给我一瓶汽水」这个语法结构，在大脑子就会自动转换成「给瓶汽水我」，或者说，言文不一致的语言存在文读和口语两种读法和思考方式。

文言文也是这样。如果古代有电视剧，

A君可能嘴上说的是「时间不等我啊。」

字幕中显示的就是「时不我待。」

A君嘴上说「你太笨了！」

字幕显示「甚矣！汝之不惠。」

A君又说「我有什么错？」

字幕显示「吾何错之有？」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字幕这么显示有什么好处呢？

作为一个地道的北方人你一定能看懂「劳驾，给我一瓶汽水。」，但你不一定能看懂「唔该，俾樽汽水我。」

同理，「在20世紀之前，以

書寫的文言文，於

以及

、

、

、

，是

都能通曉的，故文言文使用在幾乎所有正式的文書上。」我们从前之所以用文言文当字幕，是因为不管你嘴上说的是韩语还是日语，北方官话还是吴语，大家都能一起愉快地看电视剧。

【不信吗？以下是栗子】

1862年日本派商船「千岁丸」到上海时，随船而行的藩士比野辉宽尝试与中国人笔谈，而后集结成册，其中一本《没鼻笔语》的开头就写道：「初，余之游支那国也，在上海港。其所逢之人，不下数十人，言语不通，瞠乎相对而已。于是不得已，假笔以语彼视之情，而得气味相投者六人，以笔日语，遂作小册二卷。」[1]二战结束前日本记者丸山靜雄在越南采访时，也曾经与当地人用文言文进行笔谈，并且发现当地中年以上的人大都认识汉字。[2]

【栗子结束】

古时候文言文的使用范围与中国的影响力很有关系。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受西方影响而逐渐削弱，日韩等国家的自创文字也逐步推广，各个国家都相继出现了言文统一与废除汉字的运动，如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曾提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鲁迅也曾写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3]日本的明治时期提倡脱亚入欧，全盘西化，废除汉字。朝鲜在二战后完全取消汉字，韩国在2005年更是将首都由「汉城」改名做「首尔」，以减少使用汉字。而越南在法国殖民时期由统治者推广了表音的使用罗马字母的越南文，更是在中越战争等政治事件后全面禁止了汉字标语。

我不评论这些事的好坏，毕竟是因为中国文化输出不再强势，大中华文化圈各自培养了民族主义而已。但在沟通上造成的障碍是确实存在的。

我们现在把关注点回到粤语来。

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n army and navy —— Max Weinreich 语言就是拥有军队的方言。

粤语其实跟日语、韩语、北方官话一样，也需要一个从文言文而来的言文一致的过程。你或许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由于日语、韩语有各自的政权支撑，这些活动可以很顺利地进行下去。北方官话作为政权选定的语言，经历了言文一致运动之后，有了官话白话文作为配套的书面形式。

而今天的粤语（包括吴语、赣语、闽南话等）被迫接受了官话白话文作为自己的书面语，此处的白话文就与从前的文言文一样，跟他们嘴上说的是完全不同的。

有其他答主指出，

粤语白话文（粤文）在19、20世纪就已出现，它的成规模出现很可能是拜官话的白话文运动所赐。

那么粤语与粤文，其实只是在积极追求言文一致而已。（随之而来的分离主义当然也难免，但堵不如疏，见仁见智吧。）

另外我引用的那位蒋为文的文章你们可以到

（不确定有没有被墙）上找一找，再感受一下我讲的分离主义。这位教授应该是深绿中的深绿，他在推广这种夹杂着罗马化发音的闽南话与汉字的书面语，我看起来有点累，如果你懂闽南话应该会感到亲切与满足。

引用一段学校的普通话课程介绍：

對於書面語體和口語體的不同功能和使用場合,香港人的界線反倒很清楚,如廣告、公佈、新 聞等,都習慣讀出文字,如車廂廣播: “請照顧小童及長者” 、“車廂內請勿飲食”,而普通話廣播時,“小童”會改用“小孩” 、“請勿”改為“請不要”,但試想想,為什麼粵語不改 用口語化的“細路” 或“唔好”? 完全是跟語體有關,故此,電視上聽到的新聞、天氣和交通 消息,常有“情況危殆” 、“行車緩慢” 、“雨勢頗大” 、“時間尚早”等書面語詞。這麼看來,說方言的香港人,對於區分“雅”“俗”的敏感度,會比說慣“言文一致”的普通話的 北方人,要更高一些。

但也不能不注意,正因為粵音讀字的普遍使用,正規漢字沒有的方言字,也就容易進入書面, 慢慢造成只有香港人會看的中文; 另外,由於學校教學是用粵語讀課文,一般香港人不慣於用普 通話讀書面語。

[1] 丸山靜雄（昭和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印度支那物語》（インドシナ物語）。ASIN: B000J7UJ4Q。

[2] 冯天瑜（2006）。《“千岁丸”上海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3] 蔣為文（2005）。《漢字文化圈的脫漢運動》，<語言、認同與去殖民>。台南：國立成功大學，ISBN 957-884-5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