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上海瑞金医院年轻麻醉医师猝死？ 第1页

这个新闻在朋友圈爆发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微信问我：“你们麻醉医生为什么这么累？不是打一针就好了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若是刚本科毕业的我，可能还会一番争辩，但现在，已经习惯的的敷衍一句“也没那么简单，事情还是多一些的。”

不怪他孤陋寡闻。每个职业都有被误解的地方，作为一个麻醉医生，可能“打一针”就是被误解的地方。

在知乎看到这个问题，想着写些什么，但“说明书”一般的麻醉科普有时令人麻木，索性讲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手术吧。

作为一个麻醉医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大概是我规培二年级的时候，夏天。那段时间我的亚专科轮转是普外科麻醉，整个月都陪伴着肝胆胰脾外科的外科老师们奋战胰腺癌手术。我们医院是比较大的胰腺癌中心，全年完成胰腺手术超过一千例，这意味着每天都会有5~6例胰腺手术需要完成。

大概是那天的最后一台手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这是普外科创伤最大，最复杂的手术。患者是一个60多岁的老爷子，高血压，糖尿病，说好不好的术前状况。从麻醉的第一个药物经静脉针推入血管，到平稳进入麻醉维持期开始手术铺单，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和我的带教老师完成了麻醉诱导，气管插管，呼吸机及吸入麻醉药开放，动脉、深静脉穿刺置管，腹横筋膜神经阻滞，心排量监测仪调试等工作。当外科医生的第一个无菌铺单铺上手术台，我的后背已经渗出了一片汗渍。

外科医生在切下第一刀之前，惯例的告诉我“麻醉医生，我们准备开始”。我把麻醉药剂量开大，加深麻醉，眼睛看着监护仪。——我要保证这个老爷子平稳的进入手术期，不能有剧烈的血压、心率波动。这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会看着监护仪上跳动的曲线，听着“嘀…嘀…”的声音，鼻子闻到一股焦味——那是外科电刀切割皮下脂肪产生的焦烟。

然后我惯例的填写麻醉记录单，开好患者术后的镇痛泵配方，确认一遍呼吸机参数和监护仪参数以后，我搬着凳子，靠在电脑边的墙上，头靠着墙，面朝着监护仪的屏幕。——这是我在手术室最喜欢的坐姿，我可以睁眼就看到监护仪和呼吸机的参数，也能让身体保持放松的“烂泥状”姿态，这对工作了将近9个小时的我来说算是一种放松。

但那天是个例外。

手术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主刀医生对一助吼了一声，大概是因为配合不好，或者碰到复杂的部位视野看不清。我没当回事，准备看看电脑上的时间。突然，一股鲜红的血柱直挺挺的从患者肚子里射到了无影灯上，伴随着主刀嘴里的一声“我操”。

——大概破了一个小动脉。这不是太要紧的事，手术过程中没结扎好破一两根血管是常事。但我意识到情况不对的时候，是主刀和一助一声不吭的低头继续做，吸引器不断吸引出鲜红的血。我看着监护仪的参数，情况还稳定。

完成一个重要步骤是主刀的手术台带教时间，他要交给他的助手和学生手术的要点。但现在他没有，所有人全神贯注的盯着手术台。

本能告诉我，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短短5分钟，引流瓶里面已经引流出500ml鲜红的血，吸引器还在不断吸出，主刀的眉头逐渐皱紧。尽管监护仪的血压心率参数还很坚挺，但我已经开始准备血管活性药物并加快了静脉补液的速度——我的经验告诉我，血压往下掉是分分钟的事。

大概10分钟以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引流瓶的血接近800ml，给进去的液体似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氧饱和度曲线开始漂移，心排量监测提示回心血量不足——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大出血。

我让台下护士赶紧去血库提血，电话汇报上级医生出血情况，进一步放开输液速度，手上拿着两个血管活性药随时准备从中心静脉通路给进去——我必须在血浆和红悬到之前把血压撑住。

这个时候的我，眼睛盯着监护仪的动脉压曲线，屏幕上反射着外科医生埋头手术的情景，我瞟了一眼引流瓶的血，1300ml。我毫不犹豫的把去甲肾上腺素连接上中心静脉通道。

这是我最后的防线，因为输液已经开到最大，所有静脉通道都在补充液体，在血库的血拿回来之前，一旦血压下降，我只能通过药物维持住血压。但这也意味着更多的问题即将到来。

果然，原本130/80左右的血压，勉强通过去甲肾上腺素维持在100/60。这个用了几十年的老药，通过收缩外周血管，维持住血压来保证重要器官的灌注，但这一收缩，也意味着要牺牲一些“此时不太重要”的器官，比如肠道，比如肾脏。

血库的血来的时候，我把带教老师叫了下来。我熟练组装输血管道，老师开始调整血管活性药的剂量。手术室没有人说话，大家似乎都在默契的做着各自的事情，只有监护仪“嘀…嘀…”的声音，和吸引器不断引流的吸引声。

出血出到2500ml的时候，我已经拿着注射器不断从静脉通道推血，配合着另外一路加压输血的不断灌入——但即使这样，监护仪上还是提示回心血量不足，血压值持续报警。这个时候的血管活性药已经用了很大的剂量，麻醉深度也经过调整，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收效甚微。

主刀大概瞟到了我和老师的忙碌，问了一句，“血压多少了？” “90/45，在加压输血。”我回答道。

“没事，能扛住，你们接着开。”老师说完，手术室重回宁静。

胰头肝门部的解剖结构复杂，位置深，个体差异大。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在这个区域的手术也如在针尖上跳舞，一不小心便是一个重要的动脉断裂。而一旦断裂，迅速涌出的血液直接覆盖住手术视野，原本狭小的解剖结构中满眼都是红色，看不清结构。

下不去手就止不住血，下手有偏差就会造成更进一步的出血，与其说这是考验外科医生手术技术，不如说这是考验他的心理素质。

而另一方面，我已经用最大速度输血补液，同时带着大剂量的升压药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

不把血压维持住就不能保证心脏、大脑的血液供应，但为了维持血压而过多的使用升压药，其他脏器功能则可能因为缺血而造成术后的功能不全。

麻醉，也是两难的境地。

但那一声“能抗住，你们接着开”，大概就是麻醉和外科难分难舍的全部含义。就像在一个战壕里面的兄弟，只要你敢冲锋，我就敢给你掩护，哪怕枪林弹雨，也在所不辞。

手术，何尝不是打仗。

四个小时的时候，出血逐渐少了。主刀的头上全是汗，护士擦完一会又冒出来。血压依旧勉强维持着。我摸着老爷子的腋下和脸颊，皮温已经下降了，而监护仪提示的体温也降到了35.2摄氏度。

如果说顺利止血是外科医生度过了难关，那么此时麻醉医生的难关才刚刚开始。伴随着大剂量的输血和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患者体内的内环境和电解质水平已经完全紊乱。

血钾过高会心脏停搏，血钾太低会心律失常。更别说还有血钠、血镁、血钙、血氯，还有pH，碳酸氢水平，乳酸水平等等。血气分析的20多条参数，每一条背后都是心惊胆战的结局，每一步都不能错。

我开始纠正患者的酸血症——输入碳酸氢钠，修改呼吸机通气模式。血压虽然稳住了，但因为输入大量的库存血，凝血系统开始崩溃。我让台下护士拿来了冷沉淀，希望可以改善患者的凝血功能，但经验也告诉我，这收效甚微。

手术虽然止住了动脉、大血管的出血，但凝血异常以后的组织渗血是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的共同噩梦。我开始使用一些促凝血的药物改善凝血情况，外科医生的手术步骤也变得更加小心。

血管活性药仍然泵注着很大的剂量，但吸引器的血还在不断往外。我看了看时间，补充了一次镇痛药的剂量——即使是再紧急复杂的抢救，患者的麻醉深度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然后外科止血，关腹，缝皮。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我看着引流瓶里面接近8000ml的血，以及手术床边厚厚的血袋——这一台手术，我们把患者全身的血换了两遍。

但战斗远没有结束。

外科操作结束以后，我开始降低麻醉剂量，只维持基础的镇静水平，调整呼吸机参数，但此时又再次出现血压和心率的波动。我再次抽取了一管动脉血进行血气分析，仪器缓缓测出参数，看着白纸黑字一点点的吐出，眼前有点恍惚。

此时，手术已经接近六个小时

内环境仍然紊乱，血压仍然很低，此时患者体内的血管可能很多都麻痹而失去了收缩功能。从手术室转运到ICU的路上， 盯着监护仪的我仍不断的推注升压药维持血压。

到ICU以后，我和同事交接患者的术中情况，同事感叹一声辛苦了，我长舒一口气。我戏谑的说不好意思又给你送来了重病人，他嫌弃我总是给他带来坏消息。

我们穿着不同颜色的洗手服，胸口分别写着临床麻醉科和重症医学科，但在那之上，我们共有的名字是，麻醉学部。

是的，如今的ICU，很多仍然是麻醉医生的战场。从手术室到监护室，从评估门诊到疼痛诊疗中心，每一个医院的麻醉科都是最大的科室，麻醉医生或穿着不一样的衣服，但却都承担着“生或死”的责任。

作为一个资历尚浅的麻醉医生，很难说这个职业有多累。一天3、4台手术，一天10到12小时的工作时间，一个月4个到5个的夜班。这些数字，可能和其他科室医生一样。

但就像那天一样，面对突发的大出血，面对复杂的患者情况，麻醉医生或有预判准备处理突发情况，或临阵反应给出处理方案，或有条不紊，或慌张突然，但最终的结局大多都是扛住了手术的状况，扛下了稳定的生命体征。

这个过程，也伴随着麻醉医生每分钟接近120次左右的心跳。

如今，中国的麻醉相关死亡率已经降到了十万分之一，中国医疗质量的进步，麻醉学科的贡献度第一。这是所有麻醉医生一起努力的结果。

但就像瑞金医院的江医生一样，为了这样的进步，麻醉医生们付出了艰辛的代价。

成为一名麻醉医生以后，我也曾感叹工作疲惫，也曾抱怨“下辈子不学医”。但很多时候，我仍会记得在硕士毕业论文的致谢里面我写着“这三年，我最为珍贵的收获，是我找到了一份热爱。三年的学习经历，让我更加坚定得走在麻醉学的道路上。我深知未来或道阻且长，或疲惫气馁，但在无数个不眠的晚上，我仍向往着那个“其间或要经历更多磨砺或挫折但我最终一定会抵达”的目的地，我始终相信着前方站立着一个有可期，有所为的未来。”

即使荆棘丛生，前行的路却义无反顾。

这是瑞金医院的江医生，

也是其他的中国麻醉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