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西南财大教授在财新网发表的文章《对专业人士应谨慎动用警权》？ 第1页

以我个人的视角来说，这个观点并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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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每个人可以说都是“专业人士”。哪怕是街边做早点的大爷大妈，同样也是自己领域内的专业人士。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来说，每个专业人士既需要与专业人士接触，也需要与非专业人士接触。

这样一来，同一种话语就有了两个不同形式的表达——专业表达和公共表达。当专业行为渗透入公共空间中时，专业表达就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专业行为，而是具有了可预见的社会影响力。当然，同的专业人士对社会所能产生的实际影响是不同的。文学、哲学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士，只要不反党反社会，就算说个再偏激的观点也不至于引发社会恐慌，但有些专业的行为的确会直接跟公共安全相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士的言论就不再简单的是个人观点，而是事关整个社会的安全以及政府的公共决策。

因此，这个问题的本质不是专业争论是否应该被干涉的问题，而是当专业争论影响到公共安全的时候，是否应当被限制的问题。

只有区分了专业表达与公共表达，有些事情才可以继续讨论。

在我看来，在专业领域内的任何专业争论，警察当然不得加以干涉。这里所说的专业领域内的专业争论，是在专业人士范围内以符合专业规范的表达方式进行的一切表达。换句话说，在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场合，任何言论——无论这言论看起来有多么可笑或者令人讨厌，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如果一个研究地震的专家在学术会议上提出北京在8月3日将会发生8级地震，概率在90%以上，这当然没什么问题。警察以此来抓人，肯定是不对的。就算是8月3日北京没有发生地震，你也不能说这个专家是造谣。

但是，在专业领域之外的表达，是不是要受到限制呢？我个人认为要受到限制。因为当一种表达超出专业领域，就意味着它不再受专业认知的制约，而是有可能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还是上面那个例子，如果这个地震专家突然在朋友圈里开始散布北京8月3日要地震的消息，并且贴出了一堆数据佐证，引发了市民的恐慌。那么，如果8月3日北京没有发生地震，警察可不可以认为这个人在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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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现实中，我们还经常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那就是专家们的个人意见会跟官方意见相左。比如这次疫情中，早期武汉市政府认为这个病基本不会人传人，但李文亮医生认为会人传人并且将这一观点传播，所以遭到了训诫。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是否应当进行管理其实是值得商榷的。这里说得值得商榷的意思，是管有管的道理，不管也有不管的道理。

先说一说管的道理。我们知道，在对专业问题的认知上，非专业人士往往会出现很大的误解和偏差，因此专业问题如果错误传播，的确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对于同一个问题，学术界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如果这些问题涉及公共决策，那么多种声音就会让人无所适从。这个时候，一个来自官方的权威声音就很有必要，它能够统一所有人的行动，避免出现问题。

拿美国举个例子。前几天特朗普在演讲中说氯喹是目前发现能够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之一，于是有一对老夫妻就去买了氯喹吃，最后死了。当然，这个锅特朗普肯定不会背。但如果我们把特朗普换成是一个医学专家，他公开说“氯喹可以预防和治疗新冠肺炎”，结果导致很多人去买氯喹甚至吃死了，警察可不可以管？

再做个假设，假设1月底的时候上海药研所那边说的不是“双黄连抑制新冠病毒”，而是“氯喹可以治疗新冠肺炎”，结果所有人都去抢氯喹，最后死了不少人。上海药研所要不要负责？

再说一说不管的道理。这个就很好理解，因为有些时候官方的观点也只是专业内观点的一种，并不代表一定正确。像这次疫情中，事后来看，李文亮医生是做对了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李文亮医生的受罚非常生气的原因。

在管与不管之间，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从本质上说，在一个被“专业”分割的社会里，许多重要领域的“专家”的决定是非常关键的。但无论怎么说，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专家一旦开始公共表达，就必须有对自己的话负责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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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专家的观点与官方的观点发生冲突时应当如何处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决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建立更好的反馈机制。如果专业人士有自己的想法，可以更及时地反馈给官方，并让官方修正自己的行为。此次疫情前期出现的很多问题，是源于武汉官方的疏忽麻痹，如果一线医护人员能够更及时准确地上报给相关部门，那么疫情的危害或许会更小。

第二个途径是专业共同体发声机制。所谓“专业共同体发声机制”，意思是如果专业人士的确发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那么最好是以团体的方式来发声。这样做的目的是把个人观点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学术观点，或者说让自己的观点得到共同体的确认，这样一来这种表达也就成为了专业团体对社会的公共表达。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在今年的疫情期间，这两个途径都出现了问题。这个我当然承认，但正因为有问题，所以才要想办法改进，而不是说因为有问题就把这个途径废弃了。否则，如果人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发声，那么类似双黄连这样的闹剧肯定会不止一次的出现。

总之，我认为警权不应当只对专业人士谨慎，而是应当对所有人谨慎。但在另一方面，专业人士也应当意识到自己在不同渠道发表观点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并做好对此负责的准备。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专业人士的发声问题，关键是建立更通畅和合理的发声通道。

价值层面，完全错误，从根本上违反了现代社会普适的平等原则，错误到不值一驳。

现实层面，这是近乎绝望的喊话了。如果要求警权对所有人都慎重，是不可实现的奢望，那么至少对涉及重大社会安全的专业人士慎重，把这项理论上的基本权利，作为一项特权，给钟院士、给李医生，给那些有可能会阻止灾难的人。

至少，让我们这些普通人能活下来纳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