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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里是否有醒悟者?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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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一说我们济南的山大夫!山崎宏大夫!现在住在城南边的老济南的中年以上的人,很多人小时候都找他老人家看过病的!

山大夫1908年生于日本冈山县,1937年做为随军军医来到中国,因为实在无法接受侵华日军的禽兽行径,服役半年就当了逃兵。他本想逃到山东沿海坐船逃回日本,一路艰难乞讨逃到济南,善良的济南人民给了他吃喝,于是他决定留在济南。这一留就留了大半个世纪。

刚刚经历了战火的济南,百废待兴,山大夫在济南南郊开了一间小诊所,隐姓埋名,默默的为济南人民看病。很快新中国开始公私合营,山大夫的小诊所变成了公私合营诊所,再后来,山大夫当上了卫生所正式医生。直到文革结束前,病人们几乎都不知道,这个一嘴地道济南话的老大夫是个日本人。

在后来,改革开放,中日友好期到了,山大夫在冈山县老家的哥哥帮他在日本联系了一份医生的工作,报酬不菲,山大夫一口回绝。那个时候,中日城市之间会结成友好城市,山大夫为这事儿往返日本每次都会带回来医疗设备和科学书籍,捐赠给济南的医院和图书馆。给自己带东西,却扣扣索索的甚至会捡别人不要的东西带回来。这个时期,公众才逐渐了解山大夫的身世。

再后来,山大夫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不太好了,来诊所坐诊时间越来越少,不过每到周末还是会来诊所免费给病人看病。08年汶川地震,山大夫多次把微薄的积蓄捐出来,还发动家人多次捐款。2010年,山大夫在家中离世,享年103岁。按照大夫的遗愿,遗体捐赠用于医学研究。

山大夫早年曾经和一个外地逃难过来的带女儿的女人结婚,本人没有生育子女,却专攻儿科半个多世纪。在职医生期间,涨工资的机会每次都让出来,离世时的住房也是80年代分的很老式的筒子楼。他的大半生都在默默无闻努力“谢罪”,可他哪有什么罪!

千百万侵华日军像牲口一样毫无意义的死了,死后还被人按在靖国神社这个耻辱柱上受亚洲人万世唾骂,他们的名字无人记得。在海洋彼岸的济南,人们会一直记得那个默默为孩子免费看病的大夫,那个被人叫“鬼子大夫”也毫不在意的老人,一直记得。

ps:这个诊所直到今天还在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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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驻湖北应山的日军第三师团46名士兵因不满日军中的压迫和受到新四军宣传影响,发生集体暴动,震动了日军高层。该事件具体细节在《从反战同盟五支部到日军46人集体暴动》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侵华日军内部最大的一次反叛——46人集体暴动

  湖北应山是日军第三师团所在地。新四军五师和反战同盟五支部以各种方式,甚至派人打入第三师团内部,对其进行反战瓦解工作。该师团工兵大队一中队经常收到寄去的传单和食品,反战情绪日增。

  1942年10月,在第三师团进攻湖南的前夕,一中队中队长因有新任务,需要离队一段时间,由关中尉代理中队长。关中尉一向盛气凌人、蛮横粗野,对部下动辄破口大骂,拳打脚踢,士兵对他早就不满。

  10月7日晚,关中尉突然命令全体集合,进行训话。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加之又不是惯例的集合时间,士兵们没有思想准备,更有些人晚饭后出去了。集合点名时,曹长山口、军曹平井、伍长三井等三人没有归队。关中尉先是当着全体士兵破口大骂,当三人回来后,又把他们拉出队列拳打脚踢,用木棒猛烈抽打,用竹刀在他们身上乱砍。接着,又把平时对他表露过不满的三井拉到一边,借机报复。用竹刀在他身上乱戳,用木棒猛击其头部,三井当即昏死过去。关中尉还不罢休,命令勤务兵将三井绑在宿舍前,浇了好几盆凉水,浇醒后再打,打昏后再浇醒接着打。这样反复多次,三井被打得死去活来,头上鲜血如注。直到关中尉发泄够了,在其他士兵的一再求情下,才就此罢手。

  关中尉的暴行,激起士兵们的强烈义愤。他们开始秘密酝酿惩罚关中尉的计划。10日晚,山口召集几名士兵,商量如何下手。他列举了关中尉的十大罪状,并以探询的口气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大家早就受够了欺负,一致表示同意。然后,他们分头活动,动员士兵集体行动,准备痛打代理中队长。

  14日,三井召集愿意参加行动的24名士兵,用假名进行签名,用刺刀划破手指,滴血盟誓。消息在士兵中传开后,15日,又有22名士兵要求参加行动。他们决定当晚采取行动,并买来一坛白酒,每人痛饮一碗,借以壮胆。

  晚10时,一名叫高桥的军曹到关中尉住处,谎称上司来电话找他,将他骗出宿舍。走了不到15米,这时,三井从暗处一跃而出,照着关中尉的脑袋就是一棒;与此同时,高桥也转回身,一拳将关中尉打倒。早已埋伏在两旁的士兵一拥而上,齐声喊着:“打呀!打死这个坏家伙!”拳头、棍棒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关中尉被打得鼻青脸肿,倒在地上起不来。一个少尉闻声跑出来企图干涉,被山口猛击一棒,吓得抱头跑了。山口随即带领士兵冲入关中尉的宿舍,将所有东西砸个稀烂。这时,许多士兵高喊:“走啊!回日本去,我们不当兵,不打仗!”

  但很快,日军大部队就对暴动士兵进行了镇压。山口、三井等几人被押送到师团司令部。经过严刑拷打、审讯后,被投入监狱。其他参与行动的士兵也都受到了惩罚。

  这次暴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受一中队的影响,驻应山的日军厌战、反战情绪日益增长。许多下级军人公开地咒骂天皇和日本政府;二中队中队长野沫,甚至因厌倦无休止的侵略战争而开枪自杀。又有一些人投诚举义,加入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行列。


该事件后来被改编为小说《哗变的“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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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王将军的招待所过夜,这是间整洁的日式平房。

“为什么你们的建筑选用日式风格呢?”

“哦?是日式的吗?”王震有点吃惊地回答,“我不知道。我请俊雄给我盖一栋洋房,刚刚完工。”

“俊雄?他是谁?”

“俊雄曾是日本俘虏。他是一名工程师,三年前他沿着同蒲铁路修建碉堡时,我们抓住了他。他加入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现在隶属于我的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问他。”

三十一岁的冈田俊雄是个和蔼可亲、聪明伶俐的人。他身穿一套共产党的八路军军服,看上去很自在。很明显,他十分受战士们喜爱,当我们通过一位看起来比冈田先生本人更像日本人的中国翻译与他交谈时,战士们围了过来。冈田给我们讲了他的故事——他是如何在一场漆黑夜晚的突袭中被俘的,以及他是如何心想自己将被折磨杀害的。令他吃惊的是,俘获他的人对他非常好,甚至提出把他送回部队。他拒绝了,因为他知道有人回去后被宪兵秘密枪毙了。他进了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在那里接受了一年的训练,1942年5月加入八路军。

“现在他是我们的劳动英雄之一。”王震补充道。冈田先生害羞地笑了。他们让他当劳动英雄,是因为他发明了一种吸水泵,原理上类似于美国农场使用的抽水泵。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不仅参加延安的所有大型公开会议,还经常在会上发言。他们被赋予了选举和被选举权。他们中的一员,森健,被选为边区政府的委员,而中小路静雄则是延安市政府参议员。按照八路军优待日本人的原则,学生们得到的口粮比中国普通士兵的口粮要好。例如,他们不吃小米,而是吃白面,他们每月的肉类配给大约是6磅,比八路军战士多1磅7盎司。牙刷、牙膏、毛巾、肥皂和烟草等日常用品供应充足。他们有自己的厨房,自己做日式菜肴。虽然他们不参与大生产运动,但每天还是要花几个小时纺纱、做木工或种菜。他们是熟练的玩具制造者,做的玩具在延安很畅销。



中共控制区的战俘,要么立即释放,要么参加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接受反战训练。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窑洞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在写宣传单、准备新闻广播。

抗战戏剧的排练。中间两名没穿外套的男子是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他们扮演的是日本军官。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编制的一份图表,将发给他们的口粮与日本平民收到的口粮进行了比较。

——哈里森·福尔曼《红色中国报道》


另外,由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版本翻译太烂,我正在将其重新翻译,预计将于本月下半月完成,到时会把电子版放上来,对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收藏此回答。


感谢各位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本书已经翻译校对完成,请大家自行下载,如有错误,欢迎给我发私信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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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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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累计投入兵力几百万人,总共算下来醒悟的也就上百人,所以平均每几万人才有一个醒悟的,也就是说罪人总归是罪人。

总体来讲侵华日军犯下罪行,根本就是无可饶恕的,几个人的醒悟,代表着他们这个民族当时根本没有任何觉悟。

醒悟若是没两个就有一个醒悟,那说明是领导人有问题,几万人醒悟一个,那是整个民族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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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田助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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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些醒悟的日本兵的故事:

目录:

更新(10)日本战犯幡然醒悟,痛哭流涕,向受害者下跪道歉

(1)一段日本兵和八路军战俘的友谊

(2)一名日本兵好人爱上中国慰安妇袁竹林并救了她的真实故事

(3)学习马克思主义投奔八路军的日本兵

(4)赤尾纯藏:日本军官营救一位中国少女的故事

(5)一名多愁善感而又坚持正义的日军老兵的回忆录

(6)救下中国少女,却又为自己的暴行悔恨而自杀的少尉

(7)坂本寅吉:投奔八路军的反战士兵,与一名中国姑娘的爱情

(8)八路军对日军开展反战思想宣传,碉堡里的日本兵受到感动,竟一起放音乐

(9)元山俊美:被中国人所救的一名日本兵


(10)日本战犯幡然醒悟,痛哭流涕,向受害者下跪道歉

这是一部讲战后留在中国的日军战犯醒悟的纪录片

影片中可以看到,在抚顺审判中,这些杀害,强奸过无数中国人的杀人恶魔,亲身面对他们当初折磨过的幸存者,痛哭流涕,下跪认错,并主动请求判处自己死刑!

这是一种让人多么震撼的场面,是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没有过的,和东京审判的战犯表情冷漠,拒不认罪,狡辩,形成鲜明对比,让人慨叹!

观看地址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

这里再分享两个纪录片中没有提到的战犯的醒悟故事:(摘自恶魔 人性 人 采访侵华日军老兵纪实 《时代文学》 2003年03期)

永富博道(又译 永富博之)

图 永富博之年轻与老年照片

  同属东方文化圈的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有什么不同,一直是在脑子里打转的问题。但有一点似乎感受到了:和讲究以下处上、以柔克刚的中国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达尔文气息:崇尚强者、崇尚武力、蔑视弱者、蔑视同情和怜悯。这种文化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格,这在下面将要讲的永富先生的故事中可以看出。

  我曾经在一本日本作家写的书里看到过永富的身世。他出身并不贫寒,但小时候身体瘦弱,为此在学校里经常被嘲笑和欺负。为了解决瘦弱的问题,永富从小就拼命地锻炼自己,吃了不少的苦,终于有了一副强健的体魄。但和体魄一起强健起来的还有另外一种东西。

  无论是拿中国人做活体解剖的汤浅,还是在七三一里残害中国人的筱冢,接触他们以后,我都不认为他们是坏人。只有永富,在我眼里这是个坏人,而且,从小就坏,是坏透了的那种人。

  永富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就争着参加学生参观团来到中国。那正是南京刚刚被日军攻陷的时候,永富急不可耐地要到南京去,为的是能赶上大屠杀。在南京城外,他兴致勃勃地跟着日军学习如何杀中国人。当时的情景,他即使在悔改以后说起来还如数家珍:中国人跪在前面,一个日军军官拉好姿式,抽出刀,往刀上浇一点冷水说:看着,要这样。一刀挥过去,中国人的头一下子飞出去老远,两股血从中国人的脖子上窜出来。永富在一旁看的热血沸腾,正想接过刀来一显身手,一个中国人突然拼命地站起来,一下子跳进了长江,在身旁的日军士兵还没反映过来的时候,永富已经抢过了他的枪,一串扫射,水面上泛起了一片血色。

  回日本以后永富就积极要求来中国,后来主动要求进入日军特务机关,又来到中国的山西。永富在中国另外一个名字叫阎王,这个名字在山西许多地方妇孺皆知。杀人之于永富不是作战需要,而是一种人生乐趣。他会发明各种杀人的方法,尽可能地使人死得痛苦而有趣。比如,他会把长矛刺进人的肚子里搅动,然后把碎肉和肠子一起拖出来;比如,拷问的时候他会不辞辛苦地找来大石头和原木,把人的头夹住,然后用刺刀在人嘴里搅;比如: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当着孩子的面折磨他们的父母,孩子哭得越凶他干得越起劲,折磨死父母最后再杀掉孩子;再比如,有一次他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十四个女人和孩子,他便找来干草把他们全部薰死......据战后的战犯法庭认定,永富在山西亲手杀害的中国人有111个,而永富自己说超过了200个。当五六年对关押在山西的日本战犯审判的时候,永富是唯一被判刑的一个。当时的刑期是十三年。

  六十几年后我们见到的永富生命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人开始糊涂了,说话颠三倒四。我们很想听他讲讲过去的事情,但他什么也没讲,只是一直在哀哀地哭着,一遍接一遍地说:我有罪,我罪该万死,我向中国人谢罪。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我得承认我不够宽容,当他这样忏悔的时候我的目光里始终充满了厌恶。我知道他改悔了,数年中一直在到处讲自己的罪恶,可我觉得还是无法宽恕他在中国做过的一切。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始终不相信永富是真正的改悔了。我不相信一个以杀孩子为乐的人还能再变成一个好人。

  永富后来写过一本书,名字叫《白狼的爪迹》,是写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恶的。可是那本书的某些篇章里,仍然残留着一个崇尚武勇的人谈起武力和征服时会热血沸腾的感觉:

  “什么犯罪不犯罪,全然没想过。杀与不杀是我的自由。把人集中起来,殴打,只要觉得哪儿不对,‘啪--啪--’,就杀死。”

  “那里堆积着几千具尸体。因为初次看到这种情景,身体开始瑟瑟发抖。想到自己是剑道四段,不能让人看出软弱,于是就兴奋起来。”

.......

  请注意这些简短的句子和急促的语气,能相信这是一个在沉痛悔罪的人写的吗?

  可是永富似乎是真的改悔了。几十年来,永富一直积极参加中归联的活动,到处宣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甚至腿摔坏了也在所不惜。当初中国放他回家的时候,他发誓要把后半生全部用来向中国人谢罪和反对战争,几十年中永富是忠实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的。

  无论是汤浅还是筱冢,我都能成功地把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只有永富,白狼永富和忏悔的永富在我眼里始终不是一个人。

  见过永富以后,我又把写永富的书找出来反来复去地看,现在我想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为永富人格的嬗变找出一条线来。

  日本投降后永富没回国。别人想跑没跑成,他却是自己留下来的。他无法接受日本战败这样的现实,梦想着在中国纠集日军残部当海贼,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或者收集情报送回日本军部去。就这样仍然在山西为非作歹,一直到四九年被解放军抓住。

  从四九年被捕到六三年释放回国,永富在中国大陆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造过程。现在我们来看看永富一步步如何走过来的,看看这个过程能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施虐狂改悔了。

  首先我们不要忘了永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永富人格的形成要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永富出生的熊本县是日本尚武精神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少年,特别是男孩子从小要受到严格的、近乎严酷的训练,目的是让他们有刚健的精神和体魄,以一种攻击性的姿态对应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上文所说的,永富少年时身体瘦弱,因此受到这种风气的蔑视和攻击,并受到学校和家庭更严厉的训练。强壮起来的永富形成了有强烈攻击性的人格,用这种主动攻击他人的方法掩饰自己的弱小和自卑

  长大后的永富是天皇的狂热崇拜者。这也符合这种人格的特点:因痛感自身的无力,所以依附和崇拜权威,用权威的意志来取代自己的意志

  这种人格遇到强烈挫折时会拒绝承认现实,所以日本战败时永富拒绝回国,可笑地要在中国大陆上使日军卷土重来。

  被捕后,和其他拒绝交待自己罪行的人不同,永富总是痛痛快快地把自己做过的事写出来。有许多没写,不是不想写,是他从来不以为是罪,所以忘掉了。当管理员问他有没有隐瞒时,他爽快地回答:没了!我还想把别人干的写上哩。

  被捕后的永富仍然表现得感情麻木,缺乏人的情感,面对受害者的控诉无动于衷,我猜,说不定还有自豪感。

  写永富的书上说看到许多中国受害者的控诉使永富第一次产生了人的情感,我对此十分怀疑。被捕时永富已经在中国作恶十多年,杀了二百多人,要是面对受害者就能产生人的情感,他也就不是永富了。

  很明显,当永富根本不把自己和别人看成一样的人的时候,他怎么能对别人的痛苦产生同情和怜悯?

  我想,也许永富的第一次触动源自他的自杀。

  永富被捕后关在山西,当时中国正在镇反,每天报上都传来某人被公审,然后被枪毙的消息。狂妄的永富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他来的,是为了告诉他日后的下场,为了给他威镊。永富说他不怕死,但是怕被押到群众大会上,被人吐一脸唾沫然后被枪毙,于是他找了条绳子,决定象英雄一样自己结束自己。

绳子搭在梁上时,所有强硬的外壳都破了,永富发现自己怕死,他想活着,哪怕是做条狗也想活着。他从地下爬起来那一阵一定自艾自怜地呜咽了好一阵:强者的外衣被无情地剥掉了,永富不得不承认自己和那些被他杀死的中国人一样是怕死的动物。

  如果说人的情感被移入,我想这可能是第一次。

  五六年永富在山西太原被公审。据说有一张照片留了下来。照片上,永富面对着几位幸存下来出庭做证的受害者家属,满脸鼻涕地跪倒在地下,叩头如捣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我的罪即使枪毙也不过分,对不起啦

  对于强烈地想活的永富,可能此时已经把中国人也当成了人,但是这样求饶,更强烈的动机是想寻一条生路吧?但是回到牢房后他会怎么想?他再也不能用强者来自谓了,他知道自己为了活已经把过去的一切丢在了泥里,再也不能用那些外壳来保护自己。

  永富被判了十三年。我想即使对于永富,私下里也会觉得这个处罚太轻了。此时的永富有没有因此产生感恩之情却不敢妄断。

  判刑后的永富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到了抚顺后的永富似乎再没闹事,规规矩矩地接受着所里对他的改造。一个强者的外衣一旦被自己剥下,再想用它来遮羞也难了。

  永富在抚顺受到了完全人道的、充满了人性的待遇。永富记忆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

  某一天,一位齐姓管理员送给了永富两只小鸟让他养。寂寞中的永富精心地照料着这两只鸟,但不久鸟就死了。那位管理员又送来两只,不久又死了,然后又送来两只......

  在阅读的时候经常被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方法惊叹不已,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这些管理人员的基本素质:这位管理员不断地抓鸟来给永富养,毫无疑问是有意而为,目的在于使失去了人的基本情感的永富在饲养中重新找出人的温情和善意。

  永富说,为了养鸟他煞费苦心,最后终于把鸟养活,两只鸟终日在他的牢房里绕梁飞来飞去。看着那自由飞翔的鸟儿他回忆起自己童年时在熊本山里捕鸟的情景,被异化的永富藉着养鸟回到了还没被污染的童年。

  也许此刻的永富心里涌出了人的柔情。

  六四年永富被释放回国,临行前痛哭流涕立下重誓:回国后一定把后半生用来向中国人谢罪,反思自己的前半生,把战争经历告诉日本社会,追求和平和日中友好。

  如前文所述,四十多年来永富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的。

  这时候的永富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崇尚强者、崇尚武力的人格了吗?

  如前文所引用的,一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提起当年用武力征服永富仍然会热血沸腾。

  那么,如何解释永富日后悔罪的表现?

  大多数日本战犯从中国回去后都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光。日本社会不接受他们,把他们看成背叛武士道精神的胆小鬼,是被中国洗了脑的懦夫,会被日本警察盯稍、跟踪,工作很难找,社会上也受歧视。永富也不例外。他回国后曾长时间被日本警察监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在一个公路团工作,警察却经常打电话,或者直接到单位把他带走问话。难以忍受的骚扰不得不使他辞掉了这份工作。曾经被他热衷吹捧的一切终于变成一块大石头,最终砸在自己脚上。再也无法在日本社会成为强者的永富可能在这个时候终于看清了他过去迷信的一切会给人带来什么!

  从加害者的队伍里被扫地出门,扫到了受害的位置里,永富终于能体会到被他人攻击、他人加害的情感了。

  这以后永富不断地以觉悟者的身分出现,对日本社会现实强烈抨击。

  永富觉悟了吗?

  永富觉悟了。他体会到了受害者的情感,知道侵略战争不对,他在为阻止这种社会现实再次出现而努力。

  永富的人格改变了吗?

  我不敢说。从他的行文里,依稀可以看出对往昔的怀念。另外,谁知道他是不是在经历了看清自己是个怕死的可怜虫的打击后,在用这种方式与社会对抗,努力地想使自己看上去是个强者


汤浅谦

汤浅先生今年八十六岁,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时,还是一个翩翩少年,穿一身质地很好的军服,双手把一柄军刀,坐在一群军人中间,仍然掩不住身上的儒雅之气。六十多年后的汤浅先生更显得文质彬彬,领口挂一块盾形的玉牌,穿一身质地仍然很好的西装,说话的声音不疾不徐,目光和善,待人温厚,一派谦谦君子之风。汤浅先生是位医生,在医院里德高望重,尽管年事已高,每天仍然抽半天时间到医院为病人诊病。其余的半天里,汤浅先生也不闲着,几十年来汤浅先生只忙着一件事:悔罪。

  汤浅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六十多年前曾经在中国山西日军陆军医院里做过的一件事:他用中国平民做活体解剖来演习医术,先后做过十例。也就是说,有十名中国人在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被他以一种科学家的精确和严谨的精神慢慢地摘去身上的各个器官,最终把一个健康的成人卸成一堆零件。

  他用和缓的语调对我们讲着当时的情况,讲来讲去只讲第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后来的解剖已经成了例行公事。他回答说是的,当然个别的印象还至今未忘。

  那第一次的每一个细节他还记忆犹新:那一次解剖了两个。年长的一个已经听天由命,被命令躺到手术台上时毫无反抗。年轻的从进了房间就恐惧地呜咽,徒劳地向后缩着身体。一个军医在后面推他上手术台,他却拼命地向后缩,于是一个站在汤浅身旁的女护士微笑着对他说:上去吧,不疼,一会儿就完,给你打麻药。一边说,一边回过头来,向汤浅吐了吐舌头,意思是:逗他玩呢。说到这儿时汤浅找出了那女护士的照片。那是一个看上去还不满二十岁的女孩儿,和另外一个同样年轻的女孩儿亲昵地搂在一起傻笑着,看上去就是邻家那总也长不大的黄毛丫头。女护士这一句谎话安慰了那将死的青年,他停止了徒劳的反抗,乖乖地躺到了手术床上。那个青年年轻的、毫无瑕疵的身体给汤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一再提起。然后几个日本军医就围着这两个中国人忙起来了:先摘去了盲肠,又卸去了胳膊,又锯去了腿,又截去了肠子,又切去了胃,又打开了呼吸道--这些情况在战场上日军士兵都可能碰到,这些初出茅庐的军医们需要有这方面的训练--该摘的都摘去了,被摘成了一个空壳的青年居然还呼呼地喘着,打开的脖径那儿冒着血沫。那个时候的军医们还很仁慈,他们没活着把这两个人丢出去,而是找了一根绳子结束了他们,然后丢到了医院外的大坑里。在那儿,早就有习惯了的野狗等着这经常会有的美食。

  汤浅说这第一次对他还是有刺激,但第二次时就习以为常,等到第三次第四次,当他开始拿中国人训练新来的军医时,他已经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他说后来的解剖经常是在不用麻药的情况下进行,我无法问他,在那种情况下他如何能忍受得住被解剖者凄厉的惨叫。我执意要他回忆一个后来的例子。他又说了一个,却没能把它讲完:那一次他用一个中国人做大脑皮质的试验。他一步步地讲着把那个人的脑壳打开,取出大脑皮层,讲到这儿时他停下了,再也没能讲下去,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当他取出大脑皮层的时候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还在不停地喊。

  我早就知道汤浅先生已经悔罪,知道他顶着日本右翼势力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几十年中不停地用自己的经历和罪恶向日本社会揭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滔天大罪,但当他用安静的声音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坐在一旁,仍然忍不住用憎恶的.也许是充满了仇恨的目光盯着他。我难以想象象这样一个看上去富有教养.令人尊重的人如何能对自己的同类做出那种事情,更难以想象做过这种事情的人也有资格来悔罪,请求世界的原谅。

  象这样一颗灵魂也有可能复活吗?

  日本投降时汤浅还在山西。他居然没想过跑,因为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有罪。他只在盘算着:日本战败了,回去也没有什么事好做,干脆就留在中国,当医生算了。他果然就留在了山西,在国民党部队里继续当他的军医,直到被共产党抓住,关进了战犯管理所。当被关进去的时候汤浅先生愤怒得大喊大叫:他怎么可能是战犯?他什么事也没做过!

  在山西战犯管理所里,汤浅先生受到了完全人道的.充满人性的待遇。在漫长的被关押的岁月里汤浅慢慢地回顾自己的军医生涯,当管理所要求坦白的时候,汤浅被迫交待了自己活体解剖的罪行。汤浅说:那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犯了罪,并因此感到恐惧。

当一个罪人被别人当人对待的时候,他的人性也在慢慢苏醒。汤浅说,那是个缓慢的但却是很实在的过程。他不再用天皇的命令来推脱自己的责任,他知道,无论有什么借口,做为一个人,他确实犯了罪,他所犯的罪,就是泯灭了人性。但那个时候的汤浅,处心积虑只想着一件事:如何能保住自己的性命,逃脱惩罚,活着回到日本。

  一个母亲的信使汤浅作为人的心灵受到了震动。

  那是一个曾经被汤浅先生解剖过的青年的母亲写给汤浅的。事隔五十多年,汤浅先生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位母亲信中的字句:汤浅,我的儿子被你活着解剖了。那天我听说日本宪兵来抓人,赶快往家跑,我的儿子已经被你们带走了。我赶快跑到宪兵队,在门外等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一辆车开出来,车上捆着我儿子。我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喊,可是我是小脚,追不上你们的汽车。我一直在哭,不知道我的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后来才听说,我的儿子活着被你切成了碎块。

  汤浅说,读到这位母亲的信时,他脑子里想起了山西那些小脚的老太太,想象着这位小脚的母亲在黄土满天的大街上追汽车的情景。说到这儿时汤浅先生拿出了手帕擦着流出的泪,而一向爱动感情的我此时却眼睛发干,一直死死地盯着他。

  我曾问过汤浅先生,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他用刀活活地解剖人时,他没想过躺在手术床上的也是他的同类吗?他摇摇头,说,当时,从来没觉得中国人也是和他一样的人。可能就从接到母亲的信的那一刻起,死者和他们的家人有了形象,中国人做为有血有肉.有母亲有孩子的人复活了。不,更准确的是,复活的不是被他杀死的中国人,而是做为人的汤浅。此时的汤浅,开始把别人也当成了人。

  汤浅在中国的战犯管理所里呆了六七年,最后被释放回到日本。他回忆说,当他回来的时候,过去的同伴见到他都惊讶地问:你怎么会被当成了战犯?你什么也没做过呀?汤浅说:我们不是拿中国人做过活体解剖吗?同伴们脸上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说:为那件事啊。

  汤浅回国后沉默了多年,当日本右翼势力开始鼓噪复活军国主义的时候站了出来,讲出了自己当年的经历,并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他因此受到了一些右翼分子的威胁,骂他是傻瓜,骂他是别有企图,骂他是想给自己的国家找麻烦。但他的同样在中国做过战的哥哥给他写了另外一封信:真佩服你的勇气呀。同样的事情我们都做过,可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说出来。今后,你的书是我们家的圣经,我们要永远流传下去,让子子孙孙都来读。

  汤浅先生多次重返中国,也多次回到山西。但他在山西始终没勇气说出自己当年做的事情。他说,他想,万一那位母亲或者她的亲属认出他呢?他说他不是怕复仇,而是实在没有勇气面对受害者。他已经没了请求宽恕的资格。我指着摄象机对他说:我们做出的节目将在中国播放,那位母亲肯定不在了,但也许她的亲属会看到。你还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吗?他正襟危坐,对镜头说:做出那样的事情,没有资格说出请求原谅这种话,只能用后半生不停地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让同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事隔一天,我们到东京地方法院,参加日军遗弃毒气弹受害者诉日本政府的开庭,又一次看到了汤浅先生。他仍然衣冠楚楚,安安静静,坐在旁听席上聚精会神地听着法庭的审理。审理要进行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要离开,看到汤浅先生安静地到街角买便当,不用说,下午他还要留在那儿。熟悉的人们介绍说,许多年了,只要有事关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法庭审理,汤浅先生风雨无阻,总要到法庭旁听,表示他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支持。

  我盯着汤浅先生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街角。我知道,汤浅先生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过去赎罪。我还知道,汤浅先生将一直这样做到死。但即使如此,当汤浅先生辞别人世的时候,他将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他会觉得他的罪恶清偿了吗?

  世上有一种罪是不能犯的,一旦犯过,便永远地把自己的灵魂留在那儿,再也无法上岸了


(1)一段日本兵和八路军战俘的友谊

日本每日新闻社《一亿人的昭和史》丛书第六册(刊号66977-06)中,刊登了原日军士兵小桥恒夫题为《和八路军战俘的友谊》这样一篇短文,我想,把它翻译在这里,也许能够让我们对那个特殊的时代,多一点另一个侧面的了解。

小桥恒夫,冈山人,当时在日本陆军野战炮兵第110联队第六中队做一名上等兵。他的文章如下:

“昭和十七年[1942年]夏,我因为传递部队即将归国的谣言受到惩罚,被发送到华北石家庄的俘虏营执勤。

虽然受惩罚,作为老兵我还是很自由的。在执勤中,发现俘虏中有一些来自于八路军的人员。出于好奇,我试着和他们交流,经常往关押他们的收容栋[牢房]跑。其中一个八路军战俘好像对此有兴趣,于是我们开始用笔交谈。他对我“说”日本必然会战败的,因为日本的造舰能力无法与美国相比。

‘你从哪里知道这样的消息?’我问他。

‘从重庆台的广播里。’这个叫做张洁君的八路军战俘如是回答。

时间长了,张洁君告诉我,说他是自愿参加八路军的,当时二十二岁。张老成深沉,我总觉得象自己在日本的大哥。

有一天,我出去喝酒,把剩下的葡萄酒带了回来,把张带到我的房间,想请他喝酒。

看到此情此景,他只是微微一怔,似有感触,索过纸笔慨然写道:“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那一瞬间,我被惊呆了,从来没有想过“死”的我,心中忽然产生了“我也是个当兵的啊,醉吧,醉了好”的冲动。当时的惊讶,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而原来一直认为中国兵野蛮落后的想法,就此动摇。

当时,战俘营中每天都要有一人或两人或因病或因伤而死,但是这些人并不肯向我们低头,还有人组织逃跑和夺枪。有一个“病人营”,如果生病进去,和死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一天,我发现张洁君也被送进了“病人营”,打听之下才知道他生了痢疾。于是,我从市场上买了ビオフェルミン止泄药和Creosote丸送给他。结果张没有死,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

而我不久就要取消惩戒调回,也真有可能回国,于是向他道别。张默然半晌,又向我索了笔,在我的从军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谁言交日渺,友爱不觉微,今朝难又别,何日君再回?

n 赠异国友,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于石门市。小桥恒夫君故乡返回恭祝你身体健康一路顺利“

这样,很多年没有再见,我一直在想法寻找他。

终于,在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找到了他。还接到了张君的一封来信,讲他后来成功越狱,

照片里面有他的全家福,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家国营百货商场的会计科长了。

作为万年一等兵(指我行我素又没有上级撑腰的日本老兵,因总是无法升迁而得名),军队生活的回忆对我来说极其乏味,只有和张洁君的友谊,让我永难忘记。“

这段友谊,我无法评价。

转载自萨苏博客


(2)一名有日本兵好人爱上中国慰安妇袁竹林并救了她的真实故事

(注 配图中人物非本文主人公,是另一名武汉的日本兵和中国女子,因主题相似所以贴一下)

袁竹林1922年农历五月十六日生于武汉。父亲袁胜阶,母亲张香之,由于生活贫困,父母无法养活女儿,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人做了童养媳,两个妹妹也先后送人做了童养媳

袁竹林15岁结婚,丈夫王国东是个汽车司机,婚后生活虽谈不上富裕,但还算过得去,夫妻很恩爱,感情很好。然而新的生活刚刚开始,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就烧到了武汉。

“这时我的丈夫到大后方去了,我无处可逃,只得留下。丈夫去了四川,一直没有消息,时间长了,婆婆看我不顺眼,她认为我在家是吃白饭,反正儿子也不会回来,便逼着我嫁出去,这样我就与刘望海结了婚。第二年我17岁时,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蓉仙。这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亲骨肉。刘望海的工作也不稳定,为了活命,我也出去帮人做佣工,由于日军侵略,兵荒马乱,经济萧条,常常找不到工作”

一九四一年八月的某天,袁竹林抱着女儿蓉仙,站在家门口,拍着哄她睡觉。这段时间袁竹林靠着自己和母亲的劳力,帮日本兵洗脏衣服挣钱过活。有的给钱,有的不给。她也很累了,但女儿快快睡着,就不会因肚子饿而哭闹。

这时一个女人走来:

“这小孩是你的吗?”

“是我的。”

“怎么哭得这么厉害?

“没东西给她吃呀。”

“你有工做吗?”

“没有。”

那我给你找个工做吧。是长工,到旅店洗洗被窝床单、拖地板、擦房间。”

“在哪儿?”

“在鄂城。你去吧。明天早晨我来叫你。”

这个女人叫做张秀英。是到处招募年轻女工的。

十八岁的袁竹林想:“家里穷,没办法,又没有男人了。总得有口饭吃。”

所以把一岁的蓉仙交给母亲照看,便随张秀英去了。先到她在张码子巷的家中,会同其他七八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女人,然后一起跟张秀英到汉口码头乘轮船。

几个小时船程,上岸后,张秀英带着这批女人到了鄂城大东门。

她们一看,都傻了眼。

东门里头是个大院子,周围是高高的墙,墙上还有铁丝网。门口有日本兵在站岗,他们都拿着枪,牵了狼狗,戒备森严

年轻的姐妹们都慌了,心寒了:

“我想回去!”

“我要回家!我不打工了!

“让我们走吧!

张秀英把脸一翻:

“没那么便宜!来了就别想回去!

军营中走出一个日本人,岁数老一点,穿着和服,拖着木屐,中等个子,脸稍黑,黑眼眶,双眼皮,眼珠有点鼓。他把所有女人逼着赶进去,这一进去,就出不来了!

这个大院子是军营,但不知是不是司令部。她们只知是受—骗了!都害怕得哭起来。

要哭的还在后头

近十个十八至二十岁的女人,又被赶去“检查身体”。里头有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医生,有病床。医生说着她们听不懂的语言,比划着,叫她们脱去衣服。她们怕难为情,都吓得紧紧抱着自己身子,不肯脱衣。

两三个日本人用刺刀拍打威吓着,一起上来,七拉八扯,把她们的衣服一一剥个清光。其中有些还是未经人道的姑娘,在日本男人面前,羞得两手不知捂哪处好?一急之下,还是像个稚嫩小女孩,忙捂住自己的脸,自己的眼睛,以为这样就什么也见不着了。

就这样,她们一个一个,非常耻辱地,被检查了全身上下。个个都及格,没有性病。是年轻、健康、漂亮、合符皇军要求的“慰安妇”。

她们每个人,被分配一个小房间,木门,木板间隔。房内有床、坡、褥子。一张桌一面镜子、一个凳子、一个痰盂。梳妆桌有抽屉,放避孕套,阿司匹林药膏,润滑油、化妆 品、手纸。老板娘教她们怎样用避孕套,怎样在受不了时把油挤在上面,减少痛楚流血。还有,每天必须描眉、打粉、擦胭脂,打扮得妖艳一些来接客,否则不给饭吃,还一顿毒打。

“慰安所”的老板给每个女人都起了个日本名字,袁竹林叫“麻沙果”,她隔壁房间的叫“萝卜果”,其他的还叫什么便不知道了。起了的名字都写在小木牌上,挂 在每个姐妹的门上。除了这趟来的八九个,原先已有一些“慰安妇”在接客了。总共有多少?数不清,也记不全,因为大部分时间各在各的房间里,没日没夜的,又看得严,不让她们之 间多说话。

头几天,新来的没一个愿接客,各房里传出叫喊声、推撞木板声、头颅撞墙声、日本兵怒吼声、骂人声,“啪!啪!”的打人声、哭声、哀求声、痛苦呻吟声…声音逐渐逐渐地小 了,怕也没用,求也没用,反抗也没用,全像被抓在掌心的拔毛的小鸡,不断忍受惨无人道的凌辱。无路可逃

一天接客多少个?有八个、九个,也有十多廿多……数不清楚,只躺在那儿,张开大腿,有多少接多少。谁来买你的票, 都得接。有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有买半天的,有买过夜的。人多时,日本兵在外面排队,近门口的都急不及待,脱剩兜裆布,等得不耐烦,便“砰!砰!”地用力捶门、踢门,催促快到下一位。

生病了,身上来月经,也不能休息。

他们有用避孕套,公家发的,全称“突击一番”,用生橡胶做。避孕套的数目并不够用,来的兵太多了。用过的便在门口洗洗,消消毒,夹子夹着“晾干”,循环再用。

小房间外一排淌着水滴的避孕套,不是“壮观”得很辛酸吗?但也有士兵知道这些都是良家妇女,就不用了

有的可坏了,袁竹林忆述:“看我们没病,也没毒,就折磨我们。先戴个干的,放进去玩了半天,又掏出来,再换一个干的玩。看你受苦就乐了。我们都破了,伤了,流血。下面都肿了,疼得简直不能坐

这不是人过的。

在每一个小小的房间中,羞耻观念都不复存在。没有人情,只有兽性,“慰安妇”都被剥夺了作为女人的尊严,让侵略者泄欲。日本兵像饥饿的狼群,牙齿白森森,一身臭气,把她们当作“战场”,发炮轰炸。若吃过中国游击队的苦,特别凶狠,在她们身上发泄、报复、虐待、摧残。他们认为:

“占有中国的女人,等于占有腐败无能的中国!

“慰安妇’是战争的营养!”

“要长期作战,又不让性病在军人中蔓延,必须供应年轻纯洁、健康的女人随军,抚慰军心。减低他们上阵前的躁动和不安。也令他们体面地为圣战奉献生命。

木板间隔的房间,有些板子旧了,没钉紧。袁竹林在半夜不用接客时,把松动的板子掀开,敲敲就听见了,和隔壁的萝卜果说说话:

“这样的苦日子,非人生活,真不想过了。”

“不想过又怎办呢?”

“我俩跑吧。”

“他们日本兵有站岗的,有刀有枪,怎么跑得出去?”

“那就死了算了!”

“你别死,死了还不如一条狗。”萝卜果劝她,“你先等着,以后会报仇的。

袁竹林想想

“是啊,有女儿,有父性,有妹妹,都不知道我在这儿。要是死了,就见不着亲人了!

而这是唯一支撑着,在受尽屈辱、蹂的日子中,仍活下去的希望。

完全失去自由,不能与外界沟通联络,没有任何娱乐。间歇中,只在房间门坐着,晒晒太阳

老板娘还指着一个姐妹骂道:

“没用的东西!我比你们这些姑娘大,二十六岁了,他们不买我的票,叫我有什么办法?你不挣钱,还想吃饭?

她们每顿饭,是两三个小菜,都是咸萝卜、腌菜。一天吃饭的时候,一个姐妹叹:

“有个高个的,肩很宽,嘴、脸和下须有胡须,他的‘那个东西’,挺大挺大的!要命!谁遇上他谁倒霉。半截就搞死了!”

过不了几天,这个兵来了。

袁竹林一见赶快朝房外跑。他也追。她东躲西藏,躲到姐妹们每天洗澡时共用的那半截汽油桶内,才算逃过了。但亦如惊弓之鸟,不知明天又会碰上什么?

今天过去了,明天呢?后天呢?是否一直被困在慰安所中,像有些姐妹那样,“用”到不能再“用”了,结束了年轻悲苦的一生?

每个夜晚,灯黯了,她们房间中永远堆满抹过下体的脏手纸,糊了又半干的日本兵的精液和避孕套。还夹杂着汗味、尿膻、口液、体液、污垢……一阵阵腥酸臭。被总是潮的, 还带黑斑。

终于忍受不了

一九四二年春天某一个晚上,袁竹林和萝卜果偷偷逃跑了。

她们逃离“慰安所”的房间,溜到大院偏一点的墙根下,二人试着翻墙。一个用肩膊把另一个托起,往上攀,正试着试着……差一点了,后面已经有人喊着追出来,把姐妹俩吓得赶 快趴在草地上。

老板、老板娘和日本兵们拿电筒照着了,一把抓起,把二人的头往墙上撞: “叫你们跑!叫你们跑!”

一下、一下、一下、一下……猛撞,痛得二人抱着头直流泪。又一阵拳打脚踢,打得口鼻淌血。最后抓回小房间里,捆起来。

老板娘搜她房间的抽屉:

“呀?你怎么还有两刀纸?”

她拿着那两刀纸问袁竹林:

“你没有月经吗?”

然后向老板小声说了些什么。一起出了房门。当然给锁上了。

挨了毒打的袁竹林,躺在床上,浑身火辣辣地疼痛,头又木又肿,一夜翻滚呻吟,说不出话来。想着女儿,想着亲人

第二天,同样遍体鳞伤的萝卜果被剪光了头发。

老板娘端了一碗汤药,同老板一起进来:

“麻沙果,快把这药喝了。”

袁竹林一把推开,碗摔在地上,汤药泼洒了。她定眼一看,汤药中有“红花”。

第三天,药又给拿来了,多了一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医生。他们捉住她的手,掰开她的嘴巴,把药塞进嘴里,灌些水,冲进肚子中。是什么药?有几种?都弄不清楚。

他们一伙走前,老板娘丢了一个盆子在房间里。

半夜,袁竹林肚子痛,越来越厉害,下体涌流出东西。她赶忙下床拉门,门锁了。只好蹲在盆子边。流血了,肚子剧痛

她大喊:“痛死了!”

隔壁的萝卜果开小木板问:“你怎么了?

她自身难保,帮不上忙。

袁竹林下体不断流血,夹着块状物。腿蹲不住,又站不起,只使劲抓着床沿,仆倒在床上,浑身乏力,精神不振。

这个不知是谁的胎,给硬生生打下来。

“慰安妇”不让怀孕生子,妨碍接客。

把胎打了,一身是紫一块青一块,头上还几个大包,面黄肌瘦的袁竹林,几天起不了床,一但,仍得接客。

此时,藤村来了。

他是日本军官。看起来有五十多岁,魁梧个子,五官端正,鼻下有一点小八字胡子,很精神气,走起路来挺雄壮的,肩上扛着个大肩章,腰佩大马刀,刀把上还有丝带。

藤村常买袁竹林的票,要她侍候他,有时进房间后,还坐凳上抽烟。

“她这样子,是怎么回事?”

老板和老板娘忙哈腰解释: “麻沙果逃跑!”

又道:她的前夫是国民党游击队

袁竹林吓得不得了

但藤村命令“慰安所”的头儿:“以后不叫她接客了。我包了。”

于是袁竹林在毫无选择自由下,又跟藤村了。他回到汉口,派人把袁竹林的母亲和蓉仙叫到他住的长江饭店,调查一干人等的情况。

返“慰安所”以后,她就被藤村一个人霸占了,还是当日本人的泄欲工具,他不是天天来,只隔三差五来。有时带她出外喝酒吃饭,但从不给钱。

大约半年后,袁竹林被领到鄂城东门外一个日本人开的餐馆当招待员。餐馆的名字叫“福岛“。老板的名字不清楚,有五六十岁,长的不怎么好看,穿宽袖子的花衣服。

袁竹林当招待员,没有工钱,只有饭吃,偶尔有点小费。到餐厅吃饭喝酒的,大部分是日本官兵,好几个人围在一起行乐,高兴时便叫袁竹林坐下来陪着玩,还要她陪过夜。袁竹林以为脱离了妓院,谁知还是干这个,情不愿,老板便又打又骂,说她破坏了生意

同时,藤村仍占着她。他在其他地方喝酒,都差人送条子叫袁竹林去陪。一次在餐馆这边还未完事,晚了去,藤村就打耳光,“啪!啪!啪!”的,受气仍是家常便饭。

“八格野鹿!支那婊子!

袁竹林已略听得懂一点日本话了。但进入她耳朵的,全是 这些骂的脏话,以及日本人的淫声浪语

一九四三年底,袁竹林的母亲来信:“蓉仙死了!

像五雷轰顶,这耗叫她发疯了,她求老板,让她回家一趟

“只准去两天。不得超过时间,不回来我派人去抓你的!

一路哭啼。回到汉口的家。一她不但见不着心爱的女儿,连父也见不着了

父亲早些时已病死了家里没钱殓葬,袁竹林也不知情,结果是用破麻包裹着丢垃圾堆去。而小蓉仙,也病了,活不到两三岁的小女孩…她一生中唯一的骨肉。

她和母亲二人说着、哭着、痛着……一夜失眠。只是在迷糊中,梦见了小蓉仙,咧嘴甜甜的笑,小手摆动着,向袁竹林摇摇晃晃走过来,走过来,走过来。

“妈!”

惊喜,小蓉仙笑着跑掉了。永远的不回头。

失去女儿,失去父亲,只能与母亲和妹妹相依为命的袁竹林,带着悲伤,回到了她不愿回去的地方。在餐馆,招待时对人欢笑,但暗地躲开时,总是不能自已地落泪。想到自己过去 三年的屈辱,想女儿,还念到从此再也不能生孩子的,受尽蹂的残躯,她总是万念俱灰。在”福岛“的生涯,又过了大半年。

一天,有人来吃饭,叫了酒菜,还叫了袁竹林陪他

“呀!是你啊!”

锡山是个二十多岁的日本兵,中等个,会说简单的中国话,也认出袁竹林,是他在“慰安所”时买过票的麻沙果。本来,千百个在身上爬过的兵,面目模糊的“慰安妇”不容易有任何发展。

但锡山对她比较好,有时见她破损受伤还流血,很痛苦,便买了票让她休息一阵子。他教她数数目,学简单的日语。

像:一个、两个、三个……数到十个

他还教过她唱歌,《满洲歌》。都是日本话的。

袁婆婆至今还会唱半首。她唱:

我是个十六七岁满洲姑娘

长得很漂亮

遇上了日本的情郎,

我盼望穿上嫁衣裳

她只记得音,不明白义,我是摄录后请人翻译的

锡山说,他家里人都是做工的,他本人不愿意当兵,但日本规定每个男人要当三年的兵。 在“慰安所”时,他曾说过:“等兵役期满后,我设法救你出去。”

但在那个时势,人是无法自主的。

袁竹林也没想过日本兵中有好人。

“我当兵期满了,上级要升我官,但我不干,我已经不是兵了,现在在做工。”

“不如你跟我逃跑!今晚就走!

为了“脱离苦海”,袁竹林考虑了一会,就冒险答应了。

当晚,锡山带着她偷跑到石灰窑筒子堡(现在的湖北黄石市附近),总算避过日军的蹂躏。

锡山将她母亲和妹妹,也接到石灰窑过活。他给日本人开的工厂(也可能是矿场)打工,袁竹林的母亲也在里面给日本人洗衣服。每天,锡山把一半的饭拿回去给袁竹林吃,她母亲则把一半的饭拿回去给妹妹吃……仍是吃不饱,穿不暖,锡山冬天只有一条单裤穿,所有的家具,都是捡回来的破旧。

后来,锡山和她们全家回到汉口,住在汉口球场街,距“老通城豆皮”不远的一幢楼房里。

为了生活,锡山在老通城隔壁皮鞋店当店员,袁竹林在日本人家带孩子、做饭、洗衣、当保姆

但这样的日子也过不长。

抗日战争到了紧急时刻,日本人的飞机每天进行狂轰滥炸,民居也不幸免。袁竹林说,一天姐妹俩洗脚,正洗完穿上鞋,一颗炸弹扔来,洗脚盆便穿透了。还炸到底楼,是锡山在 慌乱的逃难人潮中,从外墙架梯,将二人一一背下来的。她又捡回一命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锡山是日本人,情势不妙

他不能久留了,说要离开,奔游击队去。

袁竹林这边还有母亲和妹妹没人照顾,她要跟一个日本人逃亡又更为难。好不容易中国才“胜利”……以为云开见月明

她没跟他走。

锡山没有勉强她。

他不能不走。

从此下落不明。

“与其他日本兵相比,西山是个好人。他当了15年的兵,没有什么钱,衬衫也是破的。他曾对我讲,看到中国人因为贩卖私盐而被日军电死,十分同情,便把一包包的盐送给中国人”

半个世纪以来,袁竹林都在打听西山的下落,但没有任何消息

摘自李碧华《烟花三月》陈庆港《真相 慰安妇纪实调查》

(3)学习马克思主义投奔八路军的日本兵

侵华老兵曾根一夫在其回忆录《続私記南京虐殺》讲过一个投奔八路军的日本兵,现摘抄如下

我们那时与现在不同,升学率很低,军队中大学毕业生很少。一等兵铃木便是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然而同样是大学毕业,有些人甚至是中专毕业都通过了后备干部申请,成了少尉军官,而他却只是一等兵而已。

无论在头脑或学问方面,中队中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然而之所以他仍然是一等兵,按当时的说法,他是个“红色分子”。根据当时的国情,人们把具有“红色”思想的人视为思想危险分子,对他们怀有戒心。

晋升慢的士兵不只他一个,但他很特殊,属于那种“君之代一等兵”(熬千年万年都得不到提升的兵)。这类人除非战死沙场,否则无法成为上等兵。

一等兵铃木是被动员参军的,在编制上属于我的部下。他入伍早我五年,无论是学问还是人品都令我可望不可及。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包袱。

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可他是个思想危险分子。他的言行一旦不慎就会惹恼宪兵队。如果这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就罢了,然而追究责任时,不仅分队长,就连中队长也要受到牵连。这让我们非常担心。

一等兵铃木成为我的部下后,我就一直祈祷不要发生宪兵队介入一类的事件。上海战役、南京战役、徐州战役都安然无事。但是就在打完徐州战役归来后,在南京城外驻扎了一个月左右时,发生了一件导致宪兵队介入的事。

那天我值勤归来,一到中队便被叫到了人事科准尉那里,准尉见了我说道:“铃木那家伙被宪兵队抓去了。我还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似乎不是什么大事。刚才宪兵队联系我们,要我们派一名负责人去把人领回来。我知道你这时很累了,但不好意思,还要麻烦你跑一趟。”

一听到“被宪兵队抓去了”这句话我心中就紧张。一等兵铃木虽然是思想上需要提醒的人,但他为人诚实,不可能做什么坏事。那么如果被宪兵队抓去的话,问题就不可能出在思想以外的方面。虽然准尉说“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但我看出来了,本来应该是他去的,但他怕了,于是就叫我去。我只好去了。我忐忑不安地去了宪兵队,听管事的人说明情况,这才放心。

原来事情并非我所担心的那样。据一位负责此事的宪兵队上等兵说,一等兵铃木喝得酩酊大醉,在路上与其他队的上等兵发生口角,结果把人打伤了。正巧路过的一名宪兵警告他注意,而他却态度蛮横,于是便被抓了。因他的行为构不成犯罪,因此当天就交给负责人带回来了。

那宪兵似乎已经猜到了一等兵铃木的身世,恶狠狠地说:“一个大学毕业生当这么多年一等兵,看你的样子我便猜到你是怎么回事。今天这事就不追究了,下次再让我碰到决不饶你!给我好好记着!”训斥了一番后,便把他放了。

这件事总算是解决了。虽然有些地方我也想不通,但一想到没事就谢天谢地了,于是谢了那宪兵,把人领了出来。可他本人却并不服。

“简直是蛮横不讲理,这就是军队的做事风格。吵架应该双方都受惩罚,如果说对方受了伤,我也同样受了伤。再说,是对方先出手的。明明是对方有错,凭什么不把他抓来?”一等兵铃木说着说着就发起怒来。

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他生气也是有道理的。

其他士兵们对一等兵铃木的“左”倾思想敬而远之,没有人与他接近,因此他总是独来独往。那天他也是一个人上街,中途去酒馆喝了瓶啤酒。所谓的酩酊大醉就是指喝了那瓶啤酒。

之后,他去慰安所玩了一圈想要归队,走到街上听到有喧闹声,好多群众聚在一堆。他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当地人和一个日本兵在争吵。看来,那当地人是个人力车夫,日本兵坐完他的车之后想不给钱就跑,那车夫正跟日本兵讨车钱。

人力车夫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拉着日本兵跑了相当远的路,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那个想白坐车的是名上等兵。车夫向他讨辛苦拉车的车费,而他却骂车夫:“滚你的!”想让车夫住口。但那车夫仍追着讨钱,日本兵便又打又踢地动起了拳脚。

一等兵铃木看到这里无法视而不见,便插到了两人中间。他对上等兵说:“你不可以白坐,把车钱给他。这样多丢人,快别这样了。”上等兵发怒了,他怎能容忍被比自己地位低的一等兵管自己呢。就说:“妈的,别多管闲事,不过是个一等兵,敢管我?”他边骂边冲过来打。

铃木被他打中几拳,也火了。于是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当然他还击了对方几拳,上等兵的鼻子流血了———这就是构成了所谓的铃木动手伤人事件。

就在两人打得不可开交时,突然发现宪兵站在那里。虽然向那宪兵陈述了事情原委,但宪兵并没有判明谁是谁非。当时是把辨明是非的行为一律当作反抗性态度看待的。宪兵只把一等兵铃木一人带走了。理由与谁对谁错无关,仅仅因为一个一等兵去与上等兵打架就是以下犯上。还有一点,同情中国人就是不对的。

以上就是一等兵铃木为何不服气的原因。按常理来说,他生气是很自然的事情。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劝他息怒。事情总算过去了。

这件事过去半个月左右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天一等兵铃木仍是一个人外出,傍晚回来时特别兴奋。傍晚点名之后,他便提着从外边弄来的酒走进了我的屋子,坐下来说:“今晚陪陪我吧。”看样子像要久坐。

他在屋子中间坐定便自斟自饮起来。一边喝一边带着怀念的口吻,讲述起他学生时代的故事。我不会喝酒,不能陪他共饮,同时他也不是好的聊天对象,因此我能做的事就是听。

据他讲,他学生时代崇拜马克思主义,发起过运动,成为一名斗士。从那时开始便经常被警察跟踪。后来通过兵检,参了军,在苏满边境的独立守备队服役两年。以他的条件派他去条件恶劣的北满洲留守部队,其实是一种惩罚。这样,整个服役期间他都被贴上了思想危险分子要特别注意的标签,处于宪兵队的监控之下。

其他大学毕业生只用一年时间便通过后备干部审查,退伍成为见习军官。而他用了两年时间,却以一等兵的身份退役。他并非对军队的军衔恋恋不舍,但是一等兵是他能得到的最高军衔,肩上的星从此再也无法增加。

他退役回到地方便上了警察的黑名单,被跟踪监视。这次征兵通知一到便被抓了起来从拘留所直接征召入伍。他的语气变得犀利起来,开始批评国家的战争政策。我不知如何应对。我与他虽然都是当兵的,然而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不管怎样都无法合拍。即使这样,他一个人也讲了两个小时左右。

要离开时,他对我这样说道:“分队长,我所说的话你可能现在还不能理解,可是请你牢记: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分队长和我都成了这场侵略战争的帮凶。不要在这种战争中丧失生命。分队长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活着回到祖国。我所说的话到那时你便会明白的。”

他反复说了几遍,才扬长而去。

当时,我以为这是他反战言论的老调重弹而已,到了第二天,我才知道不对了。

第二天点名时,一等兵铃木不见了。我们分头去寻找,却不知他的下落。这时我才明白,头天晚上他的举动的意义,估计那天他外出归来之所以很兴奋,肯定是因为他与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接了头,制定了脱逃日本军队的计划。昨晚他来到我屋里是为了告别。

整理他留下的物品时发现了一张便笺,上面潦草地这样写着:“给分队长添了麻烦,实在并非本意,但我已决意脱离日本军队。我是日本军国主义不能容忍的人,再也无法参与这种战争。从今以后我要为中共方面工作了。希望分队长把这件事埋在心里,并且请不要来找我。衷心希望你能珍惜生命,平安回国。”

一等兵铃木终究还是与这个他无法追随的日本国断绝了关系,脱离了日本民众,投奔了中共。

在我看来,对于一等兵铃木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把自己的意见向中队长详细阐明,希望让他这样跑掉算了。中队长也怕因自己队伍中出现思想上的逃兵而背黑锅,于是便给他定了个“意外事故死亡”,便不了了之。从此一等兵铃木的名字便从中队名册中被抹去。“铃木贤太郎”这个名字也从日本国籍中永远消失了。

不知那以后他怎样了,我想他应该从日本军的视线里消失了,开始了新的工作。


(4)赤尾纯藏:日本军官营救一位中国少女的故事

本文摘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33·日军官兵回忆》

赤尾纯藏:《向南京追击·一个江南少女》

编者注:赤尾纯藏,1909年5月出生于大津市赤尾町。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联队第二中队长,步兵大尉

我第十六师团在长江边的自茹江(浒浦镇)登陆,而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则在杭州湾登陆,分别从南北两翼对一直在上海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夹击。在此包围夹击之下,敌人全线崩溃,并开始撤退了。

但是,在上海苦苦战斗了三个月的各部队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已无力再追击敌人了。于是我们作为新锐的大部队,取代了战斗力削弱的上海派遣军,并充分利用在北支步行练就出来的强劲双腿,在长江南岸地区向南京追击败退的敌军。

江南的市镇都受到战火的浩劫,惨不忍睹。在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河流中,到处都能看到江南的平民们驾着一只只小船,或满载着老人和孩子,或装着家具及生活用品逃难。看到这些逃难的身影,不禁让人产生同情之感,并深切地体会到国土成为战场对这个国家的人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幸!

我们没有船只,只是沿着河流边的小路排成一列纵队,一个劲地向西面挺进。由于连日阴雨,小路变得湿滑,有不少人和马失足掉进了河里。我们现在虽然行进在中支那,但与在北支一样苦不堪言。

在小路拐角处的灌木丛树阴下,一个宛如画中人一般的漂亮少女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她穿着红底碎白花的可爱的中式衣服,头上戴着一些头饰,看着日本兵从自己身边一个个地走过,时而露出似乎要哭的表情,时而又显现出一副好奇的神态伫立在那里。

谁看了都明自,就像现在满洲的孤儿一样,这个少女是与得知日本兵要来而逃亡的父母在途中失散了的孩子。要是大人,就会给日本军让路,趴在农田中藏匿起来。但是这个少女的表情和身影却是那么自然,令人怜悯,这反而打动了我们。

拖着疲惫步伐的日本兵,不断地从少女身边经过,但是大家都避开少女,绕路而行。我走近她,忽然发现少女的胸前有一张用日语写的纸片。

“请勿对这个少女动手,XX部队XX中队全体人员。”

这是前面已经路过的部队士兵们,给后续的日本士兵们一份要保护这个少女的请求书。

我们憎恨向我们开枪并使我们遭受损失的敌人,但是对这个无辜的少女却没有任何的憎恨。我想,这是因为在日本士兵的心中涌起的一份超越民族的同情心和人间之爱吧。

正在这时,从后面来的通信队的马匹脚下一滑,马屁股向旁边一摆,少女一下子被甩进厂小河里。“啊,小女孩掉到河里面了!”士兵们都叫道。一听到士兵们的惊呼声,冈崎准尉马上就说:“中队长,我去帮忙!”

说着他便飞快地卸下装备交给旁边的士兵,穿着军装就跳进厂河中。冈崎准尉个子高,河水正好淹到他脖子的地方,他像是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抱着少女,把她救上了岸。

冈崎准尉浑身湿漉漉地对我说:

“中队长!把这个孩子安置在我们中队吧,到下一个休息地给她找些替换的衣服,不要让她感冒了。”

就这样,这个少女暂时被安置在我们中队,由卫生兵保护着她。大家轮流背着她不断地向西行进。

阴雨连绵,随处可见的湖泊中泛着白色的泡沫。天空低沉,似乎和水面连成了一片。然而,敌人破坏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桥梁,并且依托对岸的碉堡,在各处进行顽强的抵抗。我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和大雨,用大炮摧毁了敌人的火力点,从旁边渡过了小河,攻击敌军的后方。就这样,我们于11月20日进抵常熟。

由于连日的雨天,此前被我们收留保护的少女淋雨后患了感冒,并且发烧了。

我们在行军途中请大队的军医为她诊治,军医对我们说,女孩发着高烧,如果不尽快得到治疗的话,可能会转成肺炎。我也非常担心,想帮助一下这个少女。

正好在这个时候,得知第五中队长一色大尉由于高烧从前线撤了下来,将被送到上海的兵站医院。我向一色大尉说明了少女的情况,请求他带少女同行。一色大尉听了这些后,爽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我让中队的卫生兵将少女送到厂卫生队。之后,听说少女受到卫生队的保护,被担架抬着送到了后方,因此我也就放下心来。少女离开我们的时候,中队全体士兵都目送着她,从心底为她的康复和将来的幸福祈祷。对于射杀我们战友的敌人当然另当别论,但是我们日本军对普通的中国人一点都不怀有仇恨的情绪。

可以说我们对这些饱受战祸的人们怀着深深的同情之心。此外,无论是彼此相互射击的敌人,还是自己的战友,对每一个人来说,大家都是人类,本不该有任何仇恨。大家认为服从国家的命令,这么做就是为了国家,所以才互相射杀的。在约五十年之后的今天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感到有一种无法言状的空虚。我认为我们国家将来再也不能做出以中国人民为敌,同他们进行战争这样愚蠢的事情了。

注:根据《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0》补充内容,一色大尉与少女后来相爱了。赤尾纯藏所著回忆录全名为《泥与血之中》,暂无中文单行本出版


(5)一名多愁善感而又坚持正义的日军老兵的回忆录

原著名为《生命的战记》《いのちの戦記》,作者石井清太郎,1937年9月应征入伍,属于日军第十三师团步兵第二十六旅团。本博文为我摘录的部分片段

本书的作者是个十分多愁善感且反对战争的人,他的回忆录给人的感觉很像一部反思战争的悲情电影,几乎没有任何赞赏,勇气型的描写,全都是对沿途惨状的感慨,对战友暴行的阻止,对中国人的帮助,感慨生不逢时,泪流满面,有的深夜,主人公也会思考人类历史与战争的真实面目而失眠。所幸的是,他还有一位知心战友---青木米吉,他们在没有打仗的时候都会相伴在一起

这部日记是我既东史郎,曾根一夫,赤尾纯藏,小桥恒夫之后最为震撼的一部日记,但却比上述4人的日记要柔弱,敏感的多,这本日记第一次展现了一位性格与传统意义彻底不同的士兵的故事:


残忍的军官

军官似乎亢奋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向俘虏乱砍杀过去。这时,大概是这个俘虏被割断了颈动脉,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堤坝的闸门。我恍然从噩梦中惊醒一般,看着那几个被残暴虐杀的俘虏,以及脸色苍白,似乎神志不清而茫然呆立着的军官。此时,和我一起观看的青木大声囔囔起来:“你把俘虏抓起来,杀了他也没什么,但是别让他死的这么痛苦。你不觉得这很凄惨吗?你这个混蛋!”情绪激动的他在说混蛋的时候,声音哽咽了。士兵们都一起向青木看去,但谁也没有说话。


遇到一个小孩

横着尸体,简直惨不忍睹。这都是自称为皇军的一伙人干的,我只是茫然地站立着。这时,有人大声喊道:“有人还活着,是一个孩子。”孩子紧紧抱住大概是母亲的尸体,脸颊上沾满了黏糊糊的鲜血,那孩子惊恐不安的神情一下子映入了我的眼帘。这孩子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大,正是到处追赶红蜻蜓的年龄。我用水壶里的水沾湿了毛巾,替这孩子擦掉了脸上黏糊糊的血迹。我从帆布背包里拿出了压缩饼干,让他拿在手里。正用手比划着教他怎么吃的时候,或许是肚子饿了的缘故吧,他赶紧开始吃了起来。于是,我就站起身来。

队伍已经向前行进了100米。(孩子,再见!)我把心留在了这里,开始步行追赶前面的队伍。这时,好像听见有人在叫我,在我回头的瞬间,那孩子紧紧搂住我不放。我握住了他那双没法握的手。不仅如此,我还带着他走了起来

看到我带着一个孩子出现在面前时,战友们都露出了十分惊讶的表情。平时总是嘲笑我,说我太过于多愁善感的他们,此时却没有笑话我。此时的我,也许展露了一副准是让人感到难以接近,非常严肃的神情,或者说肯定是一副像要哭出来的表情。

``````

那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此时的我,是光荣的皇军中的一员,而且一直以来我都十分珍惜军人的形象。而现在,我必须认识到,把假象认定为事实,不,深信为事实,只不过迷上了这种幻影而已。但是,即便我注意到了这一点的时候,也已经无济于事了。现役的时候,上级对我们说,你们的命值一钱五哩。``````那时的我们是应该具备一种牢固而坚定的军人精神。而此时的我认为,这不是什么皇军,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连无辜百姓都杀害的杀人集团而已。

不断涌出的泪水冷却了,我感到浑身无力,睡着了。


送别小孩之后

浓雾渐渐散去,四周变得明亮起来,哭声也已经听不见了,在心里发着牢骚的我,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孤寂感所侵袭。仅仅才抱着睡了一个晚上的孩子,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进入到我的内心深处。午夜,我不由得想起来小孩子抚摸着我平坦的胸脯的情形,那种小小手指的触感令人悲伤不已。


征集粮食的感想

在追击敌人的道路上,没有食物的我们,就到居民家里寻找粮食。我们做的这种令人厌恶的事情,就像是趁人不在家时行窃的贼一样。在他们十分贫困的家里,只剩下很少的一点点大米,而这仅有的一点点大米,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非常重要的粮食。有时家里也有人在,当看到他们那极度恐惧的神情时,让人感到很难受。


对战友暴行的愤恨

我们穿过了平坦的水田地带,行进在高低起伏的枯草中,弯弯曲曲的道路上。这时,我又看到了第三具尸体。这回是一位妇女的尸体暴露在那里。我闭上眼睛走了过去,心中欲哭无泪。我想那个干这种事的自称皇军的家伙,简直就该吃屎!然后,我想在那个压根就不想阻止这种残忍行为的指挥官的肚子上扎一个窟窿。


释放俘虏

当他从战友那里得到了饭团子之后,一边哭一边吃,还连着说了好几声谢谢。我回过头,他又把头低下了。我怀着一种想对他说要珍惜生命好好活下去的心情,目送他消失在晚秋红日映照的江南大地高高的枯草丛中。


遇牡丹而思家乡

我进入村落最里面的一户人家,发现院子里种了一株牡丹,感到特别高兴。这是一株有年头的牡丹了,虽然叶子发黄,但枝干长满了嫩芽。我不厌其烦地一直盯着牡丹,对此,战友笑着说我是不是想家了。在我家里,也有一株父亲种的很大的牡丹,我想起这株牡丹每年都会为我们开出紫红色的花朵。``````我被一株牡丹花深深的吸引住了,也许正如战友所说的那样,我已经想家了。


医院遇到一个士兵,失眠

当我把饭盒放在枕头旁边的时候,这个士兵开始跟我搭话了。他说,战争真的是很残酷啊。我注视了一会儿他的脸庞,他好像是一个很年轻的现役兵,有一副和善的面孔。``````

虽然想睡,可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思考战争的真实面目。人类从古代开始就重复着疯狂的举动,这令我感到窒息。


战友不听劝而杀害了一名少女

我很惊讶,既然是队长托付给我的士兵,我就不能漠视不管,因此我不得不向他说明这样不对,并说服他放了那个女子。他在被我厉声劝说的时候,态度看上去很老实,还点头称是。``````过一会儿就响起了枪声``````他开枪杀了那个女人,并把她推下了河。他居然做出这等事!射杀这样一名无辜而吓得浑身哆嗦的女子,对于这种残忍而凶恶的人,我心中燃起了怒火``````我非常气愤,再也忍受不下去,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他同行了。“你一个人回去吧!”我丢下这句话,就和另外一名同行归队的士兵一起离开了那里。


让我感动的中国护士

在我睡觉时,护士帮我把衣服都洗了,还帮我衣袖整齐的缝补好了。她还说要帮我刮胡子,``````我被中国女性的情所触动``````在她看来,我是她祖国的敌人中的一兵,但是她也能周到地护理我,胜过我的亲人,我不但被这种护理所感动,还深切地感受到,所谓具有博爱精神的人就是指这样的人吧


战友一起喝酒时一名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大胡子军官的陈述

“其实是像别人说的那样,我们接到了命令,要去处死大量投降的俘虏,我们不得不去做这让人厌恶的事情,好几天我都无法忘记那凄惨的情景,心里感到很郁闷,所以才无意中说了失礼的话”他如此辩解,表情看上去很痛苦,“希望你们能理解执行命令的人的苦衷”。接着,按照事情的顺序,从在下关广场处死俘虏的来龙去脉开始,到把那些扔掉军装换上便服潜入难民区的敌人抓出来墙壁,以及灾祸殃及到妇女和孩子身上的事情为止,他全部如实说了出来。其他士兵也接着他的话,开始说了一些将中国人押到山沟后,将他们大量残杀,造成血流成河的事情。我没有听他们讲完,实在忍受不了就中途离开了。从院子里可以看见夕阳西下时的紫金山。在我看来,紫金山仿佛沉浸在深深的悲哀之中,令人感到非常悲伤。

那一夜,我是和大胡子邻床而睡的。偶尔听到了军靴的声音,但是南京却很安静,遥远的地方似乎隐隐约约传来战斗的声音。这是一种将人类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屠杀掉的声音。旁边的大胡子一直在翻身,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感觉得到,这个性格内向的军人到现在还在不停地责备着自己。我想象得到他目前的苦恼心情和我以前的烦恼心情很相似。我突然下意识地问了一个冒昧的问题:“您有孩子么?”他没有回答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说:“有很多哦。”我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让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啊。”接着我又说:“你不觉得现在的我们就正处于这种境地么”他继续沉默着。


烧毁旗帜

随身带着的这面小旗帜,是在神户港上船之前留宿在旅馆里的一位可爱小姑娘给我制作的。作为士兵就不能违背命令。万一我不幸要像攻占南京的士兵一样,用自己的双手来屠杀俘虏的话,就会对不起这面饱含着少女纯真心灵的旗帜。对我来说这不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是难以忍受的事,我觉得我只能以痛苦的心情烧了它。在江风的吹动下,旗帜燃烧了起来,我流着眼泪,将它插在了地上。在同伴看来,这是很令人诧异的事情吧。虽然小小的旗帜转眼间就烧光了,但是浮现在脑海里的那缺了门牙的小姑娘的微笑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


和知心战友青木的故事

从铁路附近看到的景致是一片大地,从南到东北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西边稍微有些变化。从扬子江岸边沿铁路线绵延的山丘,调整了山岳的姿容,形成了山脉。``````士兵在没有任务的时候,一边看红彤彤的太阳从山边落下,一边又像恶鬼附体一样参加凶残的战争。我和青木米吉一起谈论过深为这样的士兵的苦恼。青木不是我分队的士兵,是小队长的随从士兵。就是这个青木大概和我非常投缘吧,他说,一到我身边就心平气和。因此,除了战斗以外,他总是待在我的分队里。看上去他比我小5,6岁,是刚刚结束现役的年龄。我伤兵痊愈归队的时候,他紧紧抱住我,非常高兴。

一个宁静的傍晚,他帮我生火,让我洗澡,忽然他像自言自语似地开始说起话来:“我想啊,我们从小为了不分心就被蒙上了眼睛,就像是马一样被强迫走一条规定好的路线``````而且完全不知为何,只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被带到了一个连鬼都感到吃惊的地狱,放火,抢劫,强奸,掠夺,无恶不作,还将这美化成是勇敢啊,辉煌的战功什么的。我想,要是我把自己对刚了解到的战争真相的恐怖和悲哀告诉给祖国人民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呢?我很想让他们知道啊!要是被办法让他们知道,自己就死在了这地狱的话,真是觉得懊恼啊。难道分队长不这么认为么?”坐在澡盆里听他讲话的我大喊一声:“混蛋!”并将满满的一瓢热水从自己的头上浇了下去,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


(6)救下中国少女,却又为自己的暴行悔恨而自杀的少尉

摘自曾根一夫回忆录

在这个全部是男性的卫生队中,仅有一名女性,是一名中国女子。

据一名卫生员说:在离开上海不久,他们发现了这位被众多士兵强奸后处于半死不活状态的女子,少尉救了她。从那以后,这位女子就一直与卫生队同行,照顾着少尉的日常生活。

不过,当初少尉救人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女子的肉体,而是可怜这位受战争摧残的女子,只是想保护她,把她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但是,在同行的过程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少尉与这位女子发生了肉体关系,如同战地夫妻一般。少尉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这一点在卫生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如果事情仅是这样,那倒也平安无事了。但是,同一卫生队的原田中士却用暴力强奸了这名女子,从少尉手中夺走了她。

因为榊原少尉柔弱寡断靠不住,所以原田中士掌管卫生队的一切,是卫生队的实力派人物。发生了这种事,榊原少尉真是打碎牙齿往肚里咽,不敢说。于是这位女子便成了两位男人共用的女人。

因为少尉真心爱这位女子,这一来让少尉妒火中烧,整个人完全变了,变得疯狂暴躁。而且,当他得知这位女子怀孕后,嫉妒之心就更加强烈了。

实际上,女子的怀孕与少尉和中士都没有任何关系,是在这之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少尉却把这件事与中士的事扯在了一起,只要一喝醉酒,就耍酒疯,对女子拳打脚踢。有时候竟然拔出军刀胡闹,甚至发生过刺伤女子的事情,幸好伤势都不重。

在那段时间里,少尉喝醉酒胡闹的次数越来越多。如果对此置之不理的话,就会危及女子的生命,因此卫生员们都很担忧,大家商量让女子逃走。可是,因为此事还与中士有关,所以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以上事情的原委经过都是我从卫生员们那里听来的。

就在榊原卫生队设立临时包扎所的当天下午,卫生员们的担心不幸变成了现实。那天,前线发生了激战,运送来了三十多名重伤员。虽然我是多此一举,但为了证实一下少尉究竟是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胆小,我去了临时包扎所。

临时包扎所里因一下子送来了这么多急需救治的伤员而显得忙乱紧张,卫生员们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我找到了少尉,正如传闻的那样,他喝得烂醉如泥。

“真是岂有此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竟然喝得酩酊大醉,简直荒唐透顶!这哪像一个对将士们生命负有责任的军医官!”我怒不可遏,不分青红皂白地冲着身边的卫生员伍长骂道。

“实在对不起,队长的那份活儿,我们多干点就可以了,请您原谅

他。”下士惶恐不安地道歉。

接着他又补充说:“因为我们队长特别胆小,每次伤员一到,他总是这样,他是在用酒来麻痹自己的恐惧心理。队长平时可是个好好先生,可一喝醉酒,就拿他没办法了。因此,我们总是提心吊胆,怕他做出什么荒唐事来。”

想到下士还要帮着干少尉的那份活儿,我挺同情下士的。可因为依然难消心中怒气,走来走去地想着找个地方出气,结果来到外面。只见包扎所外面排满了运送伤员的担架,有的上面还躺着等待治疗的伤员。他们都只在负伤时做了一下应急止血而已。有一些是刻不容缓急需救治的重伤员。初期治疗关系到伤员生死。可是负有救治责任的军医官竟然喝醉了!虽说你胆子小,这也决不能原谅。

“你还是个军医官吗?”我大声怒斥道。真想扑上去揍他一顿。可是,即使揍他一顿又能怎样呢?我强按心中怒气,没有发作。

如果那天仅此而已倒也罢了,可是没想到,当救治伤员的工作刚告一段落时,伍长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在众人忙着救治伤员时,躲在一旁的少尉见救治工作已告一段落,竟突然变得强硬起来。因为仗着酒性,所以显得格外强悍。每当他这样,卫生员们都懒得理他。原田中士对这位喝得醉醺醺的对手也是惟恐避之不及的,早就远远地躲开了。

少尉见无人搭理他,愈发暴躁起来。只见他瞪着醉红的双眼,目光凶狠,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拿到什么摔什么,脚踢到什么就踩什么,一通乱砸猛踩,简直没治。即便这样,大家还当作没看见。

“你们这帮家伙,竟敢不把我这个队长放在眼里!所以现在连女人也瞧不起我。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要搞清楚她怀的孩子是谁的种!把那个荡妇给我带到这里来!”他开始胡言乱语。

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有什么急事,那位女子恰好走了进来。她并不

知道少尉在这里。

“不能来这里,赶快逃走。”就在我为她捏把汗的时候,少尉向她扑了过去。尽管他喝醉了,但出手极快。

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女子吓得惊惶失措。还没等她明白过来,少尉已经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强行拖上了诊断床,并把她仰面朝天按在了床上。

女子还没有来得及反抗,卫生员们还没有来得及阻止,女子已经成了砧板上待杀的鱼。

“接下来他会干什么?”我担心着女子的命运,无法就这样一走了之。

少尉把女子的身体固定在床上,对着卫生员们喊了一通疯话:“喂!你们这些小子们(指卫生员们),为了让你们长点学问,现在给我好好看着,我要把胎儿从这个女人肚子里取出来!”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还没到分娩期呢。难道他是要动手术把胎儿取出来吗?这女子肚里是谁的种,可不关少尉的事啊。

就算少尉是个妇产科医生,可喝得醉醺醺地动手术,母子还是会有失去生命的危险。这简直是疯狂之举。“住手,你究竟要干什么?”我真想大喝一声。但是,转念一想,对方虽然喝醉了,毕竟还是军医尉官,而我不过是其他部队的一位上等兵,即使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于是,我强按怒气,静观事态发展。

我提心吊胆地注视着那位女子。只见她惊恐得脸都扭曲变形了,额头满是大汗。“请放开我!请饶了我!”女子拼命地乞求道。但是,少尉对女子的哀求充耳不闻,他把女子的衣服一直卷到露出整个腹部便开始动手术了。

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从我站的地方看不清楚。即使能看清,我也没有勇气看。

就在我背过身体,紧闭双眼的瞬间,“啊呀!”我听得一声惨叫,回头一看,看见了女子痛苦万状的脸。只见她白眼球暴突,相貌令人毛骨悚然。

少尉究竟干了什么,我不得而知。也许他在使用手术刀吧,只见手术刀在他手中晃来晃去的。

即使是我这个对医术一窍不通的外行也判断得出,该女子已经没救了。

我惊恐万分,再也待不下去了,赶紧夺门而逃。

后来听知情人说,那位女子死了。

少尉酒醒之后,面对自己干下的恶行,吓得面如土色,对着女子的尸体不停地谢罪。他始终被对该女子的痛苦思念所折磨,最终无法解脱而自杀了。

由此得出了一个病名,叫“战争恐怖症”。这个病名很适合少尉。如果没有战争,少尉一定是一名温存的医生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可以说这也是战争的疯狂造成的罪孽吧


(7)坂本寅吉:一个日本兵的传奇人生,与一名中国姑娘的爱情

坂本寅吉其人

  坂本寅吉,1914年出生于日本国琦玉县筱原郡的一个工人家庭。因这年是寅年,其父给他取名“寅吉”,以示寅年吉祥如意。他的哥哥是工人,日本共产党员。他少年时代曾随父亲来过中国,在上海一所中学读过书,懂汉语,但未读完中学就回日本去了。尔后,他一直怀念着和他结下深情厚意的中国少年朋友。

  在东京,他当了一名皮鞋工人。1937年,在日本法西斯当局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后,他认为这是不义的侵略战争,就毅然参加了日本地下反法西斯组织——日本反战同盟会。可是不久,他被强迫征召入伍,在炮兵部队服役。目睹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他内心十分痛苦,不时流露出反战情绪,因而遭到上级的怀疑。1943年,上司把他从前线撤换下来,调到后勤采伐队。同年夏天,他被派到义乌采伐公司楂林采伐队当队长。

  在楂林,他同情中国老百姓、暗中帮助抗日游击队,甚至迎娶了一位当地的姑娘为妻,并生下一个男孩。1945年,坂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上旬,坂本寅吉在淮海战争中牺牲。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义乌和楂林都修建有坂本寅吉烈士碑和纪念碑


楂林——八里桥头的传说

坂本寅吉驻扎楂林后,有这样的故事,至今仍在老一辈人中流传

有一次,一名日本兵正要强奸一位中国姑娘,恰巧被坂本寅吉看见了,愤怒的他一把将那个日本兵推倒在地,怒骂道:“畜生,不如去奸污你自己的姐妹……”

还有一次,他看到日本兵放火烧毁村庄,按奈不住怒火说:“你的良心没有了?中国老百姓也是人,你一刀戳死他,眼睛都不眨一眨。你要知道,我们日本有句俗话,‘你要喝人家的血,人家也会吃你的肉!’”他痛斥日本兵说,中国老百姓盖一幢房子、买一头牲口多么不容易。“你一把火烧掉他们的房子,一刀宰了他们的牛羊,于心何忍啊!”

  某日,坂本走过楂林镇卖五香豆腐干的小摊,遇到警备队队长河野带着两个士兵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就停在摊位前对河野说:“来,来,米西米西!”

  河野打量着锅里热气腾腾香喷喷的豆腐干口水直流,连说:“好,大大的好!”于是坂本就叫来摊主盛了四碗豆腐干,又叫他打来两斤白干。一群人酒足饭饱后甩手就走。摊主上前向坂本要钱,不料坂本一脚踢飞了小摊:“皇军吃你东西,是给你面子,还要钞票?”骂骂咧咧的坂本和河野扬长而去。

  晚上,正当摊主在家向老婆叹苦经的时候,窗口丢进来一大把钞票。摊主一家大吃一惊,急忙跑到门口,发现坂本远去的背影。他们回到房里一数,有20多元,里面还夹着一张字条:“赔你,别声张。”

  传说中的坂本是如此的矛盾,他那因历史久远而显得模糊的身影更加地让记者琢磨不透。而另一个间接见证人、他的儿子蒋义生,则向记者转述了他母亲蒋荷菊生前向他描述的父亲的形象。

  坂本在白日里动辄打骂中国百姓,但骂虽然是恶狠狠的,打却从不伤筋动骨。事后暗暗送钱送物赔礼道歉。我们揣度着60多年前那个日本汉子的痛苦,他在深夜里郁闷地举着酒瓶,在同胞的暴行和自身的善念之间苦苦挣扎。对于非正义战争的本能排斥让坂本感到窒息

  终于有一天,坂本寅吉作出了一生中重要的一个决定:与坚勇大队大队长陈福明取得了联系。陈福明向他提出三点要求:一不许上山伐木;二不许做危害中国人民的事;三要向坚勇大队提供情报。坂本当即表示可以一一做到。

  不久,坂本通报:日伪军即将进行大扫荡。坚勇大队及时安全转移。此后,坂本通过秘密联络的渠道,给坚勇大队送去数批粮食、药品以及过冬的棉衣。

  坂本的举止引起了河野小队长的怀疑。他报告了日本义乌警备司令部。不久,坂本被逮捕。据说,河野准备将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再送回日本执行死刑。

  文章开头叙述的故事就这样如期而来。踏上死亡之路的坂本寅吉努力抗争着命运,急驰的火车在八里桥头的转弯口减缓了速度。机会稍纵即逝。机警的坂本乘机向押解他的日军宪兵提出解手的要求,随着车厢大门“轰”的一声被拉开,坂本纵身一跃滚入了茫茫黑夜。其实,八里桥头这个拐弯处,也正是坚勇大队设埋伏准备营救坂本的地段。战士们冒着日本兵的枪弹,冲上去掩护他安全地撤进丛林。

  此后,坂本参加了坚勇大队,正式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坂本受到了坚勇大队的热情欢迎,江征帆政委亲切地称呼他为“坂本寅吉同志”。正是八里桥头的纵身一跃,改写了坂本寅吉的人生。


“烧炭佬”的跨国之恋

  那天夜里,逃脱魔爪的坂本一路狂奔回到楂林家中。因为那里有他妻子在等待着他的消息,她就是善良美丽的中国姑娘蒋荷菊。

  记者辗转找到了坂本寅吉和蒋荷菊所生的儿子。他叫蒋义生,坂本牺牲的那个时候他刚满三岁。虽然有着一半日本的血统,当他却和当地乡民一样吃着米饭长大,从当地的学校毕业,最后当上了一名教师。一转眼60年过去了,退休在家的蒋义生如今已是满头华发。

  “父亲给我取名义生,就是因为我是在义乌出生的。当年他和母亲结婚后,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蒋贤礼。”对蒋义生来说,除了名字和血统,父亲几乎没有留给他任何东西。对坂本仅有的那点印象也来自母亲的口述

  一个中国姑娘如何会爱上一个“日本鬼子”?在蒋义生的回忆里,母亲曾经说过,坂本这个“鬼子”和别人不一样。

  1943年秋,坂本迎娶蒋荷菊,在楂林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楂林镇学生路8号老宅,当年坂本和蒋荷菊的新房,如今也是百岁高龄。穿过那条布满青苔的石板小巷,记者一行跟随着蒋义生走进当年的新房。两扇陈旧的木门虚掩着,二楼精雕细琢的木窗结起了大大小小的蜘蛛网,斑驳的老墙头窜出几缕青草。就是这座小楼里,60年前点起了一对红蜡烛,透过纸窗晃晃悠悠的烛火里,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不久,这里又迎接了一个新的生命——蒋义生就出生在这屋。

  如今,老宅已经许多年没人住了,当年的邻居不是搬走就是相继过世,只有蒋义生的舅妈依旧住在这个老墙门里。

  80多岁的老人和蒋荷菊在这个院落里相伴居住了近半个世纪。她依稀记得亲戚中的一些说法:“蒋荷菊的娘家当时条件不好,坂本总是很热心的来帮忙做点事情,于是一家人都对这个日本小伙子印象不错,蒋荷菊那个时候还称呼皮肤黑黝黝的坂本为‘烧炭佬’。”

  在那个年代,可以想象的是有很多中国人无法理解这段异国爱情,现今流传下来的故事里关于他们的结合也说法不一。

  有的人说,蒋荷菊是被坂本的正义感和善良所感动,于是就答应了他的求婚。也有的说,坂本给予了蒋家莫大的帮助,让穷困的蒋家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所以蒋荷菊就顺理成章地嫁给了他。当然也有人认为,蒋荷菊是迫于坂本的日军身份和对她孜孜不倦的追求,无奈答应了这门亲事。

  现年80岁的胡丁贤陪记者来到老屋。胡老参加革命前曾做过蒋家的裁缝,又是坂本的战友,说起当年的那段姻缘。胡丁贤印象深刻:“蒋家的姑娘样子很好,坂本当时很喜欢她,但是一开始,蒋荷菊并没有答应坂本的求婚。”胡丁贤回忆说,当年坂本是楂林镇里赌会的大庄,到了集会开赌局,经不住坂本追求的蒋荷菊提出了一个要求,要知道赌局的底牌且不允许坂本改变结果。看过底牌的蒋荷菊把消息迅速地传了出去,带着乡亲们狠狠地赢了一把。坐庄的坂本没有食言,把整整两皮箱的钞票输给了当地的老百姓,也把美丽的蒋荷菊娶回了家。

  在那以后,蒋荷菊经历了坂本跳下火车逃生、参加革命队伍、随新四军北撤直到牺牲在淮海战役中等一系列变故,也面临过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并为生计所迫而改嫁,直到1978年去世。蒋义生说,母亲从来都没有后悔嫁给了坂本,即便到离开人世那一刻,她的心还是都给了那个日本“烧炭佬”。


离开义乌的岁月

  坂本在义乌的时间并不长。蒋义生至今不能回忆起父亲的模样,父亲的爱抚也离他那么遥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坂本寅吉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妻儿,随金萧支队北上。那年,蒋义生3岁。这一别,直到1949年1月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坂本寅吉再也没有回到楂林,回到日夜企盼他归来的妻儿身边。

  受其哥哥的影响,共产主义是坂本寅吉一生的信念。1945年11月,随部队北撤的坂本在江苏海安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征帆在回忆录里提到:那年10月,坂本寅吉向坚勇大队大队长陈福明提出加入日本共产党的愿望,陈福明于是就建议他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将来回国的时候将组织关系转回日本。于是坂本寅吉遵从建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和中国共产党员,坂本寅吉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曾乔装“皇军”,一马当先地制服炮楼里的伪军;他曾劝说残留在津浦铁路泰充段的日军向新四军缴械投降;攻打泰安城时,他三发炮弹炸飞敌碉堡,赢得“神炮手”的美誉;孟良崮战役中,他指挥炮兵轰击敌军阵地,打得敌人闻风丧胆……离开了义乌之后,坂本寅吉的故事依旧在人民军队中流传。

  那天下午,在春天暖暖的阳光下,我们站在楂林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追怀。纪念碑上,坂本寅吉的名字触手可及:一名日本国际主义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胡丁贤老人和坂本寅吉是楂林镇的老相识,又一路战斗到淮海战役。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坂本寅吉这个熟悉的名字,让胡老的思绪又飞回历史的硝烟里。

  “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坂本寅吉在一纵三旅当炮连连长。战役打响以后,我还遇到了他,当时我是一名警卫员。”胡丁贤记得,坂本当年指挥起炮兵来很有一套,指哪打哪。他经常在一发炮弹出去以后就拍拍胸口,胸有成竹地说:“我心里有底了,下一发一定命中目标。”

  “坂本牺牲的那天晚上,我还和他一起吃饭叙旧,谁知晚上他就被炮弹打中了。”1949年1月的一个晚上,经历了一天的激烈战斗,在安徽萧县一座豪宅墙楼里过夜的坂本寅吉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壮烈牺牲。胡丁贤说,坂本寅吉走得非常突然,没留下只字片语。炮火之猛烈,战友们甚至都没找到他的遗骸。

  在战火纷飞的间隙,战友们为坂本寅吉举行了追悼会。全国解放后,义乌市和楂林镇分别修建了坂本寅吉烈士碑和纪念碑。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至今还陈列着坂本生前用过的物品,供后人瞻仰

(8)八路军对日军开展反战思想宣传,碉堡里的日本兵受到感动,竟一起放音乐

中日战争初期,日本本土经常送一些慰问袋给中国战场的日军士兵,一个士兵一年可收到8至10个,甚至一月一次。质量上也非常厚实可观,袋里装的不是烈酒就是糖果、罐头、点心等。到战争后期。在日军内部,因生活拮据,长官凌辱,士兵自杀事件不断发生。当时,每个日军士兵每月军饷仅有8.8元,再加上军部强行扣除每月每位士兵5元的所谓“贮金”,所剩3.8元,出去逛一天就花光了,一斤白酒0.45元、一杯咖啡0.80元,一个月抽末等“枪牌”烟就需1.8元。平时吃不饱饭,想上街买点零食,只好写信向家里讨钱。家里寄来钱后,长官又偷扣汇票,无端挪用。


1942年10月,八路军冀鲁豫一个旅对日军骑兵部队进行围歼激战。敌骑兵溃逃在荷泽县一个村庄负隅顽抗。正在火线协助八路军搞宣传的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同志便与该旅敌工科长一起,奔跑到距日军不到100米的地方,向顽抗的日军喊话。当看到许多日本兵在当官的威逼下,把冰冷的枪口对准自己准备集体自杀时,这个反战盟员冲向日本军队走去,边走边喊,想制止这场残杀同胞的血案发生。但一个日军班长见“八路军”跑了过来,急忙拉断引线,抛出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在这位盟员身边爆炸了,他右手负伤,鲜血淋漓,但仍不惧一切地冲进日军阵地。可是万恶的日军将校仍命令部下一个个自杀了。八路军指战员赶到,才把那位反战盟员保护下来并将他的伤口包扎起来。后来,组织上把他送到抗战圣地延安,在那里一边疗伤,一边学习。


由此,冀鲁豫日本反战同盟支部总结出敌对宣传贵在平时,必须改进宣传办法,用更加行之有效的形式给日军士官灌输厌战及反战思想,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他们掌握日军士官在乱骨如麻的异国战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久盼慰问品送到阵地的心理,采用了给他们不间断地送慰问袋的办法。


于是,反战支部前线工作队在正月的一天,提着装有红枣、柿饼、花生等食物的慰问袋到日军一个碉堡前。他们用铁锹挖了掩蔽壕,跳入壕沟,用高梁杆在地上托起慰问袋,然后大声喊话,说明来意。碉堡里的日军非但没有开枪射击,还放开留声机与野外的同盟员一同唱日本家乡的歌曲。一个少尉还大胆地把留声机搬上望楼,一连放了15张唱片。三个反战盟员乘势宣传了反战的政策主张,延续了3个小时,他们才安全返回驻地。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和延安日本反战同盟支部,于1944年深秋派出永井、加藤、西谷、大谷等,还有朝鲜独立同盟的史进、李权武等分赴晋绥军区的汾阳、清太、离东、静乐、阳曲等地的敌军工作站工作。加藤在延安学习了三四年时间,是一位政治上靠得住、业务上娴熟的反战同盟的骨干,他们在离东县敌工站郭丰瑞的陪同下,由八路军一个班作掩护,轮流对日军的薛公岭、吴城、四皓等据点打电话,送慰问袋。


加藤每次送慰问袋,总要占据顺风的地形喊话。他的喊话直截了当,启齿便表明自己的身份和主张。


他们喊完话,把装满物品的慰问袋挂在日军据点外的铁丝网上,又喊话告诉日军士兵。


日军听了延安来的同盟员的喊话,收了同乡挂在铁丝网上的慰问品,寂寞枯燥的心得到慰籍,对跟前的伪军说:“八路大大地厉害”,“同盟员大大地好!”许多接受了正义宣传的士兵,开始弃暗投明,一个个逃出了铁丝网围堵的据点。一名日本娃娃兵,带枪跑到李家村,寻找八路军里的日本人,得知八路军转移走了,悻悻地返回据点,好像丢了魂似的惴惴不安,一枪把自己打死在壕沟里了。这年8月10日,汾阳日军宪兵队武藤伍长带着日本反战同盟的宣传品跑来投城。太原铁甲日军1479特务部的朝鲜籍翻译官池田东根,于次年5月15日带着妻妹、孩子和大村三部一家、菊本镇郎等一行9人,逃出特务部队,奔向抗日根据地。


(9)元山俊美:被中国人所救的一名日本兵

他是农民的儿子、侵华士兵、火车司机、日本共产党员、左翼社会活动家;

从被迫成为日本侵华士兵到坚定的反战社会活动家;

从带着刺刀到带来象征和平友好的樱花:


1940年,怀有高远志向的19岁青年元山俊美被一纸征兵令变成了一个铁道兵,送到中国战场上,被迫成为侵略军的一员。

残酷的战争,让元山俊美看清了军国主义的真面目,他不愿意再与中国人民为敌,对中国百姓友好,中国百姓也救他一命,甚至在战地里干杯,结下一段战争时代难得的友谊

1945年1月,元山随所属铁道兵部队转入衡阳以西约100公里的冷水滩驻扎。冷水滩位于洞庭湖的湘江上游,是水路交通的中转要地。元山他们被分配到洞庭湖运输队,通过湖上的水路来运输军火物资

湖南一带水路发达,湖泊众多,但日军并没有运输用的船,于是就强行征用中国的民船。元山所在的部队也强征当地的木船,每条木船上派一名日本兵,担任“押运”,元山也被派到一条木船上担任“押运”。

一些日本押运兵对中国船夫很凶暴,动不动又打又骂,有时候连饭也不让吃,催赶着他们快快划船。而此时的元山,对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正当性已产生怀疑,发现日本政府所说的“东亚共荣,造福中国”,其实是到处杀人放火,对中国不是“造福”,而是“造孽”。元山暗暗感到对不起中国人民,所以他对中国船夫们很和蔼,不催赶中国船夫,不让他们太累了。中国船夫们也看出元山与其他日本士兵不一样,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一天,元山他们押运的船队走到湖中央时,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遭遇中国游击队的袭击。这时站在船上押运的元山,一时间不知所措,只听见子弹在周围乱飞,湖上没有躲藏的地方,即使跳进水里,也随时都有被击毙的可能。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划船的船老大悄悄拉拉元山的衣袖,打开船板,让元山与他们一起躲进船舱底下,躲过了中国游击队的突袭,捡了一条命。

在这次袭击中,有好几个担任押运的日本士兵被打死,之前与元山一起执行“山川”行动的6个人中,又有两个人被打死在押运船上。那个曹长跳进湖里,但再也没有浮起来。这次元山要不是靠中国船夫的相救,肯定也是性命难保,葬身湖中喂鱼了

元山后来说:“我真没想到,我对中国老百姓这点小小的关心,就得到他们如此宽宏大量的回报,让我感到中国人真是一个充满爱的民族。这使我更加悲伤自己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更加憎恨把自己变成中国人民敌人的日本政府。”

元山说:“尽管我是侵略军的士兵,但在中国遇到善良的中国人的救助,使我如同醍醐灌顶,顿悟觉醒。从此,我虽然外表还是穿着日军的军装,而我的内心,却不再愿意与中国人为敌了。”

战后,元山俊美加入日本共产党,成为坚定不移的反战人士和无产阶级社会活动家,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揭露731部队罪行、反对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反对参拜靖国神社而奋斗,终生为反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2000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元山俊美花掉所有养老金,在湖南文明铺捐献种植了200棵樱花树,以此表示对侵华战争的忏悔,祈祷中日永远友好和平。

2002年,元山俊美去世。他的遗愿,是看看那些盛开在湖南土地上的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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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彩色老照片,历史离我们如此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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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无论去过多少次都很难,星巴克店员总是特别热衷于纠正我在点餐过程中的各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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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说红茶冰摇吗?”

-“对对对,加桃浆,不加糖”

-“您是说冰摇桃桃红茶吗?”

-“………今天可以不问这么多问题吗?”


user avatar   fei-xiao-wu-6 网友的相关建议: 
      

难民不是移民,中国显然不应该接收任何形式的难民,难民经历了太多人性中的极端状态,人性中的残忍被激发的更多,再加上宗教与战乱因素,为了生存难民的底线会更低,为了生存难民不惜恩将仇报、鸠占鹊巢,其对于稳定的社会有巨大的破坏性。

—————————————————————————————————

难民如果席卷欧洲,欧洲没落,欧洲储备的大量人才,中国要做好准备。

中国要为未来潜在的优秀移民提前做好准备,所有移民至少符合以下标准:

1、接受归化。接受中国法律、传统和习俗的归化,华文参加水平考试;放弃原有的宗教信仰。进行郑重的归化仪式,宣誓并视频记录这一过程。

2、有一技之长,科学技术领域优秀人才优先。优秀人才需要中国指定科研、技术或教育机构进行鉴定。

3、身体健康,无传染病。

4、在移民中国之前,没有触犯过法律(以中国现行法律为准)。

5、符合以上四条者,到中国后需要数年的准备期方可有资格加入中国国籍。

6、6岁以下健康儿童(以中方骨龄测定为准),以及符合1至4条相貌姣好的25岁以下女子。

7、宗教类神职人员、有反华行为及反华言论者禁止移民。

——世界上没有无条件的爱,以上是移民的标准。


——————————————————————————————————

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各种人均指标都较低的国家,按照“谁提出问题,谁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原则”,哪个国家指责中国多,哪个国家就应该帮助中国解决一部分问题。这些国家要真金白银的给中国出钱,不出钱不帮助就别BB,还要中国人自己勒紧裤腰带独立自主的自己解决。美国作为经常指责中国的国家,我觉得美国应该尽力帮助中国,比如至少接收中国1个亿的“难民”,如果美国接收不了也不想出钱,最好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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