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各不相通，那历史上第一个翻译是如何做到的呢？ 第1页

利益相关，语言学专业，曾为非洲部落语言做过田野调查，汇集成语料库。

首先要学习一些基本名词，第一种方式可能是，有一个双方都能看到的实物，双方靠比划学会这个物品在对方语言中的说法。而这即使在周围什么都没有的环境也能做到，因为最简单的就是“我”和“你”。假设一个中国人一个英国人互相不懂对方的语言，英国人可以对着中国人指自己，不断重复【I】，再指着中国人，不断重复【you】，这样中国人大概率会理解，I = 我，you = 你，但还不能确定。当然，随着之后造更多的句子，就可以确定了。

第二种方式，讲述故事提取信息，假设现在有一本图片故事书讲的是青蛙王子，或者英国人抓了一只青蛙，要给中国人讲他抓青蛙的故事，这个故事中会不断的出现“青蛙”这个名词，中国人则可以推断出青蛙的读音大致为“frog”，但大概率分不清是“frog”这个单词的边界，会产生诸如“fro”，“frogis”，“afrog”多个错误理解版本，然而这个也可以通过一次次重复确认。

同时，双方会学习一些对方语言的常用语，比如说“yes/no”，“I don’t know”，“sorry”，“thank you”之类的。

看到这里大家大概能理解，最开始了解到的多数是一些名词、代词和常用短语。

在名词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可以利用这些名词学习一些动词了。假设现在中国人已经学会了“I，you，apple”等词汇，英国人可以拥抱中国人然后说“I hug you”，吃苹果然后说“I eat apple”，重复后中国人可理解“hug，eat”这些简单动词。

接下来是一些句子结构和语法层面的东西。

假设英国人在纸上写字，然后说“I write on paper”，中国人已经知道了write=写，paper=纸，然而现在write后面有个on，中国人很疑惑。于是中国人会说“I write paper”，英国人“No No No, I write ON paper”，这种句子多了，中国人会慢慢理解英语有介词，介词会放在名词Noun Phrase前面。

注意到了这个阶段，中国人造英文句子，反过来向英国人确认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中国人学会了“hand，head，put”，于是尝试造句，把手放在英国人头上，然后说“I put I hand on head”，英国人就会纠正他“No, No, No, I put MY hand on YOUR head”，这样就又牵扯出来了人称的格/变位。

之后在不断的造句和纠正后，可以get简单语法。

形容词则比较抽象，可以在学会一些名词后掌握，最开始会是一些简单具象的，比如“big/small”，“beautiful/ugly”，以及颜色词等，再到一些略微抽象的，比如“yummy/tasty”，有了一定词汇量可以解释抽象词汇之后，再到一些更抽象的，比如“stingy/generous”。

总之在不断的输入（positive evidence）与造句纠正（negative evidence）之后，双方应该能大体掌握对方的语言。

我上面说的是在模拟非专业人士学习一门完全未接触过的语言的过程，如果你想知道语言学专业人士是怎么做到快速与一种新发现语言的使用者沟通的，可以看一下电影《arrival》（中文译名《降临》），里面用到的与外星人交流的方式确实是当前语言学家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会用到的记录新语言的方式。

顺便安利一下这个电影的学术顾问，是我在McGill University语言学系时，教过我课、后来也与我一起工作过的教授Jessica Coon。她是现任加拿大土著语协会的chair。p.s. 她长得跟电影女主角有点像，甚至让我觉得电影女主是照着她的样子找的。

电影里的女主办公室也是Jessica按照她同事的办公室还原的hhh。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电影里看一下语言学家工作的样子～

以上。

我讲一个田野调查的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对濒临灭绝的语言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并把它们记载下来的人，我通常称他们为追风者。

在明治末期，有一个学者把自己的全部人生都献给了日本唯一少数民族阿伊努族的语言研究。他的名字叫金田一京助。在那个语言学方兴未艾的年代，几乎所有的原住民也即土著的语言都被歧视为未开化的语言，劣等语言。阿伊努语亦不例外。在金田一京助之前虽然也有人研究过阿伊努语，但是并未成体系。也从未有人发现阿伊努语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长篇叙事诗。

阿伊努人是居住在日本北海道以及库页岛的少数民族，根据考古学上的研究，阿伊努人可能跟最早日本本土的绳文人有渊源。可以说他们很有可能是最早的日本原住民。在此不得不再次提到著名的『p音考』的作者上田万年。金田一京助可以说最早便是受到了上田万年的精神鼓舞。上田万年曾经叹息说到，全世界只有日本有阿伊努人，阿伊努语的研究是日本学者的责任。然而当时几乎所有语言学者和学生都在研究西方其他语言，没有人关心阿伊努语。金田一京助最开始去北海道阿伊努部落里收集基础单词的。在北海道的阿伊努部落，金田一京助没遇到太大的阻碍，而且金田一京助很聪明，他知道学习阿伊努语收集单词的比较好的对象是年轻女性，部落里的女性比较亲切细心，年轻女性的一些反应都很自然。上了年纪的女性则会比较照顾别人的面子，说错了只要能理解都不会去特意纠正别人，这对语言学习是个很不利的因素。这次的北海道生活使金田一京助最震惊的莫过于ユーカラ这个长篇叙事诗的发现。但是北海道好像已经没有了会背诵完整ユーカラ的人了，所以只记录了一些片段，哪怕是片段的ユーカラ也从傍晚记录到了深夜十二点。当时，有一本英国人传教士バチェラー编写的『アイヌ英和辞典』，这本字典其实是一本不太负责的字典，但是有时候也能派上点用场。令人困惑的是，ユーカラ片段里的单词也好，语法也好，这本字典上什么都查不到。ユーカラ可以说是了解阿伊努和阿伊努语的巨大宝库，可是目前根本无法解读。金田一京助听说更北方的库页岛（サハリン，Sakhalin）上的阿伊努人说的话，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已经听不懂了，于是金田一京助想到了可以去库页岛先研究库页岛的阿伊努语，然后再通过比较这两种阿伊努语来追溯更古老的原形，这也许是解读ユーカラ的唯一途径了。上田万年给了他一百日元，他大伯给了他一百日元，于是金田一京助就揣着这两百日元独自一人前往库页岛了（这个时候的200日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万日元，也即一个普通工薪族的月薪）。

金田一京助在库页岛的开始的经历可以回答“第一个会英语的人到底是怎么学会的”这个问题了。库页岛上的阿伊努人对日本人是有敌意的（其实就算没有仇恨，对于陌生人也是有防范心的）。一般来说，成年人对于金田一京助根本就不想理会，更不要说跟他交流并且教他阿伊努语了。只有一种人会没有敌意和防范心，那就是小孩。金田一京助在做了四天无用功后终于发现这个绝好的对象，于是凑到正在玩耍的孩子群里去，给他们在地上画画。画了眼睛，孩子们当然毫无顾忌地就会说出“眼睛”这个词的阿伊努语，画了鼻子也会毫无顾忌地说出鼻子的阿伊努语。就这样，收集到了很多基础词，然而这样收集是有限制的，最重要的一个单词并没收集到。这个单词是就是所有语言里都有的“什么”。只要知道了这个单词，就可以用这个单词问更多更多甚至是抽象意义的词语了。于是金田一京助拿出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一个没有人看得懂的东西。孩子们看不懂就自然会问“什么”，这么一来，“什么”就收集到了。这个词就是关键的突破口。

在呆了大约45天之后，这45天的成就放在今天来看是令人咋舌的。不仅收集了4000多个单词，而且基本语法大致学会，并且基础的听和说都会了。回来之后，上田万年很是高兴，狠狠地招待了金田一京助一番。靠着这次的成果，金田一京助立刻发现在北海道记录的ユーカラ片段上，库页岛的单词和语法立即派上了用场。这表明，库页岛的阿伊努语是更加古老一点，更加“正宗”一点的阿伊努语。接下来的工作便是继续到库页岛记录更加完整的ユーカラ。当时库页岛还是有少数老人记着比较完整的ユーカラ（库页岛的阿伊努人把它叫做ハウキ）。如果不去库页岛趁着这些老人们还活着记录的话，阿伊努的口传文学长篇叙事诗将永远失传。但是，很多时候，做学问做研究的路是孤独而辛苦的，与很多的学者一样，面临着资金问题。金田一京助打算先找一份学校的国语教师的工作干着，然后一点点地存钱积累研究资金。当他家人知道他要研究阿伊努语时，几乎所有人都是带着失望的目光。就像现代社会中，一个年轻人放弃了薪水很好的工作去辛苦地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一样，家人和亲戚的目光总是失望的。这种世俗的目光总是会让人很痛苦。面对着世俗的眼光，金田一京助只有在内心中不停地对自己说：“我坚持做的研究并不是无意义的。”还有一点让人觉得孤独的是，同期的同学们都进入了西方文学、西方哲学等听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思想学科，唯独自己却在研究“野蛮人”的东西。

之后，明治45年（1912年），是明治天皇驾崩的一年，这一年，金田一京助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一年，走到了人生最低谷。长子、好友石川啄木、父亲一个接一个地逝去。并且当时三省堂一度破产，导致金田一京助没有了收入来源。金田一京助曾一度把阿伊努语的笔记本狠狠地摔到榻榻米上想过要放弃这个研究。但是毫无疑问，金田一京助是个很智慧的人，心态的调整很厉害。他反过来想，为了这个事业连父亲都牺牲掉了，怎么能就此放弃。可以说，这是一个化悲痛为力量的典范。

正好在那个时候，政治风向上有了变化，随着拓植博览会的召开，在上野的树林里建了很多有乡土味的房子供给日本境内的少数民族居住。于是很多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和库页岛的阿伊努人都来到了上野。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金田一京助妻子的姐姐是一个很智慧的女性，全力维持生计来支持金田一京助去上野公园跟阿伊努人接触。更加幸运的是，在获得全时间段出入许可后，金田一京助在夜里朗诵起了ユーカラ后，北海道和库页岛的阿伊努人都涌了过来。几乎无人可以想象，在东京会有人知道ユーカラ。很多阿伊努人都是含泪听着金田一京助朗诵的ユーカラ。于是，在这样的契机下，金田一京助就能够融入到阿伊努人的圈子里，阿伊努人都很热心地帮助他解答阿伊努语以及ユーカラ里还不懂的地方。随着知名度的提高，终于有阿伊努人提供了一些可贵的消息源。在北海道的日高沙流川岸边有一个叫紫云古津（しうんこつ）村子，里面住着可能是最后一个ユーカラ记得很完整的盲者老人。他叫ワカルパ。据金田一京助说，他可以称得上是阿伊努的荷马。荷马也是个盲诗人，据说是荷马史诗最后的传诵者。虽然荷马的存在一直有争议，但是正因为有人用文字记录了荷马时代的吟游诗人口头传诵的叙事诗，才得以让宝贵的文学作品兼史料的荷马史诗保存了下来。ワカルパ自己都提出了想有人来记录ユーカラ，这么绝好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然而最大的困难还是经济。

上田万年再一次在经济上帮助了金田一京助，对于他来说，上田万年可以说是“士为知己者死”一般的恩师了。就这样把ワカルパ叫到东京来了。从早到晚，大概就这样记录了三个月，大学笔记本花了整整十本。上田万年看到这十本的记录，着实吓了一跳。日本最古老的文献《古事记》的序文中写了古事记整本书都是太安万侣笔头记录了稗田阿礼一个人口述的内容而成的。正好这个时候，日本新一代的古典学者安藤正次等人都觉得一个人是不可能背诵得出那么多的内容的，主张序文的内容不可信。而从ワカルパ的记忆力以及他脑中储存的ユーカラ的信息量来看，这十本内容足以证明人类中是存在具有惊人记忆力的人的。

可惜的是，ワカルパ在留下了十本ユーカラ后，回村子里为了给人治病结果自己染病而亡了。金田一京助亲自跑过去悼念他。并且与阿伊努们一起通宵达旦地唱歌，唱的当然便是ユーカラ。很幸运的，又记录了其他老妇人教的其他口传文学（包括一位路过去干活的邻村老妇独个知道的阿伊努的“羽衣传说”）。此后金田一京助的生活开始有了起色。

几年后，金田一京助再次去北海道寻找传诵者，这次遇到了16岁的阿伊努少女知里幸惠。这是围绕着阿伊努语的另一个悲伤的故事。金田一京助面对着幸惠的“我们阿伊努的ユーカラ真的值得先生如此费心费力吗”提问，告诉她，ユーカラ是伟大的文学作品，跟荷马史诗具有同等价值，是珍贵史料，是宝典也是圣典一般的存在。从此，幸惠开始了ユーカラ的研究。幸惠后来进行了她短暂一生的最后一项工作，把ユーカラ翻译成日语。她的伟大作品『アイヌ神謡集』1922年9月18日完成的那一天夜里，幸惠因心脏病发作而过世，那时她才19岁。幸惠先天心脏有问题。据金田一京助亲口叙述，就在她把打字机把作品打完并和原稿原文校正完最后一页后，喊了金田一一声后便心脏病发作了。

写到这里，之后的幸惠的弟弟，知里真志保的故事我也没有心情再写下去了。1961年，真志保去世后，只剩金田一京助一个人继续着阿伊努语的研究工作了，他也没有发现还有人愿意继任他的工作，时不时会感叹等自己退休了，阿伊努语的课程恐怕要永远地绝迹了。不过还好，后面总算是有了其他人继续研究阿伊努语。进入21世纪后，幸惠的『アイヌ神謡集』开始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民间纪念她的人开始多起来了。这也算是对追风者们的一种安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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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几名网友指出的一些小错误。然后，一直忘了在这个回答里更新另一位追风者的故事。现在就追加一下吧。

虽然金田一京助经历过人生低谷，但是他总体来说算是幸运的，并且把一门语言给体系化了，有了具体的成果。并且平安地干到退休。人生的后半算是成功的。但，在历史上，地球的另一侧，有一位追风者的人生却是给人另一种无法言喻的寂寞感。他的名字叫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

在美国的语言学家应该很多人知道他，尤其是研究美洲印第安语言的语言学者。他一生都在美洲流浪，没有对任何一门语言有系统的研究，但是他记录了无数的语言资料。对于他的定位，从行为上来看，只能说他是一个记录狂，或者本质上可能属于一种收集狂。但是从他对语言的一些认知笔记来看，他对美洲各种印第安土著语言的认识是非常丰富的，并且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极具超前性。哈林顿在美国语言学界是一个传奇似的人物。然而他终年飘忽不定，所以几乎没人了解他。所幸，他的前妻卡洛贝丝（Carobeth.Laird）后来写了一本专门关于哈林顿的传记才得以让我们了解这位奇人的一些性格和事情。

对于哈林顿来说，各种美洲印第安语言的实地调查也即新语言的资料收集才是他最感兴趣的，妨碍到这个工作的一切活动在他眼里都是在浪费生命。哈林顿在美国的民族学局里获得了一个职位，可以供他温饱以及提供他收集资料的平台。只有在上司给他指定任务时他才不情愿地写几篇报告或者论文拿去发表，然而那些论文都是几页内容。虽然他自己也曾想过要写出长篇大论的惊人之作，但是也许是由于真的欠缺把知识体系化的能力，又或者也许是因为太过于热衷收集资料了，系统化的论文和著作最终还是一部都没写出来。

哈林顿有一定的被害妄想症，因为他总是担心他的同事或者语言学的同僚们会窃取他收集来的资料。甚至为了保密，连收集资料时的各个印第安人的名字他都以别人看不懂的符号代替。不过，他一生所收集的资料，其重量是以吨来计算的。很早的时候他收集的资料就已经把他单位的书库给占满了，紧接着继续占领了附近画廊的地下室，然后是租了华盛顿两个仓库。当然这些还不算什么，在他死后，美国各处的仓库和保管所等地方都陆续发现了他收集的资料以及手稿。估计装他资料的箱子数量已经数百或者上千了。跟他比起来，金田一京助收集的资料单纯从数量上来看，根本算不上什么。

哈林顿跟一般的收集狂不太一样，他的记忆力和对语言的敏锐洞察力是惊人的。曾经有语言学家特意时不时地拿一些偏僻的词来考考他问他这些词在某个语言里该怎么说，而他不仅能回答得出来，还能把这些词的派生用法以及这些词和其他部落的词之间的关系都说出来。他最惊人的地方在于，北美和南美的印第安语言之间的关联，他是最早察觉到的人之一。早在1910年，他就提出了「カイオワ語」(Kiowa)和「タノ語」(tanoan)之间的关系的猜想，他的猜想在几十年后被证实了,现在它们叫Kiowa-tanoan语系。但是哈林顿对于发表论文或者把庞大的资料给系统化理论化却无能为力。每当一个语言的资料调查收集完了之后，他就彻底失去热情，再也提不起兴趣为这个语言写相关论文了，于是他只能继续开始下一个语言的调查和收集。

这是一种病态的收集癖。甚至可以说为此而“中毒”。他可以为了调查一个语言而不顾即将生产的妻子。也许是长期生活在各种印第安土著部落里的缘故，他甚至连思想都变异了，他认为一切原始的未经加工的东西和事物才是最崇高的，所以估计不洗澡或者什么其他卫生上现代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他都觉得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并丝毫不介意。一旦出门去调查一个语言，他常常失踪好几个月。他的一生都在漂泊。除了调查和记录语言，再也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能让他关心了，无论是论文的发表，还是理论的研究，甚至是妻儿。有一个小故事是十分让人印象深刻的。有一次哈林顿和卡洛贝丝吵架，原因是看到卡洛贝丝买了一些小说杂志来看，结果在哈林顿眼里那都是一些低级的完全不值得浪费时间看的东西，所以他看不惯卡洛贝丝看这些，最后忍不住随手抄起一本《语音学入门》就砸向卡洛贝丝，并且还说了一句：“要看就看一些有用的书！”书角砸中了卡洛贝丝的侧腹，这肯定很疼，但是接下来，他居然不是关心卡洛贝丝有没有受伤，而是紧张地大叫一声：“书没事吧？”这种砸了别人（还是曾经很亲近的人）之后不是问对方有没有事，而是第一反应问书有没有事的行为，可能一般人觉得有点不近人情。这让人觉得哈林顿真的是走火入魔了。

但是毫无疑问，哈林顿是孤独的，终生居无定所，漂泊在外，甚至比吟游诗人更加浪迹天涯。我甚至都能想象得出哈林顿每次记录完一个语言后袭上心头的巨大空虚感。就像精神鸦片，他完全上瘾了，他注定要在记录语言的轮回中孤独地寻找寄托。不过，或许他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他的经历也是多彩的，或许他自己并不觉得在未知语言的瀚海中遨游是一种孤独。

哈林顿给后世的语言学者留下来研究不尽的巨大宝库。但是，面对着他留下的庞大资料，很多人都有了一种感悟：“一辈子都献给学问的人生是失衡的，或许搭配均衡的人生才更有意义。”这种感悟让我想起了知里幸惠，更加让人不胜唏嘘。

参考文献

金田一京助『金田一京助全集』三省堂

金田一京助『私の歩いて来た道』1997　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Carobeth Laird『怒れる神との出会い——情熱の言語学者ハリントンの肖像』1992　一ノ瀬恵訳　三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