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鲁迅和公知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如果有，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态度不同在哪？ 第1页

对于这个问题，鲁迅的一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就足以回答：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
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

这里面，鲁迅提出了所谓“自欺力”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自我麻醉，这对当时中国人的批评不可谓不狠。

可是同样是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还说“”

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鲁迅曾是那个写出几千年的史书只歪歪斜斜的写着“吃人”两个字的人，但在“帝王家谱”里，他却也看到了那些有自信力的中国人。并且认为这些人始终都存在，并且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而这一句，则是鲁迅与某些公知的分野：

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也就是说，在鲁迅的眼里，中国不管有何种问题，但总归是有出路的。你可以批评某些失掉自信力的人如何如何有问题，但却不可以说所有的中国人都失掉了自信力。而公知们最爱做的事情，或是从宏观视角出发否定中国文化、经济乃至于作为民族存在的价值，又或者从微观的事件出发，以点带面说“你国如何如何”。总之，因为有这些有“自信力”的人在，鲁迅是坚信中国会好起来的，而绝大多数公知，就算人在中国也早就已经精神移民了。

如果回到鲁迅写作《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年代，某些公知们可能会说日本之所以要加紧侵略中国，是因为在蒋介石搞出了一二八淞沪会战，长城抗战，激怒了作为“文明国家”的日本。如果中国能够选择对日本认错并且赔偿日本的损失，那么“国联”当然会主持正义。至于七七事变，他们则必然会说“中国军队不但拒不交出走失的日本士兵，还主动向前来寻人的日军开火”。

在1930年代那个日本即将入侵中国的前夜，鲁迅尚且能相信中国会变好，如今中国虽然有各种各样要解决的问题，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好，普通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升也好，当下怎么说也比80多年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问题可以说问题、解决问题，但如果一个今天的人对中国的信心还不如80年前的鲁迅，那就真别拿鲁迅来给自己贴金了。

讲道理，他在今天一定是被当作公知的，至少是要被禁声的。我们觉得不会是因为他已经被主流声音塑造成了革命者的形象（当然鲁迅先生本身就是革命者），所以他的批判，他的犀利，他的不留情面，都被理解为一位革命者的高尚与良知，而不是“对我国国民性的疯狂攻击”。

可以试想，在当今我国，如果一位知识分子没有外国绿卡，没有外国国籍，没有收受外国汇款，而依旧发出不同声音，反思现行制度及意识形态的话，诸位会怎么看待他？怕不是只扔下一句“拜登又发经费了”已经算是顶宽容温和的了

故而问题不在于“鲁迅先生在今日是不是公知”，而是“当我们面对不同声音时的反应”

这种不同不是鲁迅和哪个“莫须有”的公知的不同，是提问者自己已经预先撅好了屁股，扣好了帽子的结果。

真要说起来，鲁迅要在今天，怕别是被逼乎这些文盲嗨粉当成第一号敌对分子。

事实上，当初左联逐步跟鲁迅闹翻，就没少这么干。

1934年6月，鲁迅在《申报》发表杂文《倒提》。

这篇文章被左联作家廖沫沙看到后，专门以林默为笔名，写了篇《论“花边文学”》，对《倒提》大加鞭笞。

文中称鲁迅是“花边文学家”，并写道：

　这花边体的来源，大抵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据这种小品文的拥护者说是会要流传下去的（见《人间世》：《关于小品文》）。我们且来看看他们的流传之道罢。六月念八日《申报》《自由谈》载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倒提》。大意说西洋人禁止倒提鸡鸭，华人颇有鸣不平的，因为西洋人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于是这位花边文学家发议论了，他说：“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
为什么“并未”呢？据说是“人能组织，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所以租界上没有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不禁止虐待华人，当然就是把华人看在鸡鸭之上了。
倘要不平么，为什么不反抗呢？

称鲁迅这篇《倒提》是为西洋人辩护，甚至直接攻击鲁迅的文章是为“他们的东家而作”：

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他们和同胞做起生意来，除开夸说洋货如何比国货好，外国人如何讲礼节信用，中国人是猪猡，该被淘汰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口称洋人曰：“我们的东家”。我想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气，大抵不出于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

鲁迅当时在廖沫沙的眼里，和诸位自我上纲自我定义的“公知”是没啥不同的——就连扣的帽子也都差不多。

在文章的最后，廖沫沙还说：

抱不平的华人果真如花边文学家的“古典”证明，一律没有出息的么？倒也不的。我们的古典里，不是有九年前的五卅运动，两年前的一二八战争，至今还在艰苦支持的东北义勇军么？谁能说这些不是由于华人的不平之气聚集而成的勇敢的战斗和反抗呢？
“花边体”文章赖以流传的长处都在这里。如今虽然在流传着，为某些人们所拥护。但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现在是建设“大众语”文学的时候，我想“花边文学”，不论这种形式或内容，在大众的眼中，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

这位前辈和今天逼乎的各路喊口号大手子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1934年8月，鲁迅又在《社会月报》发表文章《答曹聚仁先生信》，结果这期杂志同时发表了“第三种人”杨邨人的一篇反X文章。

结果，一位笔名为“绍伯”的作家（鲁迅认为是田汉，但实际作者仍有争议），在《大晚报》的副刊《火炬》上发表文章《调和》，文中讽刺鲁迅“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气量窄小呢？”

1934年11月，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因此还特意提到

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至于鲁迅和周扬之间的矛盾就更丰富，因为鲁迅一篇《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周扬攻击鲁迅“带有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鲁迅则干脆说“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另外说一句，基于

1957 年反右派运动时，周扬等人早已腾达飞扬，他们无所顾忌地干脆否定了鲁迅的《答徐懋庸》这篇文章，逼迫冯雪峰承担挑动、蒙骗鲁 迅的责任。已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冯雪峰只能私下向友人诉说，吐露实情。“〇〇〇〇〇”时楼适夷写信告诉 黄源说: 冯雪峰对我说过，“民族解放战争文学”这个口号，实际是冯从陕北带来的，鲁迅先生接受了这个口号，加上了“大众”的字样。这件事还是在反右以后私下说的，他一直不敢公开说这个话。（周楠本《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 “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鲁迅真要能活到1957年，怕别也是个被打为“右”的下场，又能为今天逼乎这些嗨粉们的批判库加一位莫须有的“公知”“知识分子”了。

而周扬在66年以后又因为曾“反对鲁迅”被斗的差点魂飞魄散，这种“风水轮流转”，想来鲁迅泉下有知，实则是不愿看到的。

你吃臭豆腐，和吃大便的感觉一样么？

臭豆腐虽然名字里带个”臭“，但他本质上是食品，有食品的色香味，吃起来也是食品。大便呢？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有一天黄昏，呼呼的北风怒号着，天色十分阴暗。街上的人都匆匆忙忙赶着回家。爸爸妈妈拉着我的手，到伯父家去。走到离伯父家门口不远的地方，看见一个拉黄包车的坐在地上呻吟，车子扔在一边。
　　我们走过去，看见他两只手捧着脚，脚上没穿鞋，地上淌了一摊血。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饱经风霜的脸上现出难以忍受的痛苦。
　　“怎么了?”爸爸问他。
　　“先生，”他那灰白的抽动着的嘴唇里发出低微的声音，“没留心，踩在碎玻璃上，玻璃片插进脚底了。疼得厉害，回不了家啦!”
　　爸爸跑到伯父家里，不一会儿，就跟伯父拿了药和纱布出来。他们把那个拉车的扶上车子，一个蹲着，一个半跪着，爸爸拿镊子夹出碎玻璃片，伯父拿硼酸水给他洗干净。他们又给他敷上药，扎好绷带。
　　拉车的感激地说：“我家离这儿不远，这就可以支持着回去了。两位好心的先生，我真不知道怎么谢你们!”
　　伯父又掏出一些钱来给他，叫他在家里休养几天，把剩下的药和绷带也给了他。
　　天黑了，路灯发出微弱的光。我站在伯父家门口看着他们，突然感到深深的寒意，摸摸自己的鼻尖，冷得像冰，脚和手也有些麻木了。我想，这么冷的天，那个拉车的怎么能光着脚拉着车在路上跑呢?
　　伯父和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伯父的回答我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的话很深奥，不容易懂。我抬起头来，要求他给我详细地解说。这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而且现在也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脸上不再有那种慈祥的愉快的表情了，变得那么严肃。他没有回答我，只把枯瘦的手按在我的头上，半天没动，最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伯父逝世以后，我见到他家的女拥阿三。阿三是个工人的妻子，她丈夫失了业，她愁得两只眼睛起了蒙，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像隔着雾。她跟我谈起伯父生前的事情。她说：“周先生自己病得那么厉害，还三更半夜地写文章。有时候我听着他一阵阵接连不断地咳嗽，真替他难受。他对自己的病一点儿也不在乎，倒常常劝我多休息，不叫我干重活儿。”
　　的确，伯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
——周晔《我的伯父鲁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