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罪能适用于公知吗？ 第1页

既然大家都想看看我党在文化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是如何批评鲁迅的，那我就发点喽：

成仿吾（官方评价：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教育家、无产阶级社会科学家、无产阶级文学家、无产阶级翻译家）：

代表有闲的资产阶级…已堕落到趣味文学的绝路上。——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9

郭沫若（官方评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创造社太阳社在革命文学倡导中对鲁迅的围攻》，《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山东文艺出版社

冯雪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

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他只是签一个名。———《鲁迅先生》，胡风，《新文学史料》1993.1

毛老人家，这是谁就不用说了吧，不然有太多的伟大：

（假如鲁迅活到1957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周海婴（鲁迅之子），《鲁迅与我七十年》

适用的。

几十年前民国爱国群众就拿“间谍罪”批判公知鲁迅：

上海有种叫做“小报”的小型报纸，上面把先生（鲁迅）批得很厉害，说我是日本外务省的最高间谍，月薪五十万日元了，每年情报费有五百万日元，必要的时候多少钱都出得起。还说我养了很多信鸽，其中最大的一只信鸽就是先生（鲁迅），每月都从我这里收到十万日元的好处费等。当时先生（鲁迅）叫我不必在意，谣言之类的要编多少有多少，但真相只有一个。——《忆友人》，内山完造

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便刊登了一篇攻击鲁迅的四百余字短文《鲁迅愿作汉奸》，作者署名为“思”。

在这篇短文里，这位“思”兄颇为恶毒，在文章里意淫鲁迅先生的一本叫作《南腔北调集》在日本出版日译本，说鲁迅骂政府的那些文章在国内挣不到几个闲钱，然而，经过内山完造介绍给日本情报局，便可以得到大笔的钱。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过了不久，这份《社会新闻》又于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另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这篇署名为“天一”的文章写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

这篇文章更是在结尾写道：“这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

不用担心的，已经给他们定了罪，难道还怕找不到合适的罪名？

公知不一定是间谍，不过有些有间谍嫌疑的公知，还要比个高下。

曾经，方舟子公开了一份维基解密的材料。

大致是一个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保护名单。

在名单中，赫赫有名的鹤姓公知竟然排名二等。

而一位比较低调的于姓公知却赫然一等。

因为这事，鹤姓公知与于姓公知搞得很不愉快。

想让和你不同意见的人闭嘴，需要搞的这么复杂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在班级里，看不惯自己的同桌，就去告老师。因为老师是最大的权威，在班级内有最终裁决权，可以不容对方分说就能下定论。

一般而言，这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主持公道、也没办法通过正常渠道举证，按照法律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于是只能想方设法罗织罪名请更“强大的机器”来帮自己。

学生是弱者，所以不难有这样的心态。不敢当面对质、不敢出庭、不敢辩论。只看到自己的利益，看不到别人的利益。只看到举报的权利，却不知道任何权利都有制衡。

喜欢打小报告，喜欢放冷箭，喜欢在背后污蔑他人。造谣不花钱么，多么简单？

我本以为只有学生是这样，现在看来成年人也如此？

这种“不需要证据也能定罪，说不过对方就让别人闭嘴，恶意举报反正应该不需要负责任吧”的思维，到底是谁教的？

哦？难道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