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物贵而钱少的问题？ 第1页

我是北京大学2012级本科生张筱钰，这个回答是世界经济史的期末作业。以下回答属于个人原创，没有剽窃。

题主给出的文段是在将宋朝的钱荒。钱荒就是指流通领域里的货币相对不足。有货币才会产生钱荒——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出现了贝币，但当时经济不发达，物物贸易为主，贝币并不经常进入流通领域承担货币的职能。 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形状酷似小刀的刀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黄金为上币，铜半两为下币。汉代推行五铢钱，黄金逐渐让出货币的功能。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交替进行的局面[i]。自三国到唐代，铜钱和布帛等共同承担着货币的功能。唐代铸造开元通宝，唐德宗时期开始行两税法导致唐朝中后期通货不足，出现钱重物轻的现象，这个问题被延续到了宋朝。宋朝的铸币仿造开元钱的形式，但是在铜币之外有铁钱作为辅币，后又产生楮币（纸币）。钱荒的问题到宋朝更加严重，到元代也未能解决。等到明清时期白银成为法定货币，但中国不产白银，当白银大量流到海外时，就出现了新的钱荒——银荒。

有意思的是，除了宋朝，以上提到的其他经历“钱荒”的时期都是钱重物轻——物贵钱少非常违背经济学常识。物价贵，那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时候怎么能说是钱荒呢？通货膨胀那是钱太多啊，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说那政府应该紧缩货币政策减少货币流通量以平抑物价才对。而钱少的时候就是通货紧缩，物价应该自然下跌，给老百姓造成“物贱”的错觉才对。所以如果简单地把宋朝的钱荒归咎于货币发行量不足显然是无法解释的。题主给出的问题当中引用的文字来自于南宋时期，实际上早在（北宋）宋仁宗时候的官员们就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物贵钱少的奇怪现象——苏辙在他的诗文别集《栾城集》卷二O《私试进士策问》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古者为货泉以权物之轻重，今所在铸钱数日益，可谓钱轻矣，然而金帛米粟价日益贱，而钱之行于市者日益少，有钱重之弊。夫当重者反轻，而当轻者反重，其说安在?

物有多贵？钱有多少？

那么宋人所感受到的“物贵”到底贵到了什么程度呢？宋代不比今天，政府尚未形成完整有体系的经济统计数据，所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宋代物价的变动都是经济史学家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搜寻资料考证出来的。下面三个pdf里的表格都是参考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转引自全汉昇先生《北宋物价变动》和《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汪胜铎的《两宋货币史》和高聪明的《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制成。为了保持连续性和统一性，我只指摘取了其中江南两浙地区的物价（关于两宋的行政区划详见参考文献[4][11]和文后附图）。而金银价和货币铸造量则不分地区。本来为了方便进行时间上的比较我把粮价、绢价、金银价格和铸币量都并在了同一张表中，但是……表格太大了没办法贴上来，所以分成了三个pdf上传到网盘……(请原谅我这个技术渣吧，顺便吐个槽：宋朝皇帝这个不断更改年号的癖好啊……）

http://pan.baidu.com/s/1bhPeFk宋朝粮价和绢价

http://pan.baidu.com/s/1QUg4u宋朝金银价格

http://pan.baidu.com/s/1bpqE8Q宋朝铜币铸造量

简单总结一下。从这三张表上来看，北宋初年到宋仁宗年间江南两浙地区的粮价翻了十倍多，宋神宗年间有所下降，到宋哲宗之后又开始大幅上升，比起宋初竟然翻了三十倍。相比之下绢价增长幅度较小，宋徽宗年间的绢价也不过是宋初的两倍而已。而北宋末年的金价和银价分别是北宋初年的四倍多和三倍多。到南宋以后，物价步步升高，粮价到宋理宗的时候竟然达到了宋朝初年的170倍！而绢价、金价和银价也分别翻了四倍、五倍和四倍多。从铜钱铸造量来看，北宋的铸钱量不断增长，而南宋的铸钱业在走下坡路。南宋的铸钱量没有北宋那样的精确记载，不过汪胜铎在《两宋货币史》中总结了各种史书记载得出了大致的估算：南宋时期大部分年份铸造铜钱数都在15万贯一下，多时可达20万贯，少时仅二三万贯。

这里我认为有几个值得特别说明的问题：1.铜钱的铸造量并不代表流通量，因为市场上总是同时流通新币和旧币的，而且除铜钱之外还有铁钱和楮币。2.价格水平不能完全反映铜钱的购买力。汪胜铎在《两宋货币史》中指出：南宋理宗、度宗在位时，楮币（纸币）严重贬值，以会子、铜钱标示的物价严重偏离。人们此时较多地用会子标示物价，因而铜钱的购买力情况往往隐藏在会子购买力情况的背后。上表中宋理宗嘉熙年间的米价来自于原始史料《许国公奏议》卷三《经筵奏救楮之策所关系者莫重于公私之籴》，是以会子标示的价格。根据《宋代经济史》一书中给出的同年楮币和铜钱的比价1贯（1000文）会子=150文铜钱来计算，铜钱表示的米价应该为510文，与宋宁宗时期差不多。汪胜铎也考察了南宋后期用铜钱标示的绢价和金银价格，事实证明，南宋后期以铜钱衡量的物价水平涨幅并不太大，远没有楮币表示的那样吓人。3.物品的价格有地区和季节差异。以粮价而言，上表只反映了江南两浙地区的粮价水平，而江南两浙较富庶，所粮价水平比其他地区偏高（南宋初年有民谚：苏常熟，天下足）。其次，粮食是季节性商品，粮价在秋收时价格较低，春夏之交则较高。再次，仅拿表中的米价来举例，米也被分成三六九等，不同等级的米价不同。以绢价而言， 不同地区的绢质量不一，受到运输条件制约，物价在地区之间存在差价也不足为奇。

钱都去哪儿了?

同样是钱荒，经济史学家们公认北宋和南宋的钱荒还不太一样，所以本文也会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部分进行讨论。

北宋

如果在当今社会发生通货紧缩，央行通常会采取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更多的货币。但是在北宋，从铜钱铸造量来看，中央政府执行的货币政策已经相当宽松，铸造铜钱的数量成倍增长，理论上来说可以适应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根据彭信威（[5]）的考证，北宋到元丰末年（注：1078-1085）为止，北宋官方铸造的铜钱加上私钱、铁钱、交子、前朝开元钱的折算，全部货币流通量大约是两亿五六千万贯。而根据高聪明（[6]）的考证，熙宁年间（注：1068-1077）商品流通量大约在15000贯左右。这样对比来看，如果货币流通不出岔子，完全可以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然而现实总不会乖乖按照理论来进行。在北宋的货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三个问题，以至于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没能发挥实际作用：1.大量货币沉积下来，退出流通领域。2.铜钱大量流到宋朝疆域之外。3.私铸和盗铸成风。

在货币沉积这一条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官方聚敛，尤其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后，新法增收更多的现钱，货币都进入了政府库房。这种说法常见于北宋人的议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可参考的原始史料见附录[iii]），但受到现代经济史学家葛金芳（[12]）和高聪明（[6]）的批判。葛金芳认为，政府财政有收必有支，北宋政府“积贫”严重，政府开支捉襟见肘，库存中不会沉淀太多货币，大部分货币赋税通过各种渠道返回民间。高聪明更详细地指出，虽然在元丰年间（注：王安石变法是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国库确实比较充实，但同时期西北军费开支也相当大，一进一出，导致库存积余并不多。

二说是民间富商大户贮藏——这种说法得到了现代经济史学家的支持（[3][12])。货币集中于少数人的现象是自中国有货币以来便存在的现象。北宋的官僚士大夫、地主阶级、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以及寺院的僧道对积攒金、银和铜钱有着狂热的偏好，而这种偏好往往助推钱荒困境的形成。我认为这些人手中持有的铜钱分为两种去处，一种是放在地库里存着，暂且把这称为一种储蓄，进入这种储蓄状态的货币完全成为不生息的资产；另一种是投资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类似于投资，但是这种投资没有流向生产领域，因此不能成为生产资本。储蓄货币的形成被归因为“劣币驱逐良币”——宋代“钱荒”当中的钱指铜钱，因为铜钱具有贮藏功能，相较之下，本身价值较低的铁钱不仅不会荒，反而是太多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个部分我放在后面私铸和盗铸部分进行解释。这里先解释用于投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货币。这一部分货币是生息资产，但是和现代社会中的投资不太一样——现代社会当中的资本会流向生产领域转变为生产资本，而宋代的投资主要流向商业资本、高利贷和土地。实际生产者（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社会当中处于被剥削的地位，没有能力进行资本积累来扩大生产，商品生产难以发展，只能保持在家庭和个人手工生产的水平。更详细的即使由高聪明（[13]）提出：一件商品的最终销售价格=生产者所得+商业利润+运费（商业成本）+商税。从政府运盐、运米的运费来看，商人贩运货物，路途越远，运费越高。宋代商品销售价格中，运费占有不小的比重。商业利润=利润率×商业资本周转次数。由于运输条件和生产周期的限制，资本的收转速度有限，所以商人只有通过增加利润率的途径来实现，这种办法就是压低向生产者的收购价格，提高销售价格。由此导致商业利润高而生产者所得寥寥。政府从流通过程中取得商税，号称与商贾分利，但实际上这部分收入最终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来实现。由此，社会财富更多为商人和政府所得，实际上构成了商人和政府对生产者的剥削。大量积累的货币（商人手中）不会投入到生产领域，而只能投向商业和高利贷，或用于购买土地，总之没有转化成生产资本，所以导致商品生产发展缓慢。扩大再生产成为不可能。可能有人会问到底哪些算商业资本？以漆侠（[3]）和高聪明（[13]）的解释作为基础，我认为商业资本活动可以简单概括为市场垄断力量的获得。最初的商业资本起源于交引铺、金银彩帛铺等商铺，然后通过兼并等大鱼吃小鱼的方法不断扩大增值，最终形成垄断，使大商人阶级和生产者之间的强-弱差距更加明显，大商人进一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生产价值（根据漆侠的解释，这里的劳动者不仅包括生产者，还包括长途贩运过程中诸如船夫、车工等）。简单说这是一个正反馈的循环：垄断→商人和生产者力量对比悬殊→剥削→垄断力量加强。另外，漆侠（[3]）还指出，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不断地通过联姻、买官、投靠等方式同官僚和地主结合，最终导致这些资本都转化为土地，形成土地兼并的浪潮，而在土地兼并的浪潮（北宋初到宋仁宗，宋神宗到宋徽宗两次）会导致物价猛增。

宋朝所铸造的铜钱一直被辽、夏、金等政权通用。尽管北宋政府严令禁止并采取多种手段去堵防铜钱，却依然无法阻挡铜钱外流的趋势。葛金芳（[4]）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商品价值规律。他指出，宋朝铜钱的海外价值远远高于国内价值，所以自然而然会流向海外。根据乔幼梅（[7]）的研究，和北宋争夺铜币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契丹辽国。辽国建国初期国内经济还停留在物物交换的阶段，在幽云十六州并入辽国版图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起来，主要是依靠掠夺其他政权发行的钱币。辽太宗时期契丹人开始自己铸铜币，但数量少得可怜。铜币从北宋入辽的途径主要有1.榷场购进，2.走私贸易，主要是盐和粮，3.铸铁钱易并北宋边境的铜钱。

至于私铸和盗铸成风，取决于“劣币驱逐良币”这一定理。汪胜铎（[2]）对宋代铜钱含铜量进行了考证，考证结果发现宋朝时期铜钱实际含铜量在不断下降，也就是说铜钱的实际价值不不断下跌。但他也指出，实际价值下跌的幅度远小于其名义价值下跌的幅度。所以宋代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实际价值，结果导致一方面民间熔钱炼铜器，从中套取更高利润，另一方面私铸改铸低劣货币，市场上流通的劣币把良币驱逐出去，沉积为不生息的储蓄货币。北宋时期川峡等路流通的铁钱更是因为铁的价格低廉成为劣币中的劣币，最终形成“豪宗富师所蓄大小铜钱、旧铸铁钱，岁月浸久，其铜钱或散入夷狄，或迁而输邻路……盖所获利博，岂肯蓄藏于家？”（转引自[3]）

以上分析证明，北宋的“钱荒”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荒”。乔幼梅（[9]）、汪胜铎（[2]）和高聪明（[13]）对北宋钱荒的表面经济现象做出了更深刻的分析，认为北宋的钱荒实际上是由于国家财政收支大循环导致的货币在空间上出现不平衡，由此给下层民众（主要是小商人、农民和手工业生产者）造成“荒”的感觉。首先，乔幼梅指出钱荒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江南两浙地区。按常理说，江南两浙物产富饶，商品流出后应该有相应的货币流入。但是高聪明指出，铜钱运输相当麻烦，因此商人偏好回货贸易。江南两浙地区的商人把货物运到消费地区，并带回等值的其他货物。问题在于，有些庞大的消费市场比如沿边军区没有办法提供等值的回货，由此产生了信用制度，商人用有价证券来避免运输铜钱。这样一来，中央财政大量投放在京师和西北二边军事驻扎区的货币无法流回物产丰富的东南地区，反而东南地区的货币还不断通过税收的形式上交给中央又流到北方，由此形成北宋东南诸路的钱荒——从地区来看， 东南诸路的钱荒是真的“荒”。

南宋

北宋的钱荒是流通中的钱不够，也就是说政府铸造的货币数量是足够的，但是由于上述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钱没能进入到流通领域承担起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而都去承担贮藏功能了。而南宋的钱荒在我看来更加名副其实，就是铜钱不够，无论是从铜钱的铸造量还是从在流通当中的铜钱数量来看。

从上文的表格和总结中我们知道南宋铸造的货币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这主要是由于采冶业的衰落。汪胜铎（[2]）从《宋会要辑稿》中考证出：乾道初年岁产铜26.3万余斤，而旧额则为705.7万余斤（注：乾道，1165-1173，为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的第二个年号）。这样巨大的落差一方面是因为宋金战争中金人割去了宋朝不少的领土，这其中当然包括一些铜坑冶；另一方面是由于南宋没有认真执行王安石变法时期推行的二八抽分制，导致采冶生产者没有积极性[iv]。

北宋时期就存在的铜钱外流和私销私铸在南宋时期同样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南宋的铜钱主要是流向金、日本和南海诸国。虽然南宋政府严令禁止，但由于官吏们不认真执行，再加上女真统治集团主动地有意识地通过发行交钞、压低物价套购、以短陌吸引和对国界商人课税等方式大力吸收宋钱，南宋铜币短缺显得更加严重（[7]）。

高聪明（[6]）更加仔细地区分了南宋绍兴年间和南宋后期的钱荒。他认为绍兴年间的钱荒是流通手段的绝对不足，而南宋后期的钱荒是由于会子对铜钱的驱逐和政府的钱会中半纳税制。会子是纸币的一种。最早的纸币在北宋就出现了，但北宋时期仅仅在那些使用铁钱的地区流通纸币，范围不大。南宋时候楮币在全国各地进行推广，除了四川和陕西，在东南、淮南和湖北等地也都出现了广为流通的各种楮币。纸币开始流通的初期，确实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通手段的不足，但是南宋政府在财政支付压力之下不断增发楮币，最终导致楮币的疯狂贬值，再一次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根据汪胜铎（[2]）的考证，开禧年间（注：1205-1207，南宋第四个皇帝的第三个年号）北伐军费支出巨大，会子的总发行量达到1.4亿贯。而淳祐年间（1241-1252）会子的发行量达到6.5亿贯，是有记载的东南惠子的最高发行额[v]。下表（见pdf链接）引自漆侠《宋代经济史》，其中南宋时期楮币贬值趋势和程度可见一斑。

http://pan.baidu.com/s/1nuxHKQP 南宋楮币铜钱比价

钱会中半纳税制是说百姓交税时不能只用会子，而是要按照一定比例上缴会子和铜钱。绍兴三十一年，宋廷下诏，沿流州军上供许用钱、会中半。乾道七年，比例变成七分钱、三分会子。乾道八年，九分钱、一分会子。如此引起会子剧烈贬值，乾道八年又恢复了钱会中半制（[2]）。按照乔幼梅（[7]）的说法，南宋政府投入市场的是会子，而取之于民时却要求铜钱。如此一来，民间势必感觉铜钱不足，产生钱荒之感，只不过此处“钱”单指铜钱。高聪明还认为钱会中半制使会价不能摆脱铜钱数量的影响，在铜钱数量已经很少的情况下，钱会中半制使铜钱的供需矛盾加剧，也恰好促使会子更快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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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i]东晋南朝商业繁盛，但政府不铸新钱，沿用各种旧钱；加之铜料缺乏，导致即使宋文帝元嘉七年开始铸钱后所铸铜钱也是劣质铜钱，导致“盗铸弥甚，百物踊贵”。南齐吸取教训，减少官方铸钱，但同时流通中的货币不断以税收的形式回流国库，由此导致钱荒。梁武时期官方大量铸造铁钱，再次导致私铸之风盛行，铁钱贬值被市场抛弃，民间被迫回归铜钱，于是铜钱又开始缺乏[9]。

[ii]北宋和南宋行政区划图

（对不起诸位我没法上传图片……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概天性科技小白和一切电子产品犯冲。北宋和南宋行政区划图百度图片都有的，有兴趣的可以自行百度……）

[iii]史料参考（转引自参考文献[2]）：北宋人对钱荒的议论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九九《论乞不受吕绍宁所进羡余钱札子》

罗从彦《豫章文集》卷八《尊尧录·司马光》，《宋朝事实类苑》卷一五《顾问奏对·司马温公》，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手录·吕惠卿讲咸有一德》，《东都事略》卷八七上《司马光传》。

《苏东坡全集·东坡奏议》

[iv]

二八抽分制王安石变法时期推出的制度，就是冶户采掘冶炼的矿产品的十分之二作为矿税上交国家，其余八分自由处理。相比于北宋初年要求每年要上缴规定产量的课额制，二八抽分制下冶户的积极性更高。但是到宋徽宗年间又开始实行二八抽分制和课额制得结合，即规定了低于北宋初年的课额，这一部分二分为税八分自便，在此课额之外冶户还能自由烹炼，这部分产品全部归己。宋徽宗的这一制度被南宋王朝延续了下去，但是这种制度对冶户的直接利益而言远小于二八抽分制。

[v]

会子按界发行，每发行新的一界时会兑收旧一界。但是通常兑收没有那么及时，会出现两界甚至三界会子并行的情况。详细内容参考汪胜铎《两宋货币史》第四编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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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书籍

[1]钱穆. 中国经济史.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2]汪胜铎. 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漆侠. 宋代经济史(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葛金芳. 两宋社会经济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

[6]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7]乔幼梅. 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论文

[8]袁一堂. 北宋的市籴与民间货币流通[J]. 历史研究,1994,05:21-39.

[9]乔幼梅. 从中唐到北宋钱荒问题的考察[J]. 历史研究,1990,02:69-78.

[10]袁一堂. 北宋钱荒:从币制到流通体制的考察[J]. 历史研究,1991,04:129-140.

[11]任克宁,郑胜明. 北宋“东南六路”分合考释[J]. 沧桑,2008,01:22-23.

[12]葛金芳,常征江. 宋代“钱荒”成因再探[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46-52.

[13]高聪明. 论宋代货币流通中的几个关系[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02:91-99.

[14]方钱. 唐代钱荒问题研究[D].安徽大学,2014.

[15]郑璋鑫. 唐宋及明清之际的钱(银)荒与启示[J]. 菏泽学院学报,2005,01:78-82.

[16]王磊. 东晋南朝“钱荒”初探[D].南京师范大学,2013.

[17]曹尔琴. 宋代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分布[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03: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