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若是以文官掌军，能不能阻止节度使不受控制的发展？ 第1页

看题目添加的标签，题主似乎是想问若以文官掌军，安史之乱是否可以避免。既然是想探讨安史之乱前的唐朝，那么乱后天下各节镇的事情自然可以放一放，转而从节度使由武官出任之事说起。

首先要明确，南北朝及其以前是不分文官武官的。当时的文物分别，只存在基层的文吏武吏、武卒文书之间。一旦你出任正式的官职，即便只是官阶梯队里最末尾的官职，你也能同时具备上马统军下马治民的资格。南朝各式各样的带地方职务的军府官员(如南蛮长史兼襄阳令张某人)，是此明证。

宇文周虽然建立起了文武分开的叙阶散官制度，但是他们在给官员授予散官官位时，通常是给一个人同时安上文武两种散官阶，等于还是文武不分。隋朝改良了这一点，确立了文武散官分别授予军将和朝官的制度，但在实际的军政事务方面，仍默认县级以上官僚同时拥有统兵治民的资格(譬如萧瑀就从郎将转为中书侍郎)。这种默许折射进制度现实，导致了理论上仅仅应该授予建立军功人士的勋位向朝官群体扩散。

唐政府在唐中宗死前，仍保留着浓厚的南北朝习气，同时努力地想创造一种和汉制媲美的制度。在地方层面，唐政府通过给刺史加上“使持节都督本州诸军事”的“军号”，明确了刺史的统兵权，使之与汉代太守一样军政同抓；在中央层面，每次大范围用兵时任命的“xx道行军总管”，都是随事而任，事了则罢，且和汉代中央高级官僚一样保持出将入相的权利。如此一来，州级和以上的官员们，仍拥有者秦汉以来文武两通的资格。到此时为止，后世常常论及的文官、武官之分别仍未明确。对于时人而言，当官就是文武皆管，不存在任何制度性障碍。

关于刺史的事情，还可看此答案：

唐代的使持节X州诸军事究竟是个什么官？ - 毛于久的回答 - 知乎

但这种地方散兵于州，中央偶尔才集中军力的做法，在打别人时还算运行良好，被别人打时难免会陷入中央未派兵前地方各州被人各个击破的窘境。所以从武周开始，节度使、团练使、防御使、招(守)捉使开始出现在大唐官职系统内，唐睿宗景云年间也开始尝试将地方划为三十几个都督府统兵御敌。

在这个时候，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军队屯驻的长期化、军事知识的专业化，文官和武官之间才开始有了一些区别。从战阵中升任的武卒，开始取代从刺史和中央朝官中选任的官僚，成为管理地方军事事务的主官。待到玄宗开元，自郭虔瓘起，地方统兵主官入京后皆只能升任亲军大将军，“出将入相”之路被堵死；地方刺史和中央官无从军经历者，亦无法出任行军总管或者各色节度使；府兵崩解，各州刺史手中的军队规模大幅下降，地方军权被节度使手下拥有募兵的“军使”侵夺。文武分途这才初具雏形。

不过虽然文武分途的现实已经出现，但由于无论文官武官，升职贬职都可以去当刺史，当时的人们还是觉得当官就是可以文武都管。所以安史之乱后唐政府自我批判，总结出的李隆基各种错误之中，就有一条认为，李隆基堵死地方统兵官出将入相的路，搞得各色节度使任期动辄十年，中央地方的官员交流近乎停滞，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时人从这条批判出发，想到的防止安史之乱这种惨事再度发生的办法，是加强中央地方交流，让节度使们干个几年就能来京城当高官，高官们干个几年也可以下放地方去当节度使。

所以从唐人，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的唐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心中并没有所谓文官、武官的界限。后世熟知的，截然不同的“文官”、“武官”，正是当时的唐人，为了解决他们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施用的“权宜之计”。他们自己以为这种权宜之计在问题被解决后就会自动撤销，一切会回到他们认为的“惯常情况”——当官就是文武都管——之中。

对于这种从概念上就不存在文官、武官区分的人，你跟他说安史之乱是由于武将掌军导致节度使不受控制发展而引发的，他会觉得你说的不是人话。他会说：“什么文官武官，当官就是文武都管啊，而且安史造反明明是因为中央地方交流不够，要是安禄山当三年节度使就去洛阳干三年东都留守，他哪里有机会勾结河北官僚造反。”

这种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情况，也是历史发展中经常出现的事情，看书的人不得不理解。

而且从安史之乱后唐朝廷的改革举措而言，他们也是努力地在干上述中央地方官加强流动性的事情，并非玩起了什么文官掌军的套路。王赓武先生统计唐后期节度使身份时，使用了“中央指派”和“父子相传(似乎是这个，具体忘了)”作为对立指标，而不是用什么文武之别，就是体会到了当时的唐人所思所行之根本。

譬如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刘沔、石雄，这都是武卒出身，历任军职，在今人眼里都是正经八百的武官，按照今人的刻板映像那都是掌了军就要造反的人物——更何况其中的乌重胤，干脆是叛镇昭义出身。但唐政府仍用他们历任各种节度使，各种待遇与后世刻板认为的文官李德裕、李吉甫之流别无二致，王赓武先生由此强调了他将乌重胤分类为“中央指派”节度使的正确性，以及唐政府“中央指派”类节度使不分文武出身的情况。从中足可见唐人的反思，以及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上述中央地方加强交流的事情，而非什么文官掌军。

宦官是中官。宦官出监军入中尉，和文官出节度入宰相没什么区别，都是在地方干军政，回来在南牙北牙治天下，故同属中央地方人才交流之类。

综上所述，在唐人的认知里，不存在文官、武官的区别，当官就是文武都管；防止安史之乱的办法，是加强中央地方人才交流，而不是虚构一种特殊的官员安插到地方；本题回答，由此而立。

最后，建议不学职官的人，不要看到老长一串官员结衔就觉得其中虚授的内容是没有意义的。唐中后期给节度使加检校官、八公、宰相职甚至弄出使相来，它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加官，强化了节度使之类的使职“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明确了这群地方官在中央政府内的待遇等级——包括京城的户口和政府赐的宅院。让这些地方统兵官，与后世认为的文官宰相，在朝廷的官僚制度内不存在字面上的区别。

这是什么，这是假装官员们还能出将入相啊！以上设计，还有将中央官作为节度使幕僚发放薪资标准的本官、努力将地方军权还给刺史总计三件事，是唐后期为了回到唐前期那种官员们文武皆通，地方上军权分散，中央里都是好人的努力成果。同时，这三件事也加深了节度使等使职体系内官僚对中央的认可，有力维护了唐政府的权威及统治秩序。它们和收间接税的财政三司使一起，构成了唐晚期皇帝龙椅的四条腿，使得大唐还能再苟一百年。

以上诸事，恐怕是这群没有文武分途概念的唐朝人，在自己的逻辑体系里能想到的最佳解题方法了。

莫以古人蠢，莫以今事套古人啊。

【奉狗管官】

读过的书：

《唐财政三司使研究》

《五代中国北方权力结构》王赓武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衰亡》

等等。

题主这个问题我怎么感觉因果和前提都是错的呢？

就因果性来说，天热了，空调销量增加了；所以我们如果强行限制空调的销售，就可以让天气凉快下来。是这个意思么？

文官掌节度，或者简单的说以文驭武，是中央政府有权威的标志，而不是中央政府有权威的原因。题主说的这个方法，唐德宗也不是没用过，有一点成效，然后还是成就在天子近臣上。

德宗两度削藩失败之后，开始「姑息」藩镇。但是德宗在姑息的同时，依然没有忘记削藩。具体表现为：虽然德宗不再「生除藩镇」，但是开始大量的往藩镇派遣宦官做监军。

监军的出现，改变了藩镇的权力结构。因为监军宦官代表朝廷的权威，隐然就和节度使形成了双头的体系。平常节度使健在的时候，监军一般很难与之争锋，但是一旦节度使身亡，节帅位悬空的时候，一个有能力的监军太监完全可以纵横捭阖，拉拢一批人，杀掉一批人，然后贯彻朝廷的旨意，以文臣作为新的节帅。而文臣本身和武将团体隔阂很深，很难弹压住这些武夫，所以上位之后也需要借助于监军太监的力量稳定形势。

在这个交接过程中，监军太监往往需要有一定能力，还需要杀伐果断。所以我们在史书中经常能看到德宗朝的宦官监军非常「跋扈」，擅杀地方大将等等。其实这些未尝不是为了唐朝朝廷的利益。宦官把这个锅背上了而已。

德宗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质上把节帅的权力一分为三：节帅，监军太监和地方军将。要说这个方法倒也可以，只是对监军太监的个人素质要求很高，比如宪宗朝的大宦官俱文珍，在德宗朝就成功的把汴宋节度使从武将变成了文官。

汴宋节度使管理的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一带，一直是中原重镇，军将桀骜不驯。俱文珍在这样的地方监军，压力可想而知。

当时的的汴宋节度使刘玄佐把位子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刘士宁，刘士宁上台之后觉得不踏实，要清楚军中大佬李万荣，而俱文珍抓住这个矛盾，联合李万荣擒了刘士宁，让李万荣做了节度。

几个月后，李万荣受伤死去，李万荣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李乃。李乃上台之后也是要杀军中大佬，这次杀成功了；不过又被俱文珍抓住机会，联合都虞侯邓惟恭把李乃赶下了台，然后上表请东都留守董晋来做宣武节度使。

董晋曾经参加过科举，供职翰林，是正经的文官。俱文珍这么几次神操作，妥妥的就把一个几乎要父子相传的武将节度使的职位，折腾变成了受中央派来的文臣直辖的地区。

不过德宗的这个方法要想成功，对监军太监的素质要求太高了。不过没有绝对实力，靠天下共主的大义名分，能做到这样也已经很不错了。毕竟应对的也本来就是对除了河朔之外，本来对中央就比较有向心力的藩镇。

可以说德宗虽然大面上在「姑息」，但是德宗的这些举措，还是多少的给自己的孙子，第三天子唐宪宗的元和中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节度使的实力，其实自德宗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并没有「不受控制」的发展。其实节度使的权力也在不断的下移，从节度使自己到军将，从军将到牙兵。而牙兵就已经是晚唐特色的「兵粹」了——牙兵的特点是注重经济利益，不看重长期政治利益。到懿宗、僖宗时代，节度使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内耗上，反而对中央更加的恭顺，更加的依赖中央赐予的旌节。如果没有外来的震荡，这个诡异的均衡，可能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与此同时，神策军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化下去。当年宪宗和武宗时代那威慑天下的秦甲也已经渐渐老去。因为神策军俸禄丰厚，很多市井无赖都想在里面占据名额，很多人都「虚隶军籍,不堪战阵」。所以在晚唐形成了一个比烂的诡异均衡——藩镇和神策军因为不同的原因战斗力同步下滑，倒也彼此相安无事。

真正打破均衡的是黄巢起义。黄巢对唐朝的毁灭性意义有三：

1. 把唐朝的东南搅乱成一团，东南也成为了战区，减少了唐朝的收入；
2. 暴露了朝廷和藩镇的虚弱，唐廷自己的嫡系军队不听调遣，也是自黄巢起义开始；
3. 黄巢打入了长安，削弱了唐廷的统治基础，尤其是——成建制的消灭了神策军。

黄巢之乱，也导致了唐廷以文驭武的最终崩溃。在黄巢之乱之前，唐朝朝廷还能继续在东南维持一些文官节度，甚至于根本不设节度使，就用文官做观察使处理地方政务。后来黄巢乱起，唐廷统治力下降，各地军将纷纷驱逐这些文官，拥立武将。而这个时候的唐廷已经无力去思考「制衡藩镇」的问题了。即便任命宰相为节度使，半途都能让人给截杀包圆了。

而到了昭宗朝，唐廷连神策军都有失控的倾向。就连天子亲军的都将出去做了节度使，就能反过来压迫唐廷，这个时候除非宗室里面从一个天纵英才的亲王统军再次收服天下，否则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