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复旦唐世平教授说：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这一言论是否属实？你怎么看？ 第1页

一般看到这种言论，首先要搞清楚说这话的人是什么人。其次还要看提出者针对的是什么问题，脱离了这个问题，观点本身就很容易被误解。我相信他其实是想说：少沉迷中国历史中落后的封建文化，多了解主要体现在世界历史中的近现代文化。（加粗部分结论前置，对不想往下翻的友好一点。6.22）

6.22增补：

首先分析观点提出者是要快速辨别这个观点是基于严谨的比较研究还是基于跨界导致的误会。在评估该观点大概率属于第二种后，本回答通过对该观点所针对问题的分析，来剔除观点中情绪化的部分，揭示观点提出者想表达的真实含义，以缓和误会，得出有益结论。

系统于6.22修改了问题，增加了“网传”，“唐教授”改为“唐世平教授”，增加了“这一言论是否属实？” 因此我要增补一下唐先生的原文，出自其个人博客，如下：

该曾发表于《南风窗》2015年第3期。

继续原回答：

首先来看说这句话的人——唐世平先生

一查：

唐世平，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学系教授，国际关系学者，博士生导师。

那这就要小心了，因为非历史专业学者的历史观点，一般都是个人牢骚。

再看教育经历：

硕士 (06/1999) 国际关系（亚洲研究），美国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博士 (08/1995) 分子生物及遗传学，美国Wayne State University

硕士 (08/1988) 分子生物学，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

学士 (07/1985) 古生物学，中国地质大学地质系

那这就基本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了，没有一段教育经历和历史学有关。那么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有多少，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由于唐先生后来从事国际政治研究，更多接触（接触不等于研究）世界史尤其是世界现代史的知识，那么在他的知识结构中，自然认为中国历史没啥意思，认为：

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一八四〇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综上，唐先生提出：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自己中国历史知识的匮乏。（经评论提醒，这个“匮乏”有点绝对，只能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唐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相对不够充分。6.21）

6.22增补：

很多人认为我梳理唐先生的教育经历是犯了人身攻击谬误，或称因人废言谬误、诉诸人身谬误。实际上，这是混淆了诉诸人身和诉诸人身谬误。

举例来说，在法庭上，律师指出证人有做伪证的记录，因此他的证言很可疑。这属于诉诸人身。如果律师直接说，该证人的证言绝对是错的，这属于诉诸人身谬误。

我在回答中认为，唐先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中国历史专业训练，那么从概率上来讲，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可以大受质疑的。这里并无逻辑谬误。但如果我说唐先生是个留美博士，他的观点肯定偏向西方，那就有问题了。

谈到谬误，我觉得唐先生和很多朋友都存在诉诸偏见、愚昧和无知的谬误（纯逻辑表达，无他意），即基于自己的有限认知，认为中国历史没啥意思，进而推导出应该少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化。但实际上，这个前提是不一定成立的。

当然，更加普遍的逻辑谬误是非此即彼谬误，即只考虑极端情况，例如难道了解中国不了解世界吗？那不是闭关锁国吗？或如难道要抛弃中国历史，让中国人都被西化吗？这两种，都是没有考虑中间的可能性。这种谬误在中西比较型论题中太常见了。

继续原回答：

当然，唐先生的观点有没有可取之处呢？

我认为是有的。因为唐先生的言论和文章是有感而发，有具体针对的问题。

唐文开篇说的很清楚：

自从“百家讲坛”开坛后，中国历史和所谓的“国学”在大众传媒和科普领域大行其道。在我看来，过于沉迷于中国古代甚至近代历史中是极其不健康的。

看来，唐先生是把商业化的百家讲坛中的中国历史和所谓国学等同于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了，也就是说，把存在一定问题的中国历史的大众传播等同于学术研究的状况了。

如果是这样，唐的观点其实可以替换为：少沉迷商业化的中国历史传播，多了解世界文明。你看，这样的表述是不是就少了一些争议的空间？当然了，也就少了一些引起人们关注的兴趣了。原来的表述，明显更刺耳。不知唐是表述不严谨还是故意为之。

话说回来，即便把唐的观点做一下转化，就没有可商榷的空间了吗？当然不是。

商业化的大众历史传播有自身的规矩，要能够符合受众的接受程度，让受众听得懂。你要让大众了解历史，乃至像唐先生说的，了解世界文明，那你首先得让大众对历史产生兴趣。

所以，片面否定目前的历史传播，我觉得是太过苛责了。

但是，目前的历史传播确实在导向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部分存在过于迎合受众，强调帝王心术，忠臣良将，后宫秘史，官场厚黑，江湖义气等内容。

少有平衡趣味性与进步性的，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作包装，潜移默化贯彻批判封建主义，挖掘民本主义，提倡民主主义，导向近代化和国际化的内容。

所以，如果我们要进一步还原或者完善唐先生的观点，我相信他其实是想说：少沉迷中国历史中落后的封建文化，多了解主要体现在世界历史中的近现代文化。

中国历史中除了封建文化，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国家治理、民本主义、世俗精神等等。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近现代文化主要体现在世界近现代史中，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工业文明、民主法治、社区治理，都是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等等，也不可取。

所以，唐先生的观点，不宜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来划界，而更应该直接强调封建文化与近现代文化的取舍。

（原回答完）

6.22增补：

其实，比起唐先生的这篇充满争议的文章，我更建议大家读一读他的另一篇文章，也许能更好地，在他专业领域内地，表达他的想法：

唐先生在国际关系领域是很有成就的，仅国内核心期刊就有好几十篇论文。唐先生在美国读的生物学博士，其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也是很扎实的。

但是，唐先生或多或少存在对自己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优越感，而对他不了解的学科有一些偏见。有答主给出过唐先生的ppt，如下

从这几页ppt可以看出，唐先生对历史学确实存在一些误解。由于唐先生并不深入了解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但在国际关系领域有很深的造诣。所以他在谈社会科学和历史学，自己和其他非社会科学的关系时，是拿他熟悉的因而是高水平的社会科学，和他不熟悉的因而是低层次的历史学及其他学科来做比较。自然会得出一些带有学科优越感的结论。

例如：“好的社会科学比好的历史学和文学更加困难。”（学科优越感）

例如：“解释社会事实比观察和归纳社会事实更难。”（把历史学的层次限定在观察归纳）

例如：“历史学基本上是讨论单一案例。”（大大缩小了历史学的视野）

万赞后的复盘（6.23）：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可以集中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大家对历史的态度，二是大家对逻辑的态度。我想尝试剖析大家的这两种态度，抛砖引玉。

先看大家对历史的态度。我经常看到的一种表述是：中国历史就是改朝换代的循环，核心是权谋术，因此没有什么意思。

这类表述实际上是基于对中国历史极其有限的了解，是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是因为我们的中国古代史科普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受二十四史的影响，习惯于按照朝代来进行叙事，给人们留下了中国历史就是改朝换代的循环这样的印象。

但实际上，二十四史作为一种国家记忆，他的侧重点的确主要是高层政治变动，却也并不局限于此。二十四史纪表传志，尤其是食货志、艺文志、地理志等，历史科普所挖掘的东西还是太少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开始拓展视野，关注经济发展、财政税收、社会变动、中西交往、边疆史地等，成果丰硕，从这些维度看中国历史，更是远远超出朝代循环的范畴。但是，历史科普很难将这些内容传达给大家。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古代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相对于政治史更难引起大家的兴趣。

可以说，历史科普和历史受众是互动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历史科普有义务花更大的心思，尽量多地拓展大家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扭转这种改朝换代的刻板印象，将这种互动关系带上一个良性循环。其实，中学历史教学会详细讲解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思想文化、重大改革以及重要人物等，但由于文理分科，系统接收这方面教育或有效接受了这方面教育的人确实是比较少的。

在看大家对逻辑的态度。我经常看到的另一种表述是：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从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西方历史就是一部从野蛮到超越的历史，因此沉迷中国历史只会继续走向落后。

这类表述，则不仅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极其有限的了解，更是在逻辑上存在问题。

一方面，历史在过程上的曲折的，是不是中国历史在全过程一直落后，西方历史在全过程一直进步？我想，没人认可这一点，那么假定该表述的本意是：中国历史在某个阶段落后了，西方历史在某个相应的阶段进步了。如果这一点成立，必然推出中国也有发展进步的时期，西方也有衰败落后的时期。

另一方面，历史在内容上是多维的，是不是中国历史在所有维度都是落后的，西方历史在所有维度都是进步的？我想同样没人认可这一点，那么假定该表述的本意是：中国历史在部分维度上落后，西方历史则在相应的这部分的维度进步。如果成立，也必然推出中国也有进步的维度，西方也有落后的维度。

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中西兼顾，一方面，研究西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同时吸取西方近代的历史教训，使我们的现代化少走弯路；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推动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其在中国落地。

需要减少的，不是中国历史，不是中国古代史，而是对中国历史中落后的封建文化的推崇。我相信，这才是唐先生的本义。我在原回答也说了，我的回答就是希望剔除唐先生观点中情绪化的部分，揭示出唐先生想表达的真实含义并完善它的表达，减少误读。

希望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和世界历史的研究者，以及其他领域的历史爱好者，对自己没有深入研究的领域，保持好奇和对专业知识的追求。如果我们借用唐先生自己的逻辑，太沉迷自己的领域和自己所坚信的东西，会导致闭目塞听，也不会有真正的跨学科话语权。

首先，说沉迷中国历史就点幽默了，绝大多数人沉迷的是以中国历史为蓝本的各种演义、故事、传说及电影、电视剧。正经的中国历史二十四史，文言文的阅读门槛是非常高的、晦涩难懂，我原来脑袋发热书店打折的时候买了一整套，除了放在书架上装逼，基本没翻过。除了相关专业的学生，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几乎不会去接触这些，他们也是喜欢已经经过人加工解读、转化过的各种演义、故事、传说及电影、电视剧。

所以唐教授说的这个前提就不存在，人们沉迷中国故事类的演义、故事、传说及电影、电视剧，本质是文化导致理解这类作品的门槛最低，阅读要求最小，所以受众最广。

同理，绝大多数了解外国历史的途径主要是电影、电视剧、动画、文学作品，你要垮种族去读对方的正史，比你读二十四史的门槛要求还要高。

大多数人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完全取决该国的影视产业工业水平，美国、（苏联）俄罗斯、日本、英国、韩国、法德及剩下诸如荷兰、挪威、泰国、印度等。这是供给侧的问题，而非需求侧的问题。

假如我想了解安哥拉，安哥拉自己能提供文化产品吗？我只能看英国人眼中的安哥拉，中国人眼中的安哥拉，美国人眼中的安哥拉，日本人眼中的安哥拉。

讨论战争时，热衷二战、抗日、三国、秦国统一本质是这些被影视化的程度最高，所以最为让大家所熟悉。讨论外国战争时，偷袭珍珠港、斯大林格勒、诺曼底登陆、中途岛战役本质也是这些影视、文学、游戏化的程度最高。

明明是供给侧的问题，怎么把要求提给需求侧呢？而且以中国目前的文化产业工业水平，前些年还在担心欧美文化产品冲击下，意识形态不保的问题。现在讨论沉迷中国历史文化作品，有点想太多了。

中国人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喜欢认真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那么，站在2020，我们今人的前朝到底是什么？我认为不是民国更不是清朝，而是苏联和美国。

相应地，前朝史最主要的是冷战博弈史，后冷战博弈史，苏联衰亡史和美国衰落史。再加上自身发展的中国革命建设史，此五史应该是政治地位最重要的。这里面外国历史的分量确实很重，至少要占一半。

现如今在宣传教育方面，还有很多人声称学习中国晚清到民国的历史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对此我是不赞成的。其实只要观察一下决策层的行为，就能看出决策时很少会有一些明显防范清朝和民国毛病的东西，反倒是明显防范苏美施政弊端的措施从中苏分裂到现如今屡见不鲜。我们能发展到今天，是完全摈弃民国清朝并坚决学习苏联美国以及他们的其他学生（日本四小龙等）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不认真吸取苏美教训就容易把路走偏了，而民国清朝的错误反倒是不接今日之地气的。

另有一些人，很推崇西方近代史，对欧洲的大国崛起和博弈很看中。我也觉得这些历史很有趣，但我同时认为从文艺复兴大航海直至二战结束的西方近代史对指导我们未来的决策同样意义不大。

为何我在政治上冷落中西双方的近代史？因为二战后中国文明也好世界文明也好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导致之前的历史经验的指导意义不大了。哪些根本性转变？我认为主要有四条：1 核武体系完全改变了人类底层博弈的规则；2 信息技术的突破和渗透社会所有层面；3 在1和2的基础上全球化体系大大发展使得主要国家之间经济出现全面的深度捆绑；4 中国涅槃重生，已经率先进入人类政治体系进化的下一阶段。

总之我认为对键政人士来说，上面所说的五史是最重要的，其次是中国古代史，再次是西方近代史，再次是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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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amoto-52 网友的相关建议: 
      

他说得很对，只是表意不准。

如果局限于一国的历史，那么唯物史观就是一句空话。

在唯物史观中，最重要的就是技术和经济的基础。但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发明全部的技术，多数技术都是从外国和外地习来的。

如果我们只看一个国家的历史，那么这些从外国学来的技术是如何依次发明的，在这些技术依次发明期间社会分别是个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这样这些技术对人类社会究竟有何重要性也都无法充分理解了。

如，方阵队列的流行本身就和火枪的演化有关，在17世纪的时候膛线的规模工艺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彼时的枪支准度奇差，因此只能站成一个方阵，一排同时开枪，这样一排人一起偏，增加击中敌人的概率，当第一排开完枪后，第一排的士兵走到最后填装子弹，同时，第二排开枪。

而膛线一旦发明，子弹的准度大幅提升，这种战术在打仗时除了“站得整整齐齐，给别人排队枪毙”之外，就毫无意义了，但是，这种整整齐齐方阵在阅兵时依旧保留了下来。

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枪械刚被大规模用进战场，膛线就被发明了，这样中国大多数由枪主导的战争都发生在膛线被发明后，如果一个人只阅读中国的历史，那么他就很难理解膛线的作用和方阵阅兵的流行，这就变成了一个从外国莫名其妙传来然后被中国人沿用的东西。

再比如，中国人最熟悉的四大发明，每个人都觉得这四大发明重要，那么为何这四大发明重要吗？难道中国就只有这四个发明吗？

不，坦普尔在《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中就列出了中国古代至少有100种重要的发明。而为什么是这四个被称作“四大发明”？

这四大发明的说法从培根开始就有了，培根说“火药，印刷术，和罗盘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的面貌。”

随后马克思又接着说：“火药，罗盘和印刷是宣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个发明。”

然后艾约瑟认为纸在人类的历史上比上面三个还重要，尽管它比前面的三个早了很多个世纪，于是他把纸也加了上去。

那么为什么这是三个，或是四个发明是杰出的呢？因为这三个发明宣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罗盘使得新大陆被发现，航海更为便捷，商业和会计迅速崛起，大大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权力，而火药则打败了封建骑士阶层，掌握土地和马，骑着马的少数地主贵族不再拥有能绝对的军事力量，而印刷使得知识广泛传播，教会不再能够垄断知识和教育，最终使得教士阶层衰落。

如果不阅读欧洲的历史，中国人自己都不能意识到这几个发明比起其他发明的重要性，火药会被认为和漆或是豆腐一样，只是改进日常生活品质的小东西。

正是和欧洲的对比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也拥有这四个发明，那么就必然会形成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事实上在明代中国的确出现了广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但中国即便有这四个发明，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正说明中国缺乏了别的技术，这当中可能包括天文学（毕竟光靠罗盘只能确定方向不能定位），玻璃等等，如果不与外国历史做对比，也不可能发现中国缺了什么。

如果一个人认为科技史，经济史的重要性高于政治史，事件史，认为群众的生产和运动高于英雄的事迹和荣誉，那么他就必须承认对整个世界史的把握是最为重要的，而某一个国家即便是他自己祖国的历史，只是其中的一个从属物。

从国际主义的角度讲世界史重于本国史是显而易见的，就算从爱国主义的目的来讲也当是如此，如果要让一个人热爱他自己，那么最正确的做法是认识到他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如果要培养中国人对中国的热爱，那么最正确的做法也应当是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认识。

在当代中国的“沉迷于中国历史”的问题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但从唐教授看这肯定说的不是“沉迷于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和引进”，而是“沉迷于中国历史上的权谋和政治斗争”。“沉迷于中国历史”本身只是沉迷于政治史而忽视科技经济史的副产物，你今天找一个属于“沉迷人士”的历史爱好者，即便他不是沉迷于中国历史而是世界史，也往往是对各国国王和将军英雄的事迹侃侃而谈，而是各国技术发展和当时的生产力知之甚少。

那么这样的所谓“关注世界文明”与“沉迷于中国历史”实际上没什么区别，如果他关注的点还是不在科技而是在权谋上，那么沉迷的无非就是中国和外国的权谋的区别罢了。于是这个问题下许多朋友就产生了不解，难道外国的权谋比中国的权谋更高级？因而反而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开始批判起唐教授来。如果只谈政治斗争的历史，甚至不谈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演化，那么只要一国的历史足够悠久，那么就算是世界的也不比一国的高到哪儿去，在世界历史上随机抽出100次精彩谋略，说不定还不如从中国历史上抽出100次精彩。

但这种“沉迷”产生的原因并不是这些历史爱好者的问题，而是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问题，尽管中国的历史教材已经引入了各个时代中国技术的介绍，但对世界技术和生产的发展还是介绍得太少，而对中国的政治和朝代更迭介绍得太多，这是由于历史学本身的局限所导致，在近代以前的史官们都普遍是政权的附庸，注重于记录政治和事件，即便是独立的作者也往往被英雄人物的事迹所吸引（这些事迹可以和技术无关），而对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历程记录得太少。

当代对于古代技术的发展的研究也不主要来自于古代史书的纪录，而是来自于考古文物的发掘，这样，在有限的文物面前，对于古代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描述往往会间断的，不全面的。

此外，历史学者本身不是工艺学者，对于工艺流程，人口和经济统计的操作就不够熟悉，于是，许多历史学者在政治史上能做到自然就远多于他们能在科技史上能做的，当他们写下教材时，政治的部分就有意无意的加重了。

这样，当他们编写历史教材的时候，总是习惯地按照中国历史，美国历史，日本历史这样地域，民族和政治的划分来编写，甚至按照政权更迭来写时间段。政治成了主题，而科技只是附属章节的产物，毕竟古代史料本身的记载是这样地依赖与地区政治。但如果我们注重科技的发展的话且考证的资料允许的话，历史就应该以另外一种方法进行整理，按照重要技术的发明和交流来叙述，描述“xx技术已被发明，yy理论还没被提出时，zz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举一个例子，叙述历史的基本方式就变成了“在科举制被发明后，活字印刷的发明前，中国经历了唐，五代十国，和宋的几次朝代更迭”。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描述：“在宋朝，活字印刷术被发明了”。

直到今天为止，历史学所考据和研究的大部分都仅仅是“事件”，从量变质变的角度来看说历史学家都是先看到了“质变”的大事件，然后过去反推量变的过程，而不是从量变的过程去预测质变的结果，这样的操作和事后诸葛亮没什么太大区别。如果历史书上只写满了质变的事件而没什么量变的数据，那么它就和故事会没什么两样。当群众的历史素养是被故事会所教育时，那么关注点又怎么不会在英雄和权谋上呢？

关注在“重要事件上”，所研究的并不是整个历史，而仅仅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而如果要描述全面的历史，我们需要的是数据和图表，可喜的是，我们看到当代各个学科都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历史数据库，科技生产的，经济的，哲学思想的，甚至政治的，历史学正在逐渐被肢解到各个专门的学科的部分中。当历史教材不仅仅是是一个个事件的罗列，不是从“事件学”中摘抄，而是从各个专门学科的历史中引用，数据和图表的分析成为主要内容，而英雄的人物肖像变成章末的索引时，唐教授的愿望才可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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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o-chen-26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不完全同意。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集权统治历史的国家，我们的历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明朝的白银危机，和现在的美债危机就没有相似性吗？

清朝对于民族问题的处理，就没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吗？

秦朝对中央集权和商鞅的改革，对如今的国企/公务员制度就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现在科技和生活五年就能变得完全不同。但今天的人与五千年前的人，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人类曾经遇到的问题，总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读懂了我们的昨天，就是读懂今天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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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t87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上网搜了一下，唐教授的言论，至少早在2016年初就见于网络了。之后几年里，又多次被各种七七八八的媒体转载过，不知道为啥这陈年的言论突然又被拖出来鞭尸了……？

然后就在上个礼拜，《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公众号放了一篇彭小瑜老师2019年写过的一篇东西，也是在谈我国对世界史的重视不足。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读一读，其实就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随着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我们对很多国家的历史文化了解是不够的，交道打得越多，人才和知识储备的不足就越凸显。欧美发达国家或者周边的地缘国家相对还好，再远一点的一带一路国家，东欧各国，特别是涉及到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想要从国内抓个明白人出来太费劲了……

既然存在这个问题，那要怎么解决呢？彭老师的说法很公道：

对世界上各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研究院和历史学系，我们需要做一个系统的调查比对，即研究外国史的人员应该有多大规模，我们自己的队伍又是什么情况。我们需要知道，在我们这个不得不在极其复杂国际关系中生存和求发展的大国，研究外国史的队伍应该是什么规模，目前的规模是否严重不足。学科建设不是组建超级篮球队，人员的多样化和参差不齐是人世间真相，是学科队伍的健康常态，因此学科的足够规模是保证优秀质量的基本前提。做好这一项调查研究，解决世界历史/外国历史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很多具体问题，才会有一个好的出发点。

目前的世界史学科发展有各种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管你们怎么吐槽吧，真到用人的时候，有些领域就是找不着人——既没老师，又没学生，也不能靠外国人，那说明我们的学科建设和政策导向就是还有不足之处。于是，我们要“调查”，要看看我们需要多大规模，需要什么样队伍。——不管是否利益相关，这个建议都是相当公允的。

再回过头来看看杨教授提供的应对方法……emmm……怎么说呢，其实大家可以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当一个搞国际关系的教授，在工作中发现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人才与知识的短板，然后回到家里，打开电视一看，百家讲坛，古装剧，到书店一看，你不得不知道的历史故事，人性，权谋，blabla……然后人家教授就“炸了”：英国呢？美国呢？日本呢？现代化呢？工业革命呢？你们天天看三国、看清宫戏怎么跟美国佬叫板啊？

所以首先，要我看，这位教授是从一个非常急迫现实的问题出发的。但他凭着直觉和模糊的感性认识，导出了一套可疑而激烈的解决方案，然后又被刺眼的标题党彻底玩坏了。

然后，其实大家仔细想一下，唐教授对于我国历史的诟病，恰恰主要是历史在市场上的“卖点”。你去讲后妃争宠，大家看得津津乐道，你去拍数据讲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电视啪一下就关上了。反过来说，外国历史也有八卦秘史，政治权谋，而不是只有国际化、工业化、现代秩序形成那套波澜壮阔的东西。“斧声烛影”要和“铁面人”放在一块，“鱼鳞图册”要和“末日审判书”放在一块，不能田忌赛马岔开了比不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上，既有值得学习的知识，也有消磨时间的故事。

所以其次，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研究的工作都要有人做。然后用彭老师的话说，要看我们需要多大规模，需要什么样的队伍，而不是简单拆东墙补西墙就完事了。

再者说了，所谓“沉迷”中国史的人，也没有中国通史倒背如流的。往往只是在对某个朝代，甚至某个皇帝、某个历史人物颇为熟悉。为什么要看？因为喜欢。有几个人“品三国”是为了向刘关张学习如何构造命运共同体的？所以就算你给他把清宫戏关了，他可能掉头就去看综艺打游戏了，也不会去理你的世界文明。

所以最后，我们确实要做世界历史的普及工作，但这种普及，不是急功近利式的选择性普及，而是更为全面的普及。这种普及，不是要大家必须看，看了必须学以致用报效祖国，而是让人们在市面上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你走到一排书架前，你看中国历史还是外国历史，或者根本不看历史，其实都对于个人来说，都不是太重要的事情。但学界必须把这些国家、这些时段的历史，做成选项放在那——有选项，就会有人看到，有人会选，其中也就会有人将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一句话总结：“对于世界的了解和研究”不足的问题需要重视（我们想要更进一步走向世界，这个领域就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对世界史学科的建设（而不是抢中国史的饭碗，或者盲目鼓吹世界史的学科价值，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落脚点，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做更多更全面的世界历史文化普及工作（不局限于特别的年代，不局限于特别的国家，细水长流地进行稳定的系统性输出，而不是跟风热点打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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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mwine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从先进到落后的历史……

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从野蛮到超越的历史……

沉迷中国历史，尤其是封建社会历史，结果就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历史是一面镜子，但如果这面镜子里只有一个伟大的文明怎么在落后的封建时代蹉跎2000年……

就譬如说，

碰到别人的观点不合口味，

喜欢先质疑对方的学历，身份，专业，

并且这种流派大行其道，

这就是蹉跎2000年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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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an-yuan-nan-quan-51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对这位唐教授有点印象，大学时无聊，在图书馆发呆时，顺手翻了下唐教授的一本国际关系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

这是一本观点非常激进的作品，在这部书里，唐教授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引入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人类文明分为了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型现实主义和没有战争状态的伊甸园。

这些标准的划分主要依据是战争，没有太考虑经济，文化等因素，地理区位的比重也不大。这样建模出来的一个模型，非常的贴合唐教授在书里一直在努力构建的社会进化体系。

但是这个体系的"乌云"在于两处

一处是设定上的漏洞:

按照唐教授的定义，标准的"伊甸园"状态，应该是同一世界共存着多个互相存在交流和联系的文明，这些文明在已经知道其他文明的前提下，仍然保持着和平。

我们都知道，这个阶段目前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于是书中把史前人类部落联盟时期定义为了伊甸园时期，可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一时期的人类并不是不想战争，而是由于缺乏联系交流而无法发生战争。

另一处就是中国:

这本书提出的观点在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文明往往会被进攻型现实主义的文明所淘汰。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定义，也是唐教授的社会进化论基石。它较为完美的解决了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文明，游牧草原帝国以及印度地区的文明发展，也比较贴合。

但是古代中国这里却碰了一鼻子灰。

秦汉之后到1840年前的中国，并不太符合唐教授所定义的"进攻型现实主义文明"，按照书中的观点，这种追求"中庸"而非"对立"的文明，是应该被典型的进攻型现实主义文明所淘汰的。

但是事实我们都知道，这并没有发生，而且由于书中本身就抑制了地理区位对文明的影响，所以封闭性的地理环境并不能帮助这个观点进行解释，导致这个社会进化论的普适性有了那么一点点瑕疵和遗憾。

理论不能尽善尽美，我想这是唐教授内心里可能对中国古代史感情复杂的一点小因素。

当然，这本书还是值得一看的，其中的很多观点非常新颖，对于爱好或者研究国际关系的人，都有启发性，仅仅可能就是不太适用于古代中国罢了。

我这里也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合理的"度"一下，唐教授此番言语之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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