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是否真的有革命理想？ 第1页

评价拿破仑是否有革命理想的一个尴尬点在于立场问题，现在批判他没有革命理想是因为现在社会舆论整体偏左。简单点说，就是拿破仑其实是中间派和实用主义者，左派看他会觉得他反革命，维护封建统治。右派看他会觉得他太革命，大肆宣扬革命那一套，打破旧贵族的很多规矩…

拿破仑年轻的时候无疑支持革命，他和科西嘉国父保利决裂就是因为精法精革。波拿巴那时候不但和雅各宾派走的很近，而且还写过一些颇为激进的话——

“如果我必须为了拯救我的祖国而杀人，我必会把剑插进暴君的胸膛。”
“那些女人都是保王党，都不喜欢自由，因为她们嫉妒自由比她们美丽的多。”
“亚历山大从底比斯跑去波斯又跑去印度，他在搞什么？他一直坐立不安，他失去智慧，他自诩为神。克伦威尔的结局怎么样？他统治英国，难道复仇女神的利剑没有折磨他吗？”

这些话都出自他的私人文件，确实可以反应他当时的政治态度。毫无疑问的是，前期的拿破仑不但赞美革命的进步和好处，也喜爱革命带来的自由平等思想。他与雅各宾派唯一的不同就在于，拿破仑不喜欢雅各宾派的断头台政策。

但是在后期，当拿破仑自己逐渐掌权之后，他慢慢推翻了自己年轻时发表的这些言论，认为自己“在做梦”“说了些天真的傻话”，这也是实情，因为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仅仅怀揣一个革命理想，用雅各宾那样的方式做事，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拿破仑在保留了他认为有价值的革命成果之后，思想逐渐倾向于向保守派妥协。

【拿破仑为什么称帝】

拿破仑称帝，固然出于他自己向往荣誉和权利的野心，但用当时的情况来看，拿破仑称帝并不是这么简单。实际上，在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后期，议会就已经默认——第一执政有权终身执政，有权独裁，有权自我指定继承人，如果拿破仑去世，执政权也会被默认将在波拿巴家族中延续下去，第一执政获得的一切权利已经无限趋近于顶峰，并且已经有接受执政家族世袭的姿态，整个国家中都没有能够限制第一执政和波拿巴家族的人了，如果说拿破仑想在欧洲安排家族势力，他也完全可以用省长之类的名义。所以，拿破仑为什么还非要跨出称帝这一步呢？称帝的行为将会给拿破仑的名誉在他出身的革命派那里产生巨大损伤，拿破仑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总结一下他称帝的原因大概就有这么几个。

1. 对荣誉的向往。拿破仑是铁杆精罗，他很崇拜欧洲几个大帝，如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等，因此他肯定希望自己成为拿破仑大帝。在加冕礼上，拿破仑佩戴了只有古罗马皇帝会佩戴的桂冠。“皇帝”这一头衔本身也起源于古罗马，为授予军人的最高荣誉，拉丁语原意是“大统帅”，军人出身的拿破仑必然喜欢这个称号。
2. 对保王党的妥协。保王党当时恨拿破仑比恨雅各宾还多，保王党疯狂刺杀第一执政，在巴黎多次制造爆炸案，最严重的一次死亡22人，伤数百，仅差几秒拿破仑就也要被炸死。而在拿破仑称帝之后，虽然保王党仍然恨他，但拿破仑毕竟成为了教皇认可的皇帝，因此保王党基本就没有再发动类似的恐怖袭击，而转为舆论攻击。
3. 加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在拿破仑时代，欧洲所有主流国家基本都还在维持封建统治，君权神授和血统论的思想在欧洲大陆依旧根深蒂固，拿破仑作为一个出身低下，靠本事和大革命的风潮才青云直上的科西嘉小贵族。当然希望自己的统治更具有合法性和稳固性，并且能够通过自己最信得过的人—自己的子孙后代延续下去。
4. 顶替波旁王统。在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之后，路易十八屡次写信要求拿破仑归还王权于波旁家族，拿破仑当然不可能同意，但保王党与路易十八并不会善罢甘休。因此拿破仑称帝的行为，毁灭了保王党复辟波旁的希望，以至于保王党非常愤恨的把拿破仑骂做“篡位者”

所以说评价拿破仑是否革命，得先看立场站在哪儿。如果是极左，波拿巴肯定是大大的反动派，独裁者，如果是极右，波拿巴就是篡位暴君，和造反派头子。拿破仑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人物，因此产生了过大争议。

另外，我觉得评判拿破仑到底是更倾向于革命还是更倾向于封建，可以看是封建王朝更喜欢他，还是共和国更喜欢他。

从第一帝国倒台开始，法国又经历了无数个政权，有切实政权的分别是波旁复辟，奥尔良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和现在的第五共和国

那么这些政权对拿破仑的态度分别是什么样呢。

1. 波旁复辟:大肆追捕迫害波拿巴党成员，伪造大量污蔑拿破仑的文件，书信，将拿破仑蔑称为“暴君”“篡位者”“科西嘉食人魔”，在这一时期，几乎只有造谣污蔑辱骂拿破仑的书籍才被允许出版。民众不被允许公开怀念拿破仑。相关法国文学作品有《红与黑》《基督山伯爵》
2. 奥尔良王朝:1830年，波旁王朝彻底倒台，欧洲掀起了一股希望罗马王继位为拿破仑二世的舆论风潮，但因为罗马王身体病弱，且长期被奥地利掌控，波拿巴党群龙无首。最终，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被选为国王。菲利普虽然是波旁支系，但一直信奉大革命中的斐扬派，支持君主立宪。菲利普并不讨厌也不反对拿破仑，终于在1840年，奥尔良王经过了民意投票之后，决定向英国交涉，隆重的迎回拿破仑的遗体，安葬在巴黎荣军院。相关法国文学作品有《悲惨世界》《皇帝的葬礼》
3. 第二共和国:第二共和国时期，对波拿巴的欢迎达到了一个高峰。以至于当路易·波拿巴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统的时候，远离法国多年，毫无政治基础的他居然仅凭“波拿巴”这个姓就打败了其他竞选对手，获得了高达75%的支持率。
4. 第二帝国:第二帝国对拿破仑感情复杂，一方面，以拿破仑三世为首的掌权人当然不遗余力的大肆宣扬，赞美自己发家的资本——拿破仑一世。但另一方面，路易这不得人心的复辟行为，又给拿破仑的身后名誉蒙上了重大阴影，一度使得拿破仑的声誉从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巅峰跌入仅次于波旁王朝时的谷底，以至于波拿巴家内人，比如热罗姆甚至都反对这件事——“我以我兄长的身后名给你写信，因为我与你都对内战深恶痛绝。请你信任我多年的经验，也不要忘记整个法兰西，欧洲，我们的后代，都将会对你的所作所为做出审判。”而原本非常支持路易当选总统的雨果，为此愤而说出他的名言“就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拿破仑大帝，现在就得有一个拿破仑小人吗？”相关文学作品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5. 第三共和国:第三共和国虽然仍然是一个半真半假的共和国，但毕竟也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共和国。第三共和国虽然严厉的出台了“王位流放法”以杜绝复辟行为，但也并不反对，不否认拿破仑的功绩。著名政治家甘比达在这一时期，就对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拿破仑表示钦佩，认为拿破仑“无论如何曾让法国无与伦比的美好和强大。”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在客观分析大革命成因和后果的时候，往往指出大革命最终必然导致独裁和战争，也就是即便没有波拿巴，最终也会有别人。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等反对拿破仑的王朝陆续覆灭，欧洲各国关于拿破仑的系统性传记著作，也开始陆续发表。
6. 第四共和国:从第四共和国开始，拿破仑渐渐褪去了他身上“神”一般的光环，各种各样出于政治目的对他的批判也减少了。拿破仑真正开始退出了政治舞台，进入了历史的审判场。但第四共和国时间过短，没有什么新进展。
7. 第五共和国:第五共和国中，以戴高乐为首的一批法国政治军事家首先对拿破仑表示钦佩。拿破仑的名誉随着全球化，也流传到了中国，让毛泽东也对他“表示钦佩”“是个天才”“中国人是欢迎他（拿破仑）的。”，无论如何，虽然他绝非圣贤，也不是神，有功也有过，但仍然无可置疑的是一个为了革命的事业做出过努力和贡献的人。

而拿破仑本人心中最后有没有革命理想呢，我认为他仍然是有的。在生命的最后，他仍然挚爱革命，回忆着自己与它的种种过往和自己一生的业绩过错的时候，除了仍然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继承自己的事业之外，他没有表现出什么反革命倾向。

（蒙托隆回忆）快到3点钟的时候，皇帝叫我进去，我进门的时候看到他目光炯炯，像火一般灼热，这使我担心他又在发高烧了。皇帝注意到我忐忑不安，便和蔼的对我说:
“我的病情并没有更糟，只是我一直在和贝特朗谈论我的遗嘱执行人见到我儿子时该对他说些什么。贝特朗不懂这些事情，他和拉法耶特一样，还保留着1791年对政府的那种​幻想，他们仅仅把1789年的革命看做是一次对社会积弊的改革，而不承认，也认识不到这次革命本身带来了一个新世界。在他们看来，我所做的只是建立了一个专制政体和获得军事上的荣誉。他们的良心被错误的思想迷惑了，但你会明白我的，你需要把我对你说过，对你口授过的那些关于我统治期间的壮志之言铭记于心，这一切都可以通过你来传播。不过，当你必须讲述它们时，这一切在你的记忆中可能就是散碎的了，因此，我应当简明扼要的向你总结我要留给我儿子的训诫，以使你能够更容易向他转述我的想法，写吧。”
“我的儿子不应想着为我之死复仇，他应该从我的死亡中受益，愿他永远不会忘记我所做的一切！愿他永远像我一样，永远是法兰西人。他的一切作为都必须以和平为目标，他不必像一只猴子那样，由于单纯​爱模仿而没有任何必要的重复我的战争。重复我的工作就相当于我一事无成，相反，延续我的事业将显示它基础的稳固性，并明白我仅仅只是建立了这座宏伟高楼的一个轮廓，至少在一个世纪内不要重演类似事情:当时我不得不以武力征服欧洲，而现在我们必须说服她，是我拯救了垂死的革命，是我洗去了她的罪恶，是我把她从废墟上扶起来，是我把她光辉灿烂的展示给了这个世界！我在法国和在欧洲都注入了新思想，它们不能消失。愿我的儿子使我播下的一切种子都开出花，让它在法国那沃土上孕育出一切繁荣昌盛的因素，像这样，他还是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君主的。”
“我去世之后，波旁家族将不复存在，世界各地将发生对我有利的反应，甚至是在英国，这就是我留给我儿子的遗产​。为了消除他们对我施加的种种迫害的回忆，英国很可能将支持我的儿子返回法国，但是，如果我们要明智的考虑与英国共存，就有必要考虑保存她的商业利益，要么和英国作战，要么和英国分享世界贸易，第二种是如今唯一可行的方案。在法国，外交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国家问题。”
“我给我儿子留下足够多的力量和同情，使他能够继续我的工作…愿我的儿子永远不受外国势力影响，他的目标不应该是统治本身，而应该是博得后世的赞扬。如果他被允许接近我的家人——我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女人，约瑟夫和欧仁会给他很好的建议，如果他继续流亡，他应该娶我的一个侄女，如果法国召唤他，就让他与一个俄国公主结婚，因为欧洲毕竟是一个以家庭关系主导政治的地区。他将建立的联盟，必须以增加法国在国外的影响力为目标，而不是在政府中引入外国影响力，法国是最容易管理的国家，​法兰西在不被反对的时候，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易于接受统治。没有哪个国家的理解力的敏捷可与她相比；她立刻能辨别谁在为她出力，谁在反对她。但是必须始终投合她的心意，否则你将被她吞噬，她不安宁的精神就会发酵愤怒情绪。”
“我的儿子将会在国内动乱之后回去，他应当藐视一切政党，而只着眼于群众；除了那些背叛祖国的人之外，他必须既往不咎的忘记之前所有人的错误，并且不论什么地方发现有才能的、有功绩的和尽职的人，他都必须予以奖励，即便是夏多布里昂也是一个很好的法国人。法国是受政客影响力最小的国家，依靠他们就像在沙滩上走路一样不可靠。在法国，只有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做大事，一个政府应当在真正找得到支持的地方去寻找支持，这就像物竞天择一样是坚强而专横的。波旁王室的人只能依靠贵族和教士的支持，不管他们被迫接受什么样的宪法，都只能维持很短的时候。而和他们相反，我依靠每一位人民，我创建了第一个为所有人谋利的政府，我并不是借助于、或者说是仅为了贵族、教士、平民、商人或任何一个团体而执政的，我是为了整个社会，为了整个伟大法兰西民族大家庭而执政的。割裂阶级利益，就要损害国家利益，并引起内战。我对那部我为之草拟基本原则的宪法并不重视，它今天是好的，明天就可能变坏了；并且，不得到全国的正式同意，就什么东西都不应当被确定下来，它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普选。”
“我的贵族不会支持我的儿子；我需要不止一个世代来成功地使他们举起我的旗帜，并通过世代相传来保存我的道义上胜利的神圣宝藏。从1815年起，所有的大人物都公开地反对我了，我从前就不指望我能依靠我的元帅们或我的贵族们、甚至我的校级军官们，但所有其他的人，从最底层军队，至上尉级军官，都站在我一边。我在感受到这种信任之情时，并没有觉得受到欺骗；他们受惠于我之处很多，我是他们的真正代表。我的独裁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他们总是给我比我原本想要的更多的权利，而对法国来说，只有必要的东西才有可能。而对我儿子的情况可就不同了:他的权力会受到挑战，他必须正视人们对自由的各种要求。此外，在平时借助议会的力量要比独自管理国家容易得多。议会替你负起一大部分的责任，没有什么比大多人都站在你这一边是更加容易的事情了。但我们要小心，不要让这个国家灰心丧气！在法国，政府的势力是巨大的，如果这个政府知道怎么办，它就不需要用贿赂的手段去寻求任何地方的支持。一个君主的目的绝不应该仅仅在于统治，而应该在于传播教育、道德和幸福。任何错误的东西都是糟糕的帮助。 ”
“在我年轻时，我也曾有过幻想，但我不久就清醒过来了。一般来说，那些单靠出色的口才在种种集会上夸夸其谈的大演说家们，素来都是最平庸的政治人才：不应当用他们那种办法去反驳他们，因为他们总比你有话说。而必须用严格的逻辑推理去对抗他们的雄辩；他们所依靠的力量笼统而含糊，必须让他们回到现实中来，实践的论据会摧毁他们。在议会中有大量比我富口才的人，而我总是用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去驳倒他们——二加二等于四。法国到处都是实干家，唯一的关键是发现他们，给他们以合适的境遇，把应当去参与政事的人带出原本耕田种地的命运，而把一些应当去种地的达官贵人赶去种地。我的儿子会看到很多表面上理智的人对他提出最荒谬的意见，从土地改革到土耳其皇帝式的专制，各种制度在法国都有它的辩护者，让我的儿子听听这所有这一切，让他衡量每件事的真正价值，关注这个国家每一个存在的阶层。法兰西人民同时受两种强烈的感情的支配，这两种感情看起来是对立的，然而却出自同一种热爱——那就是对于平等的爱和对于差别的爱。一个政府只有通过最严格的公平正义，才能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法律和政策必须对所有人一律平等，而荣誉和奖励必须只给予那些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人。功绩是可以被忘记的，但荣誉是不会被忘记的，荣誉军团是美德，才能和勇气的象征，但如果使用不当，它将成为一种灾难，如果他的任命受到宫廷或其他小集团的支配，整个军队都将与他疏远。”
“我的儿子将不得不准许出版自由，这在今天是必要了。这不是一个遵循比较完善的理论来管理的问题，而是一个要利用现有材料来进行建树，服从必然，并从中得到效益的问题。新闻自由必须在政府手中成为一个有力的助手，把健全的理论和有益的原则传播到帝国各个角落。但是，听其自然的传播谣言就是对危险视而不见。我原来设想在我缔造了普遍和平以后，设立一个新闻管理局，由国内最有才能的人组成，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的思想和意图传播到穷乡僻壤。在今天，任何一位公民要想跟三百年前那样，对社会变化保持默默无言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任何一个公民都必须抉择自己的命运。”
“我的儿子一定要做一个具有新思想的人，一个着眼于我在世界各地所赢得的胜利事业的人，君主服务于人民。他应该在世界各地建立种种制度去消灭封建主义的遗迹，保障人的尊严，培育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繁荣昌盛的种子，让普通人也分享目前只属于少数人的东西，让欧洲团结于不可分割的联盟纽带。他应该在现今尚未开化的野蛮地区宣扬基督世界的文明。这必须是他一切思想的目的，这也就是我为之殉身的原因。他应该从寡头政客对我的仇恨中衡量我事业的神圣性， 那些弑君者也曾是波旁王朝的成员。我和我的人民正在酷刑中为我想带给世界的好处赎罪，我的敌人也是全人类的敌人。他们想束缚各族人民，把他们视为羊群；他们企图压迫法国，使江河倒转。不过，他们得留神，总有一天要倾溢的！在我儿子这里，一切对立的利益集团可以和平共存，新思想可以传播到远方，并逐渐增加力量，不受任何猛烈的冲击，也不必牺牲任何受难者，人类将免遭大规模屠杀。但是，如果国王们继续以盲目的仇恨，在我死后还要加害于我的血亲，那么我的仇怨终将得到报复，而且将是残酷的报复。文明将蒙受全面损失，分裂的欧洲大地将在内战和外战中血流成河。”
“在欧洲，要摧毁皇权仍需要三百多年的努力。就在昨天，它还代表着所有人的利益，但它花了几个世纪才摆脱中世纪的束缚。另一方面，如果北方反对，斗争将会更短，但打击将会更致命，人民的福利和多年来取得的所有成果都将丧失，没有人能预测到这样灾难性的后果。各个国家和国王会对支持我儿子感兴趣。在我们为之进行斗争和我经历的一切艰难险阻之后胜利地加以贯彻的那些思想和原则之外，法国和整个欧洲的唯一道路只能是走向混乱和受奴役。你要把我口述的，所想的，所写的都叫我儿子读，叫他思考，你告诉他，要保护一切服务于我的人。我可怜的士兵们啊，那些年轻人，他们那么宽宏大量，如此的忠诚，却也许甚至要没有面包吃了！法国人民有那么多的勇气和知识，那么多深埋着的宝藏，也许再也见不到天日了！欧洲正在走向一种不可避免的变革，企图推迟这个进程是白费气力，而促进这个进程就是增强一切的希望和心愿的力量。有些民族的愿望，迟早必须使其满足，因而正是应当朝着这一目标继续前进。我儿子的处境并非没有极大的困难，但是让他在所有人的同意下，做那种我因迫于环境使用武力使之实现的事情吧。1812年俄国的胜利解决了百年和平的问题，我为我的远大征程而坐上皇座的记忆必须被抛弃。到1815年，我已经要求我的兄弟们放弃他们的王权，而只接受法国亲王的头衔。我儿子应该效仿这个例子，否则就会引起恐慌。问题将不再依靠北欧而是在地中海那里得到解决，在那里，有足够的东西满足一个庞大国家的所有野心，文明下人民的幸福将可以用散碎的岛屿来换取，如果国王们恢复理智，欧洲将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煽动国家之间的仇恨。偏见将消失，土地将扩大，人民将融合。贸易路线会越来越多，一个国家也再也不能垄断它了。”
“为了让我儿子知晓他的政府到底是否优秀，他的法律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他应该每年接受法院提交的一份判决罪行的报告，如果犯罪和违法事件的数字增加，就证明贫困在增加，社会治理不善；另一方面，如果数字减少，就是相反情况的证明。”
“宗教思想比某些狭隘的哲学家所认为的更强大，他们仍然可以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如果和教皇的关系搞得好，就可以轻易使一亿人的良知就范。庇护七世会永远对我的儿子有好感的：他是一位宽容而开明的老人。灾难重重的局势曾使我和他陷入了对立的境地，我对此深表遗憾。如果你被允许回到法国，你会发现许多人仍然忠于我的记忆，他们能给我树立的最好的纪念碑，就是把我治理帝国时在国务会议上所发表的许多意见作一个汇编；搜集我给我的大臣们的所有指示，把我所做的工作以及我在法国和意大利所建树的业绩列一张表。马雷、达律、莫利昂、梅兰和康巴塞雷斯都可以为这部著作做贡献。这部著作将补充我曾嘱咐比尼翁写的关于我的外交政策以及我向你们指出的关于我战争的书。在我对国务会议的那些讲话中，也必须区分仅仅正确适用于当下的措施和可以永久使用的措施。”
“我儿子必须经常阅读历史，并对历史进行思考；因为这是唯一的真实的哲学。让他读读各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的战争，并加以深思；这是正确学习战争的唯一方法。但是，如果在他心灵深处没有那么一股神圣的火焰，没有那种唯一能实现伟大事业的对于善的热爱，那么你对他所说的一切或他自己所学习的一切，都将对他没有多大的用处。”
“我希望他能无愧于他的命运…”
皇帝突然不能继续说下去了，他的声音哑了，我抬起头看他，吓坏了。我恳求他停止口述，同意喝点药。我是对的，因为他的力量已经耗尽了。

没有。拿破仑一体两面里的那个“革命性”，在我看来不过是在雅各宾派的基础上向后开倒车而已，只不过因为雅各宾前进的太远了，所以拿破仑向后开了一大段倒车，和周围比较起来竟然还能算是“进步“罢了。

拿破仑的“进步“和“革命”，不过是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被大革命改造后的共和国。没有十年大革命的洗礼，拿破仑掌权之后不过是又一个路易十四。

拿破仑是实用主义的怪物，他不会也不愿旗帜鲜明的反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还是“革命”，在他看来都是为他服务的工具。

他无往不胜的时候在神的光辉下加冕，他一溃千里的时候高喊我就是大革命本身。他当上皇帝之后把《马赛曲》踢了出去，鼓舞士气的时候又第一个唱起《马赛曲》。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坚定不移的理想？他怎么可能让自己去为他眼里的工具服务呢？

如果说皇帝真的有什么纯粹的不含实用主义的理想，那只能是他青年关于科西嘉独立的幻梦。当他从拿布略尼·波欧拿巴变成拿破仑一世的时候，这个幻梦就如同泡沫般碎掉了。

这得看哪种“革命理想”

如果把革命理想定义为个人自由政治民主，那么他作为一个独裁者，一个皇帝，很难说他对这种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信念有多大程度的尊重。他称帝和分封贵族，给自己家族夺取王冠的做法已经证明了他并不是个纯粹的革命者。

如果把革命理想定义为建立理性化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改造社会，普及教育，选贤任能，那么拿破仑在这方面的确贯彻了法国革命的理想与精神。

这也取决于和谁比

与雅各宾党人以及共和派相比，拿破仑妥妥的是革命的叛徒，开历史的倒车，亵渎了革命精神。

但是与同时代除了他之外全欧洲的统治者相比，和梅特涅，亚历山大，腓特烈威廉三世比，他至少在原则上仍然承认自由平等，在实际行动上按照法国大革命的既定路径对法国进行改造。哪怕是作为侵略者进入西班牙时，第一件事也是进行自由主义改革，穷途末路时最后支持他的也是革命的人民。

所以，用单纯的革命/反革命，有/没有革命精神来给拿破仑定性过于武断了。在法兰西帝国，《马赛曲》渐渐消失而与马赛曲曲调歌词相似的《出征曲》却成了国歌，这是拿破仑对革命的态度的一个写照——革命的遗产必须继承，但革命的记忆应该淡化。你可以说他是反动派，因为他把法国往后推了一把。你也可以说他是革命者，因为即便他后退了，他也站在了历史的最前沿。他在罗伯斯庇尔的右边，在路易十八的左边，他革命与否，取决于你的位置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