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和丹麦的历史战役有那些？ 第1页

可能由于瑞典在三十年和大北方战争的英雄物语太过耀眼，导致瑞典和丹麦之间的北方七年战争（1563-1570）不是很有存在感。但实际上这场战争对两大波罗的海强权的海上力量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早在战争的发端，1563年5月发生于西南波罗的海的Bornholm之战，从战斗过程上看就很接近后来被作为里程碑的阿玛达海战。在是役中，丹麦侧集结了舰队中吨位最大的几艘战舰，试图向瑞典侧的舰队发起近身肉搏，然而瑞典侧的指挥官，在瑞典军中具有非常老的资历和威望的贵族Jakob Bagge,充分利用了瑞典舰队火力上的优势，在刻意与敌舰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集中炮击了来犯的敌舰，打坏了丹麦旗舰Hercules桅杆。战斗最终以丹麦侧包括旗舰在内的三艘战舰被俘，两艘被毁坏告终

Jakob Bagge也因为这场胜利而被后来19世纪末瑞典的学者塑造为几乎与陆上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并称的“在维京时代后出现的第一个瑞典的海上英雄”，虽然从战绩上说这样的殊荣有些被夸大——仅仅在1年之后，Jacok Bagge统率的瑞典舰队与丹麦提督Herluf Trolle率领的丹麦-吕贝克联合舰队在哥特兰岛西面的海域相遇，Jacok Bagge试图在战斗过程中复刻Bornholm一役的远距火力战术，但是瑞典舰队在入夜之后发生的指挥失效大大削弱了第二天天明瑞典侧的作战力量，导致舰队被丹麦-吕贝克联军包围，其中瑞典海军的骄傲，排水量达1800吨的新锐巨舰Mars号被击沉，Jacok Bagge本人也成了阶下囚。

尽管遭遇这样的失败，但对于瑞典侧来说却远远称不上是决定性的打击，同时由于后勤条件的限制，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也无法借由这场胜利向北波罗的海扩大战果。瑞典舰队继续与丹麦和吕贝克在以哥特兰岛为核心的区域开展了反反复复的争夺战，同时在东波罗的海，也有小股的瑞典分遣舰队频繁出没，袭击往返于南波罗的海沿岸与拉脱维亚贸易的汉萨船只。遭遇莫斯科大公国西征威胁的波罗的海东岸诸势力纷纷向两国抛出橄榄枝，将双方海军的运营界限都从传统的沿岸活动扩大到了贯穿波罗的海东西岸的贸易航路中。这种活动范围的扩大化进一步促成了专业化和集中化的中央财政制度出现，以应付日益庞大的海军后勤支出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在暗耻的《大航海时代4》中，瑞典作为主角国家之一似乎被打上了“海警部队”“经费不足”的刻板标签，但史实并非如此。

早在古斯塔夫一世统治的末期，瑞典海军就已经有了足以与老东家丹麦以及波罗的海传统的海上强权吕贝克匹敌的王家舰队（好吧汉萨的澡盆船在大4中其实也是被黑出翔的），而在七年战争中，由王家掌握的海上力量更是迅速膨胀，从古斯塔夫一世统治末期的8000吨发展到了七年战争期间的17000吨。

瑞典国王埃里克十四世及其兄弟芬兰大公，即后来的瑞典国王约翰三世对于“巨舰大炮”都非常执着，二者甚至都将威武雄壮的舰队当成了炫耀男性婚姻实力的资本，比如埃里克十四世在登基不久即投入极大的资本在新船建造上，并希望搭乘这些新船组成的舰队亲赴大不列颠岛向英格兰的伊丽莎白或苏格兰的玛丽斯图亚特求婚，尽管最后是由他的弟弟约翰代为出使，并且婚约也以失败告终，而后者也搭乘了在自己的芬兰领地上建造的巨舰Finske Bjornan，前往波罗的海南岸的波兰港口迎娶凯瑟琳·雅盖隆，这段婚姻无疑将对日后的东欧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兄弟二人在造船事业上互相竞争，在政见上也产生了巨大分歧，约翰强烈反对王兄在波罗的海的扩张政策，最终导致了内战的爆发，拖累了瑞典在七年战争中所能前进的步伐。

林业资源成了瑞典迅速扩张海军舰船的资本，同样，丰富的铜矿也成了奠定瑞典军火力量的基石。正如上文所述，瑞典舰队擅长以火炮攻击敌舰的战术，正是来源于其优越于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强权的火炮制造业。当丹麦战舰仍然在大量使用锻铁炮时，瑞典海军已经普遍列装了性能更为优越的铸铜炮。即使在战争后期丹麦-吕贝克一方也开始模仿瑞典侧对海军火炮进行更新换代时，其主流也是成本更为低廉的铸铁炮，侧面反映出资源基础上的差距。

尽管因为种种因素，包括瘟疫、天灾以及前面提到的宫廷内战，在战争的最后，瑞典始终没有撼动丹麦在波罗的海的霸主地位，但却维护住了自己对于丹麦的独立地位，并且积攒下了更加深厚的海军底子，丹麦也保住了自己在南波罗的海包括哥特兰岛的权益。唯一的输家可能当属吕贝克，它不仅实际未得到停战条约中所规定的赔偿金，还在波罗的海的一系列战乱中削弱了自己赖以为生的贸易基本盘。以吕贝克为代表的汉萨同盟，将无可避免地迎来其走向衰亡的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