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税赋到底是怎么样的？“买扑”是所谓的包税制吗？ 第1页

当你看到一篇关于元代的回答信誓旦旦地提到“包税制”三个字。

别犹豫直接关掉，这说明该作者对元代的了解，略等于窝佬的高数水平。

窝佬本来准备了一篇长文讲述元代税制与宋代“买扑”制度在元代的变化，结果未能写完，这个问题首先被提出来了，姑且简要说下来占个楼，细节慢慢补充......

答案如下：

包税制是买扑经营的一种，但买扑却不只包括包税制，宋代繁复的买扑门类中只有“买扑商税”属于包税制的范畴。

在元代（忽必烈开平建国后），国家允许买扑经营的种类大大缩减，而“买扑商税”正是明令撤销的门类之一。所以，元朝是宋代的包税制度的终结者。

简要解释一下，首先，将宋代盛行的“买扑”（或称“扑买”）制等同于“包税”是完全错误的，买扑的本质是所有承包制度的泛称，内容十分广阔。有宋一代，从官营的酒、盐、茶、醋、坑冶、河渡产业，到政府采购，再到官田经营，都广泛存在着私人资本承包的买扑现象。这些可以被私人资本承包的领域中，只有“扑买商税”属于典型的包税经营。北宋时，政府将年课一千贯以下的税场开放买扑，以节约行政资本，而后有交易功能的祠庙与乡村土市也出现了买扑。南渡之后，商税买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达到了鼎盛。

太宗窝阔台时代曾有商人“扑买天下课税”的情况，但那是离忽必烈建元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随着元军南下，元廷立刻下旨禁止了南宋境内朴买商税的行为，已达成的朴买限时解除。所以元朝根本不存在宋代那样典型的包税制。

（至元）十九年十月，定商税三十分取一。节文：诸色课程已有定额，有司差人恢办，增者迁赏，亏者陪偿黜降，已有定法。不许诸人添荅扑买，已扑买者截日罢去，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至顺《镇江志》·卷六）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刚刚即为的元成宗又再次重申了关于商税朴买的禁令。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钦奉诏书，内一款：诸处酒税等课已有定额，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若于额上办出增馀，额自作额，增自作增。仍禁诸人扑买。（《元典章）·圣政卷二·典章三）

朴买商税、酒、醋消失的同时，元朝诸色户计制度的建立使得官营手工业愈加稳固，社会生产市场化程度降低，不少在宋代开放买扑的经营门类就此消失，其总规模大为萎缩。例如食盐的生产与销售在元朝从未承包与社会资本，元朝政府对食盐的经营，是所有官营生产中最成功的门类——盐课长期成为元朝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商税与之相比，甚至也仅为其零头。对于一些经营困难，在破产边缘的官营手工业，元廷才考虑让民间资本“买扑”生产，或干脆任民人自主经营，坐收课税，这类产业以矿业为主。例如《元史·食货志》中的这些例子：

朱砂、水银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古都喜以恤品人户于吉思迷之地采炼。在湖广者，沅州五寨萧雷发等每年包纳朱砂一千五百两，罗管赛包纳水银二千二百四十两。潭州安化县每年办朱砂八十两、水银五十两。碧甸子在和林者，至元十年，命乌马儿采之。在会川者，二十一年，输一千余块。此朱砂、水银、碧甸子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
······
银在大都者，至元十一年，听王庭璧于檀州奉先等洞采之。十五年，令关世显等于蓟州丰山采之。在云州者，至元二十七年，拨民户于望云煽炼，设从七品官掌之。二十八年，又开聚阳山银场。二十九年，遂立云州等处银场提举司。在辽阳者，延祐四年，惠州银洞三十六眼，立提举司办课。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宁南剑等处立银场提举司煽炼。在湖广者，至元二十三年，韶州路曲江县银场听民煽炼，每年输银三千两。在河南者，延祐三年，李允直包罗山县银场，课银三锭。四年，李珪等包霍丘县豹子崖银洞，课银三十锭，其所得矿，大抵以十分之三输官。此银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元史·卷九十四·志第四十三》）

一些官产中的河湖，也存在承包与富户的情况，这些都是宋代广泛存在的扑买制度的孑遗。苏天爵任南台御史时，曾在湖北处理过因承包湖泊不成而诬告管事官员的地方豪强。

澧之齐氏，沅之曹氏、骆氏，靖之唐氏，并雄于赀，而善持吏短长为民害。齐因湖泊官不听其扑买而污以他事；曹与骆有罪例当施粉壁，着其过恶，遂藏去省檄，以灭其迹；唐以白身为黄平府判官，追夺之令下而拒不纳。公至，吏始克举其法，无所避。（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五》《苏御史治狱记》）

元代晚期，也出现了与“包税制”存在一定相似性的史实，不过其实质迥然不同。元文宗时，元朝境内连年受灾，仓廪因频繁的赈济之用岁岁告急，朝廷遂开纳粟补官之制度以紧急输血。曾经有富家子弟输粮，谋得了税官的差事。当然，他们“投资”为官的初衷，自然是利用自己的灰色权力捞回更大的利益，其存留所得仍然属于非法收入。孔克齐《至正直记》卷四《江南富户》一篇，即记载了富户子弟纳粟成为税官而又落马的事，荒唐的是，这位先生事后甚至还想找朝廷退买官钱（大元钓鱼执法卸磨杀驴确认）：

至正乙酉间，江南富户多纳粟补官，倍于往岁。由是杨希茂父子、周信臣、蒋文秀、吕养诰等，一时炫耀于乡里。未几，信臣以他赃罪黜，文秀以倨傲被讦，希茂父子自劾免罪，养诰以他事见拘。时荆溪士人张载之，作诗嘲之曰：“纳粟求官作贵翁，谁知世事转头空。一朝金濑周巡检，三日维扬蒋相公。希茂知几先首罪，长源陪课不言功。何如林下山间者，红叶黄花酒一钟。”长源者，荆溪王德翁子，富而无才识，本故家子弟，足可求入仕之门而不思，反欲速贵，先于希茂等十年前纳粟为本州税使，陪课钱十年，欲退不可，故诗中及之。先是，三宝奴作相日，富户杂流皆可入官，有至贵受宣命秩高品者，时人嘲诗有“茶盐酒醋都提举，僧道医工总相公”之句。至乙未、丙申间，国家无才识之人当朝，而行纳粟之诏，许以二万石者正五品，于附近州县常选内委付，则诗人亦不暇嘲讽，而天下事可知矣。三十年前承平之日，或有富输十万斛，焉得县佐之职哉？纵使有才德之士，乡荐于州县，州县上于郡，郡上于行省，已有疑难吏诘之淹滞，或达于部犹不肯商量。何前日之太艰，今日之太滥也？噫，可痛也哉！直至流于滥授宣勅于工隶倡贱之人，犹不知其所以贵者，是亦深可痛恨也哉！

题主的另一个问题是元代税赋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更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了。有时间的话我会搬运一些前沿成果，争取将已有结论的史实与还存在争议的讨论都展示一下。

最后碎碎念一句说了也没用的话：

求求各位键政大手子不要再复读元朝包税制了，真的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