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为什么会禅让皇位给杨坚？ 第1页

北周皇室肯定是不可能愿意把皇位禅让给杨坚的，但如果题主所指的北周，不是北周皇室，而是北周权要的话，那倒是也可以说“北周”把皇位通过禅让的形式给了杨坚。质言之，北周皇位的丧失，不仅仅是杨坚巧取豪夺所致，更是北周皇权本身“威德”不足的重大隐患所致，这种隐患使得绝大多数的北周中央官僚群体或助力、或默认杨坚从掌权到禅代，最终完成全部“作家门”进程。换言之，北周皇室是在宗室勋贵挣扎无望、中枢官僚助力或默认杨坚掌权的前提下，被迫禅代的，这是宇文家族不得“臣心”、统治基础狭窄化的恶果，这一恶果的形成纵贯整个西魏北周历史。

在宇文泰为什么不称帝？ 中，寒某把宇文泰本人的年龄与资历放在了首要位置，就是为了强调宇文泰与贺拔岳帐下其他关西军将的关系是“等夷”的，这种“等夷”关系至少在西魏中前期是始终存在的。换言之，宇文泰在掌握贺拔岳余部主导权之始，权力并未来自军事征服，而是来自诸将权宜，这就使得宇文泰日后在以军事为主导的西魏政权中，必须首先给予贺拔岳部将以极大的政治特权。而对这部分勋贵的拉拢、排异乃至斗争，则构成了整个西魏时期的内部矛盾主线，这一条线甚至最终影响了日后的北周兴亡。换言之，贺拔岳余部北镇勋贵始终可以利用当年的“等夷”的军头关系来借机搞事情，这就为北周埋下了一个潜在而可大可小的政治隐患。

宇文周王朝的篡代建立，存在“威德”不足的潜在危机。虽然宇文泰本身的“威德”在西魏大统十六年以后的诸次军政成就中大幅度提升，但宇文泰本身的“威德”并不等于宇文氏家族的“威德”。且不论，吕春盛先生所指出的追随魏帝势力（独孤信）与贺拔岳余部北镇镇将势力（赵贵），与宇文泰及其家族成员称帝本身的天然立场对立（虽然这些对立势力，在宇文泰治下有所拉拢削弱）。宇文泰唯有在自己生前就完成称帝篡代，方能至少取得来自其个人功勋威望的“势”（形势、威势）的压力，进而转化成其家族的皇室威望，进而实现彻底的“化家为国”。然而，就像我在宇文泰为什么不称帝？ 中所提及的最后一点，宇文泰的仓促去世，是出乎宇文泰自身预料的，这既造成了宇文泰终生未能称帝的事实，也结合下一段文字所述内容，造成了宇文周皇室成立伊始的威德弱势。

宇文泰死后，即便宇文家族最年长的宇文护，也面临着不孚众望的局面，遑论宇文泰的儿子。换言之，宇文觉之所以能称天王，全赖堂兄宇文护的支持；宇文护之所以能够稳定局面，全赖勋贵于谨的鼎力支持；而宇文觉之称天王，本身就是为了弥补自己实际威德的不足，而从名分上借“机”找补。这就使得宇文周的立国仍旧无法摆脱权臣庇护、勋贵支持、名实二元权力分峙的局面：权臣宇文护为了维持宇文家族的地位，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异己势力，这是其代表宇文家族与亲魏帝人士、武川镇等夷勋贵所产生的政治矛盾；但，宇文护所加强的中央集权，又不可避免地集中到自己身上，这就又与北周天王产生了政治矛盾，并且使得北周官僚体系中划分为亲周王派与亲晋公派。所以，北周晋公宇文护统治时期，无论是赵贵、独孤信事件还是三次废立，都将严重冲击宇文周的统治基础：夹杂了武川镇将、关陇豪族、河南河东豪族的不同事件中处于不同立场的军头与官僚群体。

更要命的是，宇文护对外武功是毫无重大突破可言的。尤其是在第二次邙山之战中，三路出军而自己坐镇相对后方的弘农，这就不仅仅是武功不足了，更是胆略不足。武功与胆略的不足，对于以军事为核心要务的十六国北朝主君而言，是致命缺陷，使得宇文护的勇武形象远逊于同时期的高齐主君。对外武略不足，对内则又不得不推行两面不讨好的专权，宇文周皇室虽然保持了主君名分，却未能在能够服人的“威德”层面，有任何进步；反而，宇文周政权为了在前述三点所致缺陷下保持宇文氏家族的地位，便不得不通过政治斗争的手段，排除异己，这种举动只能暂时保持宇文周皇室的名分，却长远地削弱了宇文周的统治基础。

至于最为人称道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灭齐所致武功赫赫的代价是巨大的。虽然，北周各项制度为隋唐帝国提供了蓝本，但制度本身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统治基础（人望、民心）方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宇文邕时期，为了弥补宇文泰去世以来宇文家族的武功不足以压服勋贵的尴尬窘状，便不得不不顾勋贵反对、发动举国之力来灭齐（例：韦孝宽等大多数权要对宇文邕伐齐的反对，以及伐齐主力皆是宇文邕的同辈亲信）。再加上，宇文邕为了耕战强国的政策而灭佛充实耕地、人口与赋税，对于南北朝时期普遍信仰佛教的中下层民心乃至上层信众而言，是相当不得人心的。质言之，宇文邕在军政方面为后人称道的精神抖擞、整文经武与雄才大略，背后的代价是统治基础的进一步丧失。

如果说，周武帝之后的北周皇帝，能够是一个昭帝式的、扶苏式的、唐高宗式的乃至文景式的怀柔仁德之君，北周尚可在吞灭北齐后争取到一点扩大统治基础的“消化”时间。奈何北周宣帝过于昏暴，不仅打压了宇文神举、宇文孝伯、王谊等一干有军政才能的周武帝亲信托孤班底乃至于宗室长老宇文宪，任用得还是一些寒微无用的恩倖之徒，这就不可能不令逐渐掌握北周主导权且吸收武川镇勋贵的关陇豪族，以及新近归降的河北豪族寒心了，这就彻底恶化了宇文周的统治基础，威德扫地。

最终，宇文赟的短命暴毙，使得本来就没有什么威望的宇文皇族失去了最后一个强势领袖，换言之，宇文皇族在宇文阐时期，不仅“威德”已经全面恶化，而且那么依赖于主君名分与魄力的“势”也荡然无存，遑论忠孝之“义”（篡魏与宗室内耗），独独剩下了一个空无根基的“名”。权柄自然而然地会被所谓有“德”（人望民心）者，轻而易举地拿到手。

杨坚代周，固然可以从制度史层面，分析府兵制成熟运转之后，杨坚通过对主要集结于关陇的府军的调动便可逐个瓦解三总管之乱，进而稳固地掌握局势。但，传统史观视角下对于“威德”乃至“出身”的强调，或者说，对于“人望”因素的强调，配合制度史视角，或许更能剖析出历史的原貌。质言之，杨坚之所以能代周，是制度上府兵制成熟以供中央权柄执掌者驱动，人望上杨坚通过出身与机缘成为关陇豪族乃至佛教徒的代言人，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杨坚方面的两点原因，与宇文周皇族逐步丧失人望综合所致，这两方面的原因背后的一得一失，推动力既不在宇文周、也不再杨坚，而在于构成北周中坚的关陇豪族之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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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2. 吕春盛： 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
3. 谷霁光： 府兵制度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