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这些上层人物为了自己的利益，打来打去，百姓十户九空，这些人真能称得上是英雄吗？ 第1页

民粹主义只是高喊人民，除了建一个道德牌坊，百无一用。
这个问题就是真实的例子。


古往今来，因为军阀的私欲和野心而起的乱世有多少？
连国外做的《全面战争》游戏都知道讲一句，首先是朝廷腐败，才导致黄巾揭竿而起。然后军阀在平叛中扩张了他们的势力，导致了乱世。

假设孙、刘在赤壁就投了曹操，会怎么样？
汉末以来的土地兼并、门阀垄断改变了吗？没有，只是更加严重了。
是人民活不下去了，才造就了乱世。而不是乱世让人民活不下去了。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民固有一死，或死于战火，或死于苛政。
在改变历史的条件发生之前，这有什么区别？

什么叫做改变历史的条件？什么能够缓解门阀垄断兼并的现状？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孙、刘就算在赤壁之战直接投降了，能有什么区别？
须知历史上的曹魏也不是被外敌进攻才灭亡的。
那假设曹操也突然想不开了，还政于汉献帝了。就会有所好转吗？
当然不会，否则黄巾之乱都不应该有，不是么？

汉之后有魏，魏之后有晋，晋之后是南北朝。都不过是门阀政治下的一个又一个牺牲品罢了。到了什么时候才停下来？门阀政治不停下来，乱世就不会停下来。

门阀天然地会兼并土地，吸纳人口。
魏灭蜀时，全中国在册人口一度只有700多万。而到了司马炎统一的时候，在册人口一下子飙到了1600万以上。为什么？随着中央的控制力增加，一些门阀豪族把隐匿的人口吐出来了而已。而这数字，也就是现代学者估算的，真实人口的一半左右。

同时门阀又把持着政治。
曹操出生前20年的时候，汉朝颁布法令，要求举孝廉的人年纪不得小于40岁。 然后曹操出生后20年，20岁的他就孝廉了。这只不过是汉朝崩毁的社会制度的冰山一角而已。曹操在的时候，尚且有点求贤不问出身的意思。曹操死后，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迅速地被门阀把持，很快就上品无寒士。
这些东西，是孙、刘向曹操投降，或者曹操向献帝还政就能解决的吗？不可能的。

门阀把持了政治以后，天然地就会分食中央对基层的控制力，最终迅速地触发政治的崩毁。然后他们在崩毁之中肆无忌惮地加剧兼并。新的乱世很快就会来。

三国的英雄豪杰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吗？当然认识到了。曹操求贤不拘一格，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未记载有党政倾轧。然而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曹操、几个诸葛亮？
而曹丕、孙权就完全倒向了门阀政治。而中国历史上，那些帝王将相，比得上曹丕孙权的，又能有几个？大部分不过就是两晋的司马A，司马B，司马C和司马D罢了。

那么，门阀垄断政治又是如何被限制的呢？
直到隋唐。隋唐有了科举制，使得门阀对政治的垄断被打破
社会矛盾得以缓解，中央对基层经济有了更强的掌控力。
然后，才有唐朝的强盛和统一。终唐一代，门阀政治还存在历史惯性。然而虽然李唐以关陇门阀起家，但门阀政治最终在唐朝末再一次秩序崩毁中被埋葬。至于新的乱世，则会在以新的方式酝酿。

在那之前，哪一年的百姓不是十室九空？绝大多数过的恐怕还不如三国时的百姓。

那么，曹刘孙就不能发明科举制吗？

嗯。不能。

科举制的产生，需要两项社会基础。
首先是造纸术的普及，让知识的传播成本下降。
其次，是粮食亩产的提高，让民间有空余的劳动力接受教育。
基于上述两个物质条件，逐渐积累，寒门知识分子才有机会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社会阶层。

汉末三国，一方面处在纸张替代竹简、绢帛的过度时期。
一方面由于进入地质寒冷期的关系，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因而无法产生稳定的寒门士人阶层。

竺可桢认为公元元年到公元600之间，中国处在一个比较寒冷的历史时期。
而隋朝开始科举制度是什么时候呢？公元607年。

在那之前。无论曹操、诸葛亮等人是怎样的超世之杰。社会安定与否、国家统一与否，都不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意愿。即使他们根据个人意愿和个人能力让国家统一，没有维持统一的物质和制度基础，也不过就是下一个两晋罢了。


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我们老说解放生产力，从哪里解放？
从粮食和基本消费品的生产中解放。

每一次的生产力进步，尤其是农业生产的进步，都会让部分人口从基础生产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从事工商业，参加徭役和军队、参与政治。从而又改造了社会的经济、组织与政治形态。

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不意识到生产力的变迁对于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塑造。
光去讲，“三国英雄没良心，不顾人民死活”
这时候他们口中的人民，并不是人民，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正确的概念。
而真正的人民到了他们眼里，只是两脚羊而已。

人民只有结合了生产力，才是塑造历史的那个“人民”。
人民结合道德高地，那只不过就是道德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