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派视角看，作为曾经的同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必须要死的吗？ 第1页

列宁评价光荣革命：如果这事发生在俄国，至少要砍下一百颗脑袋这事才能算完。

与斯大林类似，美国革命之后，华盛顿几乎走到了所有老战友的对立面，杰弗逊出工不出力，麦迪逊铆足了劲要遏制联邦党人的势头，亚当斯脾气暴躁到骂华盛顿是暴君，汉密尔顿倒是拥护华盛顿，结果被挤兑到和人决斗身亡。

要说路线斗争和私人恩怨，华盛顿比斯大林有更多的理由处决掉那些大陆军时代批评他，总统时代和他对着干的同事。可华盛顿从担任司令的第一天起，就下定决心做出表示，坚决服从大陆议会的决议。

如果托洛茨基是美国人（杰弗逊那时候天天鼓吹自由主义革命席卷全球，主张和大革命法国搞好关系，被华盛顿当成傻逼，华盛顿转头就和英国搞好关系去了），他能活；如果布哈林是美国人（麦迪逊那时候天天鼓吹联邦权力太大了，美国赶跑了姓汉诺威的国王，姓华盛顿的国王上位了，华盛顿让他滚出政府，但任由麦迪逊在国会里成为反华盛顿的领袖），也能活。唯独因为他俩是俄国人，所以活不了。

“政治斗争失败就会活不了”是俄国政治永恒的诅咒。

“你一定读到过以前历史上的宗教迫害的事情。在中世纪里，发生过宗教迫害。那是一场失败。它的目的只是要根除异端邪说，结果却巩固了异端学说。它每烧死一个异端分子，就制造出几千个来。为什么？因为宗教迫害公开杀死敌人，在这些敌人还没有悔改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杀死。所以他们被杀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真正信仰。这样，一切光荣自然归于殉难者，一切羞耻自然归于烧死他们的迫害者。后来，在二十世纪，出现了集权主义者，就是这样叫他们的。他们是德国的纳粹分子和俄国的共党分子。俄国人迫害异端邪说比宗教迫害还残酷。他们自以为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过他们有一点是明白的，决不能制造殉难烈士。他们在公审受害者之前，有意打垮他们的人格尊严。他们用严刑拷打，用单独禁闭，把他们折磨成匍匐求饶的可怜虫，什么罪名都愿意招认，辱骂自己，攻击别人来掩蔽自己。但是过了几年之后，这种事情又发生了。死去的人成了殉难的烈士，他们的可耻下场被遗忘了。再问一遍为什么是这样？首先是他们的供词显然是逼出来的，是假的。”----《1984》

处决托、布当然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是并没有什么益处的，甚至有害，就像这小说里的这段叙述一样，处决不仅没有最终解决路线斗争问题，反而给斯大林的反对派都封圣并且成了斯大林永远抹不去的污点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问题不讨论了，只试图分析讨论下斯大林非要把他们肉体消灭的问题。

“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行为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常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的《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还是那句话，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首先要研究哲学。因为哲学是世界观，世界观会直接影响到具体执行的方法论。五大共运领袖中，斯大林的学历最低，论理论水平。比起其他四人也相对偏低一些，这里不是贬低斯大林，斯大林自己的哲学水平是很高的，比大部分普通人都高，他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有许多开创性的建树，但是比起那几位，哲学上某些方面还是要差。

有答主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文字来分析问题，这个思路不错。斯大林的问题，就在于在政治斗争中经常区分不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什么是对抗性矛盾？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阶级矛盾也在此列，但是有一个问题，“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矛盾论》）就算是真阶敌，也不是所有的都是你死我活的。先放下布尔什维克内部操戈的问题一会再说。列宁提出过，就是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也不能一直坚持不妥协的斗争，要区分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不同方式方法。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方法中，如何“消灭”资产阶级，并非是非要把资本家和地主统统挂路灯才行，而是可以有更文明的赎买方式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消灭的。

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曾经引证马克思的一句话：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来说，最适当的是“从这个匪帮手里赎买过来”。也就是说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和其他生产资料。但是布哈林的错误在于，他忽视了这个“一定条件”，即必须是资产阶级屈服于无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这样做，这便是布哈林分子们的右倾错误。列宁就考虑到了这种情况，他把资本家分成了两种，一种是“不文明的资本家”，即“既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而继续以投机、收买贫民等方法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另一种是“文明的资本家”，即“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聪明练达地组织真正用产品供应千百万人民的极大的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这两种资本家是不同的，因此对待的方式也不同，前者是“加以无情的惩治”，后者是“谋求妥协，或者实行赎买政策”。这里列宁不仅说明了解决矛盾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而且揭示了不同性质的矛盾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列宁给社会主义者们提出了两种消灭资本主义的途径，在具体实践上，很可惜，因为国情问题，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没几个轻易妥协的，多数都是列宁说的“不文明的资本家”，所以对抗方式就激烈一些。但也并非全部是靠“无情的惩治”肃清的，实际上苏联在过渡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运用商业竞争手段在工商业中排挤私人资本使国营资本占据优势以达到建立公有制经济基础的过程。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内，虽然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但国家经济命脉却控制在苏维埃政权手里，所以公有制的国营经济在同私营资本的竞争中是必胜的。比方说：俄国工业产值中，私营经济比重在新经济政策最初几年内为四分之一，至1929年降至十分之一；1921-1922年商业零售业中流转额中私营经济占四分之三，而只到1926年国营与合作社商业便在商业流通中排挤了私商，占据零售商业的优势地位。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便是国营经济排挤掉私营经济的过程，苏联用这种方式实现的资本主义改造。而具体到中国，反而列宁设想的赎买方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手段得以实现，使中国用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了资本主义改造。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矛盾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化的，并非一定要你死我活的吊路灯。（具体两国的改造方式不能在这展开聊了，否则话题会跑偏）

把话题拉回来，再谈谈斯大林的哲学观念。俄国史大佬 @扬云飞 提过一点，斯大林的讲话风格比较简单易懂，听起来没那么高深，反而是斯大林在政治讲话上的优势之一，因为苏联刚开始阶段整体国民文化水平偏低，其他的高学历海归革命家虽然理论水平高深可惜讲话内容比较艰涩，那些工农干部听不懂，斯大林的语言风格大家就好理解多啦。但是有些时候他的语言风格蛮简单粗暴的，比如《斯大林论反对派》第一篇文章开头就开宗明义，针对清党运动清洗出一些分子出党的问题大家该怎么看的，开头就是：经历这场运动，“我们将几百个废物清洗出了我们的组织”。哦。清洗出去的都是有问题的废物啊，那没事了，那大家就好理解清党的意义了。凡事都有两面性，斯大林的那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诚然是社会主义阵营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著作，斯大林本人对推动马哲的进步发展自有其贡献 ，但是过失也是很大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有过两次大规模哲学论战，后一次主要是德波林学派和彼得格勒大学校长米宁、“机械论派”首领之一的斯捷潘诺夫等人关于唯物辩证法是不是科学、世界上一切事物运动的基本规律是什么等问题进行的大辩论。具体也不展开了，就说这个事的结果的影响。这个事结束的原因不是辩论出结果了，而是通过斯大林用行政压力对德波林学派展开的打压和批判而结束的。一场学术争论最后演变成了对德波林学派的审判式政治批判，对德波林学派确定了几点：1、德波林学派是拥护德波林学说的人组成的一个有害的政治派别。2、德波林学派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集团，是孟什维克在新时期的代理人。3、德波林学派避开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问题，用普列汉诺夫哲学贬低列宁哲学。4、必须在全国清扫哲学思想领域的德波林学派哲学垃圾。把德波林学派打的不能翻身，万劫不复。

举这个看似和问题无关的事情当例子，是这件事是个标志，标志着在苏联赞成斯大林哲学思想的学派才能一统天下。用米宁的话来说就是“更好地理解我们亲爱的导师斯大林同志的每个词和每个思想，并把它们体现和运用到哲学问题的解决中去”（所谓哲学问题的解决，就是处理具体事情上方法论的运用的意思）。这个事件中反转的契机是1930年斯大林的一个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谈话，从那以后，苏联的哲学界逐渐变得沉闷，丢失了开创性（因为发表和当局不同的见解有可能丢饭碗甚至有性命之忧），变得只限于解释斯大林的哲学思想。1936年苏联宣布确立社会主义体制，同时也是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确立，当然在思想领域上，也需要从哲学上把这种体制确定下来。斯大林在1938年发表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就是这个目的（编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个论文在马克思哲学史上的地位，它的确对马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了简明概括。但是斯大林的文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给固定化、概念化，导致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比如，斯大林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事物的同一性，只强调执行不调和的阶级政策，完全否定改良的积极作用。还有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靠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农民，但是斯大林为了要农民缴税，就强调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农民则是日趋瓦解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只能靠无产阶级靠不了农民等等........（这都是斯毛两派哲学的区别所在）

然后话题终于可以拉回来了，那就是斯大林非要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及其他的所有反对派全赶尽杀绝，真正的动机其实也在这里。斯大林只认识对立面的斗争，把一切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路线分歧和矛盾全简单的理解成敌我矛盾了。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说：“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点后三位导师都没有什么异议，但是斯在哲学上和列毛的区别在于还有一条“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所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矛盾，究竟是敌我矛盾吗？

斯大林认为是，因为他俩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抨击党的政策，所以他们肯定是反革命和帝国主义代理人。可是，就算本人是个斯派也得承认，就算托洛茨基的党性差，布哈林的方法论可操作性不如斯大林，就算他俩有各种问题和缺点（当然斯大林也有），但是他俩肯定不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和反革命。就算布哈林在哲学上主观主义严重，缺乏辩证精神导致了他对富农妥协的方法论。就算托洛茨基认为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是同盟军，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应该是革命的对象而夸大工农矛盾而有害于工农联盟。他们的思想和方法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弊大于利，他们也不是反革命，不应该划入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非要赶尽杀绝不可。而且就算是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成内部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而斯大林在哲学上就认识不到这一点。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原则已经确立，再来反对的不是敌人又是什么呢？

可是斯大林没有认识到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的条件以新形式和手段的继续。但是这种阶级斗争已经不同于以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也不同于革命中武装起义的阶级斗争。如何正确理解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三派分歧的本质？毛主席说过“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既然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旧会客观存在，那就不可能人为强力使它消失的。这种党内阶级斗争会不断转化，一开始是辩论性质的非对抗性的，后来激化了便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斯大林最终对托、布亮起屠刀就是激化成对抗性的阶段。但是，对抗性的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这里就不评论托洛茨基搞第四国际的事情怎么看，但是布哈林起码没有反党、搞分裂的行为吧？

斯毛在哲学观上这个巨大差异就是导致二人的方法论的区别的重要原因之一，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立，反对的、怠工的、贪污的、搞破坏的那统统都是要破坏社会主义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行为，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对抗性矛盾，因此大开杀戒。而毛主席就认识到，既然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旧存在，那么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杀了一批“阶级异己分子”还会有另一批“阶级异己分子”成长起来。因此，只要“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从而主张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好多人就当面指责反对自己的方针路线，也是“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只要没一意孤行走到无法回头的地步（比如副统帅那伙人），就不会逼到死，而是放下去让自己去冷静反省去，啥时候反省好了啥时候给机会再回来。“特别重要的是，不割脑袋的办法可以避免犯错误。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了”。因此我国虽然历次运动也冲击了不少人，但是基本上，没有发生苏联那种大开杀戒的惨剧，也避免了许多错误，让许多人之后有了重新认识问题、改正、平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