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知只能提出问题却不能提出解决方案？ 第1页

大概是在10年以前，有个“经济学家”叫刘植荣，他写过一篇有关世界各国工资调查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这个里面，他在对比了世界各国的工资之后，说：

衡量最低工资的指标有3个，第一个是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率，用于解释国家劳动力的价值；第二个是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率，用于解释分配公平情况；第三个是最低工资的增长率，用于解释国家对低收入群体的关注情况。
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58%（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工资报告08/09》的数据是60%，见该报告第35页），中国比较熟悉的国家的数据是：埃塞俄比亚127%，刚果金125%，阿富汗113%，巴基斯坦110%，印度106%，芬兰66%，尼日利亚66%……中国是25%，世界排第158位。值得注意的是，有25个国家（多数是非洲国家）其最低工资超过人均GDP。

他说这个话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的最低工资太低了。为此，他甚至拿非洲不少国家最低工资超过人均GDP这个事，来证明非洲国家都比中国要好。

但问题是，他根本不去想为什么非洲会出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人均GDP的诡异现实。

实际上，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高于人均GDP，要么是这个国家工业化人口少，所以工业化人口的收入远高于农业人口，由此也就导致国家的最低工资高于人均GDP。要么，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或者统计方式有问题。

比如说，在1952年，中国的GDP大概是600多亿人民币，人均GDP也就是150元左右，平均到每月大概是13元左右。而当时一个排级军官的工资大概是六七十元，相当于5倍的人均GDP。我国城镇工人的平均工资也有400多元，相当于3倍的人均GDP。但是，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当时国家太穷了，工人的工资相对与农民、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高，并不代表工人过的一定有多好。

而在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

2．国家法定最低工资应提高到1177元/月
我们以2008年人均GDP排名第11位的河北省作样本（人均GDP19363元）。2008年河北省最低工资分为680元/月、620元/月、560元/月和510元/月，本报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致，取最低值，即510元/月或6120元/年，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58位，甚至有32个非洲国家的最低工资高于中国。中国吃皇粮的工资2008年涨幅高达17.2%，几乎是GDP增幅的2倍，一些地区最低工资多年不作调整，有的地区虽然调整了最低工资，但其增幅也大大低于吃皇粮的工资幅度。

这句话一听是很有道理，忧国忧民、为民请愿之形象跃然纸上。但当时显得蛋疼的我顺手查了一下，2008年贵州省的人均GDP还不到1万元。一个人均GDP不到1万元的省份，最低工资却要将近每年14000元。

一个人均GDP不到1万的省份，要是规定一个每月将近1200元的最低工资，将会是一个怎样魔幻的政策？当地企业会不会骂街说政府SB？

但是写这个文章的人是不管的，普通读者也是不会去查的。

这类人研究问题从来不是先看问题，再分析成因，继而探讨多种可行性解决方案，然后找出消费比最优或最适合当下的一种。而是先看外国是怎么搞的，然后直接让中国按照外国的标准来办。

而在这种文章里，自然是离不了美国的。

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国会批准；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工资；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必须小于私企；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国会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所有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这要不是有互联网，这要不是我有在美国的朋友，这种话我还真信了。

众所周知，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州权与联邦权是分离的。联邦政府雇员的工资或许可能经过国会批准，但是州政府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州政府以及下面的雇员调工资还得要国会批准，这是有病么？

再说，美国各地政府雇员的工资标准是跟地区经济息息相关的。就算是同一个城市，收不上来多少税的贫民区和富豪遍地的富人区，政府雇员的工资标准能一样么。

为了说明中国的公务员贫富差距有多大，他还说：

世界各国（中国除外）公务员工资的职级差别很小，一般在60%左右。如2003年法国公务员平均月工资为24600元/月，扣除各种摊派和税款，拿到手的净工资为20720元/月。高级公务员净工资24620元/月，中级公务员净工资17535元/月，普通公务员净工资15504元/月，最高阶层工资比最低阶层工资高出59%。公职部门的工资也基本平衡，如挪威，工资最高是的外交官，工资最低的是军人，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仅高出20%。

可这话直接就被美国大使馆打脸了：

根据联邦人事办公室（OPM）的规定，2016年普通级公务员的薪酬标准是： 1级1等最低，年薪为18343美元；15级10等最高，年薪为133444美元。 由于每一级之间分为10等，每等之间的工资不同，因此上一级别的1等、2等工资，基本比下一级别的9等、10等工资低，比如今年15级2等的工资是106068美元，比14级9等的工资110535美元、10等的113444美元低。换句话说，年资较浅但级别较高的雇员，其工资可能比年资较老但级别较低的雇员少。

这可是美国大使馆自己发布的内容。这中间最低档跟最高档的工资都已经查了五六倍了，哪来的60%的说法？

我自己并非经济学专业出身，但即便如此，靠着网上能查到的一些信息以及常理，都能看出这位”经济学家“是在胡说八道，以及他的所谓“全国最低工资1177元/月”有多么不靠谱。而在当年，这种公知可以说遍地都是。

他们的话之所以能让人信，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还不够普及，大多数人能接收到的信息渠道有限，并且对互联网信息的质疑也不够，所以这些人往往说什么是什么；另一方面，这些人在说自己的话之前，总是先给自己立一杆道义的大旗，你骂我你就是极左、小粉红。

然而，这些人口口声声是为了国家、为了民生，他们却恰恰又是最不了解中国的人之一。就比如前面提到的1177元的最低工资问题，我当时之所以觉得这个标准有问题，是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山东的某个乡镇上，当时我们乡镇很多人一年也就能挣个万把块钱。之后，因为专业实习的原因，我还去过陕北、湘西、贵州、甘肃、内蒙等不少贫困地区，对于当地的人均收入、工资标准等还有一定的了解。在大多数人一年总收入也仅有1万多元的情况下，定一个1177元/月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全国各省统一……智商正常的人稍微一听，就知道有多扯。

在我看来，现在的很多公知之所以能干出这种事来，是因为他们与民国时期的不少“大师”别无二致。民国时期的很多“大师”的成长路径是生于富豪之家、书香门第，之后出国留学或在国内读大学，再之后留在大城市工作。他们的成长和工作经历与占据了80%以上人口的农民是绝缘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农村的现状，也不知道农村人想什么。所以，最后夺下了政权的，是那个要“农村包围城市”的政党。

现在的很多公知也是如此。他们对于农民、农民工等群体往往是一种居高临下式的怜悯，而根本不会去听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更懒得与他们交流。就像是当年因为“韩三篇”而暴得大名的“公民”韩寒，自小在上海成长、少年成名并且获得了巨额财富的他，看似在为民发声，但是他发的是什么声、又在为谁发声呢？

他们所设想的很多“解决方案”，也不过是把国外成熟的方案照搬过来，或者自己开脑洞设想一个方案。好比说在如何保护妇女就业权利的问题上，不少人就是上下嘴唇一碰，说“要落实《劳动法》，保证妇女就业平等”、“保障妇女产假落实”等，要么就是直接把欧洲对于妇女就业的各种政策直接拿过来。这种东西，女性看了肯定高兴，谁又会管实际情况如何呢？

我的某位老师，是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妇女权利保护。但她更靠谱的地方是，她会去各地调查，一方面听取农村、基层女性对于就业、权益等方面的诉求，另一方面则去企业等地方了解企业的难处和他们的顾虑，之后再组织大家交流，商讨可行的解决方案。也许最后商讨出的方案并不完美，形成的提案也不一定会落实，但这个方案无论如何也要比那些公知们拍脑袋想出来的靠谱。

就这几年我与各种公知的对线经历来看，大多数公知先不说方案的对与错，他们连引用正确的信息都做不到，不少人甚至还在用那种一眼假的信息，各种bug让人想吐槽都无从下口。靠着错误的信息，当然得不出正确的答案。可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能够熟练地甄别和引用各种信息，并且愿意基于合理的逻辑而得出相应的结论，那就是正常的学术研究。这种人即便是对国家有所批评，那也是有理有据，你也很难把公知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

譬如，国内某个在90年代极度活跃的文化人，是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曾写过一本至今还很有名气的书。在这个书里，这个人认为宗教信仰导致了保守主义，而保守主义是英美稳定而强大的根源。中国在过去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没有保守主义传统，所以社会变革剧烈，所以无法像英美一样发展。他本人是信基督教的，所以但凡遇到任何社会问题，他都能给你往宗教信仰上扯。

所以，当某地发生官员腐败案件时，正常人想的是如何健全监察体系、完善制度漏洞，这个人说的是中国人没有信仰，因此腐败频发。当某地出现生产事故时，正常人想得是加强安监巡查、强制性建立实时监控系统等，而这个人说的是中国人利欲熏心、没有信仰……总之，因为中国人没信仰，所以各种坏事都干得出来。可你要问他欧美人有信仰，为什么也有罪犯呢？他是不会理你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类公知虽然可以通过媒体获得非常大的影响力，但因为本人极度缺乏实际的行政经验，所以公知治国往往并没有太好的结果。比如在冷战时期，著名作家哈维尔领导了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运动，并在1989年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以及后来的捷克总统。这个从来没有过任何国家治理以及行政经验的人，因为在反对共产党运动中积累的名声，一跃而成为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掌控者。

作为作家，哈维尔将其感性的一面应用到了治国之中。比如在外交上，哈维尔不顾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小国的现实，坚持要搞“价值观外交”，在对台问题上与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冲突。而在内政上，正是在哈维尔的治下，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哈维尔其实就是个小号的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捷克斯洛伐克存在感比较低，哈维尔也就不为人所知而已。

而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中国维系了几千年的官僚体系虽然有其不利的一面，但也有有其优势。这个优势在于政府高层都是通过层层选拔和提升而来，他们对于从地方到中央的整个体系有着全面的了解，也熟悉基层、市、省等不同级别机构的运作模式，因此中国官员的行政治理经验相对是比较完善的。与中国的这个政治体系相比，大多数全民普选的国家和地区，总统以及省市一级的官员都是直接选出来的，不少人此前可能只是企业高管或在演艺界、体育界有一定影响力，但因为能拉票就成了权力的掌控者——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施瓦辛格和特朗普。要是这国家本来底子不错，折腾一下也没问题。可对于很多本来底子就不行的国家来说，这种人上台，无疑就是在折腾。

当下的中国其实是需要公知的，但这种公知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以专业知识推动社会变革，而不是以媒体人或者评论家的身份来指点江山。即便是教员这样少年时就已成名、30出头就成为正部级干部的天才，在实际执政中犯下的错误也不在少数，更何况普通人。这要求他们不仅要有专业的能力，更要能深入社会，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问题是什么。即便是一个大学教授，如果他的经历基本仅限于学校范围内，他的专业知识也未见得一定能转化成为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甚至还容易落入臆想之中。

你懂了吧。

我举的例子是孙志刚案件，有兴趣自己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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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o-fu-zi-lao-nan-hai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公知的问题不是提不出解决方案，

而是提不出问题。

以大象公会为例，别人的问题都是：如何解决美国抗疫能力差的问题（h1n1时代就暴露了这个问题），而大象公会提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的制度使它不会让疫情爆发。

。。。。。。。

问题就在那，非得说没有，被群嘲了就删文，也不道歉。。。。这种打死不改错的死硬分子，装瞎作聋，能提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

还是大象公会，前下属团队回形针，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人吃的肉蛋奶如何消灭巴西雨林”。。。。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这句话听不懂吗？

还有那个谁，明明屋子里有20个蟑螂，别人问怎么解决，他却问：说句好听的，够干什么呢？

够你吃一顿的！什么问题啊这都？

催化纳直接说“要完蛋了没救了都是一种建设性意见”，嗯，那投降也是一种反抗，带路也是一种忠诚咯？

你说他们笨吗？一点也不笨，个个身家零头我都赶不上，一个个都是高知精英，但是偏偏装傻，以及把大家当成傻子。

他们不是不提出解决问题，他们希望问题一直存在，越乱越烂他们越高兴，毕竟越是乱世，各种牛鬼蛇教民国大师才有存在感。

解决问题？问题都解决了他们忽悠谁去？给谁带路斡旋去？三座大山被推翻了，谁豢养他们帮忙一起剥削人民去？

只有知识普及大众，所有人都去思考，去探索，去解决，那些招摇撞骗的聪明人才会原形毕露，人人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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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star 网友的相关建议: 
      

能提出解决办法并且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那不叫公知，那叫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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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kai-94-14-81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主要是公知们大多数并不是专家。

有高赞举林毅夫之类的例子，其实事自己树靶子自己打。

林毅夫是经济学家，他在做自己本行好不好？

但是世面上那些公知呢？

高晓松一个写歌词的，来讲历史，他能解决什么问题？

柴静中专毕业，后来进修新闻，她有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

方方呢？他能解决作文问题，难道还能解决社会问题？

连岳，如果剥开他南方系记者的名头，其实连完整系统的高等教育都没接受过。

作业本之类就更不用说了。

说白了，市面上活跃的那些公知，大部分连知识分子都算不上，却硬要做出一副知识分子的姿态，甚至在公知名声臭大街之前自封公知，大谈社会问题。

不可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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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bos 网友的相关建议: 
      

提出问题，然后把它解决掉的人，全都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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