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10年以前,有个“经济学家”叫刘植荣,他写过一篇有关世界各国工资调查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这个里面,他在对比了世界各国的工资之后,说:
衡量最低工资的指标有3个,第一个是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率,用于解释国家劳动力的价值;第二个是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率,用于解释分配公平情况;第三个是最低工资的增长率,用于解释国家对低收入群体的关注情况。
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58%(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工资报告08/09》的数据是60%,见该报告第35页),中国比较熟悉的国家的数据是:埃塞俄比亚127%,刚果金125%,阿富汗113%,巴基斯坦110%,印度106%,芬兰66%,尼日利亚66%……中国是25%,世界排第158位。值得注意的是,有25个国家(多数是非洲国家)其最低工资超过人均GDP。
他说这个话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的最低工资太低了。为此,他甚至拿非洲不少国家最低工资超过人均GDP这个事,来证明非洲国家都比中国要好。
但问题是,他根本不去想为什么非洲会出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人均GDP的诡异现实。
实际上,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高于人均GDP,要么是这个国家工业化人口少,所以工业化人口的收入远高于农业人口,由此也就导致国家的最低工资高于人均GDP。要么,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或者统计方式有问题。
比如说,在1952年,中国的GDP大概是600多亿人民币,人均GDP也就是150元左右,平均到每月大概是13元左右。而当时一个排级军官的工资大概是六七十元,相当于5倍的人均GDP。我国城镇工人的平均工资也有400多元,相当于3倍的人均GDP。但是,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当时国家太穷了,工人的工资相对与农民、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高,并不代表工人过的一定有多好。
而在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
2.国家法定最低工资应提高到1177元/月
我们以2008年人均GDP排名第11位的河北省作样本(人均GDP19363元)。2008年河北省最低工资分为680元/月、620元/月、560元/月和510元/月,本报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致,取最低值,即510元/月或6120元/年,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58位,甚至有32个非洲国家的最低工资高于中国。中国吃皇粮的工资2008年涨幅高达17.2%,几乎是GDP增幅的2倍,一些地区最低工资多年不作调整,有的地区虽然调整了最低工资,但其增幅也大大低于吃皇粮的工资幅度。
这句话一听是很有道理,忧国忧民、为民请愿之形象跃然纸上。但当时显得蛋疼的我顺手查了一下,2008年贵州省的人均GDP还不到1万元。一个人均GDP不到1万元的省份,最低工资却要将近每年14000元。
一个人均GDP不到1万的省份,要是规定一个每月将近1200元的最低工资,将会是一个怎样魔幻的政策?当地企业会不会骂街说政府SB?
但是写这个文章的人是不管的,普通读者也是不会去查的。
这类人研究问题从来不是先看问题,再分析成因,继而探讨多种可行性解决方案,然后找出消费比最优或最适合当下的一种。而是先看外国是怎么搞的,然后直接让中国按照外国的标准来办。
而在这种文章里,自然是离不了美国的。
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国会批准;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工资;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必须小于私企;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国会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所有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这要不是有互联网,这要不是我有在美国的朋友,这种话我还真信了。
众所周知,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州权与联邦权是分离的。联邦政府雇员的工资或许可能经过国会批准,但是州政府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州政府以及下面的雇员调工资还得要国会批准,这是有病么?
再说,美国各地政府雇员的工资标准是跟地区经济息息相关的。就算是同一个城市,收不上来多少税的贫民区和富豪遍地的富人区,政府雇员的工资标准能一样么。
为了说明中国的公务员贫富差距有多大,他还说:
世界各国(中国除外)公务员工资的职级差别很小,一般在60%左右。如2003年法国公务员平均月工资为24600元/月,扣除各种摊派和税款,拿到手的净工资为20720元/月。高级公务员净工资24620元/月,中级公务员净工资17535元/月,普通公务员净工资15504元/月,最高阶层工资比最低阶层工资高出59%。公职部门的工资也基本平衡,如挪威,工资最高是的外交官,工资最低的是军人,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仅高出20%。
可这话直接就被美国大使馆打脸了:
根据联邦人事办公室(OPM)的规定,2016年普通级公务员的薪酬标准是: 1级1等最低,年薪为18343美元;15级10等最高,年薪为133444美元。 由于每一级之间分为10等,每等之间的工资不同,因此上一级别的1等、2等工资,基本比下一级别的9等、10等工资低,比如今年15级2等的工资是106068美元,比14级9等的工资110535美元、10等的113444美元低。换句话说,年资较浅但级别较高的雇员,其工资可能比年资较老但级别较低的雇员少。
这可是美国大使馆自己发布的内容。这中间最低档跟最高档的工资都已经查了五六倍了,哪来的60%的说法?
我自己并非经济学专业出身,但即便如此,靠着网上能查到的一些信息以及常理,都能看出这位”经济学家“是在胡说八道,以及他的所谓“全国最低工资1177元/月”有多么不靠谱。而在当年,这种公知可以说遍地都是。
他们的话之所以能让人信,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还不够普及,大多数人能接收到的信息渠道有限,并且对互联网信息的质疑也不够,所以这些人往往说什么是什么;另一方面,这些人在说自己的话之前,总是先给自己立一杆道义的大旗,你骂我你就是极左、小粉红。
然而,这些人口口声声是为了国家、为了民生,他们却恰恰又是最不了解中国的人之一。就比如前面提到的1177元的最低工资问题,我当时之所以觉得这个标准有问题,是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山东的某个乡镇上,当时我们乡镇很多人一年也就能挣个万把块钱。之后,因为专业实习的原因,我还去过陕北、湘西、贵州、甘肃、内蒙等不少贫困地区,对于当地的人均收入、工资标准等还有一定的了解。在大多数人一年总收入也仅有1万多元的情况下,定一个1177元/月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全国各省统一……智商正常的人稍微一听,就知道有多扯。
在我看来,现在的很多公知之所以能干出这种事来,是因为他们与民国时期的不少“大师”别无二致。民国时期的很多“大师”的成长路径是生于富豪之家、书香门第,之后出国留学或在国内读大学,再之后留在大城市工作。他们的成长和工作经历与占据了80%以上人口的农民是绝缘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农村的现状,也不知道农村人想什么。所以,最后夺下了政权的,是那个要“农村包围城市”的政党。
现在的很多公知也是如此。他们对于农民、农民工等群体往往是一种居高临下式的怜悯,而根本不会去听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更懒得与他们交流。就像是当年因为“韩三篇”而暴得大名的“公民”韩寒,自小在上海成长、少年成名并且获得了巨额财富的他,看似在为民发声,但是他发的是什么声、又在为谁发声呢?
他们所设想的很多“解决方案”,也不过是把国外成熟的方案照搬过来,或者自己开脑洞设想一个方案。好比说在如何保护妇女就业权利的问题上,不少人就是上下嘴唇一碰,说“要落实《劳动法》,保证妇女就业平等”、“保障妇女产假落实”等,要么就是直接把欧洲对于妇女就业的各种政策直接拿过来。这种东西,女性看了肯定高兴,谁又会管实际情况如何呢?
我的某位老师,是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妇女权利保护。但她更靠谱的地方是,她会去各地调查,一方面听取农村、基层女性对于就业、权益等方面的诉求,另一方面则去企业等地方了解企业的难处和他们的顾虑,之后再组织大家交流,商讨可行的解决方案。也许最后商讨出的方案并不完美,形成的提案也不一定会落实,但这个方案无论如何也要比那些公知们拍脑袋想出来的靠谱。
就这几年我与各种公知的对线经历来看,大多数公知先不说方案的对与错,他们连引用正确的信息都做不到,不少人甚至还在用那种一眼假的信息,各种bug让人想吐槽都无从下口。靠着错误的信息,当然得不出正确的答案。可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能够熟练地甄别和引用各种信息,并且愿意基于合理的逻辑而得出相应的结论,那就是正常的学术研究。这种人即便是对国家有所批评,那也是有理有据,你也很难把公知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
譬如,国内某个在90年代极度活跃的文化人,是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曾写过一本至今还很有名气的书。在这个书里,这个人认为宗教信仰导致了保守主义,而保守主义是英美稳定而强大的根源。中国在过去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没有保守主义传统,所以社会变革剧烈,所以无法像英美一样发展。他本人是信基督教的,所以但凡遇到任何社会问题,他都能给你往宗教信仰上扯。
所以,当某地发生官员腐败案件时,正常人想的是如何健全监察体系、完善制度漏洞,这个人说的是中国人没有信仰,因此腐败频发。当某地出现生产事故时,正常人想得是加强安监巡查、强制性建立实时监控系统等,而这个人说的是中国人利欲熏心、没有信仰……总之,因为中国人没信仰,所以各种坏事都干得出来。可你要问他欧美人有信仰,为什么也有罪犯呢?他是不会理你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类公知虽然可以通过媒体获得非常大的影响力,但因为本人极度缺乏实际的行政经验,所以公知治国往往并没有太好的结果。比如在冷战时期,著名作家哈维尔领导了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运动,并在1989年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以及后来的捷克总统。这个从来没有过任何国家治理以及行政经验的人,因为在反对共产党运动中积累的名声,一跃而成为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掌控者。
作为作家,哈维尔将其感性的一面应用到了治国之中。比如在外交上,哈维尔不顾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小国的现实,坚持要搞“价值观外交”,在对台问题上与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冲突。而在内政上,正是在哈维尔的治下,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哈维尔其实就是个小号的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捷克斯洛伐克存在感比较低,哈维尔也就不为人所知而已。
而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中国维系了几千年的官僚体系虽然有其不利的一面,但也有有其优势。这个优势在于政府高层都是通过层层选拔和提升而来,他们对于从地方到中央的整个体系有着全面的了解,也熟悉基层、市、省等不同级别机构的运作模式,因此中国官员的行政治理经验相对是比较完善的。与中国的这个政治体系相比,大多数全民普选的国家和地区,总统以及省市一级的官员都是直接选出来的,不少人此前可能只是企业高管或在演艺界、体育界有一定影响力,但因为能拉票就成了权力的掌控者——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施瓦辛格和特朗普。要是这国家本来底子不错,折腾一下也没问题。可对于很多本来底子就不行的国家来说,这种人上台,无疑就是在折腾。
当下的中国其实是需要公知的,但这种公知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以专业知识推动社会变革,而不是以媒体人或者评论家的身份来指点江山。即便是教员这样少年时就已成名、30出头就成为正部级干部的天才,在实际执政中犯下的错误也不在少数,更何况普通人。这要求他们不仅要有专业的能力,更要能深入社会,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问题是什么。即便是一个大学教授,如果他的经历基本仅限于学校范围内,他的专业知识也未见得一定能转化成为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甚至还容易落入臆想之中。
整个现在的模式与体制基本都是知乎上口中的“被西方洗脑了的”和“被美国忽悠瘸了的公知”所打下的,列举很少很少一部分:
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森大学接受博士课程的朱民(清华大学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接受训练的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在美国哈佛大学接受培训的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访问的张宇燕(曾经任纽约总领事——代表之一为《键盘上的经济学》)
在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院接受培训后在加拿大女王学院访问学者陆铭(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在美国接受十年学术法学训练,获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博士的朱苏力(曾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十年)
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获得机械学博士的周济(前任中国教育部部长)
......
还要举多少个例子?你们要的我都有,从经济,要教育,医疗,学术圈,民生,法学...
基本上现在采用的制度——无论是医疗,法律,经济模式,教育体制的都是在西方学习的“公知”们打下基础。然后知乎上天天说,外国是世界上最最最危险的地方,是最最最歧视华人的地方,是最最最坏的群体的集合...配合着滚动24小时播出的外国负面新闻,到处都是枪杀,强奸,抢劫,战乱,死人。
知乎上把所有出国留学人员都叫做“特务”的年代好像就快来临了,叫他们做买办群体,叫他们做二鬼子,说他们不爱国所以才用脚投票,他们是病毒携带者,他们发表意见就是公知。不能指出问题,谈论问题就是给“境外抵刀子”
很魔幻,很荒诞,很匪夷所思。
产品出了问题,任何使用的人都可以提,而解决办法是公司应该去想的。
使用者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即使他是这个公司的铁粉。
能提出问题都不错了。
毕竟小fin红的回路是:喷死提出问题的人,没人提出问题,就不存在问题了。
小fin红是真的想解决问题?不过是被塔干奴了而已。
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这问题是个诱捕器啊。
我只能告诉你,你对很多东西的认知,停留在 我不知道 = 没有。
具体你去查罢,言尽于此。[1]
你懂了吧。
我举的例子是孙志刚案件,有兴趣自己查吧
公知的问题不是提不出解决方案,
而是提不出问题。
以大象公会为例,别人的问题都是:如何解决美国抗疫能力差的问题(h1n1时代就暴露了这个问题),而大象公会提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的制度使它不会让疫情爆发。
。。。。。。。
问题就在那,非得说没有,被群嘲了就删文,也不道歉。。。。这种打死不改错的死硬分子,装瞎作聋,能提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
还是大象公会,前下属团队回形针,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人吃的肉蛋奶如何消灭巴西雨林”。。。。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这句话听不懂吗?
还有那个谁,明明屋子里有20个蟑螂,别人问怎么解决,他却问:说句好听的,够干什么呢?
够你吃一顿的!什么问题啊这都?
催化纳直接说“要完蛋了没救了都是一种建设性意见”,嗯,那投降也是一种反抗,带路也是一种忠诚咯?
你说他们笨吗?一点也不笨,个个身家零头我都赶不上,一个个都是高知精英,但是偏偏装傻,以及把大家当成傻子。
他们不是不提出解决问题,他们希望问题一直存在,越乱越烂他们越高兴,毕竟越是乱世,各种牛鬼蛇教民国大师才有存在感。
解决问题?问题都解决了他们忽悠谁去?给谁带路斡旋去?三座大山被推翻了,谁豢养他们帮忙一起剥削人民去?
只有知识普及大众,所有人都去思考,去探索,去解决,那些招摇撞骗的聪明人才会原形毕露,人人喊打。
能提出解决办法并且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那不叫公知,那叫领袖。
主要是公知们大多数并不是专家。
有高赞举林毅夫之类的例子,其实事自己树靶子自己打。
林毅夫是经济学家,他在做自己本行好不好?
但是世面上那些公知呢?
高晓松一个写歌词的,来讲历史,他能解决什么问题?
柴静中专毕业,后来进修新闻,她有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
方方呢?他能解决作文问题,难道还能解决社会问题?
连岳,如果剥开他南方系记者的名头,其实连完整系统的高等教育都没接受过。
作业本之类就更不用说了。
说白了,市面上活跃的那些公知,大部分连知识分子都算不上,却硬要做出一副知识分子的姿态,甚至在公知名声臭大街之前自封公知,大谈社会问题。
不可笑么?
提出问题,然后把它解决掉的人,全都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