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作为大革命的维护者，为什么不效仿华盛顿做总统而是称帝？ 第1页

实习摸鱼，随手写一点东西，顺着临冬城卡夫卡公爵的回答说一点自己的想法，以下内容比较零散，是我最近阅读的一些想法，最后会简要回归到拿破仑本身。

我最近阅读近代史的一个观察在于，中国和欧美对于“共和”这个词的理解其实是有差异的，国内对于共和的认知偏向于制度维度，从某种意义上“共和”就是“非君主”，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外是梁启超在1906年的大论战中提到：“共和之真精神，在自治秩序而富于公益心。”当然，用“自治”和“公益”去理解“共和”仍然有一些不准确。但是在欧美的历史背景下，“共和”和“君主”并不是对立的关系的，比如英国革命前夕，下议院的议员们反复提及：“人们更应该敬重其国家而非君主……因为国家与共和国在国王之上。”在这里共和国与君主制并不矛盾，共和国指向的是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而那些参与者则以公民的身份共同构成了共和国，而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是否是君主制没有必然的联系。

大革命时代的思想资源很多直接承袭于古典时代，对于共和的理解同样如此，一个古典学的大佬之前和我提过，res publica 就本意的而言指的是“罗马人的集合”，所以奥古斯都时代从罗马共和到罗马帝国的转变对于当时的罗马人而言并没有太大的震撼，甚至奥古斯都本人是以罗马传统的光复者自居，同样的心态也发生在拜占庭，卡尔得利斯通过研究拜占庭的“共和”话语和政治传统，认为拜占庭在行为模式和心态上从未发生过断裂，罗马始终是res publica的罗马，无论他的领袖是元老院、第一公民还是罗马皇帝。

只有理解了上述欧美世界的思想背景，我们才能探究革命时代的心态，更何况拿破仑本身就是凯撒和奥古斯都狂热的模仿者。在革命前夕，法国人其实就对英美所谓“平衡体制”表达过批评，他们认为英国充满着贪婪和私利，维持党派和利益平衡的英国宪法不过是派系之争和暴力的来源，在法国人眼中，英国在经济上是贸易公司和雇佣兵的牺牲品，政治上则被派系和政党撕裂，他们甚至嘲笑道：“什么样的体制会如此轻易地就饱受民众之害，甚至犯下不可想象的弑君之罪？”（很快你们就会知道了）与此同时，极力鼓吹自由贸易的重农学派杜尔哥在与英国激进派领袖普莱斯通信中提及：“美国获得独立以后处于极其有利的条件下，原本有机会提供一个宪法的样板，以证明人如何享有自己的权利，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智，接受自然、理性和正义的统治；但是，美国各州宪法却并不令人满意，把本应集中于一个中心机构的全部权力，分别赋予众议院、参议院和州长这三个机构；这无异于模仿英国体制，而在一个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共和国，这样做完全是不必要的。”换句话说，在今日被我们视为典范的三权分立模式，在法国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基于此，大革命呈现出与英美完全不同的制度建构，在中央层面，他们否决了两院制，同时也没有采取总统制，在处死路易十六后，行政权和立法权都集中于国民公会，以及有其产生的救国委员会，从某种程度上救国委员会可以看成粗糙版的内阁，但是救国委员会中没有总理，只有轮流主席，其人员本身也是流动的，丹东呼吁宽容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被踹出了救国委员会，在此之前他是恐怖最有力的鼓吹者之一。而在地方层面，他们坚定的反对联邦制，联邦主义是和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并列的九头蛇象征，罗伯斯庇尔不止一次攻击布里索和吉伦特派试图制造联邦制，而布里索们则坚决否认，这说明无论雅各宾派和吉伦特存在什么样的分歧，他们都相信神圣而统一的法国是毋庸置疑的。

说的再远一些，临冬城卡夫卡公爵的回答给我最大的启发的一点在于，对于当时的革命者而言，总统制本身就是对于联邦地方分权的一种代偿，如果在坚持单一制的情况下继续沿用总统制，那么这种总统无非是有任期、不世袭的皇帝罢了，而民国的政治实践正展现出了这种威权政治倾向。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为了领导分散的南方，将民国确定为总统制，在南北议和之后，为了限制袁世凯，临时约法转变为责任内阁制，但是这种转变并不彻底，大总统保有“总揽政务”“任免文武职员”“统帅全国海陆军队”等职权，这使得总统与国务总理之间权责不明，在民国历史上呈现出两种权力模式，一种类似于传统政治，内阁只是总统的幕僚机构，如赵秉钧之于袁世凯，钱能训之于徐世昌，另一种则是双头政治，最终引发府院之争，如段祺瑞和黎元洪，段祺瑞和冯国璋，而无论是哪一种都与以国会为中心的责任内阁制大相径庭，尤为讽刺的是，在安福国会被实质解散后，责任内阁制的民国竟然出现有内阁无国会的神奇景象。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可能并不准确，因为严格来说，“西方制度”在中国从未被真正实施过。

然而，中西对于“共和”的不同理解，也导致双方对于“复辟”的不同态度，拿破仑称帝一事，一方面体现出热月政变后秩序党保守思潮的复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由、平等、博爱”的宣言被废弃，拿破仑、复辟王朝、奥尔良王朝共享了“自由与秩序”的宣言，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西方世界对于元首本身并不那么敏感——既然罗马人对第一公民无动于衷，为什么要反对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呢？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下，由于共和被强烈的联系到“非君主”，那么共和话语自然严厉的抵制了复辟，从这个角度而言，袁世凯和拿破仑的不同结局不仅是个人能力的差异，也是不同社会背景下不同思潮导向的结果。就此而言，我们也难说中国对“共和”话语的宣传是错误或肤浅的。

最后回到问题本身，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不能简单的把拿破仑定义成大革命的维护者，他一方面在当地推行革命理念，比如废除封建制、明确法律平等、推行民法典，但是另一方面他恢复了奴隶制、重申了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在事实上放弃了马赛曲、关闭了巴黎73家报社中的60家，拿破仑表示：“如果我让他们自由活动，我估计我在位不会超过三个月。”甚至被认为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民法典中，他再一次强化了父权，私生子不再合法，父亲可以将16-21岁的孩子监禁最多六个月，女性不能拥有财产、不能订立债务合同、不能工作，也不能未经丈夫统一订立遗嘱，通奸上也适用了双重标准，至于教育，拿破仑曾表示：“公共教育不适合她们……婚姻是她们的全部宿命。”所谓“大革命的维护者”这一身份，也只是在百日王朝时期他才打出的旗号，在此之前他畏惧雅各宾派可比保王党多得多，就我个人而言，拿破仑对于大革命最多有四分继承、六分反对。

当然，题主在简介中特意留了个PS，“他本人明明并非一个恐怖的独裁者”，别想太多，他就是。

假装有条分割线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姜源的回答，关于美国视角的很好补充。我在本回答中对于美国体制的观点实际是复述大革命前夕革命者的观点，并非对美国政治环境的实然描述，想要说明的则是法国的思想环境，而非美国本身。简单的说，就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而言，革命者对于英美通过制度平衡构建的共和体制表示怀疑，他们倾向于更加直接、更加纯粹的共和国，这引导了他们国会中心制的政治实践，也与拿破仑的上位分享了相同的思想资源，这是考察拿破仑需要关注的视角。

因为事实上华盛顿这个总统不好当。

华盛顿是弗吉尼亚人。弗吉尼亚这个州在华盛顿就任的那一年，自由人加黑奴差不多七十五万人——北美十三殖民地此时还不到四百万。这个全美白人最多黑奴最多的州，其政治倾向几乎可以决定性地决定联邦是分裂还是统一：如果弗吉尼亚倾向北方，南方代表绝不会在宪法批准案上签字；如果弗吉尼亚死抱着南方利益不松口，联邦内战几乎立刻就要爆发（虽然最终还是爆发了）。华盛顿作为全弗吉尼亚和全美最德高望重的革命元勋，可以说一手调和了弗吉尼亚人的政治主张，维持了联邦十三州的统一，而且是以不怎么流血的方式。

华盛顿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和英国人并肩作战把法国人赶出北美，独立战争时期与法国结盟却反对大陆会议提议法国发兵魁北克，独立之后与英国签订《杰伊条约》支持英国对法国战争（允许英国招募美国水手，他认为法国人一顿乱搞大革命肯定失败）以保证美国的商业利益（以至于被全国一大票人看作卖国贼）。

他认为美国要建立一所全国性质的大学，让来自各州的青年才俊一起学习培养国家认同；要集合全国之力，打通波托马克河与内陆水系的通道（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件事其实并不能成为现实）建设首都发展经济。

他认为印第安人唯一的出路是放弃原始的迁移生活拥抱白人扩张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否则就死路一条；他也认为他那些弗吉尼亚老乡天天抱着奴隶制不放手迟早也会和那些印第安人一个下场。

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约束，自由主义革命在美国的爆发不意味着这场革命将遍地开花。对此存在反对意见，认为自由主义大旗必将取代国王家徽而席卷全球的杰弗逊，华盛顿对他最冷酷无情的做法是在杰弗逊把华盛顿称作参孙和所罗门以后，再也不给杰弗逊写信了。

他现实主义，所以他认识到奴隶制不可持久；他现实主义，所以他知道维护完整联邦的唯一方法就是暂时容忍南部各州拥有奴隶。也正因为这种现实主义，他被北方人认为是弗吉尼亚奴隶主的代言人，被弗吉尼亚老乡认为是本州的叛徒。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人生最后的政治生涯中，消耗自己革命年代累积起来的巨大威望极力弥合国家的裂痕，这种消耗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退休之后回到弗吉尼亚的弗农山庄仿佛生活在深入敌后的根据地。

如果拿破仑能压制革命热情的无端扩张，同时也能压制那些对旧制度心心念念嘴巴上却高喊革命口号的事实上的遗老遗少，那么他也可以当总统。然而拿破仑是个需要荣耀持续加码的人，他不知道需要消耗威望来挽救国家，国家只是他获取荣耀的跳板。所以他只能当皇帝。

《拿破仑一世传-二十章 拿破仑帝国的开端》：

【人们关于建立拿破仑皇朝的问题，早已随便讨论，而第一执政本人近来也向约瑟夫谈过他的打算。他说∶"我一直打算建立世袭制度来结束革命;不过，我总以为总要过个五、六年，才能采取这一步。"从这些话可见他非凡的信心和谨慎的态度。但是，事态的发展使他一帆风顺。对英国的仇恨，对雅各宾派暴行的恐惧，对保王党派人要杀害他的阴谋的愤慨，甚至连处决当甘一事，都对帝国的建立起促进作用。

虽然各派的温和人士谴责杀害当甘，雅各宾派的残余分子却为此叫好。他们原来一直担心第一执政将会扮演蒙克将军的角色。照他们从坏的方面去忖度，杜伊勒里宫的富丽堂皇和惹人厌恶的教务专约，都不过是复辟波旁王朝的序幕，而一旦实现复辟，即将实行僧侣统治、什一税和封建制度。

如今，万森城堡的枪杀事件终于可怕地揭示了拿破仑内心深处的野心。于是，他们叫道∶"他是咱们自己人。"从此以后，波拿巴与波旁王族只能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了;因此，他的统治就是对永久占有革命时期没收了的土地的最好保证。

对于一个讲求实利的上流社会说来，法国革命这一伟大事件已演变成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土地投资联合企业组织，而波拿巴现在将成为它唯一的和永久的董事长。在那些要求实行世袭统治的请愿书中，之所以这样奇怪地常提到《社会契约论》，其内里原因即在于此。

雅各宾分子除了少数真正的忠实信徒外，特别善于玩弄揉合两个极端的把戏。现在又钻营得宠、官运亨通的富歇，在处决当甘才过了七天之后，便吁请元老院建立世袭政权，因为这是结束谋刺拿破仑的阴谋的唯一办法;其理由是∶按照这位雅各宾派的投机分子的说法，如果建立了世袭制度，暗杀阴谋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即使他们杀害了一个人，他们也必然不能粉碎保障革命成果的这一制度。

经过这样巧妙的启发之后，要求建立世袭统治的呼吁书和请愿书，便开始从法国各地纷至沓来。重建法国这一伟业，本身当然就是要求全国人民表示威激的充分理由。最近民法典的颁布和物质繁荣的恢复，更给拿破仑增添了光彩。由于他恢复了许多方面的利金而又有使某一方面不得其所，因此他可以既老实又风趣地要求得到皇冠，作为对他的恰如其分的报答。这样的评价和这样的功勋，显然他是一位天生的统治者。

然而元老院实在也太过分了;它竟然对拿破仑这样称颂∶"您正在创建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您应该使这个时代万世长存;因为，不能持久的光辉，是毫无意义的。"当年谄媚波斯总督的希腊人，还不至于像这帮受津贴的拍马屁的人那样丧失人格;这些人虽然经历过1789年的日子，却对其意义一无所知。

如此令人作呕的吹捧本来是不值一提的，只不过它毕竟极为明显地证明∶如果人们已看不到人生的崇高目标，而沉溺于其醒龊的物质利盒，那么，一个共和国将会遭到多大的危险。

议会各院经过过去四年的严格整顿之后，如今几乎全体一致地投票赞成建立拿破仑皇朝了。立法院正值休会期间，径有召开。元老院在听取了富歇的用意明显的暗示以后，指定一些议员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关于建立世袭统治的问题，并将结果作出报告，然后静候事态的发展。事情主要是在参政院的几次秘密会议上决定的;在会上，康巴塞雷斯、梅兰和蒂博多发表了一些反对意见。

不过，既然在公开的会议上反对者缄口不言，支持者竟相献媚，那么私下的抗议又有什么用呢?4月23日，一位名叫居雷的默默无闻的议员在保民院提议采纳世袭的原则。只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反对这个提议，那就是伟大的卡尔诺。居雷与卡尔诺的对抗，也许会使当时那些卑鄙的自命为民众自由的卫士们，一想起在罗马帝国的文艺垃圾中闪烁发光的名句∶

"群众支持胜利者，但加图却与失败者在一起。"

保民院当即指定一个委员会来准备提出报告∶结果当然是有利于波拿巴家族的。元老院投票的情况相同∶只有三名议员，其中包括布卢瓦的主教格雷古瓦，投了反对票。西哀耶斯和朗热内未出席;但是西哀耶斯这位俸旅优厚的克龙庄园的主人，当他读到下面一段元老院的决议时，一定觉得可笑之至，因为他所设计的这一机构原来正是为了卫护共和国宪法的∶

"法国人民嬴得了自由;他们希望保持他们所赢得的东西;他们在取得胜利后希望休养生息。而得到这样光荣的休养生息，将全仗一个人的世袭统治。这个人如被举于万众之上，必能捍卫公众自由、维护平等权利，并将服从宣告算他为王的人民的最高主权。"

卢梭关于有时会暂时需要一个独裁者的教条，法兰西就这样地把它付诸实践了。在卒民已是如此奴颜婢膝的时候，那个唯一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就可以随意采用任何称号了。拿破仑起初装做拿不定主意∶

大总督的称号是不是比皇帝的称号更为合适呢?在关于这个话题的多次会议中，有一天，米奥·德·默利托主张保持"执政"这个词，因为它既有气派，又有纯朴的共和主义色彩。但是人们很快看到，只有皇帝这个称号才能满足拿破仑的野心和法国人对盛大排场的爱好。于是，1804年5月18日通过的元老院法合正式授与拿破仑以法国皇帝的称号。至于他原先的同僚，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则分别被封为有职无权的帝国大法官与帝国大司库。】

【即使心怀不满的将领和军队管经抗议过帝国的建立和对莫罗的起诉，他们也必然很容易地就给压了下去。在一些地方，如梅斯，军队和民众对帝国的建立及其浮华排场表示很不满意，但是指挥官采取了措施之后，秩序很快就恢复了。因此，情况就是这样∶在建立帝制和以叛国罪对莫罗提出起诉的整个过程中，甚至连仍然热爱共和制的广大士兵们也没有一个人放过一枪。

法国革命将领的经历，总的来说，是相当悲惨的。要是有谁在1795年胆敢预言所有那些给共和国赢得胜利的将领们将会销声匿迹或者将俯首听命于一名科西嘉人，这个预言者一定会被命合闭嘴永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了。

但是，实际情况却要更糟。马尔索和奥什死于来因地区;克莱贝尔和德塞在同一天一个遇刺而死，一个在战斗中阵亡;里什庞斯、勒克莱尔和其他许多勇敢的将领葬身于圣多明各;皮什格鲁惨死狱中;卡尔诺自动退隐;马塞纳和麦克唐纳则投闲置散、居于下流;其余各人很快沦为阿谀奉承之辈;而莫罗则以叛国罪正在受审。

一般民众，虽然目眩于豪华场面，沉迷于种种惊人新闻，可是当他们见到霍恩林登之战的得胜将军莫罗站在被告席上时，他们也不禁有些疑虑不安，而昔日来因方面军的少数幸存者所表现出来的悲痛则预示着∶如果过于滥用法律手续来故人人罪，那一定会出乱子的。

当时，对涉及谋刺拿破仑的案件审判，已取消了陪审团审判制，因此，就可以放心地把莫罗与乔治·卡杜达尔及其同伙，交给法官们在公开法庭进行审问。在这点上，这次审判与万森城堡的午夜军法审判大不相同。

但是，在政治案件的审讯中，从没有象这次那样对法官们施加那么大的官方压力，以求把犯人定罪的。对许多证人的反复盘诘都证明莫罗始终拒绝协助这一阴谋，对他所能提出的控诉最多只不过是∶他希望拿破仑被推翻，鲁与皮什格鲁会晤过三次，拜且知情不报而已。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好公民"应该揭发的阴谋，他消极地予以纵容，这就是他的罪名。

因为这些理由，法官们只判处莫罗两年徒刑。这个判决使拿破仑极为恼火，他原想运用他的皇帝特权赦免莫罗的死罪而不仅仅是赦觅他的徒刑。他把怒气藏在心中，做出宽大为怀的样子，宣布释放莫罗，但他必须去美国闲居。】

拿破仑：我作为第一执政的权力是无限的。

当时拿破仑称帝有个人野心的成分，但客观上也有利于稳定局面，整合法国内部，方便以个人名义应对外部变化和快速决策。

而且，称帝后，拿破仑就可以借着“皇帝”的身份，融入欧洲的“封建体系”，进而通过血缘和联姻搭建“法兰西帝国”（以法国为核心的欧陆同盟）这个体系，以比较“正统”的名分支配欧洲了，至少封建君主们的“排异反应”会多少降低一些（尽管最后这被英国的策略和拿破仑自己的过度扩张给抵消了），而且这也符合拿破仑个人和其家族的私利，何乐而不为啊。

因为人摆脱不了自己的出身，摆脱不了自己幼年的影响，拿破仑骨子里面还是那个科西嘉的小地主乡绅，所以他一辈子照顾自己家里人，给兄弟们发了一顶又一顶王冠，试图建立一个欧洲的波拿巴王朝，其政治理想大概和中国秦末的项羽类似。

而这种旧时代的局限性，也阻碍了他走向更加伟大的、更高的境界。

当然，我不是说华盛顿境界高，而是华盛顿没这个实力而已。真正的境界高，是有实力和也有机会，但是不谋一家一姓之私利。

这样的人，千百年又能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