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发动大清洗什么原因，是排除异己吗？ 第2页

就问题本身来说显然不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用权力斗争模型解释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并非否定权力斗争的存在，恰恰相反有关权力的斗争每次都贯穿在事件之中。

关于大清洗有两个严重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首先是可靠的史料，然后是不受强制力与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思维）干预的自由学术讨论环境，这二者在当今世界都是不存在的，不管是在美帝国主义、俄国还是某大国，都没有区别；顺便某大国也没那个水平，现在的各大尸位素餐研究机构，语言能力都够呛。

导致一场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其实正是周扬这些人。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当年对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是很恼火的。
对于与我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罗尔纲，后来在文革时候，我负责历史所的运动时，我不准历史所的造反派整罗尔纲，我说那是学术争论，而且罗尔纲在解放前是积极支持民主运动的。

大清洗-大恐怖，是1936-1938年发生的广泛镇压运动，一般以叶若夫下台为结束标志，主要表现为秘密逮捕、枪决、对反对派派别活动的打击，处死政治犯681692人。

鄙人抛砖引玉，要说明几个对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刻板印象——不仅出现在否定苏联与斯大林的人中更泛滥于某些所谓“精苏”中（通过俄乌战争检验），同时意图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斯大林主义。

列宁建立清洗制度

清洗，实际上是自我革命（本意，非某大国曲解）与整风的一种，也并非列宁、列宁主义原创，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列宁说：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的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

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曾经有很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那么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的。大家都承认，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家政权，就要进行决战……在这样的时候，不仅把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屠拉梯分子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把那些会动摇和正在动摇的、要去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从各个重要岗位上撤下来，也可以说是有益的。……在革命的前夜和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候，党内的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因为这个政权还没有巩固，因为对这个政权的攻击还非常猛烈。如果动摇的领袖在这样的时候离开，那么这不会削弱而会加强党，加强工人运动，加强革命。

不谈十月革命后、列宁生前的1919、1921两次清党，列宁从社会民主工党与孟什维克的斗争开始对清洗的必要性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以《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920年11月4日和12月11日）为例：

现在塞拉蒂主编的米兰出版的《前进报》（《Avanti！》）进行的这种宣传，不是教育无产阶级去进行斗争，而是瓦解无产阶级的队伍。在这种时刻，党中央委员会应当领导工人，教育他们去进行革命，驳斥不正确的观点。这一点是可以（而且应当）进行的，同时也让各种派别发表自己的意见。塞拉蒂是在领导，但是他领导的方向不对。
开除所有参加1920年10月11日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的人，不会削弱党而会加强党，因为这样的一些“领袖”，即使仍然是忠诚的，也只能“按匈牙利方式”葬送革命。白卫分子和资产阶级很会利用甚至是完全“忠诚的”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之流的彷徨、动摇、怀疑和缺乏信心等等。
如果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贾科米尼、塞拉蒂这些人动摇和要求辞职，那就不要挽留他们，而是马上接受他们的辞职。决定性搏斗时期过后他们会回来的，那时他们对无产阶级将会有用些。
意大利的工人同志们！不要忘记历次革命的历史教训，不要忘记1917—1920年间俄国和匈牙利的教训。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面临着最大的搏斗，最大的困难，最大的牺牲。战胜资产阶级，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巩固意大利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些搏斗的胜负，取决于工人群众的团结性、纪律性和忘我精神。

正如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所写：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列宁禁止派别活动

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迟延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此外，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在批评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而在批评的内容方面则应当通过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从实践中来检验如何纠正党或个别党员的错误。任何对党的一般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都决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等等形成的集团去讨论，而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
代表大会根本反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同时，代表大会声明，在例如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检验。全党应当知道，我们由于遇到了种种障碍，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能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应当知道，党在坚决反对不实事求是的和带有派别性的所谓批评的同时，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检举、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如此等等。
因此，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列宁推行一长制

（一长制在NKVD与大抓捕中有重大影响）

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3月15日）

你们知道，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会议上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就是关于个人管理制和集体管理制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那种对集体管理制的偏爱，往往说明对共和国的当前任务认识不足，甚至常常说明阶级意识水平不高。每当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想说：工人向资产阶级学习得还不够。用民主社会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的情况就可以具体说明这一点，这些人现时在欧洲和美洲打着各种招牌，同资产阶级结成这样那样形式的联盟，参加了管理。他们持有旧偏见是上帝的安排，但是，我们在无产阶级统治了两年之后，不仅应当希望而且还要竭力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落后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可是请看一看，资产阶级是怎样管理国家的呢？它是怎样组织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呢？过去有哪一个抱着资产阶级观点一心维护资产阶级的人说过，个人权力算不上国家管理制度呢？如果资产阶级真有这样的傻瓜，那他本阶级的同伙就会嘲笑他，所以他在任何一次资本家和资产者先生们的重要会议上，都不会说这样的话和发表这样的议论。人们会对他说：难道通过一个人还是通过集体管理机构来进行管理的问题，同阶级问题有关吗？

列宁允许“非法”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那么争议就来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以不受自己的法律约束呢？

自然是拨乱反正的人觉得必须限制，不然铁定人性悲剧。典型的正反方意见如下：

列宁自己是否反对霹雳手段呢？显然列宁说斯大林“软弱”不是冷笑话。

十月革命胜利后，1917年10月26日，苏联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法令，宣布废止死刑。鉴于社会形势的变化，苏联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9月5日颁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决议，下令恢复死刑。1920年1月1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彻底废止适用极刑(枪决)》的决议，规定普通法院不得适用死刑。四个月后，由于协约国的武装进攻，苏联恢复死刑适用。

在1920年废除死刑期间，根据列宁指示，白军头目高尔察克被秘密处决。

上述理论与事实说明，列宁主义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无产阶级专政受到严重威胁时可以发动必要手段——但是手段与目的要保持一致性，而正像斯大林所说，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斯大林主义（卡冈诺维奇）一词，他只是列宁的学生。同时必须时刻强调，既不能把列宁的说法当作教条、认为列宁完全不存在错误，也不能脱离苏联自身国情和每一个时期苏维埃、苏联面对的复杂危险外部局势，不能以任何上帝视角去看待。

也就是说，将列宁涂抹成无害的神像、斯列对立论是许多所谓自由主义者、部分反斯“左翼”、西方学界常用的手法，他们忽视了斯列存在分歧并不是开除斯大林籍贯的充要条件。保持彻底反苏与“反思”立场的，其实是40年代退出共产党、与托洛茨基分道扬镳的陈独秀：

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即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伯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些。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在内容上是一样的。在十月后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托洛茨基直至被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列托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弟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惜精神不佳，一时尚不能动笔耳。

斯大林的哲学

1936年的苏联是否已经面临内部外部的重大威胁？是不是一定必须发动秘密逮捕与恐怖手段才能压制的？基洛夫刺杀案真的与大清洗有充分联系吗？目前来说这是无法定论的。

斯大林的许多错误根源在他的阶级哲学中：

必须粉碎和抛弃这种腐朽的理论：随着我们的每一进展，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就会日益停息了，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似乎就会日益驯服了。
这不仅是腐朽的理论，而且也是危险的理论，因为它麻痹我们的人，把他们引入陷阱，而让阶级敌人能够重整旗鼓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斯大林没有正确区分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这是首先能总结出的教训，其次真正关键的是，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当然后来人尚未取得长远的进步，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挖掘这一问题，时代就戛然而止了。

斯大林怎么说？

最后强调的是，部分有沙文主义倾向、热衷吹捧大清洗的所谓“斯派”与“精苏”就要注意了，就像有部分自称为贡萨罗主义者的人实际上多处违背贡萨罗主席的教导一样，他们真的尊敬作为革命导师的斯大林吗？他们是反对皇帝还是反对自己做不了皇帝？可以说在许多涉及现实能够展现屁股的问题上，他们远不如部分自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关于托洛兹基同志的言论，大部分都是要辩证对待的。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特殊对待”，我是说，在面对所有观点时，都要用辩证思维进行分析。
我不赞同“反斯”，而是要分析大胡子哪些事做得是有用的？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哪些是纯粹瞎折腾的？反对斯的目的只能是大胡子有地方做得不对，而不是把它彻底打倒，让自己来做左的总瓢把子。

斯大林在1939年大会报告发言中说：

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这是政治报告中常用的隐晦说法，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知道，这意思是，斯大林认为1933-1936年的清洗是符合列宁主义的正常程度的治病救人惩前毖后，肯定清洗带来的进步作用；而1936-1938的大清洗，发生了没有预料、无法控制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对其基本持否定态度，并且“毫无疑问”今后也不能再使用。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讲清楚一个道理，很多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单纯的二极管思维是讨论历史的大忌。马克思主义者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因功劳而洗白错误，也不能因错误而掩盖功劳，当然，没功非得抢功，没错非得背锅，则同样不可取。如果认可以上观点，那我们就可以认真讨论斯大林的问题。

大家都清楚“大清洗”的直接原因，就是彼时列宁格勒州书记基洛夫的遇害。作为斯大林的左膀右臂兼亲密战友，基洛夫的莫名遇刺及之后调查的离奇走向都彻底激怒了斯大林，并直接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开端。但正如萨拉热窝的枪声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般，大家都在历史书上学过，早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前，整个欧洲上空早已乌云密布，萨拉热窝只是大战的导火索，同样地，基洛夫之死也只是大清洗事件的导火索，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斯大林或许会为了挚友严办一批官员，但不可能为了基洛夫发动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清洗运动。所以我们必须重点探讨的，是“大清洗”发动的根本原因，为此，我们得先复盘当时苏联面对的内外局势，只有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弄清楚大清洗的底层逻辑。

首先，先来看看苏联当时面临的国际局势。1934年，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6年，英法列强勉强保住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在德国，纳粹法西斯已经上台，欧洲局势越发波云诡谲。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对共产主义苏联是天生憎恶，生怕共产主义思潮向欧洲扩散，因此，这些列强对苏联普遍采取敌视态度。法西斯国家建立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一方面是为了对付苏联，一方面是希望以此为名进行扩张，而英法则希望看到法西斯与苏联互斗，自己坐收渔利，为此积极支持法西斯。总之，苏联当时的国际环境极其恶劣，它没有多少盟友，西边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英法列强和野蛮生长的德国纳粹，东边是虎视眈眈的日本法西斯。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坚定了斯大林对苏联工业化进程的决心。斯大林早在1931年就意识到，一战后的国际秩序是不稳定的，新的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在10年内爆发，届时红色苏联必然是众矢之的，为此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业化，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1934年的苏联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突飞猛进，国家产能飞速提升，但还未使苏联变成顶级强国，而届时的国际局势已和斯大林早前的预判如出一辙，战争的火药味愈发浓烈，留给苏联变强的时间不多了，因此斯大林所考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继续坚决快速地推进国家工业化，这是他一切政策的核心，任何人都不能挡道，而这使得斯大林在面对政治斗争时不得不更加激进。

其次，再看看当时苏联的国内政治局势。1924年斯大林上台后，先后通过政治手段摆平了托洛斯基、布哈林等苏联元老，坐稳了最高权力，但此时苏共内部仍然有巨大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国家的路线问题。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布哈林等苏联元老的路线分歧由来已久，举例子简单说一下就是：斯大林的路线是苏联优先，先利用苏联地大物博的资源，把苏联做大做强，撑过新一轮战争，之后再考虑世界革命，为此必须把重工业建设放在第一位，用工农业剪刀差发展重工业。而托洛斯基的路线则是世界革命路线，他不认为社会主义能在苏联首先建成，为此应该马不停蹄地用苏联的火点燃其它欧洲国家。布哈林则反对重工业优先，他认为应该先照顾农民利益，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先农后工。可以看出，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等人的想法和斯大林背道而驰，如果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只是普通认还好，问题是托洛斯基和布哈林都是苏联元老，即使他们在与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中失势了，他们的路线在党内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当年苏联刚建立的时候，也是首先得先考虑活下去的问题，因此斯大林与苏联元老的路线问题暂时搁置了，而且那是列宁也还在，如今列宁走了，苏共打败了白匪，暂时站稳了脚跟，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过位子的斯大林必须重新面对苏联的路线问题，因为此时的路线选择直接关系到苏联的生死，因此再不能搁置，苏联急需统一思想和路线。

其实在斯大林通过纵横捭阖搞定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大佬后，他的统一路线的手段还相对平缓，也就是启提拔任用新人，换掉路线不一致的老将，温水煮青蛙。本来这一进程还算顺利，但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时间，不同于抗日战争的急不得，斯大林认为苏联的重工业慢不得。就像前文所说的，在1934年纳粹上台后，欧洲局势愈发不稳，这和斯大林的判断如出一辙，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更让斯大林相信自己是对的。反对现在的路线就是拖慢苏联的工业化速度，就是要让我们输掉将近的战争，这一串逻辑链条在斯大林脑海中形成了。随着时间的紧逼，苏联内部的斗争愈发激烈，而此时发生的基洛夫遇刺事件成为了压垮斯大林的最后一根稻草。基洛夫遇刺让斯大林认为苏联内部的反对派势力依然强大，而且他们已经先动手了，再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而现在时间无多，为此，他只有发动他所能想到的最后手段——大清洗。

大清洗审判了上百万人，处死了几十万人，先不说其中大量的冤假错案，只是路线不同就得判处极刑的做法在现在看来也过于冷血，大清洗是斯大林身上抹不掉的污点，也是国际共运史上抹不去的悲剧，虽然大清洗通过肉体毁灭的方式解决了困扰斯大林的路线问题，但斯大林也毫无疑问要为大清洗的悲剧一面负主要责任，把斯大林说成白莲花显然是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就像前面分析的那样，大清洗是斯大林为了推行苏联工业化路线采取的终极手段，那种说斯大林是杀人魔王，大清洗是为了铲除异己，巩固私权的说法更是对斯大林的巨大污蔑。

斯大林早年投身革命事业，无暇照顾和自己离开故乡的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染病身亡，斯大林悲痛万分，在下葬妻子棺木时差点跳了下去；在他成为苏联领袖后，一直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中，依然没有抽出时间照顾家庭，他的第二任妻子因无法忍受而开枪自杀，这件事同样猛烈打击了斯大林，他甚至一度在高层会议上提出辞职；他的大儿子在苏德战争中被纳粹俘虏，而斯大林拒绝了纳粹提出的俘虏交换，他的大儿子最终被纳粹杀害；而就是斯大林本人，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的遗物里几乎没有私产，只有一些旧衣物。他是纯粹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会为了共产主义的前途而审判昔日同僚，却绝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挥下屠刀。我们可以接受对斯大林所表现出的蛮横、专断、冷酷的批评，因为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接受无中生有的脏水。

路线问题关乎一个组织的发展壮大，乃至生死存亡，如何统一路线是每一个组织都必须面对的考验。苏维埃的红色政权诞生在冰天雪地中，诞生在群狼环伺中，诞生在一张白纸中，他有自己先天的不足，因此在愈发恶劣的局势下，在没有可参照的经验下，在斯大林的专断下，苏联最终用大清洗回答了路线问题。

最后再说点题外话，如果你的屁股是坐在美帝、资本主义那边，那你全面否定斯大林没有问题，如果你的屁股坐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边，那你在评价共产主义的领袖人物时一定要三思。在赫鲁晓夫上台，做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都掀起了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浪潮，只有中国，哪怕当年斯大林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依然坚持对斯大林的客观评价，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清楚，斯大林本身早已超越了苏联领导这个身份，他是公认的全世界共产运动的领袖，共产主义者全面否定斯大林，就是在否定自己，就是在自毁长城。苏联的崩溃，始于全面否定斯大林，任何全面否定自己领袖的国家，都难有好下场，苏联死了，我们还活着，老大哥用命给我们上的课，希望我们能从中学到点什么。

〇乎的〇〇〇〇们又扎堆给大清洗这种运动胡吹烂扯。。。〇〇果然什么〇〇〇言论都能发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研究室，马龙闪

《试析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节选）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仅从偶然事件进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对于“大清洗”运动,也应该这样来加以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从分析大量资料中得出结论,“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 ,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仅1930年1～ 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 ,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 ,“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 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
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
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 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2.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
(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 (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
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 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 ,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 “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3.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7～ 1938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 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 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 (1929～ 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 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 1934年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暗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 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 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的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又在党内外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治局面。
在国内社会政治气氛不断紧张的同时, 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在这种形势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 ,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① ,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作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
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 ,“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 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