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欧陆哲学中的“主体（subject)”与英美哲学中的“心灵（mind)”？ 第1页

孟子说：人有善端，由善端生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又由四心生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规范。

康德说：道德就是适用于所有理性人的共同准则。

二者谁说得对？

我个人认为，孟子的思想倾向于道德是人的先天禀赋，是一种超验的概念，所以遵循人心所向，就是一种天然的正确。而康德的思想则强调道德是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它是人们理性实践的结果。但二者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认为道德本身就具有普遍性和可靠性，无需功利的作用。或者说，为道德本身而遵守道德准则，才是真正的道德。

但有一个问题是，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人是如何演化出孟子所说的禀赋来的？或者说人是如何在实践中形成康德所说的普遍适用准则的？

我想，答案就是故事和角色对作为主体的“我”的塑造。

当然，这需要承认一个前提，那就是7万年前，后期智人发生了一次基因突变，拥有了一种虚构故事的能力，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发生了一场认知革命。

我在上一篇文字《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农业革命的火种》中提出：“认知革命是一个长达7万多年的渐进过程，我们至今仍身处其中”。所以，故事和角色对作为主体的“我”的塑造其实仍在继续，我们的道德实践也在继续。

康德曾说，是范畴为我们的感性获得的杂多表象和作为拥有思考能力的主体的“我”，搭建起了桥梁，让我们拥有了析出表象背后的规律并将其加工成经验和知识的能力。而我想继续追问的是，范畴所遵循的综合（动词，意指归纳分析）一切的规则，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作为桥梁，范畴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康德并非没有解释。康德称这种综合或者连接的形式就是以我们的想象力来展开的。这里的想象力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意思，而是特指“形成图像的能力”。但我觉得这样解释还是不够深入，如果我们再深入地问下去，这种“形成图像的能力”是如何产生的呢？我想，即便是康德，也只能将其归结于一种先天的能力。

事实上这种形成图像的能力并非人类所特有，许多动物也有。但为什么这些动物没能建立起范畴的桥梁？

这就要回到刚才我说的那次关键的基因突变。

我很好奇我们的智人祖先们在7万年前第一次拥有了这种虚构故事的能力后，虚构出来的第一个故事是什么？这当然无法考证，但我想一定与组织相关。更确切的说，正是因为有了团结彼此杀出重围的需要，晚期智人才被迫发生了那次基因突变。

我无法找到相关的生物学上的证明，但如果我们假定这样的事实存在，那我们用这件事情来解释晚期智人特有的范畴、综合一切的规则以及“形成图像的能力”，就要合理得多。

与同为智人的尼安德特人等同时代的人类相比，晚期智人无论是智力还是体质都要差很多，尤其是体质方面。要知道，当尼安德特人在12年前进入欧洲时，那时还处在第四纪冰期，但他们居然能够在那么寒冷的环境下生活了5万年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同为智人，他们几乎与晚期智人形成了生殖隔离。而因为脑容量更大，事实上尼安德特人制作的工具和武器很可能比晚期智人的更加精良。

尼安德特人之所以在7万年前开始逐步被晚期智人逐出历史的舞台，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团队规模都很小。与晚期智人相比，虽然他们更强壮，脑容量更大，但他们没有形成虚构故事的能力，没有角色的划分，一旦离开彼此的视线，就无法交流和协作。而晚期智人们，则通过故事凝聚成一个个数量更大的团队，即便远离彼此的视野，也能够通过角色的划分记住自己的任务，从而对尼安德特人实现了分割和包围。

我们无法重现那些具体的过程，但这并不是本文关注的地方。我关注的是，这种角色的划分，对晚期智人拥有形成经验和知识的能力有什么作用。

我的理解是，因为有了故事，才有了角色的划分。而角色则让晚期智人在通过感性器官收到外部表象之后，与之有了一种代入感，或者说有了一种“它们是什么角色？”的困惑。正是在这种困惑中，作为主体的“我”才开始慢慢觉醒，逐步达到康德所说的“我与我自己”同在的状态或称自我意识的统一。当然，这个觉醒的过程并不短，按我上一篇文字的分析，这一过程至少是6万年。

而这种自我同在的状态，就是康德在其1781年第一版《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先验的主观演绎”的前提。在1787年修订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康德删除了这段让人误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论述，但恰恰这段论述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大哲学家们最看重的那部分。

为什么这些大哲学家会重视这种貌似主观唯心主义的论述？我想，其原因就在于，如果没有作为主体的“我”的觉醒和凝视，我们大脑中的意识流，与我们直观体验到的表象（或称信息流），永远都只能是两条平行流动的河流。正是因为有了作为主体的“我”的觉醒，我们大脑中的意识流才被“我”的意志赋予了主动的方向，才真正成为所谓的自我意识。也就以说，自我意识就是作为主体的“我”和我们大脑中的意识流的结合。

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其实就是他们的人格或称作为主体的“我”已经残破或消亡。而大脑中的意识流在没有了主动的方向后，就只能依靠残存的记忆在残缺不全的“我”的指挥下混乱地流动。

所以，当我们的大脑在综合一切表象时，其本质就是我们接收到的表象的信息流与我们大脑中的意识流的融汇。作为表象的信息流是没有方向的，但我们大脑中的意识流在被作为主体的“我”赋予了方向后，就能主动与之融汇，或称有了主动方向的自我意识对表象进行了综合。这应该就是康德所说的“形成图像的能力”的形成过程。

所以，与其说范畴是一座桥梁，不如说它更像一条管道。而这条管道就是在作为主体的“我”的指挥下我们大脑中的意识流的冲刷作品。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有趣或者说大胆的设想。既然是作为主体的“我”赋予了我们大脑内的意识流以方向，从而形成了自我意识。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作为主体的“我”确认了我们的大脑中的意识流是“我”的一部分。但为什么不能将感性获得的信息流也视为“我”的一部分呢？在作为主体的“我”觉醒之前，二者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我不是想承认主观唯心主义。我想说的是，灵魂、宇宙和上帝是人们公认的三个先验的事物，当我们在思考宇宙和上帝时，我们的自我意识的方向显然是指向了这个客观世界。但当我们在思考灵魂时，我们的自我意识是不是也是在用这个客观的世界作为参照来思考我们自己呢？这算不算一种信息流的倒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