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考到举人可以初授多大的官？ 第1页

一直有研究明代科举，借这个问题我来较为全面地讲一下明代举人的出路、去向（不仅仅是只讲举人入仕时初授官职）。

为了不答非所问，此回答为简化版，主要讲述举人初授官职时的具体形式及一些实例，关于明代举人的出路、去向问题见此文章：

明代90科乡试共取举人十万余人，而通过会试者的总数大概有24500人左右。

由此可知，明代终身为举人者共有八万多人。

在这些举人当中，出路及最终的结局差异巨大。其中有位居人臣、功勋彪炳者，亦不乏文采烨然，煊赫一时者。

然而，就同现在一样，明代的“学历歧视”也非常严重，由于无法摆脱“举人”这一身份标签，很多明朝举人在政治与社会舞台上，时常扮演着一种尴尬的角色。

一、明代举人的出路

笼统而言，明代举子一旦获取了举人功名，也就具有了选官资格。但实际上，会试下第举人能直接选官者只是少数，而且所选一般为府、州、县学教官。

而对于大多数会试下第举人来说，实际上还需依例入国子监，一面可以继续参加会试，一面通过坐监肄业和挨拨历事获得选官资格。

当然，也有部分下第举人选择了放弃会试和选官而潜心研究学问或从事艺术的道路。还有很多屡应会试而不第、未及选官而身故者。

总地来说，明代会试落第举人的出路有入监与依亲两种形式。

具体细分，入监举人又有肄业科考与历事听选两种道路。

而依亲中也可选择游学科考、吏部谒选、乞恩就教、坐馆及讲学等几类。

大体上看，明代初期，入监为落第举人的主要选择。从中期开始，依亲人数增多而坐监者日少。

另外，明代会试以后还会有一类“副榜（乙榜）举人”，所占的比例还不小，在明朝前期有比较固定的去路，在下文我会首先专门来讲一下“副榜举人”。

这里有一张明代举人的出路示意图，比较直观：

（一）副榜举人充教

副榜举人，是指会试成绩较好但因名额限制未被正式录取而录为副榜的举人，又称为“乙榜”（进士则称为“甲榜”、“甲科”）或“备榜”举人。这些人比其他的落第举人要优秀。

明代取会试副榜以充教职，始于洪武时。如永乐阁臣胡俨中洪武二十一年会试副榜，授松江华亭教谕。

所谓教职：

儒学。府，教授一人，从九品。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

学官教职品级是非常低的，只有最高的府学教授才是从九品，其他诸如学正、教谕、训导等学官则未入流，无品级。

自洪武以来，以会试副榜举人充教已成为明廷选任府、州、县学教官的定制和最为标准的来源。

但由于副榜举人若依例充教，官品皆为未入流，且难于升迁，而若通过入监历事而铨选行政官员，则一般可初授即为府佐及州、县正官，品秩在正七品以上。

在如此强烈的反差之下，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副榜举人不愿充教而选择入监或依亲读书。

下表就反映了这一变化：

由上表可知，在宣德和正统初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副榜举人尚能依例充教，而至正统中，绝大多数副榜举人就拒绝充教了，这必然造成府、州、县学教官的严重缺员。

为此，明廷一方面自景泰七年开始，考选已通过廷试且愿就教职的岁贡生员直接充教，以此解决教官严重缺员的问题。另一方面，仍不断催令和吸引副榜举人依例充教，以使教官队伍的素质不致过度下降。

但尽管如此，当时副榜举人仍是普遍不愿就教职。

上述局面，嘉靖以后始有明显改观，因为随着举人累积数量的增多，在监等待拨历和在吏部待选的时间不断延长以及举人教官考中会试的增多，副榜举人由过去不愿甚至拒绝充教逐渐变为安于充教了。

到万历时，“吏部言贡途淹滞，皆因举人署职者多”，以致明廷开始限制录取副榜的数量，即“礼部奏准每科副榜举人限取一百三十名，非真正备卷不录”。

（二）举人入监——肄业以俟后科或历事待选

入监，即指会试落第举人入两京国子监肄业。

明代举人入监最早的记载当在洪武五年十月，自洪武十八年开始，下第举人入监肄业就成为常例，且迄于明末，成为国子监生的主要来源之一。

前面提到了副榜举人，本应按例授教官，但有些年少副榜举人也被允许入监肄业。到了正统十三年，直接取消了年龄限制，只要副榜举人愿意就可以入监了。

入监举人一般也有两种选择：一是以监生身份继续参加会试考进士，二是以监生身份历事进入仕途。

举人入监后，按制经过肄业历事就可获得选官资格，“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

应该说，入监一途逐渐成了明代下第举人出路的主流，“举监”也是监生中文化素养最高的一个部分。明后期，又定为“举人坐监者例选有司，未坐监者例须就教”。

1、举人监生继续参加会试

入监落第举人可以继续学业，安心以备下科会试。尤其是对于甲科不中，录取为乙榜的举人而言，由于教官职卑位谦，大多数人并不愿甘心就教，入监肄业便成为这批人寻求更好出路的选择。

而这期间如能拜得名师，不仅有裨于学业，且能为下科考试积累深厚的人脉。

2、历事为官——吏部听选

除去以监生身份参加科考，以监生身份历事（“拨历”）也是举人获得出身的一种选择。

明初任官多途，其中国子监生可由坐班而获得分拨到各政府部门观政，充历事生实习的机会，即所谓的“计日以通经，积分以出仕”。

且由于明初为官不拘资格，举人多有由此途起家而官至部院大臣者。

如永乐时的宠臣、刑部尚书吕震，“洪武十九年以乡举入太学，时命太学生出稽郡邑壤地，以均贡赋。震承檄之两浙，还奏称旨，擢山东按察司试佥事”。

又如工部都水司郎中赵泰，“登永乐癸卯乡举，明年试礼部中乙榜，当授教官，愿入太学肄业，寻历政宪台，擢常州府同知（正五品）。”

建昌人郑诚“永乐辛卯领乡荐，入为太学生，夙夜淬砺，器宇日充。历政冬官，以勤慎自效，擢为吏部司务（从九品）。”

随着官僚队伍的稳定，尤其是授官资格的固定，举监选官也有了明确的规定：“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

举人、贡生会试没有考中而入国子监待选的，或授小的京官，或授予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予教职。

举人监生选官一般就是授小的京官，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

实际上举监选官一般还需要进行考试，《吏部职掌》对明代考选中举监的选官规定也有记录：

举监考选，双月大选，应考举、贡、官、恩、粟监生先期收卷弥封，至日黎明散卷领签，侯堂考论、判各一篇，本日当堂发落，考定资次官衔。司务、孔目、知州、京知县、京推官俱举人除；通判、推官、知县俱举、贡兼除。

考试内容为策论和判语各一篇，还是比较正规的，需要先期弥封，考完当日出结果，根据考试成绩授予官衔。司务（六部、都察院均设有司务厅，各有从九品司务二人）、孔目（翰林院未入流官）、知州、京知县、京推官等官职专授举人。通判、推官、知县则举人、贡生皆可授予。

3、历事多年后再度科考

然而到了明代中期，随着国子监积分法的废弃，按资“拨历”成为在监学生获得出身的惟一常规途径，以致监生往往有坐监十余年，方得拨历。

加之仕途渐臃，大批监生积滞吏部听选的局面也日趋严重。尽管在历事一途上，举人出身者较岁贡监生及纳赀入监者更具优势，但仍有不少举人在多年历事后重新选择了科考这一道路。

（三）依亲

相对于入监而言，依亲主要是指举人在家中继续学业，参加下科会试或自谋出路的方式，这也是明代政府对大批落第举人较为无力管理的结果。

加之监生历事一途的壅滞，至明代中期以后，依亲逐渐取代入监，成为落第举人进一步谋求出路的首选。

由于依亲只是表明落第举人的不在监的一种状态，而非具体的出路，下文就其具体内容分而论之，以便更细致的了解当时举人的各种实态。

1、坐馆——继续科考

所谓“坐馆”，指的是担任塾师或幕客。

对于依亲举人来说，醉心科场，不事农商，却需长期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计。因此，坐馆训蒙便成了这批人在中式之前最为常见的选择。

比如我们熟知的《项脊轩志》的作者昆山人归有光，嘉靖十九年乡举，至四十四年方成进士。在近三十年的科考生涯中，坐馆入塾成为其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谈书谈道，学徒常数百人”，而考虑到其进士后居官短短数年，亦无卓政，奠定归氏文坛地位的，恰是其坐馆岁月中。

坐馆一途，还包括入幕为僚。

如常州府宜兴县人周淳，嘉靖三十四年举人，居兵部尚书方公幕府，有暮夜馈之金，斥不受。张居正欲罗致门下，谢弗见。后官太康知县。

２、举人直接授官

举人直接选授行政官员，主要集中在明初特别是洪武时期和明朝将亡的短暂时刻。

（1）明初

明初建国伊始，一方面是朱元璋以猛治国、重典治更，对人才需求量很大。

另一方面，明朝培养 、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制度正处于形成阶段，人才供不应求，用人又不拘一格。

所以，不少举人既未参加会试，又未入监，就直接被任用为官。略举如下例子：

洪武三年应天首科乡试，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贡南宫，上求治之切，皆采用之，至有拜监察御史者。
洪武四年十二月，以天下官多缺，命是岁各处乡试取中举人，俱免会试，悉赴京用之。
洪武六年正月，以举人蒋学、阎钝为起居注，傅宗岩、崔萃为给事中，赵震、殷哲为翰林应奉。又以举人张唯、王辉、李端、张独为翰林编修，萧韶为秘书监直长。继又以王琏、张凤、任敬、马亮、陈敏俱为编修。同年四月，以举人吴矩为起居注。
洪武二十四年，擢下第举人张孟镛等为主事。
永乐元年十二月，擢乡贡举人王偁为翰林院检讨。
永乐二年五月，擢举人莫福为刑科给事中。
永乐十七年十二月，巡按交阯监察御史黄宗教言：“交阯人民新入版图，劳来安辑，尤在得人。今府、州、县官多系两广、云南等处岁贡生员、下第举人，未入国学，因其愿仕远方，遂授以职。"

以上都是洪武、永乐时期径授举人为行政官员的例子。有监察御史、给事中等科道官，有主事等六部属官，甚至还有编修、检讨等翰林官。

对于洪武六年的选举人为翰林院官，《万历野获编》认为是明朝选庶吉士的雏形：

【选庶吉士之始】今会试后，考选庶吉士，人谓始于文皇帝永乐甲申科，取二十八人以应列宿，相传已久，而竟不然。自太祖洪武四年开科取士，至六年癸丑，又当会试，诏命罢之，特选河南举人张唯等四名，山东举人王琏等五名，俱授翰林院编修，命赞善大夫宋濂、桂彦良等教习，此即选考庶常，权舆于此矣。

由此可见，明初不少举人直接授官的初职就是比较好的。主要还是因为天下初定，百废俱兴，官员缺额较多。

就如我朝改开之初，刚刚恢复高考，急缺人才，老三届的学生真是占了大便宜，但凡读个大专、师专，后来都爬到了高位。一旦过了这个风口，就很难有这么好的机会了。我高中班主任物理老师，就曾感慨他就是晚了那么一两年，不然早就当大官了....

此后随着官源的日益供过于求和选官制度的完备，此类例子就鲜见于记载了，即有记载，也为特例，如：

宣德十年二月，擢举人詹万里为唐府长史司纪善。万里，前长史恩之子，为王所奏举。行在吏部谓其不可，上笃亲亲之意，故从之。

（2）明末

明祚将覆之时，又出现了一个径授举人为行政官员的短暂高潮。

如崇祯十三年四月，谕吏部曰：

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考选屡奉旨举贡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贡士并试过岁贡生，共二百六十三人，俱着于六部司属，都察院、通政司、太常寺各司属，及推、知正官，通行察缺，依次填补。此系特用，后不为例。

其中，“就教贡土并试过岁贡生”，即指乞恩就教的下第举人和已通过廷试的岁贡生员。《江西通志》载“内举人一百六十三名，岁贡生一百名”。

此为永乐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破格用人，旨在破除根深蒂固的资格用人的局面。

但因其并非制度改革，只是一次用人特例，且明确宣布“后不为例”，更非择才而用，故其除对此次被特用的263人能够起到一定激励作用外，而对改变资格用人的局面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崇祯十六年九月，帝谕吏部、都察院：“有司多阙，令会试副榜百十二人定衔，尽行除补到任，有愿再会试者听。”但半年以后，明朝也就灭亡了。

3、举人赴吏部听选（考选）

其实一般举人即使没有入监也可以赴吏部听选，但需要经过一定年限，而且全看运气，有时候等个十几年也不一定候到官缺。《吏部职掌》记载：

成化二年该本部题准，朝觐考察后，各处府、州、县、同知等官缺多，合将在部听选举人限上选三年以上，岁贡六年以上拣选。以后每遇会试后，本司示限入拣年份，举人、岁贡各某年起，各具通状，于三月初旬投司查明，先期题请大约拟选人数，举人二分，岁贡一分，司拣倍取，然后堂拣，俱年貌器度相应当日列名示知，纳卷弥封赴堂考试，照序举人选府同知、知州、通判、推官、知县，岁贡选通判、推官、知县、州县佐贰。

听选举人限上选三年以上，可以授府同知、知州、通判、推官、知县等官。

落实到细节上，万历初期吏部尚书张瀚《松窗梦语》中对举人选官高下又有进一步的说明：

举人上选，惟凭一日之试。上卷同知、知州，中卷知县，下卷通判。此以文为高下，维试吏见才，当公荐举，以示激劝。今抚、按荐扬，通判鲜及，殊失公平正大之体。如有贤能卓异者，必与同知、推官并荐，部中亦一体升转。因仍之弊，何可袭也？

据吏部尚书张瀚所说，举人考选，全凭一日之考试，上等授同知、知州，中等授知县，下等授通判。

当然，张瀚所说大致为明朝后期的情况，实际上明代中前期考选授官主要看人的身材样貌，考试并不重要。

据嘉靖时吏部侍郎霍韬（1487年-1540年）的《渭厓文集》卷九《吏部文移》记载，明代早期选官主要是看人的身材样貌，考试纯属走过场，有时候考试未完，官衔已经确定了，其实随意性很大，到明朝后期才兼顾材貌和文学（考试成绩）。

明初授官不拘资格，举人虽由教职、佐贰起家者尚能跻身八座，得列部首。中叶以后，这样的情形便属罕见。

而由举人出身谒选者，往往备受冷遇，比如江南举人鲁史，会试落榜，不得已赴吏部听候铨选。他发现吏部官员叫甲科进士时会作揖，以礼相待，而叫到举人的时候则不作揖。鲁史深感耻辱，遂拂袖而去，情愿接着再考。

鲁存雅名史，江南举人。负宿望，艰于一第，不获已，赴部候选铨。堂吏呼甲科揖，乡科不必揖。鲁公愤甚，自言人至不容一，尚不知耻乎？遂趋而下，愿再侯一科。

因此，谒部听选，往往是举人数科不中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没有入监、就教的一般举人，是没有资格授予官职，比如据《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记载，天启元年三月十五日，山东道御史傅宗龙疏陈积弊并献刍言，其中提到“举人坐监者例选有司，未坐监者例须就教”，所以一般举人赴部听选授官着实很难。

4、举人考试就教职——迂回之途

除谒吏部听选外，举人经过考试就教职也是落第举人的一条重要出路。

明代一般的举人充任府、州、县学教官，要稍早于副榜举人，在初设科举时，就已经有个别举人充教的例子。大致从洪武三十年开始，会试下第举人就需要通过考试才能充教。

随着科举人才的日益增多和不断积压，不仅入仕之途日趋壅塞，而且教官之缺也日益难得。有些下第举人遂先于副榜举人开始对就教持积极态度。

于是，明朝在景泰、成化年间曾再次予以重申强调：“会试下第举人有愿就教职者，照例送翰林院考试，果通三场，量为除授”。

以致到嘉靖初就出现了“下第举人乞恩就教”的情况，吏部铨选也专辟“举人乞恩就教”选途。

与久滞吏选相比，就选教职尚能获得一较为稳定的职务，且有机会继续参加科考，故而那些未入乙榜的举人尚有乞恩就教的选择。

其程序则是下第举人向礼部提出申请后，经由廷试，再咨吏部选除。

除授的具体职务则先学正、教谕，次训导，俱与实授。

而这些举人教官经过一定年限之后也可以升迁为行政官员。

举人出身的教授、学正、教谕等学官，相对岁贡生出身的学官来说，出路还是比较好的。

凡任职三年以上，若学行优者，可升任国子监监丞、助教等官；若有从政这方面的才能，可以升任推官、知县等官。

若教官任职满九年，府学教授可升任国子监监丞、助教、学正等官。其中年四十以上、五十以下的举人出身者，再行考试，考中授予知县。

由于这个出路算是比较好的一种，因而乞恩人数较多，有时甚至出现无缺可补的局面。

与现代类比，大概就相当于公办学校正式编制的老师，而且随时还有继续参与公务员考试的资格，甚至任教职满一定年限，经考试可以直接授予县长等行政实职。

这样的出路，能不火吗？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举人乞恩者虽多，却多为会试屡遭挫败、甲第无望之人，“乞恩就教”成为下第举人的无奈之举。

二、明代举人从政为官实例

明代举人虽有资格参与选官，但毕竟因出身逊于进士，而在初授及迁转中多受限制。

从明初的不拘出身，而至中后期独重科目，而科目之中，又以进士为贵。及至明亡，此种情况亦无大的改变。

（一）明代举人的出仕趋势

明代举人四品以上官员统计图（遗漏较多，粗略趋势）：

明代举人出身九卿部首任职趋势图：

划分标准：按照举人居官致仕的朝代作为划分标准。因为举人致仕标志着该人物政治生命的终结，致仕者越多，则说明前期出仕者多，而致仕者越少，则可推知前期出仕者愈少。

观察上两幅图，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就四品以上举人官的致仕情况来看，正统与天顺、成化两场可以看做是两个高峰值。

这主要是因为明代前期举人任官迁转尚不至淹滞，洪武、永乐时期踏入宦途的举人，经过近二十年的宦场磨砺，大致于正统时期达到了仕途的顶点。而于正统年间、景泰年间起家的举人，基本也退隐于天顺、成化时期。

但是在图二中我们也注意到，成化时期致仕的四品以上举人中，为列九卿者已寥寥无几，因此，在高级官员迁转上，至少在正统以后，已经开始有所变化。

弘治年间贾俊以举人而官至工部尚书，时“专重进士，举人无至六卿者，俊独以重望得之”，已视为异途。

嘉、万之际，海瑞则以教谕出身官拜南京右都御使，位挤九卿之列，惟其一人而已。

直至崇祯间，时值边事频仍，国家多舛，我们方才在四品以上官员看到更多举人的身影。

（二）明代举人从政为官实例

“国初立贤无方，甲、乙科并进”，故而在明初的政治舞台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举人出身的官员，在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天顺以后，举人位列部首者廖若晨星，且大都起自非常之途，预示着上层政治的某种变动。

１、明初（洪武一正统）

（1）夏原吉——以举监初授户部主事，终户部尚书

明初举人位列部院重臣、功勋卓著者不下数人，最为显赫的当属湖广长沙府湘阴县的夏原吉。

洪武二十三年举人，遂入国子监，选入禁中书制诰，后擢户部主事。建文初，升户部右侍郎。太宗入正大统，转户部左侍郎，寻升户部尚书。为官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以政绩、品性而论，堪称明代举人第一人。

（2）吕震——以举监初授山东按察司试佥事，寻升户部主事，终礼部尚书

与夏元吉同为部院大臣者，还有洪武十九年举人，陕西西安府临潼县人吕震。会试下第后入国子监，以监生历事称旨，擢山东按察司试佥事，入为户部主事，升北平按察司佥事。永乐初升大理寺少卿，寻升大理寺卿，再升刑部尚书。仁宗时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

（3）郭敦——以举监初授户部主事，终户部尚书

郭敦，洪武中以乡举入太学，授户部主事。后历衢州知府、河南左参政等职，永乐十六年擢礼部右侍郎兼太仆寺卿。仁宗时进户部左侍郎。宣德二年进尚书。

（4）赵羾——以举监初授兵部职方司主事，终南京刑部尚书

赵羾，洪武中由乡举入太学，历兵部职方司主事、浙江参政、刑部侍郎，改工部，再改礼部。永乐五年进礼部尚书。永乐十五年为兵部尚书。仁宗时改南京刑部尚书。

（5）陈恭——历政刑部后初授兴化府通判，终督理柴炭工部尚书。

陈恭，祖籍浙江宁波府鄞县，举永乐乙酉（三年）乡试，与修《永乐大典》，历政秋官（刑部），出判兴化府事（福建兴化府通判），升工部营缮司郎中。宣德二年，升行在大理寺右少卿。正统元年，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提督供应柴炭。正统二年，管理柴炭行在通政使司左通政。正统九年，管理柴炭行在工部右侍郎。正统十四年，督理柴炭工部尚书。

（6）年富——以会试副榜充教德平县学训导，终户部尚书

年富，南直隶凤阳府怀远县人。永乐丁酉（十五年）乡荐，会试中乙榜，为山东济南府德州德平县学训导。九载赴京，擢吏科给事中，命掌刑科事。宣德乙卯，陕西右参政。正统甲子，升河南右布政使，转左布政使。景泰二年，提督大同军务兼理边储左副都御史。天顺二年，南京兵部右侍郎，改戶部右侍郎，巡抚山东。改巡抚山东左幅都御史。天顺四年，升户部尚书。

（7）沈固——以举人直接授官，初授山东兖州府沂州同知，终户部尚书

沈固，南直隶镇江府丹阳县人，洪武二十七年，初制《大诰》，选能课诵者，固年九岁，应诏，试第一，赐钞还。永乐初弱冠中举。永乐元年初授山東沂州同知。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山东左参政。正统初进户部右侍郎，进右都御史，寻以却虏功转左都御史。天顺初为户部尚书。

（8）马昂——以举监选授鸿胪寺序班，终户部尚书

马昂，北直隶沧州人，由举人入国子监，选授鸿胪寺序班。正统二年，升监察御史，正统八年，直接超升为刑部右侍郎。正统十一年，参赞甘肃军务右副都御史。景泰四年，总督两广军务右副都御史。景泰五年，总督两广右都御史。天顺元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天顺二年，兵部尚书。天顺八年改户部尚书。

（9）赵新——以举监历事初授工部主事，终吏部尚书

赵新，浙江杭州府富阳县人。永乐三年举人，入国子监。以善书选修《永乐大典》，授官工部主事。后历官吏部稽勳司郎中、吏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正统十四年，升吏部尚书。

（10）王彰——以举监使山东平籴，初授吏科源士（即给事中），终都察院右都御史

王彰，河南人，洪武二十年举于乡，补国子生。使山东平籴，以廉干称，擢吏科源士，改给事中，累迁都给事中、刑部员外郎、山西左参政。永乐中，召为礼部右侍郎，改户部右侍郎、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升右都御史。

明初的举人除了以上这些官至二品部院大臣者，还有不少官居三品重臣者，如前面有人提到的成化时的兵部左侍郎滕昭。

不过他并非以举人直接授官监察御史，实际上他还是走的坐监的路子，初授官是景泰四年，也并非实职，而是试监察御史，景泰七年才实授。

另外洪武年间还有一位有名的苏州知府，也是以举人入国子监，洪武十九年直接擢为四品的苏州知府，“王观，河南祥符人。由乡荐入太学，擢知苏州府。”他在当地造福一方，受到百姓称颂，朱元璋将其榜示天下。后来还被当地人纳入“姑苏五太守”之一，并祀学宫。

以上诸人，虽为举人出身，在事功上却丝毫不逊于同期的进士官员。

2、明代中期（天顺—正德）

天顺以后，选官渐拘资格，“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南北吏部及礼部非翰林不升任”、举人入翰林者，明代前期便殊为少见，其时惟有胡俨、陈山、张瑛三人而已。而至此途一绝，举人列部首的机会便更为稀少。

成、弘年间，举人官至六部首座者，只有周瑄、贾俊二人。

（1）周瑄——以举监初授吏部主事，终南京刑部尚书

周瑄，由乡举入国学。正统二年授行在吏部主事，从英宗北伐，被创归，得以擢署郎中。景泰元年，以尚书王直荐，超拜刑部右侍郎。其后为侍郎长达十六年，宪宗登基，方迁右都御史。又久之，迁南京刑部尚书。

（2）贾俊——以举监初授试监察御史，终工部尚书

贾俊，景泰元年中举，入国子监，天顺三年以举监选授试监察御史于各道理刑，至成化年间，巡抚宁夏达七年之久，成化末历工部右、左侍郎，方至尚书。

上述两人仕途迁转经历，早已不复明初之势，而终得以官列九卿，也是亏得身强体健，方才久熬成器。

3、明代后期（嘉靖—崇祯）

明代后期能官至二品部院大臣的举人只有万历年间的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和崇祯年间的兵部尚书陈新甲。

（1）海瑞——初授南平教谕，终南京右都御史

嘉、万年间，官员铨选拘泥资格，仕途积滞已成积重难返之势，从中央到地方，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

嘉靖末年，严嵩内阁倒台之后，吏部有意振作，于是广东海南籍举人海瑞遂以一时代改革之典型而备受瞩目。又加之其为官清正，且敢冒死上谏，因此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短短十数年中，海瑞由南平儒学教谕而官至右佥都御使，巡抚应天。

然而，乡举出身的海瑞始终融不入当时的以进士为主的京官群体，而被指摘为“迂滞不达政体，宜以南京清秩处之”，而终官南京右都御史。

（2）陈新甲——初授定州知州，终兵部尚书

明末崇祯年间，明王朝大厦将倾，在当时朝中大臣“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的情况下，一批以兵事见长的举人官员逐渐暂露头角：

庄烈帝破格求才，得十人，丘民仰、宋一鹤、何腾蚊、张亮以忠义著，刘可训以武功闻，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劳致位，而陈新甲官最显。

陈新甲，四川重庆府长寿县人，崇祯年间曾官至兵部尚书，是明代最后一位官至部院重臣的举人。

万历三十六年举人，后授定州知州。崇祯元年入为刑部员外郎，进郎中，迁宁前兵备佥事，后得杨嗣昌荐，得以擢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十三年，陈新甲以善长兵事而得以超擢，代傅宗龙为兵部尚书。

松山之役败后，崇祯接受陈新甲议和建议，事未成而新甲遂为众矢之的，遭科道言路交章弹劾，然罪不至死，大学士周延儒等人亦是极力挽救，孰知崇祯杀意已决，终遭弃市。

另外，还有一些能官至中央四品以上官职的举人，如艾穆、陈九畴、何宗圣、孙元化、宋一鹤等等，这里不再细说。

三、总结

总而论之，明初百废待举，君主亦励精图治，因此就官员拣选而论，重其才而不拘其出身，即使仕途起点微末，也能凭为官政绩步步迁升，因此举人多事功卓著，而不逊于进士。

天顺以后，官僚队伍渐趋稳定，授官循资格，又加之仕途迁转淹滞，举人身影逐渐从中央高层官员中消失。

嘉隆以后，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偶有一二举人超擢其中，背后却要付出一般进士数倍的心血，而随着明末政局的动荡，升进举人又往往成为政治集团争斗的牺牲品。

以事功政绩来看，举人才能并非不如进士，并且也更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如夏原吉、吕震、海瑞、陈新甲等人，均长于任事，有经世之能，然而却往往苦于时局，动辄牵掣。

而以品性而言，举人多棱角，不易合群，虽敢于任事，却难持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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